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下的宗藩模式,是古代东方世界所遵循的一种国际制度安排。中国封建王朝凭借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构筑了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周边呈辐射状的“华夷”体系,它以朝贡体制作为纽带,把“中心”与“外缘”之间这种君臣关系,即上下、尊卑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制度化。周边国家向中国称臣纳贡,中国则对其进行“册封”和提供保护,行使宗主国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华帝国体系边缘的藩属国中,越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中越宗藩关系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越南开始摆脱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保持这种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形成了两国邦交的基本模式,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终止。这种关系和模式维持了近千年。

宗藩关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边界交涉、侨民问题等方面一样,都是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藩关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相互影响,其演变、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中越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清代中越宗藩关系是中越宗藩关系发展的最后一段时期,经历了从确立、发展、成熟到解体的演变过程,内涵最为丰富,能够较好地体现中越宗藩体制的基本发展脉络和特征,也是中越关系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以往学界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也有不少涉及到宗藩关系,但主要集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相对而言系统、全面的研究显得不足。孙宏年博士的专著《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于2006年1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逾30万字,共分8章。著者在总结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中越两国的官修史书、政书、档案、志书、奏议、文集等史料为依据,对1644至1885年之间的中越宗藩关系以及在宗藩模式下的其他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涵盖了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运作、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领土交涉、海难救助和边事、侨民问题等方面的内容。

政治关系是中越宗藩关系最主要的内容。在该书第一章,著者结合中越两国的国内政局、双边关系情况,分阶段论述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背景。著者指出,在1644至1885年之间,中越宗藩关系随两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早期,两国都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化,两国关系出现了多种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复杂情况。1802至1885年之间,中越两国都遭受到西方入侵,内忧外患不断,清朝与越南的宗藩关系在艰难中得以维持,直到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时终止。纵观清代的中越宗藩关系,“由于多种政治力量的参与而显得错综复杂,但又有鲜明的特征,即自认为在本国具有合法地位的政治力量力图与邻国境内被其视为惟一合法的政治力量建立并维持宗藩关系, 这就使中越宗藩关系成为一元承认的双边关系”(该书第28页)。著者在第二章中具体阐述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实际运作,即宗藩关系的内容、事项以及涉及的礼仪、程式和规范等问题。两国宗藩关系运作中的礼仪、规范等乃是近千年中越宗藩关系留下的成果之一,自宋代以后逐步形成,清朝时发展完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容包括:求封和册封、奉正朔与颁正朔、朝贡与回赐、告哀和谕祭等。著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官方文书往来的格式、传递途径等方面的规定,对于越南使团的入关、护送以及入京进表、朝觐、赐宴、颁赏等方面的礼仪和规模的相关规定细节,叙述非常详尽。

经济关系也是中越宗藩体制下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中越经济关系,主要涉及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活动。朝贡贸易是伴随着中越宗藩往来而进行的官方经济活动,与宗藩关系密切相关。著者在书中对中越朝贡贸易的层面、过程及实质进行了详细阐述,讨论了朝贡贸易的概念以及对“厚往薄来”的认识,并对越南对清朝朝贡贡品和清朝对越南赏赐进行了比较,尤其是对贡品和赏赐物品详列非常具体,对于两国在遣使接待费用以及使团随带贸易等方面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就这几个方面来说,贡品和赏赐的交换是最表层的;在遣使—接待费用方面,清朝的总体开支要远高于越南的开支。总体而言,朝贡贸易对于越南更为有利。著者指出,朝贡贸易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清朝统治者更为重视的是越南朝贡的政治意义,而一般不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并非是纯粹的经济贸易活动;而越南往往借朝贡之名,以图从清朝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因此,朝贡贸易具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

这一时期的中越民间贸易形式多样。该书还重点探讨了清代中越民间贸易发展的状况、中越两国政府的作用以及宗藩关系对民间贸易的影响。著者主要分陆路边贸和海上贸易两方面来阐述清代中越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对二者与宗藩关系的互动作用也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两国民间贸易的政策、管理制度、税例以及贸易的路线、商品构成都进行了认真探讨。著者指出,两国政局的变动等内外因素常常对两国陆路边贸和海上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两国政府的参与和相关政策也深刻影响到了贸易活动的开展。两国都是以政府垄断贸易为主,轻视民间贸易活动,尤其是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对于本国商人和边民对越贸易漠不关心,这反映了宗藩关系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消极影响。

除了对清代中越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外,著者还对清代中越边界交涉和领土争端、海事、边事以及双方侨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关于清代中越边界交涉和领土争端,以往学者已有过深入研究,但很少注意到宗藩关系对此类交涉的影响。著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宗藩体制的视角对这一时期中越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大小赌咒河之争,还有一些中越历史遗留问题与土司辖地进退而引发的争端,如六勐之争、那窝村之争、迁隆土司“侵占”万宁州土地事件、思陵州及凭祥州土官越界种竹事件等,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交涉过程以及边界交涉与中越宗藩关系的互动作用,进行了见解独到的阐述和分析。著者指出,在宗藩关系的前提下,中越两国统治者处理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清代统治者出于“上国”和“天朝”的大度和优越感,以“天下共主”自居,只要藩属“恭顺”,就随意改变边界,给予赐地和让步。作为藩属,越南封建统治者往往把“事大畏天”的“恭顺”与边界交涉联系起来。因此,在边界交涉中,中国君主的“天朝”心态和越南封建主的恭顺相互依存,淡化了领土争端的紧张气氛,推动了问题的解决,而边界问题反过来又强化了两国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但是,这些边界争端总体上是以中国方面的退让和失地而告终,这成为后来中越边界勘定的隐患。

清代中越两国还围绕沿海地区的海难互助和海盗问题、陆路边境因“匪乱”、越境和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边境事件以及双方的侨民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的交涉,这些事件都涉及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各种交往、交流和政府间的交涉,往往对两国的宗藩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因而也是中越宗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宗藩关系是中越两国合作的前提,而两国的交涉无疑又维护和加强了中越宗藩关系。著者指出,从两国对上述问题的交涉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清朝一般不干涉越南的内政;二是这些事件与宗藩关系产生的互动作用,一方面是清朝的立场和态度与其“怀柔远人”的宗藩观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越南各王朝十分重视宗藩关系,并在海事、边事的处理中尽力维护这种关系。在该书最后两章,著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对清代中越两国的侨民问题进行了阐述。就清代入华越侨来说,其数量与各个时期越南的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从身份上来看,来华越侨多为政治避难,因此常常引起两国政府的关注。清朝政府对政治避难者的态度不同,对于入华前未受清朝册封者,清廷多遣还给越南;而对于入华前受过册封者的藩属,则予以收留。这体现了清朝对越南司法权和惟一合法性的尊重,这些交涉都是在宗藩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著者也对清代中越两国的华侨政策及其对中越宗藩关系、经贸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一时期中越在侨民问题的交涉上,都要考虑其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的影响。

从清代中越两国关于海事、边事以及双方侨民等问题的处理上,不难看出,宗藩关系作为清代中越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他方面反过来对宗藩关系也会产生某些作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是其他方面关系开展的前提,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反过来表明了两国统治者对宗藩关系的维护。透过这些纷繁冗杂的历史表象,著者总结出宗藩模式下中越关系的性质、作用,从而也揭示了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某些共性特征。

著者指出,清代中越关系以两国君主之间带有等级色彩的宗藩关系为外交形式,这种看似不平等的外交形式,也是两国文化认同和沿袭历史传统的结果,并非中国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产物。宗藩关系只是双边外交关系的外在形式。“从越南的角度看,各王朝、政权的君主都主动地要求同中国皇帝建立、维持宗藩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看似不平等的形式并未损害他们及其代表的集团的政治利益,恰恰相反,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中国统治者的承认,从而确立在本国的惟一合法地位,取得打败政治对手、稳固统治的重要资本;该国也因此获得了与一个大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该书第391页)中越双方之所以都选择这种外交形式,是因为中越两国文化心理上有强烈的认同感,宗藩体制已经成为双方公认的双边关系模式。

孙宏年博士的这部专著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在于:

第一,该书史料丰富,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中越两国的官修史书、政书、档案、志书、奏议、文集等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一些日文资料和已经翻译出版的法文档案。以往学者对于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引用中国古籍中相关越南的史料居多,而直接大量查阅和利用越南典籍进行研究者相对不足。孙宏年博士可谓竭尽心力,不仅几乎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中国史书、典籍资料,而且饱览国内各地馆藏及研究机构收藏的相关越南史籍,运用了大量的越南官方文献档案和民间著述,如查阅了《大南实录》、《大越史记全书》、《大南会典事例》、《历朝宪章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大型越南官方历史典籍共约12部类,其中仅《大南实录》、《大越史记全书》就各需要翻阅数十本,阅读量十分庞大。此外,著者利用的中国明清时期史料,如《明史》、《清史稿》、《清实录》、《清朝通典》、《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史籍共有几十种类。另外还有其他大型工具书、专著及论文集70余种,包括一些重要的日文资料和书籍。

单从其查阅利用的原始文献种类及数量上,可以看出著者严谨的写作态度,其付出的艰辛可见一斑。这些工作使得该书的研究和论述更准确有力,所得出的论断更为可信。

第二,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基本内容、运作事项、规范及程式,同时以宗藩模式为切入点,重新构建了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研究的框架体系,把中越经贸关系、边界交涉、海事和边事、越侨华侨等问题置于这一框架中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该书整体框架结构得当,环环紧扣,论述严谨,富有说服力。

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创新和突破,如在对清代中越宗藩往来的事项、规范和海难救助、边境事件、华侨华人数量以及来华越侨等方面。对于清代中越之间的海事和边事等问题,学界一直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著者在第六章对引起两国政府关注的此类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重点阐述,对中越两国相互救助对方海难漂民、对海盗问题的协调处理、涉及“叛乱”事件以及为平定“叛乱”而引发的意外事件、私越国界和其他相关“不法”事件等,进行了认真的考证,还制作了详细的表格。而对清代的中越侨民问题,主要包括在华越侨和在越华侨两部分,史学界较为关注的是在越南的华侨华人问题,而对这一时期来华越侨关注不够,且对在越华侨华人的数量也研究较少。该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著者对清代越侨的构成及其来华原因,以及清朝政府对越南侨民,尤其是来华政治避难者这一特殊的越侨群体的处理、越侨的境况及其最终去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分析了其对中越宗藩关系的影响。关于清代在越华侨问题,著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在越华侨的类型、活动以及数量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如著者根据越南史籍等资料记载,把清代入越华侨分为“义不臣清”的明朝遗民、自发移民的贫民、因领土变动出现的华侨、入越清商、海盗等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较为可信的数据,对入越华侨及其后裔的数量进行了初步估算,认为到1885年底,华侨及其后裔的人数约在89 000至97 000人之间。

除此之外,著者在书中附有统计表计11个,统计数据可靠,内涵极尽详致。著者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大大方便了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当然,该书内容也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中越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涉及面十分广泛,但该书却叙述不多。中越宗藩关系得以延续千年,有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越南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华夷”观念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强大的张力和魅力作用下,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往往不是被动地接受宗藩体制的约束,而是主动去遵守和继承这种制度安排,并通过这一秩序实现其政治的合法性和获得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越南统治者不乏对中国天朝模式的崇拜和

学习儒家文化的事例,如阮朝明命皇帝曾表示,“天朝所钦服,当世守臣节”。越南封建统治者主动继承和发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乃是文化传统与制度沿袭的惯性使然。而中越之间其他一切关系,都无不深受宗藩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中越关系史上的独特之处。

总之,孙宏年博士的这部专著视角新颖,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在挖掘史料、构建理论框架以及对一些有关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问题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啻为近年来中越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简洁：孙建党,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