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博 （1982-） 男，重庆市长寿区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古代西藏的阿里地区很早就拥有自成一体的政治文明，7世纪中期卫藏地区兴起的雅砻政权第一次将西部西藏置于直接管治之下，吐蕃王朝在象雄故地实施了近200年的政治治理，吐蕃与象雄的结合形成后世藏族文化的主体。9世纪中后期，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藏区四分五裂，阿里地区逐渐形成拉达克和古格两个地方政权。自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诸教派相继兴起并在卫藏和阿里传播，各种教派与当地政治紧密融合。15世纪以来，阿里和卫藏地区的主导教派的演进渐生分歧，最终造成噶举派和格鲁派之间的剧斗。阿里古格王国灭亡后，格鲁派凭借蒙古和硕特汗王的势力建立起甘丹颇章政权，而主巴噶举派也在周边地区获得政治实力，双方关系长期紧张的结果却使得卫藏与阿里的政教关系更加紧密。17世纪后半期卫藏中心政权终于完成了对阿里地区的第二次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的政教统治得以建立。

关键词：西藏；卫藏；阿里

清代是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紧密的政治管理体制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藏学研究中的重点和焦点，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同时，清代对于西藏地方政权而言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格鲁派的主导下，清代西藏基本上结束了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西藏地区的长期分裂和卫藏中心政权势力不足以统领全藏的局面。西藏地方政府在清代初期如何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西藏各地区重新纳入到卫藏中心政权的统治之下，融合各地的政治势力，最终建立起以拉萨为政治中心，以格鲁派为精神中心的政权体系的这一历史过程却向来不太受人关注。本文尝试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专题论述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统治的建立过程。

一、古格王国灭亡前后阿里地区的政教大势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进入象雄故地，得到当地势力支持，建立起阿里王系地方政权，西部西藏从此由“象雄”改称“阿里”，“吉德尼玛衮先到上部，将上部各地收归治下，总称为阿里。”[1]吉德尼玛衮到阿里后发展势力，分派三子圈占象雄故地，形成后世的西部阿里王系诸政权，“长子白季贡据孟域，次子札西贡 （扎西尼玛衮、扎西衮，） 据布让 （即普兰），幼子德尊贡（德祖衮）据象雄。”[2]这一分封初步确定了后来阿里地区的政治格局，西藏西部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阿里三围境内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地方政权，即以长子贝吉衮的后代为君主，以玛域为中心的拉达克王国和以次子扎西衮的后代为君主，以扎布让为中心的古格王国。在历代古格王室的苦心经营之下，阿里地区一度成为割据时代西藏地区的宗教文化中心。[3]与古格同出一源的拉达克王国也是一个藏传佛教国家，与古格相比，它在历史上以赫赫武功而闻名于世，它与周边地区经常发生战争，曾数度以武力迫使古格称臣纳贡，[4]尽管双方一直存在冲突，但拉达克与古格两个地方政权并存于阿里的局面仍然长期存在，直到1630年代左右，因古格王国的灭亡才使西部地区的政治均势和稳定格局被打破。

古格王国的灭亡，追溯起来与阿里诸王国的宗教政策大有关联，而这一关联又间接导致后来甘丹颇章政府与拉达克之间战争的爆发。[5]15世纪初，宗喀巴推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并迅速推广到西藏各地，格鲁派传入阿里地区相当早，宗喀巴的亲传弟子堆·协绕桑布最初在阿里孟域修建达摩寺，之后阿里地区的尺色寺和桑噶寺都改宗格鲁派。[6]格鲁派传入阿里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古格王国境内，声势日隆，古格地区的宗教中心托林寺也渐渐被格鲁派的势力所占据，大约在16世纪初、中期，格鲁派的创派大师宗喀巴及两大弟子贾曹杰和克珠杰的画像便已出现在托林寺的白殿壁画中。[7]格鲁派传入古格王国之后一直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持，成为当地的主导教派。1618年4月至10月期间，四世班禅还应古格王国之邀访问了阿里地区，格鲁派的势力在古格可谓如日中天。[8]

另一方面，虽然格鲁派最初在拉达克也有一定的传播，但却没能像在古格那样取得独尊地位。格鲁派立宗之初，拉达克王扎本德就亲自接待过宗喀巴大师派往阿里地区的宗教使团，为记念此事还专门兴建了著名的北图寺。[9]一世班禅的弟子桑浦瓦·拉旺罗朱也曾在阿里拉达克一带修复和兴建了北图寺、巴加寺和理格寺等著名寺院。[6]16世纪中后期拉达克王室还曾经产生过一位格鲁派的高僧，此人名叫拉尊·索南米居热丹贝桑布，他先在北图寺出家为僧，而后前往卫藏地区，在著名的扎什伦布寺学法，后来到泽当主持一所具有授予僧人格西资格的寺院。[9]但是拉达克王室对格鲁派的热情远没有古格王室大，在止贡噶举衰落后，拉达克王室又开始扶持噶举派的另一支———主巴噶举成为拉达克地区的主导教派。这一过程中，主巴噶举派的高僧达仓热巴·阿旺嘉措 （1574—1651） 起到了关键作用。达仓热巴本人出身于著名的萨迦派昆氏家族，后来成为主巴噶举荣增活佛拉孜巴·阿旺桑布 （1546—1615） 的高徒，1624年在王室的支持下，他在拉达克的旺列创建了德钦南杰寺作为自己的主寺，此后主巴噶举派在拉达克取得了主流宗教意识形态地位。[10]到17世纪初期，阿里三围的两大地方势力古格与拉达克在宗教上开始分道扬镳，宗教上的分歧加上其他利益冲突，最终使得这两个政权之间关系迅速恶化。约在1630年前后，古格因为宗教政策不当而使得内部矛盾加剧，在内忧外患之下，最终亡国。[5]

二、拉达克—卫藏的政教冲突与甘丹颇章政权统一阿里

拉达克灭亡古格之后成为西部地区的强国，古格王国的覆灭，使得今天阿里地区的扎达 （古格）、普兰和日土等地都被拉达克王国置于治下。此外，森格南杰时代还征服了拉达克南部的小国桑噶尔，极盛之时一度控制着印度的上部拉合尔地区。[6]1642年森格南杰死后，王位一度悬空，由王后格桑卓玛摄政了一段时间。1647年森格南杰的长子德丹南杰继承拉达克王位，同时对他的两个兄弟进行分封，其中古格成为森格南杰的另一个儿子因陀罗菩提南杰的封地，而普兰以私人领地的性质被赐予王太后格桑卓玛，另外，拉达克或许在这时恢复了日土小王的地位，[6]这样阿里三围以分封的形式基本上都处于拉达克的控制之下。

在西部地区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的同时，17世纪上半期中部卫藏地区的政教争夺情形也相当激烈。17 世纪初，卫藏地区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始逐渐整合，辛厦巴家族壮大起来，逐渐统一后藏地区。1611 年第悉藏巴·噶玛彭措南杰即位，开始全力进攻前藏，经过“鼠牛年战乱”实现了对前藏的控制。同时，第悉藏巴政权建立后在宗教上与噶玛噶举派结合，噶玛噶举派因为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迅速发展而对格鲁派充满敌意，因此他们利用政权力量尽力打压格鲁派。[3]第悉藏巴政权时期正好与拉达克最强盛的森格南杰时代重合，不过由于双方在教派利益上并无多大的矛盾，故而相处比较融洽。1632年森格南杰派遣使团觐见主巴噶举派的主钦活佛时也同时派人向第悉藏巴祝贺，此后几年中，双方一直互通使节。不过拉达克在古格的统治并不稳巩，古格王国虽然灭亡，但它的旧臣仍然策划着复国活动。1638年古格首领罗布仁钦引来游牧在柴达木一带的蒙古首领楚瑚尔·喇嘛杰布的军队进入古格地区，试图赶走拉达克人，结果遭到惨败。[9]

在第悉藏巴控制卫藏的二十年中，格鲁派处境困难，不但发展受阻，而且一直受到打压。而第悉藏巴政权的宗教领袖噶玛噶举派的红帽活佛却吉旺秋对格鲁派极度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1630年代，在噶玛噶举派的联络下，蒙古喀尔喀却图汗、察哈尔部林丹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第悉藏巴政权结成反格鲁派的政治联盟，使得格鲁派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最后格鲁派依靠它与蒙古的渊源取得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双方结成政教联盟，1642年格鲁派依靠和硕特部的军事力量，建立起甘丹颇章政权。这才将形势根本扭转。[11]

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自17世纪初以来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受压迫的地位，长期与之竞争的噶举派各支的实力大多消损殆尽，尤其是盛极一时的噶玛噶举更是遭到沉重打击。由于这次卫藏政权更替之时，主巴噶举派的主要实力不在卫藏地区而是位于卫藏的周边地区，这样它就成为后来唯一能够与格鲁派抗衡的政教势力。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使得格鲁派的政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但是由于尊奉主巴噶举派的拉达克控制着西部地区，所以这一带的格鲁派的处境则并未好转。固始汗攻陷第悉藏巴政权的中心桑珠孜后，也曾试图扶植古格残余势力罗布仁钦的复国活动，1642年底罗布仁钦得到蒙古军队的帮助，准备再次攻入古格地区，结果森格南杰亲自进行全国战争动员，蒙古军队和诺布仁钦只好放弃了进攻古格的计划。[9]这次计划的中途夭折，使得在古格地区拥有众多寺院和僧众的格鲁派的处境更为不妙。1647年分得古格作为封地的因陀罗菩提南杰也是一个主巴噶举派的忠实信徒。[9]尽管格鲁派在拉达克的治下处于劣势，不过由于达仓热巴在教派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拉达克与卫藏政权之间尚能维持平和的情绪。然而1651年达仓热巴死后，情况一度恶化。达仓热巴死后拉达克的主巴噶举派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与格鲁派的争吵加剧，双方都指责对方实行宗教迫害政策，致使双方情绪严重对立，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为了解决两派纷争，拉达克和甘丹颇章政权最终尝试达成谅解。1652年甘丹颇章政府的代表香·扎西则巴和主巴噶举派在卫藏地区的大寺噶尔寺的强佐珠觉一起抵达拉达克，由于古格王国灭亡后西部地区格鲁派失去重要的政治支持，在经济上不免陷入困境，因此会谈期间甘丹颇章政权试图要求拉达克将以前古格王室的庄园移交给当地的格鲁派作为寺产。1655年甘丹颇章政权趁护送达仓热巴的继任者噶举派的四世主钦活佛的弟子珠旺活佛前往拉达克担任国王上师的机会，尽力向拉达克示好。1661年拉达克表示将在阿里地区给予格鲁派适当的照顾，而甘丹颇章政府也承诺在卫藏地区优待主巴噶举派，这样此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关系尚算良好，1664年拉达克遣使到拉萨示好，而甘丹颇章政府则将达仓热巴诗集和白玛噶波全集这两部主巴派的经典著作赠送给拉达克。[9]这一举动不但表达了甘丹颇章政府对拉达克政府的好意，也表示了格鲁派对主巴噶举派的尊重。于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巴噶举派与格鲁派、拉达克政权与卫藏政权之间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当然，在双方政教矛盾并未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友好关系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对于已经掌握了卫藏政教大权的格鲁派而言，承认拉达克以及主巴噶举派的自主地位是心有不甘的。1655年甘丹颇章政府虽然给予主巴噶举派赴拉达克的使团以热情的招待，但五世达赖的内心却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愉快，他在自传中说；“德钦曲科巴、珠旺巴、顶波且巴三位活佛和名叫杰布的强佐等阿里的人为请求护持及别的事情一起前来，向我奉献了绸缎和宝石为主的礼品。我为他们加持，我想这对西部的人会有益处吧！在就座饮茶时，我们谈了许多话，看来几位活佛的内部不太协和，不像单独出来时那样自在，像是修大手印的人在静修时深恐出了差错的样子。”[12]可见五世达赖只是为了西部地区格鲁派的利益才不得不对主巴噶举派热情款待，而对主巴噶举派的这些活佛们的印象则相当不好。由于内心对主巴噶举派深为不满，五世达赖对拉达克政府也并无好感，1667年拉达克的两个使者的表现就让五世达赖颇为失望，“这两个 （使者） 一声不吭，一副愚昧之相。虽然是阿里王的使者，却如同一般的朝圣者，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12]此外，由于古格王国灭亡之后阿里地区众多的格鲁派寺院失去了政府支持，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这使得以格鲁派为主导的甘丹颇章政府不得不为阿里的格鲁派提供经济援助，1668年五世达赖派遣定本贝雅前往阿里给当地的格鲁派寺院发放了布施，[12]1672年五世达赖再次派出扎西孜乃等人前往阿里给当地的58座格鲁派寺院和3900多僧人发放了茶叶和银两。[12]这样一来，甘丹颇章政府因为阿里的格鲁派寺僧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当时，甘丹颇章政府曾试图要求阿里当地的主巴噶举派向格鲁派提供一起经济支持，但是遭到拒绝，主巴噶举派甚至抵制五世达赖派往阿里主持格鲁派事务的贝雅。[26]这些事件使得表面上相安无事的双方矛盾日积月累，互相怨恨。

另一方面，主巴噶举派和拉达克政府对格鲁派采取相安无事的政策，也是暂时为势所迫，不得不然。主巴噶举派在达仓热巴之后缺乏有政教才干的人在拉达克活动。接替达仓热巴的珠旺是一个醉心于敛财的人物，他到拉达克以后以贪婪而闻名。[9]这样一个人自然在教派政治中没有野心，主巴噶举派与格鲁派才得以暂时相安，五世达赖就认为他“因迂拙而少有作为，但是品德很好，对格鲁、主巴两派能做到不偏不倚，因此未出现祸由。”[12]而对拉达克政府而言，暂时与甘丹颇章政府交好也是一种外交需要，从1663年开始，拉达克遭到来自印度的莫卧尔帝国奥朗则布皇帝的侵略威胁，加上忙于周边小邦开战，拉达克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同卫藏地方政权保持和平。[9]

由于双方的表面友好关系的出现是基于上述如此众多的外来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故而一旦出现某些突发事件，双方关系的恶化就不可避免。1675年甘丹颇章政府同不丹之间的冲突最终使得拉达克和卫藏政权之间的矛盾激化。正如前文所说，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只有主巴噶举实力尚存，除了在拉达克成为国内的主导宗教之外，主巴噶举派在南部的不丹还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主巴噶举派在不丹统治的确立是由其十八世教主和第十四世主钦活佛阿旺南杰 （1594—1651） 开创的。17世纪初卫藏地区的主巴噶举派内部出现纷争，阿旺南杰遭到第悉藏巴政权的迫害而不得不在1616年放弃卫藏地区的教权南下不丹地区传教。[10]他利用宗教力量使得长期处于领主割据的不丹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实体，并在1630年前后击败了第悉藏巴·丹迥旺波的两次进攻，威名大增。1637年阿旺南杰完全控制了不丹地区，自号夏仲 （意为足下、阁下），成为拥有政教全权的法王。[13]而主巴噶举派自然成为不丹的国教。1642年格鲁派推翻第悉藏巴政权后曾试图将影响力扩张到不丹地区，但由于阿旺南杰本身的遭遇，不丹及其境内的主巴噶举派对卫藏政权颇为反感，而格鲁派由于当年拒绝参加阿旺南杰举行的第十八世主巴噶举派教主的就任大典而又早已与之结怨。[10]早在1620年代因为古格王国支持格鲁派，夏仲·阿旺南杰就派过一支小部队进入古格的冈底斯山外围一带进行抢劫和掠夺。[9]格鲁派建政之初也曾试图以武力让不丹归附，然而从1644年到1657年卫藏政权连续三次攻入不丹都无功而返。60年代以后不丹甚至力图将主巴噶举派的势力渗透到西藏门隅地区，1668年不丹军队分兵三路攻入门隅地区，激起卫藏政权的愤怒，1675年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不丹被迫退出门隅地区。[14]然而正是这次不丹—卫藏之间偶发的军事冲突，却使本来就相互不满的拉达克与卫藏政权的关系完全破裂。

由于共同尊奉主巴噶举派，拉达克与不丹很早就建立起同盟关系。1661年不丹与卫藏发生冲突时，拉达克王就派出代表到拉萨向和硕特汗王和五世达赖施压，已让五世达赖很不愉快了。[12]而从17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拉达克国王德丹南杰由于年迈遂将国政交付给长子德雷南杰，[9]而德丹南杰的另一个儿子阿旺彭措南杰则是拉达克格鲁派的首领。由于他的兄弟成为格鲁派的首领，德雷南杰上台后对格鲁派的态度应更加严厉。1675年不丹—西藏冲突爆发后，拉达克与卫藏边境地区就开始出现小规模的骚乱，洛哦 （在今普兰与尼泊尔交界的地方） 和日土一带的拉达克官员在国王的授意下开始骚扰萨嘎和卓雪地区，为此甘丹颇章政府委任阿松和卓哦噶布前往萨嘎主持军政事务，平息了混乱局面。[15]甘丹颇章政府本就对阿里地区格鲁派的处境艰维而耿耿于怀，这次事件使得五世达赖决心出兵阿里，1679年战争前夕，他坚定地对侍臣说：“如果教法不兴，就不能坐享上师的俸禄，要修行佛法，遂决定用兵阿里，不能延缓。”[12]随后五世达赖选定在扎什伦布寺出家的蒙古汗王的王子噶丹才旺率领蒙藏联军进兵阿里，先后将普兰、古格和日土等地的拉达克军队击溃，一度攻入拉达克政权的首府列城，后来由于战线过长加上莫卧尔帝国的干涉，蒙藏联军不得不退出拉达克，但此次战争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即将拥有众多格鲁派寺院和僧众的原古格王国辖区纳入了甘丹颇章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并迫使拉达克正式表态成为甘丹颇章政权的藩属。[16]战争结束之后，甘丹颇章政府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最终确立了下来，而格鲁派在阿里地区众多的僧众和寺院没有政权依靠的困境终于得到解决。

长期以来，作为整体的、抽象的西藏，往往缺乏关于对内部区域历史发展的讨论。事实上，通过对各个自成一体的地方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由于后来历史发展结果的影响，西藏地方政权历来以卫藏地区为核心区，从而形成西藏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卫藏中心化，卫藏中心政权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正统。但是在历史上西藏阿里地区同卫藏地区一样，也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拥有过自己的政治文明和政权形式。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卫藏中心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对阿里三围的政治控制能力，但是阿里地区与卫藏地区一样，都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元明时代都与中国中央政权保有稳定的政治隶属关系。在13世纪中期，萨迦政权在元朝的扶植下建立起萨迦政权，元代中央权力深入西藏，建立驿站，统计人口，阿里地区也直接处于元代中央政权控制之下。[17]明朝建立后基本沿袭元制，在洪武初年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委任当地地方贵族搠思公失监为元帅。[18]尽管阿里诸王系政权在西藏内部仍是各自为政，并不臣属于元明时代相继兴起的各个卫藏政权，但是双方的政治参与、宗教互动、经济交流仍然十分紧密。藏传佛教后弘期阿里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弘期卫藏地区兴起的一系列教派先后在阿里诸王国传播，阿里地区的主导教派的演变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古格王国的灭亡使得阿里地区实现了局部的统一。而1680年前后的拉达克—卫藏战争虽然只是一次宗教冲突的附产品，其结果则使得西部地区第二次纳入到卫藏中心政权统治之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既展现了西藏各区域空间中的各种神圣力量和世俗力量的静态对比状况，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重构出明清之际西藏社会中各种政教权力关系之间的动态运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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