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22页

作者简介：孙宏年，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摘要：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关键词：文化“疆界观”;地理“疆界观”;碰撞交融

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边疆地区，1644年入关统一中国，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奠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清一代，在对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的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既有文化上的“疆界观”，又有地理上的“疆界观”。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17世纪中期以后由于中国与邻国在这方面的某些差异出现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的入侵发生了观念上的显著变化，出现了从碰撞到交融的现象。本文主要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加以探讨。

一

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17世纪中期乃至以后一定时期内，“夷夏之辨”主要是中国与朝鲜、越南等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邻国及周边的部族确定谁是文化上的“蛮夷”、谁是“华夏”的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这一观念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夷夏之辨”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和一些邻国，朝鲜、越南士大夫阶层长期认为清朝以“蛮夷”入主“中国”，是“以夷变夏”，并在其国内的历史文献中有所反映。

先看朝鲜。李朝君臣开始把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视为“胡”人的“夷狄”政权，坚持“不背明、不怒金”，后又积极联明反金。皇太极即位后发动对朝战争，1637年李朝被迫与清结成“兄弟之盟”，成为其藩属，但并不甘心“永绝南朝(按:即明朝)”、仿照明例称臣纳贡，在《仁祖实录》、《承政院日记》等重要文书中直至1644年仍使用“崇祯某年”的纪年。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了明朝，而朝鲜国内仍然长期存在着“尊周思明”观念，不仅士大夫阶层普遍感念明朝出兵驱倭的“再造”之恩，有人还强调明朝灭亡后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崇祯日月”，而且在1704年，即明朝灭亡60周年，李朝肃宗隆重祭祀明朝的崇祯皇帝，又下令筑“大报坛”，次年建成，祭祀明神宗，1749年又定明太祖、神宗、毅宗并祀，以示“思明”、感恩之意。①

越南的情况如何呢?清朝兴起于东北时，安南后黎朝、高平莫氏政权仍是明朝的藩属，1644年以后开始与入主“中国”的清王朝打交道，但开始都不愿承认这个“蛮夷”建立的王朝，甚至到了19世纪初期越南阮朝的明命帝仍强调清王朝是“蛮夷猾夏”。

清朝初年，安南后黎朝和高平地方的莫氏政权一度拒绝承认清王朝，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直至1659年永历政权逃亡缅甸以前，相邻的粤桂滇三省长期控制在反清力量手中，南明的数万军队是黎朝和莫氏首先面对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越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中就包含着“华夷之辨”等内容，后黎朝君臣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认为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原是“蛮夷猾夏”，与南明政权维持宗藩关系对外体现为对明朝君主之忠，对内则能宣扬纲常伦理、维护统治秩序，并通过《大越史记全书》传之后世。《大越史记全书》是后黎朝官修史书，记述了从传说时代到1675年的越南史事，1497年由吴士连完成了1428年前的内容，1665年范公著奉命完成对1428至1662年间史事的增补，1697年黎僖又奉命增补了1662至1675年间史事。该书中的相关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用中国君主纪年折射出奉谁的“正朔”、承认谁是“中华正统”的意识。该书纪年时采用中、越帝王年号并行的方式。其中黎纪所用中国年号在1644年前只采用明朝皇帝年号，1644年清朝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权，这一年即为清顺治元年，但该书只记“明崇祯十七年”，不记录清帝顺治年号;1645年才“清世宗福临顺治元年”与“明唐王隆武元年”并行，1647年则为“清顺治三年”与“明永明王永历元年”并行，此后一直同时使用“清顺治(或康熙)某年”与“明永历某年”。1667年，即在永历政权灭亡五年后，仍同时以“清康熙六年”与“明永历二十一年”纪年，正是在这一年清朝遣使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与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668年和以后的七年才在纪年时记为“清康熙某年”，不再记入“明永历某年”。

二是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录有所取舍。1646年，南明隆武政权建立之时，清军已经大举南下，后黎朝仍派阮仁政、范永绵等“同天朝都督休参驾海往福建，求封于明”，祝贺隆武帝即位并进贡。《大越史记全书》在《黎纪九·黎真宗福泰四年》专门记下这件事。可是，这年夏天清军入闽，隆武政权灭亡，安南部分使者被执送到北京，1647年清廷给安南贡使“敕谕，遣赴本国，招谕国王”，只要把明朝封诰印敕送还，清廷“亦照旧封锡”。②黎朝对此并未理会，仍与南明政权往来密切，该书中也不载其事。到1659年，清军控制了粤桂滇三省，1660年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奏报，安南国都将、太傅、宗国公武公恣遣目吏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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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朝鲜李朝与后金政权、清朝关系及观念演变，本人得到李大龙编审指点，并参考了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227页;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46页。

②《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丁亥六月丁丑。

信阳郡王军前，摅忱纳款”。①这次“摅忱纳款”本是黎朝与清朝接触的一件大事，但《大越史记全书》同样不载其事。

高平莫氏与后黎朝有过“拥明拒清”的相似情况。该政权是安南莫朝的残余势力，1592年后割据高平地区，与广西归顺州接壤，1659年底之前与南明永历政权有过往来，1661年莫敬耀被清朝册封为“归化将军”。1659年清军进驻归顺州时，南明德阳王朱至濬与太监黄应麟、总兵闫永德等潜入莫氏辖地避难，清朝要求莫氏交人，莫敬耀只是称闫永德已死，其他人听说莫氏归顺清朝已逃往黎朝控制区。对此，莫氏部属却称:“德阳王现在(莫氏辖境)，但莫主受朱朝的恩，不敢背义。”②言下之意，莫氏不愿为清朝拿解南明王室、部属，以报“朱朝的恩”。这些都说明无论是后黎朝，还是莫氏政权，开始都不愿承认“蛮夷”建立的清朝，在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之前，明朝仍是“中华正统”。

在越南史籍中，《大越史记全书》并非视清王朝为“蛮夷”的最后文献，越南阮朝所修的《大南实录》中也保留了相关记载。阮朝嘉隆、明命时期(1802—1840)就设国史馆修撰本朝实录，历经数十年，完成了多达584卷的汉文本《大南实录》，记录了阮朝从17世纪割据越南中部直至19世纪的史事。其中，大量记载涉及中越关系，记述中总是称清朝为“清国”，把越南遣使中国记为“如清”，尽管阮朝君主呈交给清朝的外交文书中自称“国王”，称清朝为“天朝”。不仅如此，1834年，明命帝还在与近臣的谈话中专门对比过清朝的“以夷变夏”和阮朝的“以夏变夷”:

清之得明，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其势甚难。顺治幼君，叔父摄政，自称为皇父，实为悖理，而亦赖以安康。及康熙嗣立，才八岁，又有三藩起事，势已倾危，未几卒能削平，非天之祐，其能然乎?皇考(按:指阮朝嘉隆帝阮福映)之有北圻(按:越南北部)，取之于西山(按:指安南西山朝)，非取之于黎氏，名正言顺，殆过于清。朕以长君临天下，其于世故人情略有所识，凡一政之出、一令之施，无非上承天心，下惬人望，诚如改易衣服，盖亦以夏变夷，诚易为力。倘藉天心重眷，岁岁丰登，自可坐享太平，垂之永久也。③

很显然，他讲这些是为了强调:阮朝与清朝相比，清朝是“以夷变夏”，自己是“以夏变夷”，得天下更“名正言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巩固江山时极为艰难，阮朝君主政令更为顺畅;清朝在几经危机之后因上天眷祐得以稳固，阮朝如果得到“天心重眷，岁岁丰登”，岂不永享太平?在这种对比中，明命帝(即阮圣祖阮福皎，1820—1840年在位)显然觉得自己更有得到“天心重眷”的理由，那就是阮朝并非“以夷变夏”，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他不得不在文书中称为“天朝”的清朝恰恰与之相反，最初取代明朝就是“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

第二，越南、朝鲜的政权、王朝与清朝确立宗藩关系后，各自的心目中仍然存在着“蛮夷”观念，共同点是把中、朝、越等国视为“同文”之邦，视欧美殖民者为“蛮夷”;越、朝士大夫长期把清朝统治者视为“蛮夷”，但在对华文书中不敢公开表露。

就朝鲜而言，中、朝、越等国为“同文”之邦，“夷”的概念在欧美殖民者到来后逐步地定位到这些“洋人”身上。这在朝、越两国派到中国的使者身上也有所体现。两国使者出使中国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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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世祖实录》卷127，顺治十六年八月丙申。

②《两广总督李栖凤揭贴》，《明清史料》(庚编第1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43页。

③《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37，第16页。本文所引《大南实录》均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大学整理本，昭和五十二年(1977)出版。

期重合时就会相遇，双方往往以诗文应和。如武辉珽1772年作为安南后黎朝的甲副使出使中国，在北京遇到了朝鲜使者尹东升、李致中，三人往来应和，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武氏的《赠朝鲜国使诗并引》:

共球盛会，萍水良缘，虽东海、南海，利地有万千，而心契道同，匪令伊昔，剩喜晋陪燕暇，预接尘谈，以领十年书之益。只是南軿早锡，行色匆忙鸿翼□，余怀耿耿，式凭手札，代致面辞。极知下里巴音，仅仅博大方一粲，聊以表涯角相逢之雅耳。

幸挹芝兰觉宿因，醇杯未到易成醺。

鸭江鸢岭疆虽远，麟籍龟书道不分。

已喜衣冠无异制，更征图牒有同文。

想应軿乘南归后，座右台光寤寐殷。①

在这首诗中，武氏向朝鲜使者强调了在北京相遇后的感受，即虽然越南、朝鲜相距遥远，但“麟籍龟书道不分”，两国“衣冠无异制”、“图牒有同文”，双方因共同到中国朝贡赶上了“共球盛会”，得以结成“萍水良缘”。朝、越使者及与中国文人之间的诗文交往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如1883年3月至11月，阮述等人被派到中国参与对话谈判，他在天津与李佩之、梅小树、陈钧平等中国文人广泛交流，其间还借了1882年来华的朝鲜使臣闵翰山的诗，在一首五言绝句后题诗，加以品评。而陈钧平对阮氏表示，他在天津以前没见过越南人，现在才知道越南是“文雅之邦”，使臣都是“明达之士”，所以“人人艳慕，欲得其文字”。②显然，他们在诗文唱和中感受到了中、朝、越文化上的“同文”。

对越南来说，后黎朝、阮朝不仅有自命为“华夏”的心理，而且力图在中南半岛构建以越南为中心的“次宗藩体系”。后黎朝自称“大越”，阮朝自称“南国”，历代君主有其帝号、纪年和正朔，而且都推行向周边扩张的政策，迫使邻近的南掌、万象、真腊、寮国(以上今属老挝、柬埔寨)及火舍等部族表示臣服。在明命帝时期，阮朝的“次宗藩体系”已较为完备，邻近的“蛮夷”与欧洲的“红毛”一律被视为“蛮夷”。如，明命七年(1826)七月，明命帝接见了前来“谢恩”的暹罗(今泰国)使者，和他谈论“红毛”、缅甸“构兵”一事，不久又有陆云的“逆獠魔蛮”派人“贡象二匹请赎罪”，他派人“及谙熟蛮语者往陆云，面谕魔蛮使，与万象阿仁椅梀诸蛮酋束身首罪”。③于是，在这位阮朝君主眼里，无论是来自欧洲的英国人“红毛”，还是邻近的“魔蛮”、万象，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明命十八年(1837)，皇太后七旬大庆时，阮朝又展示了“天下共主”的壮观场面。这年冬十一月，火舍“遣使来贡，并备贺仪上进”，真腊郡主玉云“委员恭进品仪”，镇西藩目、掌卫茶龙、木节等“抵京以珍玉献”，明命帝赐火舍“新国王袭姓永”，对真腊、镇西藩目的使者“赏给有差”，并强调:“茶龙虽为镇西藩目，而向来为朝廷出力……今来京祝嘏，朕视之犹在廷臣仆，特格外施恩，不以外藩歧别也”。皇太后七旬大庆非常隆重，王公、大臣齐聚朝贺，对官员、百姓大加封赏，安排“属国使部、藩附新疆头目人等”参加宴会、庆典，分别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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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辉珽:《华程诗》，第58—59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446。转引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356页。

②［越］阮述著、陈荆和编注:《赴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7页。

③参见《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40，第9—12页。

给锦缎、白金等。①

再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文人、方志和典籍中有时仍把自己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周边一些邻国和欧美的荷兰、葡萄牙、英国等视为“夷”，把周边国家、部族之间的纷争称为“蛮触之争”。这一度引起了越南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尤其是19世纪以后地球上有万国的“西学”理念在中、越等国传播之后，越南一些贯通东、西文化的精英人士结合各种学说，对中国一些人士、书籍仍称越南为夷提出了异议，阮思僴和他的《辨夷说》就是代表。阮思僴曾经担任阮朝的内阁堤正、赞理海安军次、吏部尚书、宁太总督等官职，1868年以鸿胪寺卿之职充当“如清甲副使”。他出使中国期间见到了广西新刊刻的《粤西地舆图说》，其中凡是与广西西南地区接壤越南各州县的地方都标着“某国某夷州、夷县界”。他为此写下:

阅未终幅，则喟然叹曰: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为此说者得无曰“吾属中土，当为中夏，彼僻处海外者，俗虽同于中国，地仍为藩封，例固应夷之”?

夫天盖地球，麗而处者亿万国，为中为外从何辨之?然而，古来夷夏之辨者，则亦视乎礼义之存亡，文行之同异焉耳。若必执土地之中以求之，则四海大州唯末利亚之西红海乃为地中，从未见彼方之能夏也。若谓从其本初立国而名之，则在上国之云、贵二省与东三省之吉林、黑龙江、宁古塔，固皆秦汉以前夜郎、昆明、鬼方、肃慎、沃沮诸国地也，今将从其朔一例以“夷”之乎?云贵无论已，东三省为天朝圣神开基之地，“夷”之一字，不惟本朝臣子所不敢形诸笔墨，亦断不敢心言而意话者。此之不“夷”，而于人则“夷”之，儒者秉笔之公，似不应如是。夷夏之辨，莫严于《春秋》，而予夺亦莫严于《春秋》，故卫伐凡伯，虽诸姫也，而戎之;季札来观，虽僣国也，而进之。安在与我同域者必为夏，与我异宜者必为夷哉?且吾越自汉以后常与西粤并隶上国版图，其诗书六艺之学，衣冠礼乐之化，浸浓郁几二千年，间虽乍合乍分，而道义之一、风俗之同，今犹古也。况累世职贡，不失事大之礼，天朝盖常许为同文国之一矣，而奚其“夷”之?又尝考之会同四译馆，明人之四夷馆也，至本朝始改为四译，于此有以仰见大圣人柔远之诚、待人之恕，道与天地同其大，彼明人之自尊卑人，适足示天下以不广，陋矣!

夫土地有大小，国势有强弱，天之所为，苟德义之不瑕，则虽弱必强，虽小必大矣。是故临人以德而天下归之，古之道也。未闻矜心谩辞加于人，而强人之必服，昔晋侯以为诸侯师，一言之失而齐侯侈有大兴之志;李亚子自谓十指上得天下，而荆南不朝，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著书立言，将以行之四海、传之万世，又所当慎之至也。“夷”之一字，五愿凡为此说者亟改而正之，则坦然大公，同归于好。日月之食也而改焉，谁不仰之?左氏曰:子无谓秦无人，则此敌国应容之辞，下价不敏，其何敢及此?②

这篇《辨夷说》全文不过850字，却针对越南被称为“夷”一事引经据典，大谈“夷夏之辨”，又列举出种种事实，强调越南不应称“夷”，应“亟改而正之”。在陈述理由时，他强调了两个事实:一是越南“自汉以后常与西粤并隶上国版图，其诗书六艺之学，衣冠礼乐之化，浸浓郁几二千年，中间虽乍合乍分，而道义之一、风俗之同”;二是越南自建国后“累世职贡，不失事大之礼，天朝盖常许为同文国之一”。这就透露出当时越南士大夫阶层和该国统治集团对本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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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86，第12—30页。

②阮思僴:《辨夷说》，《燕轺诗文集·燕轺文集》卷上，第22—24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199。

史、文化的认识，即越南原为中国郡县、后获独立，在文化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国“同

文”，与中国同为“华夏”。

第三，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与越南、朝鲜等国文化上的“疆界观”从冲突转向交融。

其一是各方继续保留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并不约而同地把“夷”的概念指向入侵的欧美列强。中国与越南、朝鲜一度以宗藩关系为纽带联合抗击外来侵略，中国还与廓尔喀(尼泊尔)有过联合的愿望(详见下文)。尽管这些努力都以失败终结，但中国、越南、朝鲜与日本“同文”甚至“同种”的“文化疆界”认同却成为阮述、孙中山、曾根啸云等人的共识，并成为“东亚联合”思想的重要源头。其中，1883年12月阮述在上海见到了曾根啸云，即海军大尉曾根俊虎，他们几次会面，诗文酬答，还赠送《南漂记事》、《法越交兵纪略》两本书。日本三名僧人也拜访阮述，通过笔谈询问越南佛教情况，又索取诗文，阮氏觉得越南、日本“同文”。①阮述这次来华加深了“东方文明为体、西洋器物为用”的观念，又强调越南与中国、朝鲜、日本的“文化一体”，共同传承着东方文明，对于曾根啸云“愤亚洲诸国萎靡不振”、倡导成立“兴亚会”感到非常欣慰，希望中、越、日等国家联合起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②

20世纪初，孙中山、潘佩珠等许多志士仍以同文、同种的“文化疆界”为根基，以东方文明为旗帜，结合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成分，联合各国的爱国力量，探索中、越等国实现民族独立的道路。1903年，孙中山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分析了西方出现的“保全”和瓜分中国的不同说法，强调中国在当时“保全既无其道，分割又实难行”，为了安定东亚，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为了建立“新支那”，他还希望东亚联合起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主张得到了日本的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响应，早在1898年前后他们就对孙中山表示过:中、日两国结盟，共为“亚洲盟主”，从而“兴灭国，继绝世”，一同遏制“西势东渐之凶锋”。③孙中山还关注东南亚邻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支持潘佩珠等人领导的越南抗法救亡斗争，与各国的爱国志士相互支持，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振兴亚洲。

其二是国际法开始在中国、暹罗、越南等国传播，催生了“公法意识”，促使中、越等国决策者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领土、边疆、边界等问题上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一些国家还尝试着以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

中国早在17—18世纪中俄谈判时就接触到国际法。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美国外交官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同一年中国就依据其中的条款同普鲁士交涉，解决了该国军舰在中国领海扣留丹麦货船的问题，维护了自己的主权。④此后的40多年间，清政府的“公法意识”不断强化，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国际公约，多次力图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暹罗在与列强交涉中也拿起国际法的武器，在向英、法割让大片领土后成为“缓冲国”，艰难地维持着民族独立。

对于朝鲜，清王朝在1879年前后曾经劝告李朝运用“以夷制夷”和国际公法，与西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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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越］阮述著、陈荆和编注:《赴津日记》，第59—60页。

②参见孙宏年:《从传统到“趋新”:使者的活动与清代中越科技文化交流刍议》，《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③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186、218—224页。

④详见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缔结近代条约。李鸿章就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他在1879年8月26日致信朝鲜执政大臣李裕元，建议朝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逐步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强调欧美向来“不得无故夺灭人国”，因为“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所以朝鲜不必再向欧美列强开放新的口岸，只要“就日本通商之处，多来数国商人”，既不影响朝鲜经济发展，又可分割日本商人在朝贸易的利润。①这一劝告对朝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1880年后朝鲜陆续与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近代条约。

在沦为殖民地前，越南阮朝在1881年刊刻包括《万国公法》在内的“洋书”，发给“京外诸学堂，俾资传习”，还准备学习西方文明与近代条约体制，派人到英国、美国等国，使各国“知我之自主”，并与它们发展近代的外交关系。②1882年，中国特派唐廷庚、马复贲前往顺化，与越南阮朝商谈抗法事宜，越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三项要求:派使节常驻北京，“若有何事得于总理衙门控诉”;在广东设立领事馆，以便“来往商卖，通报信息，因与诸国交游，得以通达情意”;派人搭乘中国的轮船往来各国“探学”。③这表明越南方面希望运用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同中国建立近代国际关系，在北京派驻使节、在广东设领事馆尤其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倾向。对此，虽然中国方面给予回应，但是法国此时已经加紧侵吞越南的步伐，越方抗法形势严峻，这两项要求在1885年前难以得到落实。

二

地理上的疆界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既包括对本国领土、疆域的自我认识，对及历史上早期国家、王朝疆域的想象和文献上的描述、批判、反思，又包括在本国疆土演变过程中同邻国进行边界、领土交涉时形成的历史事实和相关认识。就清代中国的周边邻国而言，朝鲜、越南疆域的形成、及认识一方面和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尤其是归属中国的郡县时期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在17—19世纪之间也通过自己的历史文献构建着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历史疆域”。以越南为例，其有据可考的信史不早于秦代，越南人的祖先最初分布于今天越南北部、中部的红河、马江流域;今天越南中部长期存在着占婆(也称林邑、环王国、占城)，其南部则是历史上的扶南，后来称为水真腊的领土。10世纪独立建国时，安南疆域也仅限于今天越南北部红河中、下游和中部北区，相当于现在版图的1/4。此后800年间，李朝、陈朝、黎朝对外多次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不仅向北蚕食中国领土，向西侵吞一些部落、国家，而且经过近650年的蚕食、鲸吞，1691年消灭了占婆这个文明古国，后黎朝南方的阮主政权继续向南扩展势力，最后控制了今天越南南部的大片地区。越南阮朝建立后，最后确定了现今越南的版图，而且继续与暹罗等争夺今天的老挝、柬埔寨地区，一度兼并了老挝2/3的领土，19世纪中叶因法国殖民入侵才停止了扩张领土的步伐。④在对外扩张领土的同时，安南各王朝围绕历史上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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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33页。

②参见《大南实录》正编第4纪，卷66，第2—14页。

③参见《大南实录》正编第4纪，卷66，第41—42页。

④参见戴可来:《越南历史述略》，《印支研究》1983年第1期;《对越南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若干新认识》，《北大亚太研究》(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又见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25页。

鸿庞氏”、“文郎国”时代是否曾经“西抵巴蜀，北至洞庭”问题，在史籍中或描述，或反思，力图对自己疆域的历史、源流进行总结，为自己疆域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其中，越南阮朝在19世纪中期以前致力于开拓疆土，使越南的辖境达到了10世纪独立后的历史最大范围，因此对于历史上越南的历史脉络、疆土范围也有更清晰的认识，最终以理性的反思、庙祀的设立、文献的记述等形式，把越南的历史定位为始于10世纪中期，疆域在阮朝达到最大，否定了所谓鸿庞氏”、“文郎国”时代“西抵巴蜀，北至洞庭”的幻象。这主要反映在三方面:

第一，越南阮朝通过设立文庙、武庙及供奉的历史人物建构了越南历史。1835年(明命十六年)，阮朝建成了武庙，与文庙一起春秋祭祀，以体现“圣人之道无所不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理念。武庙中既仿照唐玄宗开元年间“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的体制，供奉了中国历史上的姜太公、孙武、管仲、司马穰苴、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郭子仪、李晟、岳飞、徐达12名军事家外，又供奉了越南历史上的著名军事人物。如何确定阮朝建立及此前应列入武庙祭祀的越南军事人物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阐述越南历史及该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的问题，大臣们为此一再请示明命帝，说“溯查安南历代史记，并国朝实录所载开国、中兴诸功臣事状”，认为“安南启宇自丁、黎、李、陈以来良将亦不为少，本朝开国、中兴诸功臣勋业昭彰，具有简编可考”，提出了备选的名单和理由。明命帝表示:“理国之要，文武不可偏废，武庙之设于理为宜……至如安南丁、黎、李、陈，一代有一代之佐戎筹将，略亦不乏人，况本朝开国、中兴，其间宣猷凉武之臣，功烈炳彪，视占何让?”经过反复讨论，明命帝下令把陈朝的陈国竣、黎朝的黎魁和阮朝的阮有进、阮有镒、尊室会、阮文张列入武庙的“祀典”。①在这次讨论中实际上确定了越南的历史是“安南启宇自丁、黎、李、陈”直至阮朝的历史，当时可以确定的历代军事人物有六人，从而间接地否定了所谓的“鸿庞氏”、“文郎国”。

第二，该国使者在出使中国时更自信地描述本国历史、疆域。阮思僴在1868年出使中国时就向中国官员马龙坊介绍本国的历史、行政区划、文教、物产等情况，其中强调:

本国自赵宋丁氏始受封交趾郡王，元朝陈氏封安南国王。明永乐胡氏篡陈，明命英国公张辅南征，擒胡季犛父子，设承宣，郡县之。宣德间，黎氏起，守将王通不能军，与约和解，兵北归，明复封黎氏为安南国王。传二百年，莫氏篡之。六十年，黎氏复兴，又传二百年，亡于西山贼阮光平。本朝灭西山，因南并越裳故地，请改国号曰南越，奉旨准改越南，是嘉庆年间事也。至郑姓则后黎氏权臣，世执国命，与黎相始终者。穆姓，则莫氏之伪也。本国幅员，南接暹罗、高蛮二国，北界广西，西北界云南，东临海，正对广东高、廉二府属，西抵诸山蛮及暹罗、缅甸、南掌诸国，南北袤三千里，东南不及二千里……本国之地山海错杂，制驭为难，画井分疆不得不多之所，现在设省二十有一、道三、府六十、州县三百。本国世尚文学，盖始于东汉锡公光、壬公延，继以三国吴之世有士公燮，立学兴教，至今美谈。②

第三，阮朝通过编纂本国通史、一统志完成对本国历史的体系。《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完成于1884年，是阮朝纂修的通史性的重要文献，其中明确指出，“旧史”中所谓“文郎国”时代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是“侈大之辞”，而“后蜀王之事皆属虚传”;陈朝、黎朝“以前疆域，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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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59，第31—39页。

②阮思僴:《答马龙坊书》，《燕轺诗文集·燕轺文集》卷上，第13—20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199。

于海，西界云南，南界占城，北界广西，东北界广东，西南界老挝，参之天下郡国舆地诸书，安南东至海，西至云南、老挝，南至占城，北至广西，大略相同”;至阮朝“列圣肇基南服，奉我世祖高皇帝(按:即越南阮朝世祖阮福映，年号嘉隆)大定神州，奄有全越，东际大海，西接云南，北接两广，幅员之大，前此未之有也”。①当然，在理性认识上古时代传说和本国历史、疆域发展过程的同时，越南阮朝仍然认为把周边的国家和“蛮夷”部族纳入“藩属”体系是自己开拓疆土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188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时阮朝作为傀儡政权，依旧迷恋“次区域藩属体系”时代，1910年在《大南一统志》中仍然留恋着阮朝强盛时代疆域的“四郊之广，无此疆，无彼界，跨牢、挝、暹、腊以为藩，莫非土，莫非臣”②的辉煌。

至于边界交涉，清王朝在奠定中国疆域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历代逐步形成的中国与邻国的传统管辖线，另一方面也与一些邻国不得不重新确定边界。其一，当时的中国为保卫国土，不得不抵御俄罗斯、廓尔喀(尼泊尔)等国的侵略，通过“战争加谈判”相互确认疆土管辖范围。在东北边疆和北部边疆，康熙、雍正时期通过战争和外交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等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据研究，面对沙俄这个并非传统“属国”的“新邻居”，17—18世纪清王朝在谈判边界过程中开始吸取了近代国际法的理念。在西南边疆，18世纪末期中国击退廓尔喀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并与廓尔喀、哲孟雄(今锡金，现被并入印度)、布鲁克巴(今不丹)划定边界。③其二，清王朝慎重处理邻近地区的一些部族、政权以全部疆土内附的问题。清王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遇到一些邻国要求归入中国版图的问题。这在国力强盛的乾隆时期多次出现，主要是东南的苏禄、西北的哈萨克等，清朝的处置都极为慎重

其三，清王朝与朝鲜、安南(1802年起改国号为越南)、缅甸等“外藩属国”确定传统的管辖分界线。中国与属国的边界、领土交涉既反映了双边关系中疆土归属、局部调整的历史事实，又在疆土调整过程中折射出中国与各邻国“疆域观”的差异。④19世纪中期以前，清王朝主要是在“守在四夷”的思想指导下与邻国交涉边界问题的，主要强调藩属虽然并非中国领土，但是可以作为中国本土的战略屏障，只要属国履行好“屏藩”的职责，中国边疆地区就可确保，所以中国不必与属国在领土问题上斤斤计较，即使朝鲜、越南等属国通过交涉蚕食清以前原中国王朝管辖过的地区，或者廓尔喀、缅甸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后，中国也不应过分计较，更不应在打败属国的侵扰后也借机扩展疆土。这种思想既反映在雍正帝等清王朝君主身上，也在朝野上下有着很大的影响。中法战争以前，如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在1881年底上奏清廷，“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指出“天子守在四夷”是“虑远忧深之计”，因为“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他进而强调，“我朝幅员广阔，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可是当时“琉球丧亡，高丽、蒙古日渐孱弱”，而越南遭到法国侵略，不仅危及滇、桂、粤三省安全，而且会导致清朝藩属相继沦亡，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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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一，越南顺化1884年刻本。

②高春育等:《进呈〈大南一统志〉表》，《大南一统志》卷首，日本印度支那研究会1941年影印本。

③参见房建昌:《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锡边界研究》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0年第5辑、1992年第1—2期合刊和第3—4期合刊。

④参见孙宏年:《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体系瓦解，边疆危机加深，所以“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唇亡齿寒，主张派军援越抗法。①很显然，他认为虽然列强打破了中国的藩属体系，但清前期“守在四夷”战略是成功的，过去的“疆域观”仍应予以肯定。

当然，在与中国进行边界交涉时，藩属国对争议地区的历史归属，特别是边境土司的归属，也会有不同的认识，缅甸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1751年前，缅甸东吁王朝与清王朝有过朝贡关系，不过往来次数不多，虽然东吁王朝干预过中国车里地区的事务，很想侵吞这一地区，但双方没发生大的军事冲突。雍籍牙王朝统一缅甸，又对外大规模扩张，侵入中国云南的孟连和车里地区，导致了1762—1769年间的中缅战争。战争结束后，双方对停战条件有不同的理解，文献中对停战条款也有不同的记述，中方的记述是缅方战后“照古礼进表进贡”，“永不犯天朝边境”，送还所掠走的中国兵民;缅方的记述是两国友好结盟、定期互派使者访问，中方承认缅方所管辖的一切属地，还要交还逃匿在中国境内的缅甸国王所属的木邦、蛮暮、猛拱土司。正是因为双方对停战条件理解、记述的分歧，中、缅双方在1769年后关注的问题也有差别，清朝政府关心缅甸派人“进表进贡”，缅方关心清朝送还木邦、蛮暮两位土司和重开边境贸易。但是，几经交涉，中、缅双方难以沟通，直到1788年雍籍牙王朝君主孟云才遣使向“大皇帝”朝贡，祝贺乾隆帝“八旬万寿”，清朝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双方重建朝贡关系，直至1875年缅方多次遣使朝贡。在朝贡关系恢复后，两国边境地区仍然依照传统边界线进行管辖，但缅甸为侵吞车里地区，继续干预当地事务，甚至派兵逮捕中国任命的车里宣慰司，由于中方一再交涉才放回。②但是，清朝政府并未因此对缅甸采取强硬措施，未能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边境地区的土司，这就成为以后西南边疆管理松弛、辖境退缩的重要原因。

三

无论是文化上的“疆界”，还是地理上的疆界，有清一代相互影响，对中国和邻国的疆界变迁产生大小不同的影响。藩属体系崩溃之前，文化上是否是“蛮夷”是影响清王朝决策者和朝野上下是否把邻国政权纳入藩属体系的重要衡量标准，如果能在表面上确定为可以“教化”或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力量就有可能成为藩属;反过来，一旦成为了“世尽职贡”的忠实“藩封”(清王朝希望属国成为“守在四夷”战略的支撑力量)，即使发生过军事冲突、领土争端，或者有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清王朝也不会过分计较，甚至出现雍正帝那样“大度”的“天下共主”:“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他把大片土地“赏赐”给安南后黎朝。③

到20世纪初，中国的周边和边疆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清王朝不能阻止日本侵吞琉球和俄国侵占浩罕、哈萨克等藩属，又被迫承认哲孟雄、越南、缅甸、朝鲜等藩属国“自主”或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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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02—104页。

②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5—314页。余定邦:《东南亚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201页;《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90—197页。余定邦、喻常森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163页。

③《清世宗实录》卷65，雍正六年正月己卯。

强保护，藩属体系瓦解，不仅“守在四夷”的理想被打破，而且中国领土也遭受列强侵占。清政府为此深感危机严重，朝野上下的“疆界观”发生了显著变化，即把“夷夏之辨”、近代的“公法意识”与守土地理“疆界”紧密结合，通过多种努力稳固边陲，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

一是对仍保持着宗藩关系的廓尔喀等少数邻国，力求在原来的“夷夏之辨”观念上加强传统关系，为防御列强可能的侵略、保卫边疆创造条件。1793—1908年，廓尔喀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往来，先后派遣使者11次到北京朝贡。①后，1841年前后，中国遭受英国侵略，廓尔喀还表示愿意援助中国抗击“披楞”———英国人。②20世纪初，西南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根据有识之士的建议，清廷对内强化在西藏的统治，对外联合廓尔喀等国抗击侵略。1901年，清廷册封廓尔喀首相钱德拉·苏姆谢尔·拉纳(Chandra Shumsher Rana)为“统领兵马果敢王”，③希望以此促成中、廓联合抗英。1906年前后，张荫棠奉命前往西藏“查办藏事”，他向清廷强调不丹、廓尔喀等深受英国侵略，廓尔喀国力较强，与中国仍有宗藩关系，建议与廓尔喀结盟，以抵制英国的侵略。④清廷此后准备采取措施，密切中、廓尔喀关系，但是拉纳政权实际上被英国控制，直到清朝覆灭这一设想都未能实现。

二是对于被列强侵吞的昔日藩属，清王朝逐步摒弃“天朝”与藩属的旧观念，力求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从而改善双边关系和国际环境。这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中国与“独立”的朝鲜互派使节，1897年10月朝鲜宣布改国名为“大韩帝国”，清廷任命徐寿朋为首任驻韩国公使，1899年2月1日“大清国大皇帝”派出的“出使韩国大臣”徐寿朋向“大韩国大皇帝”呈递国书，1900年韩国任命了首位驻清使节沈相薰，此后两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确立了平等外交关系，直至1910年朝鲜被日本“合并”。⑤另一方面，经过长期交涉，1909年中国在英属缅甸设立领事;为在越南设立领事，中国与法国多次交涉，但直至1911年仍未实现。⑥

三是边界交涉时，绝大多数的边疆地区巡抚、总督和主持边界交涉的官员提高了警惕，依据事实驳斥列强的无理要求，努力查明清前期在“守在四夷”观念下“赐予”藩属疆土的史实，力争在交涉时收回国土。比如，中、法两国划定中越边界和中、英两国划分中缅甸边界时，张之洞、邓承修、李秉衡、周德润、苏元春、岑毓英和薛福成等都据理力争，在交涉中争回了大片国土。中、朝两国在甲午战争后再次出现领土争端，1905年前后围绕“间岛问题”进行交涉，中国官员许台身、陈作彦、吴禄贞等就在边界谈判时据理力争，竭力维护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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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3。

②参见李晨升:《“披楞”考———1840年以前中国对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活动的反应》，《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76页。

③参见裕钢:《廓尔喀果敢王衔总噶箕病故折》、《廓尔喀王来禀》、《代廓尔喀王请改袭果敢王衔折》，《裕钢驻藏奏稿》，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3—1112页。

④参见张荫棠:《致外部电请优待廓尔喀贡使》，《张荫棠驻藏奏稿》，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325页。

⑤参见蔡建:《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1897—191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7页。

⑥参见余定邦、喻常森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