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晓波( 1979—) ，甘肃正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的两次对外用兵，较之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不但持续时间长、战线长，而且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度攻入了廓境，在当时交通运输落后、环境恶劣、边疆尚不安宁的条件下，对于这样一次特殊的对外用兵，清政府如何解决战争过程中军队调用、军需供给等问题，其成为笔者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了解清代在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的基本情况。因此考证兵员的来源、数量、地理分布、军费的来源及消耗数额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

关键词：乾隆; 廓尔喀; 尼泊尔

廓尔喀原本系尼泊尔二十四部落之一，18 世纪崛起并征服了各部建立了尼泊尔王国，此时其势正盛，而王国“疆土褊狭，户口纂繁”，这种难以自给的现状使得廓尔喀急于向外发展。［1］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尼泊尔疆土与西藏西南犬牙交错，两地宗教关系向来密切，商旅往来不绝，而印藏之间的货物运输也多由此中转，故尼泊尔有“印藏孔道”之称。因此，尼泊尔强大后侵略的首要目标便是西藏。1788 ～1792 年，以“银钱冲突”为起因，廓尔喀人二次入侵西藏，第一次于 1788年侵入西藏后，驻防于西藏的绿营兵兵丁不敷，清政府遂调集成都将军鄂辉率领满、汉屯兵三千火速入藏，四川总督李世杰坐镇打箭炉，就近调派官兵，筹备军糈，运解粮饷，并派理藩院侍郎巴忠赴藏查办。清军长驱直入收复失地，廓尔喀慑于清军而求和，巴忠邀功心切，1789 年，双方签订《廓藏密约》，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中，“乾隆皇帝宵旰焦劳，诸事过问，对西藏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战事中的调兵、筹饷、运送、设置程站等颇有章法，所有军糈皆由中央负担，购粮、支用乌拉等项也照价偿付，一切用度毫不累及地方。”［2］仅仅过了两年，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乾隆皇帝调集东北、西北、西南的兵员，在福康安的带领下，在满、汉、藏、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各族支持下，横穿喜马拉雅山，一举攻入廓尔喀境内，经过 16 个月的战争，廓尔喀降服。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从战争所投入的兵力、财力来看，第二次廓尔喀之役较之第一次廓藏战争表现出持续时间长、战事激烈、兵力财力投入多等特点。这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对外用兵，也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清代西南边境军需供给的现状，因此笔者就这次战役中关于兵源及军费等问题进行考证。

一、兵员的数量及地理分布特征

(一) 兵员数量考。据《清实录》、《廓尔喀纪略》以下简称《廓略》、《清史稿》等史书记载，从地域上来看，此次战役共调集了西南的西藏、四川兵; 东北的索伦达兵; 西北青海兵。从兵员的民族成分来看，有汉、藏、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从兵员的种类来分析，有绿营兵、屯练降番、金川土兵等。下面笔者就以兵员的来源为脉络对参加第二次廓尔喀战役的兵员数量进行考证。

首先是关于索伦兵的调用数量考证。索伦兵熟练骑射，骁勇善战，乾隆特谕其从东北南下至京，后赴藏剿匪，而对索伦兵调集的数量，《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提到: “先后从东北调索伦兵二千，”①而据笔者考证，未见二次从东北调兵的记录，《清实录》记载: “调遣索伦兵一千名到京。”［3］又载“现在剿办廓尔喀贼匪，索伦、达斡尔兵丁向为得力，著都尔嘉将呼伦贝尔兵挑选六百名，打牲兵挑选四百名，照例办给马匹路费，令呼伦贝尔兵从多伦诺尔 行 走，打 牲 兵 从 八 沟 行 走，迅 速 到京。”［4］《廓略》也明确记载: “令海兰察等分起带领索伦、达斡尔兵一千名，……于明春进剿贼匪。”［5］这说明从东北调索伦兵仅为1000 名。《清实录》及《廓略》记载: “此次所派索伦等兵不过一千名，骑驮马匹三千已足敷用。今青海蒙古等已办马三千匹。”这就有一个疑惑: 即是 1000 名索伦兵为什么要置办马匹 3000 匹呢? 按照清政府当时规定，这些兵丁“照例各支马一匹外，再给马一匹，以便轮替骑坐。”［6］也就是 1 人配马 2 匹，那么1000 名索伦兵只需要 2000 匹马，这可以从《廓略》中找到答案: “此次派往索伦兵虽系一千名，连跟随人等即有一千五百多人。”［7］这说明索伦兵虽调用 1000 名，其实连同跟随人员要 1500 名，若每人配马 2 匹，刚好 3000匹，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调用了 1000 名索伦兵却要置办 3000 匹马的原因。

其次是关于其他兵员数量的考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提到: “先后从东北调索伦兵二千，从金川调土兵五千，调川兵三千，并藏内官兵三千，共约一万七千余人，开往前线。”②以《清实录》、《廓略》、《清史稿》的记述相互印证，此数字有误。《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七年四月: “已降旨，令孙士毅即将前次备调川兵三千名迅速派拨，催促带兵将弁克日起程赴藏矣。藏内现备粮食，已足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此时藏内原有兵丁及派调续调屯、土各兵，并索伦达斡尔兵，统计共有万余。今再加以添调川省兵三千名，亦不过一万三千余名。”［8］从这条史料中可知，索伦兵 1000 人合四川、西藏兵员共10，000 余名，又派拨添调川兵 3000 名，共13，000 余名，可知除索伦兵 1000 名及此次加派的 3000 名川兵，之前已经调用了大约9000 余名兵员。《廓略》记载: “此时鄂辉、成德先后带领屯二千二百，加以先期往换班兵丁一千二百余名，合之藏内原驻兵共计四千名。”［9］据之推理，在廓尔喀战役爆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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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习孔、田珏: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第337 页。《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中关于索伦兵调用的数字很可能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在《圣武记》(魏源著，韩锡铎、孙文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58 页) 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中记述: “明年二月将军参赞由青海至后藏，闰四月所调索伦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并藏内官兵三千。”按其记载，共调用兵员一万七千余人。而在《廓尔喀纪略》及《清实录》中都多次记载调用索伦兵为1000 名，《圣武记》对此记述可能有误。

②参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 337 页，所见之记载，同样关于索伦兵、金川的土兵调用的数字很可能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

内兵丁只有五六百人。从史料记载来分析，廓尔喀战役除东北的索伦兵 1000 名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 100 名以及藏内五六百人兵丁外，其他 12000 余人大部分来自于四川，而据《廓略》记述: “屯、土兵丁先后派赴西藏者已有八千余名，所剩俱系老弱无用，自应即于川省绿营官兵内就近挑取照数预备。”［10］这说明屯、土兵最大限度只能调用 8000 余名，而金川土兵一次性调用了 5000 名，四川的备调屯、土兵为 3000 人。12，000 余名的兵丁只有 8000 余名来自屯、土兵，其余 4000 名可能是绿营官兵、族番兵丁，蒙汉兵丁等。

兹上统计，此次战役共调集的兵员来源及数量为: 索伦兵 1000 人，四川屯土兵 8000余人、西藏官兵( 绿营兵) 五六百人，其他的兵员如族番兵丁、汉蒙兵丁等共计 4000 余名，总之此战役共调用了大约 13，000 余人。

(二) 兵员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原因。兵员的地理分布较为明显，调集的兵力虽然遍及东北的黑龙江、西南的西藏、四川等地，但主要分布于四川、西藏两地。仅川兵就征调8000 余人，占总人数的 60% 左右，川兵的征调又以金川土兵为最重，金川调用兵员达5000 人，《清史稿 》记载: “乾隆征廓尔喀，调金川土兵五千。”［11］金川土兵占调用四川兵力的 60%。另外的 3000 兵丁则是备调之用，最后因战争较为激烈，又从四川调至西藏边境。此外阿坝地区的藏族屯练也占有相当的数量，1791 年 9 月，成德、鄂辉所带兵赴藏的 3000 人，又三分之二就来自于今四川阿坝地区的藏族屯练。可见当时川兵对于国家边境战事的重要性。

藏内兵丁在康熙年间“留兵二千，川陕各居其半。”①雍正九年( 1733 年) ，因驻藏官兵供应浩繁，决定留兵 500，其余内撤。从此清军在西藏常驻官兵 500 人，三年轮换，形成惯例。按此推理廓尔喀战争爆发时，藏内可调官兵仅有 500 名，鄂辉、成德先后带领汉屯兵二千二三百，加以先期派往换班兵丁 1200余名，合之藏内原驻官兵约计 4000 名。从中也可推算出藏内驻官兵仅有常驻官兵 500 余名。因此在廓尔喀战争发生时，只能调用其他地区的兵员了。按照清代西北兵员分布格局，“土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调征西南，常得其用。”［12］此次战役却很少调用甘肃、湖广、云贵地区的兵员。蒙古兵及族番兵丁也很少调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川兵甚是勇猛，数量已足，而从川边入藏迅捷。川兵中大部分是番兵，他们适应于高寒地域作战，而且攀岩能力较强，“前后藏至打箭炉，跬步皆山，马匹最易疲倒。且沿途一线羊肠，兵丁行走易挤。”［13］只有川兵才能迅速到达目的地，这也是调用屯练降番的原因之一。在克复济咙后，清军趁势欲攻入廓境，而“通往贼境之路，唯热索桥为扼要之地。”［14］清兵追至热索桥时，南岸廓兵见官兵追至，“仓猝撤去桥板，俱即落河淹毙我兵，”［15］因“河面宽阔，水深溜急，贼匪阻河抗拒，枪声不断，而北岸山境极狭，竟无多兵驻足之地，若径对贼卡进攻与贼相持，徒费兵力，急切不能得手。”［16］峨录大山与济咙热索桥一带大山连接，虽然崇山峻岭，树林茂密陡险，但总有一线僻径可上，于是在五月十五日( 1792 年 7 月 3 日) ，让部分军士至河边，佯作欲进之势，而命四川的屯兵土兵丁翻越了东面的峨录大山，绕至上游距热索桥六七里处，伐树扎为木筏潜渡，沿南岸疾行，突袭廓军临河石卡，大获全胜。热索桥战役中，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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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羽新: 《清朝治藏典章研究》，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版，第 1057 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清世宗实录》(卷之七十二，雍正六年六月己亥) 同样也记载: “著将川陕兵丁各留一千名驻藏，共成二千之数。”

于四川的土兵、屯兵翻越大山，突袭敌翼，才能使整个战役取得胜利。据前者所述，川兵即有 8000 余人可供调用，再加上藏内兵员共有万余人，足以和廓军抗衡。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调用四川兵的原因。二是索伦兵熟练骑射，骁勇善战，可以充任先锋。来自于东北的索伦兵虽不及番兵耐寒但与内地兵相比耐寒能力较强。而清政府早已为其准备了冬衣，专门运送至济咙等地备用。《清高宗实录》记载: “索伦等兵素未耐冷，已制备冬衣四千件，运送济咙备用。”［17］而后的实战结果证明，索伦兵的确勇猛无比。在进攻济咙官寨时“海兰察与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自丑至亥，克之，斩贼六百，俘二百。”［18］索伦兵总共才千余人，能斩贼六百，俘获二百，可见其战斗力之强，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三是族番零散，不易操控，湖广、云贵及其他地区的兵员遁途不便，调用费饷。《清高宗实录》记载: “滇兵可以无用，忽调忽停，全无把握，徒费粮饷，若非朕先期谕令孙士毅、富纲将滇兵及续调三十九族番兵暂停进发。”①说明滇军因遁途不便，不宜征调，同样陕甘湖广及贵州的驻军也未有四川方便。《廓略》载: “前次檄调三十九族番兵，该番兵以未经行阵，且力量不给，恐一时不能到齐，为此现在停其调派等语，……所调各兵又缓不济急，且卫藏地窄人稠，增此多兵坐食，徒滋糜费，是以节次，降旨将三十九族番兵及滇省兵丁概行停止。”［19］可以看出青海三十九族虽接近西藏，但是不如官兵从速调集，而战事紧急，族番兵丁不能一时到齐，因此又停止征用。

二、军费的来源及消耗额

(一) 军费的来源

军费不仅仅指战争所消耗的费用，还包括战后犒赏、抚恤所用的花费。从文献的记载来考述军费的来源及消耗数额无疑带有一定的推断性，但以其军费的来源及消耗的渠道为脉络，则可以大概地推测出军费消耗的数额。从《清实录》、《廓略》中关于此次战役军费记载情况来看，军费的来源大概有三种途径。

一是政府拨发。这部分是军费的主要来源。《清高宗实录》载: “丙寅，谕此次大兵进剿廓尔喀，前经降旨，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川省，以备军糈。恐尚不敷应用，著户部再拨银一百万两解赴川省，交署督孙士毅备用。”［20］《廓略》载: “即已降旨在川省附近省分拨给银二百万两，嗣又部拨银一百万两，……又赏拨银二百万两，前后五百万两不为不多，即后起所拨银两运解需时，其前次所拨银两三百万两，阅时已久，早应陆续运到军营。”［20］从以上几则史料可知，首次政府拨款为 300 万两白银，后因不敷，又拨 200 万两白银，共拨款额应在 500 万以上。《清实录》又载: “谕前因办理廓尔喀军务，业经降旨拨银六百万两，以供军需支用。兹据福康安等奏称，所有解藏银两，除拨支军需外，其例应支放兵饷和各项，尚不敷用，请再酌拨银两解川接济等语。著照所请，交户部于邻近省分，酌拨银七十万两，令各该省派员迅速解往川省，以资支用。”［22］这说明在 600 万两以上还加拨了 70万两，总共拨款达到白银 670 万两以上。

二是社会捐助。社会捐助主要来源于商人，但他们捐助的额度要得到政府的认可，《清高宗实录》载: “壬寅，谕曰: 穆腾额奏，长芦山东商人王佩等呈称，现闻大兵进剿廓尔喀贼匪，芦商愿捐银三十五万，东商愿捐银一十五万，共五十万两，以备凯旋赏赉之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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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八十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下条。《廓略》中的记述亦如此。

语。……著准其捐银五十万两并著照所请，于运库本年奏销，五十六年引课项下借拨，分作五年完交归款。”［23］“癸亥。谕曰: 福崧奏，据两浙商人何永和等呈称，现闻大兵进剿廓尔喀贼匪，情愿捐银一百万两，以备凯旋赏劳之需等语。……今既据福崧奏称，该商等再四吁请，情词恳挚，著准其捐银五十万两，并准其于本年壬子纲盐引内，按数起捐，分作年半完纳，所有捐银商人等，著该抚查明咨部，照例议叙。”［24］从以上史料来看，准芦商、东商捐银 50 万两，两浙商人何永和情愿捐款100 万两，准捐 50 万两，此次社会捐助应在100 万两以上，当然对于捐款的商人政府优先拨给盐引、茶引等，以资鼓励。

三是民闲帮帖款。帮帖款主要来自于民间，乾隆二次平定金川，“即有里民自行帮贴一款。”［25］可以看出帮帖款是民间自发自愿捐助的，严格地来说是属于社会捐助项目，但因其特殊性，故将其分而述之。乾隆多次下谕军需供给应该动用帑金，不许强行摊派赋役，伤及闾阎。乾隆曾谕: “国家百数十年以来，除地丁正赋钱粮而外，并无加赋力役之征，即节次办理军务，所有运送粮石军火脚价等项，无一不动用正项帑金，从未有一草一木派及闾阎之事。”①“即前此征剿金川豁免之项，亦不下千余万，岂肯因此些微军务，任令地方官累及穷檐之理，所有此次办理廓尔喀军需项下民欠银八十九万余两，即著该部行文孙士毅，于承办之督抚司道及局员名下摊赔。如果不能，朕加恩酌免，未尝不可，毋得再向里民征收。该署督接奉此旨，即遍贴誊黄，俾家喻户晓，如有不肖州县胥役，仍行私自徵取者，一经查出，加倍治罪。嗣后并永行禁止，以示朕体恤小民，核实军储至意。”［25］从这两则史料来分析，首先，不管是金川之役还是廓尔喀战争，军费的部分来源于民闲帮帖款已是无疑。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出于自愿，但从乾隆多次强调不以战争名义向民间强行摊派帮帖款，滋扰乡闾之事来看，帮帖款大部分已不是自愿捐助的，因为在战争结束后，帮帖款仍然没有兑现，只是提到帮帖款所欠数额，既然是自愿捐资，为何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没有兑现。这说明这些帮帖款在名义上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地方官员给民间强行摊派的。乾隆提到金川之役，民闲帮贴欠银亦不下千余万，全部豁免，廓尔喀战争军需民闲帮贴欠银仅有 89 万余两，为体恤百姓，应遍贴誊黄，亦不得向里民征收，私自征收者，一经查出，加倍治罪。

兹上所述，廓尔喀之役政府拨款额为白银 670 万两以上，社会捐助为白银 100 万两以上，民闲帮帖为白银将近 89 万两以上，总共筹集 859 万多两白银。这与《清史稿》中记述的“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27］的数字虽然还差 193 万两，以此来推断，可能其中还包括一些无法考证的军费，因此，可以估算出应该至少在 859 万两以上。

(二) 军费类型及开支额度

对军费开支额度的考实仅为推断，但可以反映出拨款数额与消耗数额之间的比例，同时也能说明军需费用开支的分配情况。在此次战争中，军粮、战马消耗、沿途雇佣乌拉及火药、铅子、矢弩、榔机、枪砲、军服等购置总共花费多少银两，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要准确地推算出他们的消耗银两额度较为困难。以军费开支类型归类从中来推测军费消耗额度，不是为了准确地测算出此次战役所消耗的费用，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理清在战争中军费开支的分配现状，以便了解清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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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实录》卷之一千四百八十七，乾隆六十年九月下条。《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记载亦如此。

西南边境用兵时在军费开支方面不同于其他战争的特殊性。

一是主要军需供给品的开支。主要军需供给品花费是指军粮和战马。据前所考，索伦兵连同跟随人员 1500 需置办 3000 匹马，这项任务交由青海蒙古来完成。“此次需用马匹，通计若干，即照从前平定准噶尔之时，采买马匹价值，按数分给。”［28］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述: “马一匹给银八两”。［29］3000匹马大约花费 2 万 4 千余两白银，此外各塘也备留驿马，以便传递信息，据《清高宗实录》记载: “每塘安马十匹，仍属不敷，请正塘安马二十匹，腰塘十匹，以速邮传，报闻。”以正塘、腰塘为类别，安马及派驻的兵丁数量也不同，暂不算兵丁，每站派置马匹大约为 15匹，而塘汛至少近 200 站①，估计用马 3000匹，按马一匹给银八两来算，也需要大约 2 万4 千两白银。军粮大部分来自于前藏，《清高宗实录》记述: “军行所用粮石，从内地运至西藏，每石需价三十余两，若就藏地采办，即倍价取买，每石不过三两。”而“前后藏所备粮石，共有七万余石，足供一万四五千人余兵食。”［30］《清高宗实录》又载: “藏内现备粮食，已足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31］也就是说，藏内共贮粮 7 万余石，是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②而据前所考，此次调兵共一万三千余名，战争从 1791 年 7 月廓尔喀入侵扎什伦布寺至 1792 年 10 月廓尔喀受降共一年有余，可以推算，此次战役共需要粮食大概为 7 万余石。《清高宗实录》中明确记载了当时稞麦时价，乾隆谕: “其采买价值亦应按照时价酌量办理，前此巴忠办理军饷，于达赖喇嘛商上存贮粮石，定价购买，每石给银二两，及舒濂等买贮仓粮麦子，每石价银一两四钱八分，青稞每石价银一两七钱四分，可见该处稞麦，时价原不及二两。”［32］如果所有的军粮即从藏内调运，按稞麦平均每石给银 2两来算，不计脚价及炒磨工价，7 万余石粮食就需要 14 万两白银。

兹上所考，可观的军费供给品购买所需的费用是: 索伦兵所需马采购花费白银2.4 万两，溏汛所需马采购亦花费白银 2.4 万两，采购粮食花费14 万两，总共消耗白银18.8 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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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疆域形成之关系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7、89、93、97 页，可知从北京至西宁口有66 站; 同样，参见第120 ～121 页可知从西宁口至拉萨有 64 站; 参见第 119 ～ 220 页可知从四川方向至拉萨有 44 站。从《廓尔喀纪略》中可以看到军队的大体进军路线，成德、鄂辉部: 成德与鄂辉所领军队于成德乾隆五十六年 8 月 22 日离成都，10 月 26 日至拉萨，11 月 17 日带后 1000 名去后藏( 之后，张元芝带屯兵 500 名接续成德去了后藏) ，11 月 15 日至江孜，12 月 1 日至日喀则，然后从胁噶尔进抵第哩朗古( 在今定日县内) ，12 月 28 日逼近聂拉木;鄂辉于乾隆五十六年 9 月 15 日离打箭炉，11 月 14 日至拉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张元芝、鄂辉领兵来援，正月二十四日攻下聂拉木。福康安于乾隆五十六年 12 月 20 日离西宁，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1792 年 2 月 12 日) 到拉萨惠龄走川藏一线，2 月 8 日抵拉萨，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分3 队自西宁于乾隆五十六年12 月20 日前后出发，中途减从，乾隆五十七年前行 50 人于 2 月 10 至拉萨。2 月17 日，福康安、惠龄、海兰察带官兵 1500 名离开拉萨，经朗噶、江孜，二十七日( 1792 年 3 月 19 日) 抵至日喀则。乌什哈达带 1000 名索伦兵在正月二十七日开始分 5 批急行，直至闰四月中全部到达拉萨。闰 4 月 18 日，福康安、惠龄、海兰察离开日喀则，赴拉孜督促军粮运往宗喀，27 日抵达第哩郎古，与成德驻军过宗喀，达辖布基，在5 月 10 日( 1792 年 6 月 28 日) 攻下济咙，5 月 15 日( 1792 年 7 月 3日) 攻下扎木、热索桥，得协布鲁，南行直指东觉。6 月 6 日与海察兰同追敌至雍鸭，7 月 2 日越过雍鸭，夺下补木山口，攻占帕郎古，7 月中旬攻克尼泊尔利底山，而在攻夺甲尔古拉山时失利，若攻下此山，前去廓京仅一日的路程，可迅速占领阳布。从以上进军可以看出，从拉萨经日喀则至阳布方向的进军路线大致如此: 拉萨→朗噶→江孜→日喀则→拉孜→第哩郎古→宗喀→辖布基→哜咙→扎木→协布鲁→东觉→雍鸭→帕郎古。可以看出从西宁口经日喀则至阳布方向溏汛不多，尤其是日喀则至阳布方向的溏汛甚少。但从西宁至阳布方向的溏汛也在 30 余站之上，所以总共有溏汛大约 200 余站。

②军粮 7 万石可供万余人一年食用，但因西藏的地理环境及气候不宜种植农作物，主要靠内地运送，战争期间，粮食吃紧而运输又十分困难，因此大半在藏内就近调运。而西藏大部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牛羊甚多。因此士兵除了必须的粮食外，以牛羊肉来补充军粮的严重不足，这样不但能就地取材，而且也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也适合番兵的生活习惯。《廓略》: 卷六，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条记载: “藏内原贮仓粮及喇嘛商上共有粮七千石，牛羊一万六千双，已可供万人一年军食。”可以看出，在近地牛羊充足的条件下，只是以食用米粮为副。

二是对官兵的犒赏抚恤开支。索伦兵出行至西宁时“每兵每名各赏给银二两，以资用度。”［33］据前所考，索伦兵连同随从人员共1500 名，每人 2 两，共计 2500 两; “青海一带台站的蒙古兵丁，每兵每名一体各赏给银二两。”［34］雍正十三年，新疆战事结束，柴达木所驻大部分清军相继撤回，而在青海一带只有卡伦派驻的蒙古兵 200 名，主要防守台站，按每人赏银二两，200 人共开支银两 400 两;乾隆犒赏福康安，以“赏给银一万两，……著再加恩赏给银一万两。”［35］共赏 2 万两银犒劳士兵; 对于阵亡兵丁也以给予恤银，《清高宗实录》记述: “出征阵亡兵丁，绿营步兵赏恤银五十两，屯练降番只赏恤银二十五两。此次进剿廓尔喀屯练降番，登山陟险，甚为劳苦，所有阵亡之屯练降番，俱著加恩，改照绿营步兵之例，赏恤银五十两以示体恤，并著永以为例。”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 “出征廓尔喀，阵亡都统衔护军统领台斐音阿等官兵二千一百一十二人入祀。”［36］可以推算，2112名阵亡官兵，每人恤银 50 两，共计 105，600两银; 进剿廓尔喀所调屯练降番，冒险攻碉，奋勇出力，乾隆认为“上年，前经降旨，令福康安等节次奖赏，现在该兵等俱已彻回，次第归屯。念其步行远涉，甚为出力，劳苦备至著惠龄再行查明，每名各赏给银三两。”［37］据前所考，屯、降番兵共 3000 名，按其阵亡的数字来计算，共赏银将近 10000 两。此外还有赏月粮钱者，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战役犒赏、抚恤费用共开支 13. 85 万两。

三是其他军需用品。其他的主要军需用品还有铅子、弓箭、刀矛、军器、火药、火绳、鸟枪、军服等的购置需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因为藏地本产硝磺铅觔，此次征剿廓尔喀，易就近采办，并酌给价值。据查“布达拉现存火药二千四百余觔，铅子二万八千斤。”［38］虽然不需从云贵川运输，但也要从前藏运往后藏甚至要携带其翻山越岭运至廓尔喀境内，其艰难可想而知。“军火如炮弹炮位，福康安说只好尽先取用在藏购得及调来的，弓箭则用自青海携来的，倘若一切依靠四川运送，沿途迟滞，缓不济事。这是因为四川运送军资军饷入藏一过金沙江至昌都东西，即遇到瓶颈，那里是几位活佛的属地，达赖喇嘛的权力有所不逮，无从征调督促乌拉，洛隆宗以西到拉萨，虽在达赖喇嘛属下，运输迟滞，麻烦很多。”［39］从前面推算的数字来看，此次战役共拨款 1000 多万两白银，据不完全统计，军需用品中主要项目( 如战马、军粮、赏恤等) 已经估算出，共消耗白银 32. 65 万两，还有967. 35 万两的消耗费用无从得知，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军需购买费用仅占到 3. 4%，将近 96% 的军费开支在其他方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此次战役军需供给的主要开支不在军需品的购买上，而是在军需用品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花费，包括雇佣乌拉、粮运脚价、塘站开支、道路工程、运饷运物、夫匠人役，这一部分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也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对外用兵军需供给方面的特殊性之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又地处边境，祟山峻岭，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军需供给因为这些自然条件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在军事开支方面便向军需供给运输费用方面倾斜。

结语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对外用兵，充分反映了清代西南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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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八十九《兵部》也记述: “向例出征阵亡兵丁。绿营步兵赏恤银五十两。屯练降番祇赏银二十五两。此次进征廓尔喀。屯练降番登山陟险，甚为劳苦，所有阵亡之屯练降番，俱著加恩改照绿营步兵之例，赏恤银五十两，以示体恤。兵丁舍命阵亡，岂可分别厚薄，此后永以为例。”

军需供给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此次战役的相关史料记述，相互印证，对兵员数量及军费进行了考证: 此次战役共调用兵员 13，000 余人; 从兵员调用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川，四川在这次战役中共调用了 8000 余兵丁; 此次战役共花费白银 859 万两以上，主要来源于政府拨给、社会捐助、民闲帮贴，军费消耗不是在军需品的购置上，而是在军需供

给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输费用。希望此文能够引起对第二次廓尔喀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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