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期，第65—73页

作者简介：金宣旼（1971—），女，韩国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敎授，研究方向：清史，满学。1.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吉林 四平136000；2.高丽大学 民族文化硏究院，韩国 首尔999007

摘要: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直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统治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关键词：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莽牛哨；盛京将军

一、绪论

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 1592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占据兴京(Fe Ala)时，麾下的女真人在朝鲜境内挖人参被抓，而后遭到砍头、剥皮的酷刑。愤怒的努尔哈赤对朝鲜官兵的残酷行为表示抗议，而宣祖则以“天下的封疆分割明确，无天朝(明)的允许朝鲜与女真不可私通”为由，想以此管理夷狄。三年后朝鲜的乡通事河世国和明朝官员一起出访佛阿拉时，当时的努尔哈赤作为明朝的龙虎将军接待了明朝和朝鲜的访客。他“顾及明朝宣谕朝鲜”，为了维系此友好关系特宰牛款待他们。①

后金天聪二年(朝鲜仁祖六年,1628年)，皇太极继承父业登基为可汗，正式开始提出朝鲜入侵后金境内的问题。他在送交给朝鲜的国书中提出警告，“应当严禁两国人民私下越境狩猎，不可肆意行动招惹事端”。翌年，在后金境内采参的两个朝鲜人被押送至汉阳，当着后金使臣的面处以死刑。皇太极为了断绝朝鲜人的越境与非法采参，开始要求除了越境当事者以外，对所属地区的官吏也进行处罚。清崇德元年(仁祖十四年,1636年)以后，在清朝境内非法采参的朝鲜人被枭示于鸭绿江边，所属地区的官员被革职或流放之事成为惯例。②

康熙二十四年(肃宗十一年,1685年)，朝鲜人跨过鸭绿江在清朝境内挖人参时在三道沟用鸟枪射伤了正在测量地势的清朝官员。康熙帝追究事件的责任，命朝鲜国王肃宗罚银2万两。③并趁此事件，调查鸭绿江和豆满江的水源，于康熙五十一年(肃宗三十八年,1712年)设立了白头山定界碑。此后朝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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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宣祖实录》卷28，25a(宣祖25/7/26)；《宣祖实录》卷66，8b (宣祖28/8/13)。

②关于皇太极时期后金与朝鲜的非法入境问题可参考:金宣旼《人参与疆域—清朝的疆域意识和对外关系变化》，《明清史研究》30。

③关于三道沟事件的原委可参考:李洪烈《三道沟事件与先后策》,《白山书堂》5, 1968.12)；李花子《朝清国境问题硏究》，首尔:集文堂, 2008年，第91-108页。

发现定界碑所定豆满江的水源有误，但两国都没有提出再明确分界的问题。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的这些越境事件，必须考虑到当时各种情况的重叠问题。首先，以上事件象征着边境满族的兴起与壮大的过程。16世纪末努尔哈赤利用明朝册封的龙虎将军名衔，在与明朝的通商口岸行使主导权，积累了财富，打定了自己的政治根基。但此后明朝的支配权由保护转为干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与明军开战，开始进入辽东。17世纪初皇太极继位，打破女真传统的部族分权统治，加强可汗的集权，进入内蒙古收复察哈尔部，成为建立大清的跳板。皇太极受到满洲、蒙古、汉人王公贵族的拥戴，建元后定国号“大清”，入主中原则是在其病逝后的顺治元年(1644年)。皇太极的大清经由康熙、雍正、乾隆江山逐渐稳固。17世纪末，康熙帝镇压三藩之乱，铲除台湾的郑成功势力，从而完成了中国内地的统一，以雍正帝的内治成果为基础，于18世纪中期乾隆帝成功收复新疆，清朝的版图扩张到了最大限度。②

其次，上述越境事件表现出随着女真的后金发展为满洲的清朝，朝鲜与女真的上下关系也转化为清朝与朝鲜的事大关系。至16世纪末，朝鲜与女真的关系在“人臣无外交”的原则下以明朝为媒介形成，并未形成独立的关系。③但是朝鲜以多种方式怂恿女真事大，将他们领至藩篱、藩屏，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下，形成了与此类似的朝鲜—女真这样“多层的”隶属关系。他们认为女真是劣等野蛮的民族，朝鲜士兵对女真非法采参者施以酷刑也表现了此意识。另外，朝鲜与女真的矛盾由明朝在其中调解得以解决，这意味着至16世纪末仍旧保持着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朝鲜统治阶层的华夷观与朝鲜王朝“再造之恩”的信念，形成了朝鲜对明朝事大这样绝对性的统治意识形态，对明朝事大也是朝鲜一贯的对外原则。④

但后金的建立使明朝—朝鲜—女真的多层隶属关系出现了裂痕，后金的挑战威胁到了明朝和朝鲜的事大关系。皇太极不断挑战朝鲜的对明朝事大，通过军事讨伐成功地推翻了政权。如前所述，朝鲜人的越境问题可以看作是皇太极为了威胁并征服朝鲜在政治上的利用。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女真在采参时侵犯了朝鲜的领土，皇太极时期朝鲜人也是为了采参入侵了后金的领土。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越境问题，对皇太极来说，采参的朝鲜人既是非法的越境，更是一种对后金的挑战。为了根除此问题，需最终断绝朝鲜的对明朝事大，以致朝鲜在经历两次战争后与清朝缔结了朝贡关系。⑤

始于崇德元年(1636年)的清朝—朝鲜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但朝贡册封的惯例及朝鲜使节对北京的访问一直持续下去，这绝不代表处理眼前问题的方式和相互认识没有变化。皇太极征伐朝鲜以后两国关系一直陷入僵局，这样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康熙帝统一内地。清朝兴起三藩之乱的消息刺激到了朝鲜朝廷的反清意识，清朝也觉察到了朝鲜的不稳定动向。⑥17世纪后半期，清朝对朝鲜的不信和疑惑在越境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关于越境的朝鲜人打伤清朝官吏一事，康熙帝史无前例地要求朝鲜国王罚银，这可以看作是对朝鲜施加的严惩。⑦但18世纪初设立白头山定界碑时，康熙帝对朝鲜的态度并不像之前试图控制藩国那般强硬。与其祖父皇太极相比，康熙帝的对朝政策显得更柔和。这可以看作是随着成功统一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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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白头山定界碑的设立，代表性的研究是：赵珖《朝鲜后期的边境意识》,《白山学报》16，1974;姜锡和《朝鲜后期的咸镜道与北方的领土意识》，经世院, 2000; Andre Schmid,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郑汝蔚译：《帝国间的韩国1895-1919》, Humanist, 2007;李花子，前书等。

②从16世纪到17世纪末关于后金到清朝的发展过程的相关说明，比较有用的是：Pamela Crossley, The Manchus, Blackwell Publisher, 1997;石桥崇雄著,洪性鸠译,《大清帝国1616-1799

》, Humanist, 2009。

③郑多函分析了关于野人和对马岛朝鲜派遣敬差官之事，朝鲜以明的对外政策为模本，套用于女真和对马岛，形成“多层的”臣属关系。相关论述可参考:《朝鲜初期对野人与对马岛的藩篱、藩屏认识的形成和敬差官的派遣》，《东方学志》141，200，第256页。

④针对朝鲜对明事大与统治意识形态，近年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桂胜范《朝鲜时代的海外派兵与韩中关系》，Purun Yoksa, 2009.

⑤关于后金—清时期与朝鲜的关系，近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韩明基的《丁卯、丙子胡乱与东亚》，Purun Yoksa, 2008。

⑥李花子，前书，第75-80页。三藩之乱当时朝鲜朝廷对清朝的败亡充满期待，不仅常接触朝鲜使节的满洲礼部侍郞知道此事，连皇帝也有所意识。三藩之乱被镇压后，清朝以朝鲜朝廷所呈外交文件违背格式为理由，多次要求朝鲜国王罚银。根据夫马进的观点，康熙年间的“外交文件违式事件”是中国管理朝鲜或牵制朝鲜时使用的方法，14世纪末明朝初期也多次发生过此类事件。夫马进,《明淸中国の对朝鲜外交における‘礼’と‘问罪’》，《中国东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硏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7年，第340-346页。

⑦关于康熙帝罚银的措施，李花子认为“这与其说是三藩之乱当时对朝鲜态度的惩罚，不如说是对越境行为的惩罚。”李花子，前书，第103页。另外金暻绿关注到在明朝没有对朝鲜人和朝鲜国王罚银的先例，他认为康熙帝的罚银代表清朝承认朝鲜“既是独立的藩国又是统治领域的一部分。”参见金暻绿：《朝鲜的对清朝关系意识和外交体系》，《梨花史学研究》37,第157页。对于康熙帝的罚银，李花子的评价比较浅而金暻绿的评价稍显过度。康熙帝要求朝鲜罚银之事应看作是向朝鲜显示上国的力量与权威。

陆地区，清朝的中原统治也得以稳定实施而显露出的自信感。重要的是无论皇太极的强硬政策还是康熙帝的怀柔政策，都表现出了上国权威的方式。由明至清，中原与朝鲜的关系与其内容的变化和沉浮无关，总是披着朝贡的外衣。

本文主要通过关注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来了解18世纪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开始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围绕位于鸭绿江的莽牛哨由谁、如何管理的问题，在《同文汇考》中详细记录了大清皇帝、盛京将军、北京的臣僚以及朝鲜国王和朝鲜臣僚之间的对话。《同文汇考》[1]是正祖八年(1784年)奉王命，仁祖以后至高宗十八年(1881年)，由朝鲜与清朝、日本之间关于事大—邦交的外交文书整理而来的，1978年由国史编辑委员会影印。其中一部分点校翻译成《国译<同文汇考》疆界史料》[2]与《国译<同文汇考》犯越史料1》[3]出版发行。①通过考察《同文汇考》中收录的地方官吏的报告与《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涉及的中央的审议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二、国境地带的情势

至17世纪末，清朝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朝鲜人入侵清朝领域之事，但至18世纪初关于清人为开采人参出没国境地带的报告开始增多。肃宗三十三年(1707年)发生了采参的清人越过平安道抓住把守卒要求鱼盐的事件。②清朝采参人在边境采参时跨入朝鲜境内入侵民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据咸镜观察使李善溥的报告，肃宗三十七年(1711年)10余名清人在甲山古云笼一带搭起帐篷居住，甚至入侵民宅。被朝鲜的哨兵抓住审讯的时候，清朝越境者都称自己是持有参票的合法采参人。“我们是从沈阳来的，持有政府公文，采参时迷了方向，在白头山一带徘徊至此。”③这些人是否真有盛京将军颁发的合法采参许可，这一点很难验证，但可以确认当时的确有清人以各种理由入侵国境地带。

肃宗四十年(1714年)发生了清朝狩猎者入侵平安道理山江边挟持哨兵要求粮食和盐的事情。④此时，朝鲜朝廷意识到清人出没国境地带的事件逐渐增加，为此深感威胁，要求清朝尽快出台抵制越境的相关对策。

上国之人往来采猎,十百为群,冬则行猎,春则采参,结幕屯聚,旷日淹留之际,称以有无相资,与小邦边民潜相往来,至于生变如前日李万成、万枝等是也。今又不遵禁令,恣意越界,捉去把守,若此不已,则辗转生事,将何所不至……事系上国人侵越边疆,非小邦所可制者,则不避烦猥每辄闻奏,第增惶悚……至于违禁越江者亦加严饬,毋得任意搀越,橫计粮馔,使小邦边氓得免惊扰之患,不胜至愿。⑤

针对此朝鲜咨文，康熙帝要求严惩越境者及所属地方官，同时赋予朝鲜可逮捕越境者的权限。“朝鲜人可私下逮捕越境者，在解送的情况下严格治罪，地方官交由相关部门审查。另向朝鲜下达咨文，让防守沿边的官兵严密巡视，若有越境者即刻逮捕解送。”⑥

实际上朝鲜被赋予可逮捕清人越境者的权限应早于此。康熙帝曾于五十一年(1712年)指示，与朝鲜边境一带及近海地区出现非法打猎捕鱼的情况，盛京将军向沿海的地方官授予严处的权力以挽救早期的事态。同时清人的船只成群结队在朝鲜境内捕鱼的行为属盗窃，清朝命令朝鲜政府不要因为他们是“天朝百姓”而饶恕他们，可逮捕处刑。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对不持公文在捕鱼过程中招惹事端的清人可依据朝鲜法律进行处罚。⑧在皇帝的许可下，朝鲜国王逮捕、处罚清人才得以合法化。

至17世纪末朝鲜人因越境事件致使清朝和朝鲜的关系极度僵硬，甚至朝鲜国王要向清朝皇帝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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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关于莽牛哨设汛的分析得力于《国译《同文汇考>疆界史料》，以下简称为《国译疆界史料》。

②事件发生当时因为越境者是凤凰城派来的采参人，所以朝鲜朝廷根本没有向清朝报告。凤凰城是管理朝鲜使节出入的地方，如果凤凰城城守尉对朝鲜朝廷怀有不满，那么很可能对朝鲜使节不利。《肃宗实录》卷45，32b(肃宗33/7/20)。

③《肃宗实录》卷50, 44b (肃宗37/7/30)。此事件发生后，朝鲜朝廷中有人主张趁机要求清朝出台强硬的措施禁止越境。但此时穆克登正为调查朝鲜人李万枝越境事件勘察白头山一带，最终没有达到目的而返清。所以有人担心如果朝鲜要求强化措施，清朝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再次勘察白头山。所以朝鲜政府只能放弃对清朝的抗议。代为向清朝上咨报告越境事实，但极力强调其非故意性。参见李花子《朝清国境问题研究》，首尔:集文堂, 2008年版，第177-178页。

④《肃宗实录》卷55, 29a (肃宗40/9/16)。

⑤《同文汇考·原篇》卷61，犯越7b-8a。

⑥《通文馆志》卷9, 60b，肃宗大王41年乙亥(《通文馆志》2卷,首尔: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98年版，第187页)。《同文汇考·原奏》卷61,犯越, 18b；《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1,4a。

⑦《同文汇考·原奏》卷61,犯越, 18b-19a；《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1,5b。

⑧关于康熙帝征伐准噶尔与清朝的稳定化问题可参考: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章。

罚款。与此相比，康熙帝的这一系列措施使两国关系到18世纪初大有转变。让朝鲜国王有权惩处越境的清人，这代表皇帝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为藩国的越境事件而敏感地做出反应，清朝秩序已经得以巩固。从1690年至1697年，准噶尔的噶尔丹威胁帝国的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康熙帝曾4次亲自出征讨伐他。噶尔丹死后，开始编辑赞扬皇帝亲征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并制作了《皇舆全览图》以供俯视清朝的版图，这些都是为了宣扬清朝的统治已得以巩固。至清朝完全平定西北地区还有半个世纪，但康熙末年的清朝已不再是危机旦旦的征服王朝。①康熙帝对统治清朝的信心，在与朝鲜的关系中主要体现在对越境事件的态度转变上。康熙帝在越境事件上给予朝鲜能动的权力，朝鲜也得以对越境的清人采取比以前更强硬的姿态，这也是有据可寻的。所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朝鲜在国境问题上反而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虽然清朝允许朝鲜逮捕非法入侵者，但还是不断有清人出入国境地带。其中对朝鲜朝廷刺激最大的是肃宗四十年(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发生的事件。该年八月在庆源附近朝鲜官兵目击了捕鱼的清人，他们在江边建房耕种。追查原因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回答：“此处土地肥沃，以后宁古塔的清人要迁徙于此，故先来占地。”②后据朝鲜的调查，宁古塔将军奏请在庆源对面的珲春部兵，计划将此地开发为军事驻地。③

而后不断有人上报清人在庆源和豆满江一带驻扎的消息。同年十一月朝鲜国王肃宗从咸镜道观察使李光佐和节度使赵相周那得知清人在庆源附近建房耕地的消息。根据当时庆源府使赵世望等的上书，清人在庆源对面离江2-3里的地方建草舍，起初庆源官兵以为是清人狩猎时临时建的休息地，可秋去冬来仍在，反而还开地铺路有久居之势，所以上报朝廷。④

针对宁古塔的清人越过国境地带居住的消息，朝鲜朝廷的反应显示了当时对清朝的认识和边境意识。

都提调李曰,皇朝时,自九连城,有镇堡,与我国接界,鸡狗之声相闻,辽东人,或有来耕威化岛者,则辄自我国,移咨辽东都司,而禁止,至于立碑以定界,其时天下一家,我国边民与华人,如邻邑之人,尚虑其无防限,況今日乎,清人所这,虽未知果有深意,而隔一衣带水,而相近,彼此往來,不无生事之弊,此甚可虑矣。⑤

过去事大明朝时曾为界限不明而担忧，现与清朝相邻的情况下，则主张决不可有人接近国境地带，所以提出要求对清人的行为密切关注。

提调赵泰耉曰,彼地事,非我所可禁,而亦不无可虑矣,小臣尝往来西北,观其形势,六镇及江边七邑,彼我境以江为限,而越边则皆是空地,曾无人居,但树木成林而已,今彼人,若只为作农,则旷野沃土,何处不可,而必于沿江近处,造家垦田,且修治道路乎,其意,诚不可测,而近来彼边清人,以采参及猎兽事,通四时无常往来者,比前益伙,或经岁迟留,而不罢归,想其粮道甚艰,故与我境边民,潜相和卖,以资其粮者,不无其弊矣,彼边之造家垦田,虽不可自我禁断,而自今申饬边臣,勿为如前懈弛,动静事机,频频侦察,似宜矣。

在此危机意识下，朝鲜朝廷决定阻止宁古塔将军开垦豆满江一带，并向清朝礼部发送咨文。正如朝鲜大臣所述，朝鲜政府认为应该遵守清朝—朝鲜国境地带不可居住的先例。

仍伏念，圣朝御宇,设栅凤城,以讥出入,栅门迤外,不许人居,与小邦边徼稍远,不相混杂,至今疆域免致大端釁戾者,莫非圣朝深计是赖。⑥

朝鲜主张国境一带应无人居住才能有效预防越境犯罪事件，从鸭绿江到栅门的土地定为空地来防止越境，豆满江一带也应定为空地。清朝接受了此主张。翌年，清朝因朝鲜朝廷的要求，让居住在豆满江一带的清人全部迁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康熙帝命令奉天将军和奉天府尹以及宁古塔将军调查在豆满江国境附近建房耕地者是何人，属何地，为何在此建房。⑦同年十月，清朝礼部向朝鲜发咨文告之，在朝鲜庆源接邻的安都立、他木努等地区所建的房屋、窝铺都已拆除，迁到朝鲜边境地带的宁古塔官兵的屯田也已转移。规定今后严禁越过豆满江或在江附近建房、播种，令所属官员不定时地严查。并且规定以后若有清人违禁在国境一带居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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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肃宗实录》卷55，19b-20a (肃宗40/8/8)。

②《肃宗实录》卷55, 38b (肃宗40/12/3)。

③《请撤毁训戎镇越边房屋咨》，《同文汇考》卷48,疆界12a-13a (《国译疆界史料》，第

116-117页)。

④《备边司誊录》67册(肃宗40/6/7)。

⑤《备边司誊录》67册(肃宗40/6/7)。

⑥《同文汇考》卷48,疆界13a (《国译疆界史料》，第117页)。

⑦《礼部知会令该管査明后再议咨》,《同文汇考》卷48,疆界14a (《国译疆界史料》，第119页)。

朝鲜发觉向礼部发送咨文的话，所属官员及士兵一律严惩。①

通过分析康熙五十三年在庆源一带发生的事件，中国学者李花子指出豆满江边驻扎的清人因朝鲜的要求撤出后，成为对清朝边境管理不利的先例。依据此例，以后朝鲜不仅阻止清人在豆满江边定居，而且后文所述之盛京将军进驻鸭绿江之事也因此终止了。李花子认为，由于清朝不能充分掌控与朝鲜的国境地带，以至于清朝边防军事实力逐渐减弱，19世纪末朝鲜流民越过豆满江以北进行开垦时束手无策。[4]

但这种情况并不纯粹是因为清朝不能稳固边防的军事、行政统治造成的，主要还是因为清朝和朝鲜两国在国境地带管理方面与近代一样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清代两国国境最根本的特征是国界的模糊性，此模糊性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两国依靠国家权力有效地阻止了越境，没有掀起重大事件。但到19世纪末，清朝的支配秩序开始松动，对国境的掌控力减弱，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的边境地区开始聚集众多移民。国家统治力的减弱和边界的模糊性导致19世纪末清朝和朝鲜国境地带出现了和16-17世纪明末相似的边境杂居现象。所以18世纪初两国的国境管理不能看作是朝鲜外交的胜利或清朝对朝鲜政策的失败，而应该从当时两国国境地带所具有的根本特征方面去探讨。

三、盛京将军与莽牛哨

雍正五年(英祖三年, 1727年)，数百名清人进入朝鲜境内非法开采人参与朝鲜官兵发生冲突，造成5名朝鲜人死亡。由“郭连进事件”②，清朝因清人不断进入朝鲜境内而遭到朝鲜的抗议，为了根除越境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对越境者和帮助越境或不能有效管制越境的地方官和士兵的处罚是理所当然的。因清人越境后在朝鲜伤人或者非法开采人参等引发事故，所以雍正帝赋予朝鲜国王可依命令逮捕的权限。如果清人拒捕，朝鲜的官兵可处死他们。③赋予朝鲜可处罚越境者权限的即“雍正皇旨”，这成为此后朝鲜对国境问题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依据。

以后盛京将军在鸭绿江一带为有效地控制清人和朝鲜人的越境而费尽心思。雍正九年(1731年)盛京将军那苏图（Nasutu)提议在鸭绿江入口设汛，他特别关注的地方是非法采参和渡江时常用的莽牛哨。草河与爱河发源于柳条边，在边外的莽牛哨合流后流向中江，即鸭绿江。中江里有个叫江心沱的洲，此处是“不肖匪贼”坐船利用水路运粮的地方。问题是此洲的西面是清朝所属的凤凰城管辖，东面是朝鲜的领土。知道劫匪们相互来往但却不能逮捕，主要还是因为“与朝鲜相连”使清朝官兵无法靠近。④为了根除非法行为，那苏图的提案是：“在草河与爱河合流处莽牛哨设立4艘小船，2艘三板船，现在驻扎在虎耳山的1名官升和12名士兵再加1名官升和20名士兵，转移至此设汛。如果冰冻，水路汛地可以拆除，在虎耳山设立陆路汛地。”针对那苏图的提案，雍正要求先与朝鲜协商，因为“所属将军要设汛的地方与朝鲜国界相邻。”⑤朝鲜既是外国也是藩国，即使作为天朝也不能随意触犯境界地区。⑥

朝鲜朝廷收到有关莽牛哨地区设汛的咨文后，认为清朝的意图是要在国境地带“开拓土地”。左议政赵文命所述如下：“从顺治年间开始，闲置栅门以外100余里地，相互不邻接，其意义深远。近来我国边境居民中有极其诡诈者越过境界移居，想必会遭大国之罪。此情况下应发咨阻止设汛。”⑦事前宁古塔将军欲驻军豆满江一带时，当时朝鲜的反对理由也与此相同。即国境地带如果不空出就会有人随意进出，导致越境和非法移居。所以雍正九年六月朝鲜朝廷向清朝礼部上咨，在国境地带管理方面提到了顺治、康熙年间的先例。

昔太宗文皇帝……设栅之后，虽其轮替巡检，俾尽缉远之方，又必旷弃地界，不容人户接留，其圣意出寻常万万。逮我圣祖仁皇帝时，宁古塔守将，乃于小邦北道庆源训戎镇越境，设置留兵，至于结幕垦田。而因小邦陈咨，圣祖仁皇帝特命撤毁，圣虑深远，前后一揆。小邦之以边境事，免大何于皇朝者，亶赖于是。⑧

朝鲜的意思很明显。如果在国境一带设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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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部知会撤毁咨》,《同文汇考》卷48，疆界14b (《国译疆界史料》，第120-121页)。

②雍正七年，清人郭连进等将朝鲜巡哨兵打死，雍正帝谕旨依法处决，为此朝鲜对清朝依法办案的态度表示钦佩。

③关于“郭连进事件”可参考金宣旼《雍正时期的盛京地区统治》《明清史研究》34，第143-145页；李花子《朝清国境问题研究》，第190-197页。

④《礼部知会询问设迅便否上谕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16a (《国译疆界史料》，第123页)。

⑤同前书，16a (《国译疆界史料》，第123-124页)。

⑥关于雍正帝对盛京地区与朝鲜的认识可参考金宣旼《雍正帝的盛京地区》，第169-170

页。

⑦《英祖实录》卷29，42a (英祖7/6/20)。

⑧《请寝莽牛哨设迅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16a-17b (《国译疆界史料》，第125-126页)。

扎官兵，邻近地区的居民居住的话，必会建立房屋、商铺，船舶往来也会因此频繁，而且旁边又有中江开市，人员接触当然会增加，国境设汛最终不能防止越境反而会促进越境。

结果雍正帝没有偏袒盛京将军那苏图，而是偏袒了朝鲜国王英祖。同年九月清朝礼部向朝鲜发咨文传达了不在莽牛哨设汛的旨意。“朕因此地(草河、爱河)与朝鲜国连界，恐于该国，或有未便之处，特行降旨询问。今该国王，既请仍遵旧例，着照所请，不必添设防汛，亦无庸交兵部再议。”①为了有效防止越境，没有采纳边境地方官要求驻军的意见，而是采纳了藩国的主张，遵守旧例，留为空地尽量减少边境地带的接触。雍正帝认为，跟那苏图主张的军事、行政效果相比，朝鲜国王要求的界限的模糊性更有利于边防的统治和国境的管理。雍正年间盛京将军在莽牛哨设汛失败不能单纯看作是朝鲜外交的胜利，而主要是当时清朝和朝鲜相互认同的境界不是线而是空间的结果。

那苏图的提案被否决后，莽牛哨又被作为非法采参者的移动通道。乾隆年间，被任命为盛京将军的达尔当阿（Daldangga)认为不能再对莽牛哨的非法采参和越境之事置之不管，再次提出在莽牛哨设汛的问题。②乾隆十一年(英祖二十二年，1746年)达尔当阿向乾隆上奏，报告边境防御的重要性和自己的相关计划。前任盛京将军那苏图没能说服雍正帝，以此为教训，达尔当阿先详细说明了莽牛哨地区的问题及地理特征，特别强调此地区的草河与爱河都是以长白山为源流，这一带生产的人参是皇室的财产。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设置卡伦，安排官兵巡逻，但“不肖之群非法制造小船，运载粮食经过莽牛哨，依江至冬河，秘密进入人参产地非法开采人参。”③为了约束私自采参者，达尔当阿提议先选拔熟悉水军训练的南金州汉军中的佐领1人,骁骑校1人,领催2人,士兵100名，与4艘船舶一起派遣到莽牛哨驻扎。另外达尔当阿提出为了士兵驻扎需要开垦莽牛哨一带，“选择旅顺水师营中没有土地的100名官兵驻扎在凤凰城所属的莽牛哨，开垦沿边的荒田各自耕种。”为此，“在凤凰城边门建草房200间，再增加佐领的草房10间和骁骑校的5间”分与官兵。④

达尔当阿也知雍正年间前任盛京将军那苏图提议在莽牛哨设汛没被采纳是由于朝鲜的奏请之事。但在达尔当阿看来，朝鲜反对设汛的主张是“有眼但却看不清事态”的迂拙之举，加强国境地带的防御可以防止越境，对朝鲜来说也是益事。

今，莽牛哨，若不添设官兵，防守要口，则经年累月，觅利之徒渐多。倘与该国居民，互相串通，侵扰该国疆界，将至滋事不已……非独为藐法之徒，私采人参，实因宁谧该国边疆，永息事端，为之筹划。⑤

达尔当阿引用管辖莽牛哨的熊岳副都统西尔们的报告，明确说明设汛是朝鲜领土以外之事。以莽牛哨的沙洲为中心河流一分为二，南支水流向朝鲜义洲，北支水流即系莽牛哨河。达尔当阿强调官兵和船舶都是在清朝界内驻扎，不会与朝鲜有越界之事。如果采参者向江东即朝鲜境内逃跑的话，朝鲜官吏协同抓捕，另外水路的士兵随意进入朝鲜领域的话就地处罚。“这样做既可杜绝奸民秘密进入所禁山场，也可避免朝鲜界址的混杂和骚乱。”⑥

礼部也极力赞成在莽牛哨设汛，虽然之前雍正帝接纳了朝鲜的奏请，但“海疆要地的防守和巡哨之事应缜密。”而且官兵驻扎地并非朝鲜之地，礼部主张“在本土境内设汛，所属将军依当地情况处理就行，无须向朝鲜国王询问。”设汛以后，“假使出现如何分清疆界，定居落户等问题”，也是由所属官吏详报处理。⑦不可因担心划分不明导致骚乱而忽视边疆的管理。皇帝因顾及与外国的关系而放弃国境地带的防御，与此相反，地方官吏则主张应事先考虑当地情势。

四、朝鲜的边境意识

在北京和盛京再议边境设汛的消息很快就传入朝鲜，朝鲜使节来往辽东将传闻带回朝鲜，义州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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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部知会不设防迅上谕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18 (《国译疆界史料》，第126-127页)。

②关于达尔当阿的莽牛哨设汛提案与以后朝鲜的相关审议过程可参考李花子《朝清国境问题研究》，第201-208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管辖盛京地区的将军，达尔当阿不只是关注与朝鲜的国境地带，在提出莽牛哨设汛问题以前，乾隆十一年二月七日达尔当阿已经指出需要在威远堡到凤凰城一带整装垦地。《粘单》,《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31a-32b (《国译疆界史料》，第150-151页)。达尔当阿关注莽牛哨并不纯粹为了压迫朝鲜，而是作为有效管理盛京边境的一个重要环节。

③《礼部知会莽牛哨添驻官兵防守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19b-20a (《国译疆界史料》，第130-137页)。

④同前书，23a-23b (《国译疆界史料》，第136-137页)。

⑤《礼部知会莽牛哨添驻官兵防守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20b (《国译疆界史料》，第131页)。《礼部知会莽牛哨添驻官兵防守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23b (《国译疆界史料》，第137页)。

⑥《礼部知会莽牛哨添驻官兵防守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22a (《国译疆界史料》，第134-135页)。

⑦《英祖实录》卷63，11a (英祖22/3/28)。

访问凤凰城也听到传闻，朝鲜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相关信息，当时朝鲜朝廷怀疑清朝欲将栅门迁移至国境地带。①朝鲜官吏担心如果盛京将军迁移栅门的话，清人不光会占据朝—清边境，而且义洲、废四郡等其他朝鲜的领土也会被占领，最终导致朝鲜的疆域会“一夜之间减少5里、10里”。朝鲜国王英祖也坚信“退栅就像在别人家门口砌墙一样”，所以必须要制止。②

关于清朝边境栅门的问题朝鲜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情况，所以有所不安，决定直接向清朝问清情况。决定此事是在盛京副都统③来中江巡查以后。④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朝鲜国王英祖向乾隆帝上奏，“不选择上咨的先例，而触犯天威”，直接向清朝上奏之事可以看出朝鲜将此事件看得相当严重。

臣窃伏念，皇朝御宇以来，严内外区界之限，轸奸细搀越之患，树栅凤城，以讥出入。而栅以外至于沿江百有余里，虚其地方，禁人居作，使烟火不相望，声闻不相接，此其宏谋远计，慎在四方，虑及万世。而出寻常万万者也。⑤

朝鲜先说明了康熙帝和雍正帝不准在国境地带开垦土地驻扎军营之事，同时强调了清朝和朝鲜关系的非同寻常。“小邦虽是皇朝之外藩，视同内服。呼诉之事必应允，恳请之事必施恩，天下之德只对小邦宽宏大量。”⑥朝鲜代代侍奉皇帝，所以清皇帝也是爱护朝鲜，有求必应。因此认为乾隆帝也会像先皇一样按照先例应朝鲜的请求终止莽牛哨设汛。“事大”和“字小”是对朝鲜与明朝之间典型的朝贡关系的修饰，这成为维护朝鲜论理的依据。

朝鲜对国境地带垦地驻军之事的顽强反抗让乾隆帝深感不快。盛京将军通过数次调查来说明莽牛哨的设汛对朝鲜也是有益的，礼部、工部、兵部也都赞成达尔当阿的提案，皇帝已经允准的提案却一直受到藩国的反对，对此乾隆帝肯定会不满。“观该国王所奏,盖以其境内之人,素有乘间偷越挖参者。若我设兵巡察,则伊等不得任意往来,所奏亦属卑鄙。小国之人,不识大体,惟知纵下谋利,不思宁定边疆,而故谓难行以示我,亦未可知。”⑦但也不能无视朝鲜的多次上奏，无条件地按达尔当阿和大臣的意见行事。因为朝鲜历来既是清朝的藩邦又是属国，“我朝施与朝鲜的恩惠深厚以久”。乾隆十一年七月，乾隆帝下达指示，终止了朝鲜最担忧的问题即在国境地带开垦土地之事。

达勒当阿所奏展边垦土一案，该国王既称凤凰城树栅之外向留空地百余里，务事内外隔截以免人烟辏集混杂滋事之患，此奏尚属可行。着将凤凰城展栅之处照该国王所请停止并令该部传谕该国王知之。⑧

皇帝终止开垦土地的决定，已经有悖于达尔当阿的强化边境防备计划。其实在栅门外开垦土地是达尔当阿从威远堡到凤凰城整备盛京边境管理政策中的一环，为了在莽牛哨设汛、驻军，需要土地和房屋，达尔当阿想在国境地带的空地解决此问题。虽然土地开垦计划遭到皇帝的否决，但此时兵部的官吏继续向皇帝强调莽牛哨设汛的必要性。在“担忧边疆”的兵部看来，达尔当阿提出的莽牛哨设汛提案是“调查奸恶的盗匪后为了长期的安全制定的对策”，“肃清边境，不但可以永保边境安宁，对外藩也是有益之事”。所以朝鲜国王奏请的内容无需再议，为了边境的安定，应按照达尔当阿当初的奏请设汛。⑨

清朝官吏为了强化国境地带的防御主张设汛，朝鲜则主张为防止国境地带的混乱而断绝人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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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当时朝鲜朝廷的议论与忧虑问题可参考李花子《朝淸国境问题硏究》，第203-205页。

②前文达勒当阿奏请中引用的熊岳副都统西尔们，朝鲜方面误认为是盛京副都统。《请寝添兵屯田奏》,《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26b (《国译疆界史料》，第142页)。

③其实围绕莽牛哨问题是否要向清朝发奏文一事，朝鲜朝廷也展开了争论。有人认为因为当时盛京将军还没有发任何公文，清朝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发咨文不合适。另有人认为清朝要迁移栅门之事说明清朝已经作出决定，所以朝鲜需及时应对。两种意见相互对立。英祖担心咨文在传达过程中情况突变而不可收拾，所以决定先发奏文直接向清朝皇帝传达朝鲜的意思。《英祖实录》卷63, 12a (英祖22/3/5)；卷63，13b (英祖22/3/15)；卷63, 14b (英祖22/3/21)；卷63，17a-18a (英祖22/4/19)。

④《英祖实录》卷63，17a-18a (英祖22/4/19)；《请寝添兵屯田奏》，《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26b (《国译疆界史料》，第142页)。

⑤同上书(《国译疆界史料》，第143页)。

⑥《大清高宗实录》卷270，26b-27a (乾隆11/7/己酉)。

⑦《大清高宗实录》卷271，10a (乾隆11/7/甲寅)。同内容的谕旨在《礼部抄录更察设汛许停展栅上谕及兵部原题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31a (《国译疆界史料》，第149页)中也有。相似的内容在礼部的咨文《英祖实录》卷64，28a (英祖22/10/29)中也可见，其中有清朝皇帝终止国境地带开垦土地的命令。

⑧《粘单》，《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32b (《国译疆界史料》，第152页)。

⑨《礼部知会奉旨寢退栅添迅咨》，《同文汇考·原篇》卷48，疆界34a (《国译疆界史料》，第154-155页)。

来，结果乾隆帝在两者之间和父亲雍正帝一样又一次偏袒了朝鲜。

由此观之，欲设汛之处，在原定界址以内，与朝鲜边界无涉矣。惟是该国王，世戴国恩，甚属恭顺，若安设此汛，彼国之无知小民，倘有违禁者，伊恐获罪，是以奏请……如伊属下人等，不能遵奉该国王禁令，以致该国王得罪，朕心有所不忍，着照该国王所请，莽牛哨地方，添设汛兵之处停止，令该国王，将伊所属人等，严加约束。①

在莽牛哨设汛可以断绝越境和采参，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因藩国的反对，清朝的皇帝没有允许。对藩国的怀柔比地方的安全与管理更为重要。所谓清朝和朝鲜的朝贡关系并不是上国之清朝把本国的利益单方面强加给朝鲜或朝鲜对清朝无条件服从式的单线关系。两国的关系是以上国和藩国等级序列为前提的，同时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也包括一定的妥协和调节的可能性。宽松的朝贡关系可容忍模糊的国境，在此过程中，对上国来说可维护天朝的威严，对藩国来说可维护本国的利益。正如中国学者李花子所说，这并不是单纯“作为军事大国的清朝和交界小国的朝鲜努力保护疆域的结果”。[4]208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正是容忍这种模糊的国境地带的关系。

按皇命莽牛哨设汛被终止后，朝鲜仍疑惧清朝要占领国境地带。皇帝最终下达决定后一年，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义州府尹郑夏彦仍觉得达尔当阿没有放弃在莽牛哨屯田的念头。朝鲜朝廷认为清朝逼近国境地带的理由是由于盛京一带人口剧增造成的。随着流民的增加，对耕地的需求也增加，盛京将军通过开垦与朝鲜国境地带的土地来谋求东北边境的安定。左议政赵显命指出，“这其实是为了让他们的边防更安宁的策略，据说流民刚开始只是将近30万，现在成了5倍，为牟利而屯田。”如果清朝打算向流民开放国境地带的话，那就比“退栅”和“设屯”问题更严重。清朝的流民居住在国境地带对朝鲜来说“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为北方的国境地带“土地肥沃，清非开垦不可”，所以朝鲜要为坚守土地战斗到底。②

五、结论

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越境事件到康熙年间设立白头山定界碑，雍正—乾隆年间的莽牛哨事件，后金—清与朝鲜的关系一直都是以越境和疆域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两国的边界地区最能反映后金到清朝的发展以及清朝和朝鲜事大关系的趋势。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采参和康熙帝时官吏测量地势的地方都是鸭绿江一带，但各时期边界地区的性质和意义不可能相同。

明朝的宗主权越过中原影响到辽东和朝鲜的时期，朝鲜和女真当时共有鸭绿江边境一带。朝鲜—女真的边境与明—女真的辽东是类似的情况。正如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所述，辽东是“中间性的(between-ness)”或“超边境性的(transfrontier-ness)”，这样的地区性导致汉人和女真人的模糊，[5]这里也是“作为人与人相识的空间，在地理上、文化上的国境区分不明确”，因此也称为“无国界的领土(border⁃less)”。[6]正如朝鲜国王宣祖与努尔哈赤的逸事一样，朝鲜和女真的界限不是按照鸭绿江和豆满江的自然地理界限来明确区分的，而是共有混居的，两者的关系是以明朝为媒介的。

皇太极统领的后金的成长需要设定专属的领域，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不再容许以前不明确的边境。努尔哈赤的后金所持有的边境(frontier)是“相邻的两个政治势力、社会集团或者文化之间存在的界限模糊的空间，一方向另一方行使强有力的影响力，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对方，具有可扩张余地的地区”。皇太极的后金—清朝是“相邻的两个政治势力相互明确各自的领土界限而设定的线”，要求的是所谓国界(border)。③皇太极要求的是与朝鲜明确区分后金的专属境界，朝鲜人的越境为他压逼朝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并以此为把柄成功地攻击朝鲜最终建立事大关系。

在皇太极时期不可能出现近代社会才有的明确的国境线。至19世纪末，清朝和朝鲜的相邻地区既不是边境也不是国境，而具带有一种中间性质。与此相关，研究美国西部史专业的JeremyAdelman和Stephen Aron提出的“国境地带(borderland)”值得关注。他们将边境和国境之间设定为国境地带，也就是定义为“两个势力相互竞争的境界”。两个势力间的空间由边境变为国境前的一种转换阶段就是国境地带，此国境地带兼具边境性质和国境性质。[6]816也就是说国境地带既是像边境那样两个集团围绕模糊的界限频繁接触的空间，同时也是相邻两国间势力的承认和妥协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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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祖实录》卷66，33b-34a (英祖23/11/25)。

②关于境界(boundary)、边境(frontier)、国境地带(borderland)、国境(border)等相关用语的说明可参考金宣旼《关于清朝边境统治的研究动态分析》，尹荣寅等著,《外国学界的征服王朝研究视角与最新动态》,东北亚历史财团, 2010，第114-118页。

③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用天下君主的概念来说明18世纪清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可参考

Pamela K. Crossley,前书，5-6章。

18世纪中叶的莽牛哨设汛事件同时体现出清朝和朝鲜两国国境地带的模糊性及以此为后盾的朝贡关系的特殊性。从努尔哈赤时期到乾隆年间，在清朝和朝鲜的国境地带，朝鲜人的越境事件不断发生，但清朝的对应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早期的满族统治者为了从对立的朝鲜那里得到后金和清朝的地位，对朝鲜的越境者施以酷刑，18世纪达到繁盛高峰的清朝皇帝们开始给与恭顺的朝贡国宽容的待遇。从莽牛哨事件可看出，盛京边境一带的地方官们为了防止朝鲜人越境和加强国境防御曾极力要求采取强烈措施，但是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偏袒了朝鲜。

至18世纪，清朝的皇帝将地位确立为掌控世界的天下君主，这有必要结合当时清朝的统治意识形态来理解。18世纪的清朝不再是单纯的满族的统治者，而是广大帝国和民族集团的统治者，包括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西藏人等在内的所有百姓。清朝这样的天下君主意识形态不光体现在国家内部，在对外关系上也有所体现。在对外国特别是与朝贡国家的关系上，清朝皇帝自封为统治天下所有臣民的天子，为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取外国的要求。对朝鲜来说，与在军事、政治上都不存在威胁的邻国争夺国境问题，还不如确保其朝贡国的忠诚，这更符合天下君主的地位。最终清朝皇帝出于对外国的爱护，不能对恭顺的朝贡国的一再请求置之不理，朝鲜反而可以贯彻自己的主张。18世纪清朝和朝鲜的关系是以宗主国与朝贡国的上下等级序列为基础的，同时也包涵妥协的余地，两国朝贡关系的特殊性和国境地带本来的模糊性致使莽牛哨设汛付诸东流。

[参考文献]

[1]同文汇考[M].国史编辑委员会影印本，1978.

[2]丘凡真.国译《同文汇考》疆界史料[M].裵祐晟，译.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8.

[3]丘凡真.国译《同文汇考》犯越史料[M].裵祐晟，译.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8.

[4]李花子.朝清国境问题研究[M].首尔:集文堂，2008：187.

[5]PAMELA K.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9：47-50.

[6]JEREMY ADELMAN AND STEPHEN ARON.“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3, 1999（G）：81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