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宜春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期，第45—48页

作者简介：吴正东( 1975—) ，男，重庆涪陵人，湖南工业大学思政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文化史。湖南工业大学 思政部，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清代，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多，在湖南境内经常发生土客冲突。这些冲突虽然不像其他省份那样激烈，但是对于湖南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发生土客冲突原因主要有三种: 一是文化差异的冲突; 二是土地资源的紧缺; 三是经济利益的争夺。

关键词：明清; 湖南; 外省移民; 土客冲突

明清时期，外地移民到湖南生根发展，为湖南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湖南的生产发展。但是在移民对湖南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移民与土著之间存在的矛盾。“流民垦荒，必与土著之民错壤而处，土著者，狭有余之势、以虐使流民，流民怀攘利之心、以阴伺土著。其弊也，弱者屈服而受其害，强者忿起而与为难。流民不安，土著亦不安。”［1］( P186)湖南土客之间的矛盾，虽没有其他省份如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强烈，但是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南土客之间的冲突，可以归为三种原因: 一、文化原因; 二、土地原因; 三、经济原因等。

一、文化差异的冲突

地理环境的差异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湖南三面环山，在北面通过洞庭湖与长江和湖北隔江相连，在古代以舟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外部联系并不紧密，文化水平相当落后。有人说: “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2］( P131)故形成一种保守落后、缺乏积极进取、安于现状的性格。而中原和江浙一带，则是先进文化和经济发达的代表，具有更强的开拓意识和发展意识。保守与落后之间，不免产生摩擦与碰撞。由于外来移民更注重对子弟的教育培养，文化水平高于土著居民，自然会影响到土著的学额分配，引起不满。龙山县 “客民多长衡常辰各府及江西贵州各省，其先服贾而来或独身持襥被入境，转物候时十余年间，即累资钜万，置田庐，缔姻戚，子弟以次并列痒序。故县属巨族，自来客籍为多……一切习尚，或各守其祖籍之旧。往往大同小异，乡居与土风相染，久之不免于纎啬，争校细微，浸成积讼。”［3］( P108)外来移民富裕后更关心子弟的教育，在本来就不发达的山区，他们往往会挤占学额的分配，增加了土著居民的负担。同时，由于人口的增多，当地士子往往疲于生活之累，不得不放弃学业以谋生计，溆浦县 “文化自咸同后稍替。陶志谓当时应童子试者二千余人，光绪时乃不及千人。大抵人稠地狭，生计艰难，就学者日少也。”［4］( P157)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感受到强烈的不平等和产生对抗情绪。

当然，“土客文化的隔阂 ‘抗拒’冲突，用历史的眼光看去，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交融乃是一般趋势。但文化的交融是在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冲突中实现的，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5］( P346)冲突与交融在土客的长期共同生活中此消彼长，先进取代落后，这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不可否认，在湖南的文化发展中，外来移民促进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土地资源的紧缺

湖南人口至清代中期达到 2000 多万，但是耕地面积并没有成倍的开垦。随着移民的无限制的增加，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在康熙时期，人均耕地还有 45. 73 亩，而到嘉庆时期人均田地数只有 1. 69 亩，人们对于土地的耕种已经是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6］( P356)人均耕地的减少，使得人们的生存状况恶化，而承担的赋役却并没有减轻。许多客户没有固定的住所，只要有可开垦的荒地就可以留下，而一旦土地资源被利用殆尽，并离开去往他处。由于外来移民往往占据良好的土地，却并不需要承担赋役，对土著居民而言无形中加重了自己的负担。

常德府: “客户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捆载以归，去住靡常。固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而不出租粮者矣。”［7］( 卷6P1)

土客之间往往因土地产生矛盾。

郴州: “自刘州牧教以开垦种植之法，垦荒力穑，四时拮据。不遑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几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8］( P604)

辰溪: “近虽山岭水崖，亦皆垦芸无旷土矣”［9］( P345)

同时人口的膨胀和人均耕地的减少，导致土地租佃价格上涨。杨锡绂在 《陈明米贵之由疏》中提到: “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 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 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10］( P228)以平江地区为例，康熙五十七年，“田三十五亩，价值三十五两”，到乾隆十年三月，竟值 “银五百四十两。”［11］( P134)土地成了稀缺资源，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雇主则会抬高地价和增加租额，而佃农则会想尽办法逃避，所以佃农和雇主之间常常发生因土地而引发诉讼。争山争地引发冲突，宁远县 “好争山争坟，坟无碑记，山无主名，往往各执家谱契据，指为某山某坟，依坟占山，历控不决，每至酿成巨案。”［12］( P577)据资料统计，康乾嘉三朝期间刑部案件中有关湖南土地诉讼的案件，乾隆时期仅一次，而嘉庆时期却有三次，这也说明人口压力对土地资源的影响。［13］( P111)

明清时期的移民，虽然与土著居民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是不可否认，人口的增长对湖南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清时期湖南获得的“湖广足，天下足”、“湖南熟，天下足”称号，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移民开发湖南是密不可分的。

三、经济利益的矛盾

土客之间的矛盾，经济上的矛盾才是最为主要的，主要反映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和经济利益的争夺。

( 一) 粮食价格的上涨

湖南以生产水稻为主，一些贫困山区种植玉米、红薯等杂粮作为补充。有学者估计清代湖南稻米外运量一般平均每年在 1000 万石以上，丰年则达到 2000 －3000 万石以外。［14］米粮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米价的变化可以反映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来源。湖南粮食价格的变化，可以从乾隆时期的奏折中反映出来:

“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无复二三钱之价，今则必须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以来荒土未尝不加垦辟，然至今而无可垦之荒者多矣。则户口繁滋，是以致米价之贵，逐渐增加，势必然也。”［15］( P3736)

人口的增多，不仅影响米价，而且对原来的产米区域也带了消极影响，许多原来有余粮外运的地区也需要外地粮食的接济了。

祁阳: “素称产米之乡，询诸父老，二三十年前，客商贩米至湘潭、汉镇者岁率十余万石。故邑中银钱流通不匮。迨后户口滋繁，平岁米谷仅敷本境民食，即丰岁所余亦不过数万石。一遇歉岁，反仰给于邻境，”。［16］( P169 －170)

人口增多，还对人们日常必须的薪柴产生影响。祁阳 “历来柴薪最贱，近由户口滋繁，供爨日多，柴价视昔为贵。”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们大肆砍伐，材木日尽。“缘从前采薪者不过伐其柯干，迩来愚民多拔其根柢，萌芽无从生发”。［16］( P170)由于人们对森林的无限度的砍伐，植被遭到破坏，造成许多地区水土流失，故每当雨季来临，往往发生山洪等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等造成损害。

( 二) 经济利益的掠夺

元末明初，湖南遭受战乱，相比其他省份，生存条件虽然恶劣，但是能够保障生存。特别是江西人口众多，“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17］( P203)他们到湖南主要以开垦和经商为主，据地方志资料统计，从五代到清初，江西移民 “移居益阳的开垦者占 46%，避乱者占 20%，宦游者占 19%，经商者占 13%。”［18］并且江西人以经商著称，在湖南流传有 “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谚语。在清代，在湖南经商的就有十多个省的商帮商人，他们分布在全省的每一个角落，在当地把持着重要的经济命脉，在湘潭形成了七大商帮:

“湖南湘潭古来有七帮: ( 1) 西帮 ( 江西帮) ，更分为吉安、临江、抚州三府商人的团体 ( 帮) :( A) 吉安帮: 经营钱铺、广货 ( 广东杂货) 、洋货( 外国杂货) 、匹头 ( 棉布类) 、药材诸业。 ( B)临江帮: 药材。( C) 抚州帮: 匹头、干药、铁货。( 2) 南帮 ( 江南帮) : 布匹、油、糟 ( 糟坊的酿酒业) 。( 3) 苏帮 ( 苏州帮) : 绸缎、布匹。( 4) 北帮 ( 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 : 票号 ( 汇兑业者) 、皮货 ( 皮毛类) 、酒、药材、枣子等。 ( 5)本帮 ( 湖南帮) : 钱铺、洋酒、海货 ( 海产物) 。( 6) 广帮 ( 广州帮) : 槟榔、扇子、其他杂货类。( 7) 建帮 ( 福建帮) : 烟丝。”［19］( P102 －103)

并且他们还建立会馆，处理关系到各帮各县的事宜，“清初，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来湘潭做买卖的人乃合建会馆，其内祭祀关羽，初本西县人共同祭奠，后则分开。南海有粤魁堂，番禺有禺山堂，顺德有凤城堂，新会有古岗堂，各自设立规约，处理同县人事务; 其与同县人有共同利害关系者，则取一致行动。”［19］( P94 －95)

关于外省商人在湖南经商的情况如下:

长沙: “民间营室兴作，来自江西、蒲圻者甚伙。惟竹匠多土人，工食倍于木工…… 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 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20］( P305)

湘潭: “商业转输，则多外帮巨贾。江西帮擅药材、锡箔、铜铅、腊丝、引盐，山西帮擅汇票，淮商求褐、汾酒、关角、潞参，闽商烟草，苏商绸布，广商银硃、葵扇、槟榔，近闻开通商埠，日本货物输入最多，长街十里，帆樯蚁集，为湖南一大都会。”［21］( P74)

而山西商人则包揽了湖南茶叶的茶叶销售，“1861 年以前，一向是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贩买并包装了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22］( P30)

除了在当时比较繁华的大都市之外，在比较偏僻之地，也同样充斥着外省商人的身影，

华容县: “邑上通黔蜀，下达鄂汉，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皖之人。”［23］( P234)

还有很多外地移民头脑灵活，有生意头脑，能看准市场所需，及时的发展自己的生意，发了大财。如江西人刘大茂从小买卖经营入手，手工锻造针类制造品，深受本地人的喜爱; 江苏商人劳澄从经营小药店到成为药业巨无霸; 浙江人徐元吉在长沙经营面点和酱菜，生意非常红火。［24］

与外省商人在湖南经商的兴盛局面相比，湖南本土居民却是另一番景象。乾隆 《湖南通志》记载: “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于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其余则小肆店而已。”［25］( P86)

华容: “民止知耕与读，不知有工商事。安土重迁，所在皆然……乾隆以前，市中贸易，止蔬菜、米盐、薪布、日用物、母钱，无及百金者。”［26］( P19)

由于主客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心理的失衡，主客冲突也是在所难免。而且由于许多外省移民到湖南经商，投机取巧，高价出售输入的商品，压低价格收购本地土产品，严重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保靖县 “城乡市铺贸易往来，有自下路装运来者，如棉花布匹丝扣等类，曰杂货铺; 如香纸烟茶糖食等类，曰烟铺。亦有专伺本地货物涨跌以为贸易者，如上下装运盐米油布之类，则曰水客。至于本地出产，如桐油、五棓，有羊棓、角棓二样，卤水、药材各项，则视下路之时，价为低昂。”［27］( P61)由于思想意识不一致，对外来经商之人尤为痛恨，并且湖南与外界贸易的只有粮食是大宗商品，而进入省内的商品的价值大大高于外销的价值，出现了收支的不平衡，“故邑中银钱日艰”，［16］( P169)乃至地方志作者云: “惟远来奸商，鬻贩私钱，大为民害，最宜痛惩。”［23］( P234)

清代湖南地区的土客矛盾一直不断，但最有影响的要属嘉庆二十四年 ( 1819 年) 发生湘潭土著与江西客商之间的械斗。械斗的起因甚微，即湘潭土著嘲笑江西人演戏，江西人继而设诱闭门械杀湘潭土著数十人，于是湖南人 “共毁江西人店肆，遇江西人即击杀之”。［28］( P3)湘潭的土客械斗其实质则是土客之间的利益竞争，湘潭沿江码头较多，各地客商货物到货物后，需要挑夫搬运。而江西籍挑夫 “多于土人，争利者颇仇之”。［29］( P199)而江西商人的货物到岸后，“均系江西脚夫挑送。而江西各行店雇佣人亦系该省客民。本地人不能摻越，心怀不甘”。［30］终于因演戏作为导火线而爆发出来。此次械斗对湘潭和江西商人之间影响意义深远。湘潭从有 “小南京”之称的商业繁盛之地转变为 “贸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30］而江西商人 “亦暗不得意几五十年”。［29］( P199)土客冲突，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会主动挑起纷争，因为这对于土客双方的伤害都是巨大的。

清代的湖南人大部分是外省移民的后裔，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完全融入到了当地社会，强化了他们的本土身份意识，而土客械斗，“完全斩断了原先的乡土之链。”［30］土客之间的矛盾虽困难重重，随着时间的发展，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入乡随俗，由异乡人转变为土著的过程中，融合成为主流，冲突将冰消释融，并且相互都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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