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侵略西藏，其最终目的正如荣赫鹏于1903年给英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言：除占领西藏以北阻挡沙俄南侵，以免危及印度外，还可以策应英国在四川的经营，使英国势力从东到西联成一片。[1]可见英国侵略西藏是以此地作为阶梯进窥我国四川等地，妄图霸占我国西南地区。鉴此，清朝为巩固西藏边防，防止英国侵略势力的扩张，命张荫棠赴藏整顿藏务，同时令其务须经营川边（西康末建省前，名曰川边）和四川各土司之地。川边地区清朝先未派官员经营，而由该地之土司、呼图克图及由西藏所派遣之官员分别管理。

　　巴塘为土司所辖，如驻藏大臣有泰于光绪二十九年所奏：“巴塘里塘本川属，两处土司颇知恭顺，惟有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向出其中；该喇嘛则重利以剥之，多方以胁之，如约不偿则查抄备抵；甚至纵使无赖番僧沿途抢掠，控其追究，所索规礼；以致巴塘、蔡木多交界之乍丫一带，盗案如林，客商裹足。此辈番僧干预地方，肆无忌惮，若不早为箝制，窃恐一朝尾大，收拾更难；拟请于察木多地方，添设重镇，安驻大员，筹防练兵，次第奏办；庶几外可以慑番服，内可以靖蜀疆”。清朝准允所请，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居中策应，令四川修补道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次年，凤全遵旨由川赴藏筹办川藏事宜，行抵巴塘，见地土膏腴，欲振兴屯垦，乃见各寺喇嘛强横窝匪剥民，因而奏报：“巴塘大寺喇嘛刻削番民，积习多年，驻防营汛单薄，文武相顾，莫敢谁何，抢劫频，致往来商旅竟向喇嘛寺纳贿保险，以靖地方。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即此不图，相率效尤，恐以后办事多掣肘，拟清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喇嘛寺，不得愈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暂行剃度，限定人数”。“只因拟请限制寺僧人数一疏，喇嘛闻之，中怀怨怼，飞诬构谤，鼓惑愚顽”，戕害驻藏大臣凤全。其事件的起因，是“因番众迭放枪犯，凤全派勇追击，逃窜于林寺，掷石伤勇，遂即为变”，又以“民大臣袒教庇洋相煽惑”，聚众寻衅，滋事戕官，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以致全寺变动，边境骚乱，“则卫藏道梗，边事将不堪问”，为此清朝派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进剿。[2]

　　进剿清军克复巴塘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又攻克理塘，时朝廷升任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留赵尔丰办理川边善后事宜。巴塘、理塘历来是沟通四川、西藏之要津，该地骚乱时，入藏道路梗阻，牵制川、藏全局，甚至涉及整个西南藏区之安危。只有安定川边，才能援藏卫川，而川边地区又以巴塘、理塘为要地。清朝对赵尔丰的川边改土归流采取“兼顾统筹”的办法。首先于巴塘、理塘实行改土归流，其具体内容是废除土司制度，由清朝派官员直接管理；清丈土地，颁发统一官契；定税制；创办垦务场，设驿站，整修道路；废除乌拉制度；创办各种工厂；兴办学院，限制喇嘛人数，等等，次第推行于川边各地，设府厅州县治之。

　　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丰转赴北路，遇德格土司兄弟相争构难，便乘机攻克之，并行改土归流。以其地分置五县，于是北接青海，南抵巴塘，西起昌都，东连甘孜的广大地区形成直接由清朝命官管理的局面。同年，赵尔丰率边军护送川军入藏，将阻止川军入藏之类乌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等地的西藏官员，尽行驱逐返藏，以上各地清廷设委员管理。次年，边军护送川军进抵江达地方，奏准于江达地方划西藏与川边界限。边军自江达返回驻察木多。三年，赵尔丰又调署四川总督，绕道北路先至孔撒、麻书等诸土司地方改设流官。

　　赵尔丰在经营南路、北路改土归流的同时，又经营中印边界东段之察隅等地。

　　英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侵占西藏南部的布鲁克巴后，欲将其侵略势力伸向受西藏管辖的洛隅、察隅等地，其目的亦是“打通印、缅，穿插藏地，俯瞰川、滇”，[3]侵略我国西南各省，于是连接滇、缅的西藏之地察隅。洛隅成了英国急欲侵吞的目标。宣统元年十一月，英军武装入侵洛隅，并驻兵察隅。[4]洛隅、察隅两地方“我今不收，英必进取，犹关大局”。[5]次年，赵尔丰令程凤翔率军，自左贡入桑昂曲宗（察隅为桑昂曲宗所辖），树我藩屏，后驱逐该地西藏官员，使英侵略者无所借口，并使边军直抵察隅。时英人已于察隅边境之压必曲龚处插旗为界，边军进驻察隅后，致使英人离去。察隅南界缅甸，若边军稍迟进驻察隅，则英人势力进据，边军至此化险为夷，边军于压必曲龚处竖立清朝龙旗，“隔断缅、印，以保藏疆”。清朝派官员抚绥该地人民，勘察境界，置委员管理，界址划清，定西南半壁，以固国防。[6]

　　英人吞并察隅未成后，欲将波密、工布与印、缅连成一片，梗断康、藏之地。[7]波密在硕般多之南，察木多之西，西界工布，南与洛隅接壤，倘英人占据波密，“不惟西藏将为包括，川省后路亦属可虑”，[8]英人若得察隅，亦与波密接壤，则可由工布入藏，即可与印度联成一片。时赵尔丰之边军声威极盛，有三十九族和波密首领相继来投，乘机选派干员入波密，筹划经营成重镇，外屏印、缅，内扶卫藏，况地方丰裕，亦可养兵。边军所到之地，归边务大臣管辖，从而打破英人欲将波密、工布与印、缅相联，梗断川、藏的阴谋。时川边地区惟瞻对地方尚未改土归流。

　　瞻对地处打箭炉西，南接理塘，为入藏通道，并为北边茶商入藏之路，地形险要，扼川、藏南北两条大道之咽喉。同治年间，瞻对扰川藏大道，撤台站，阻塞商旅及驻藏大臣和往来各差使，“拆阅文报，捆缚通事”，并拦劫西藏由康定运回之茶叶等物，[9]川省茶叶粮食等原由川藏大道运转入藏供军民所需，因瞻对扰川藏，大道被阻，直接影响藏内人民生活，“汉番均有饥馑之虑”。[10]适值清朝兵力多用于太平天国之役，故清朝征调西藏之藏军协同清军会剿瞻对。同治四年（1865年），藏军首先攻克瞻对。清朝将赠对作为对西藏军饷之酬补，赏给达赖喇嘛，自此，瞻对由西藏派官进行管理。

　　驻瞻对的西藏官员苛索瞻对人民，“鞭答所取，无所不至”，并唆使和参与各土司间之斗争，从中渔利，如侵扰邻近明正、朱窝等土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经四川总督鹿传霖进剿，立破其众。乃议乘机改土归流，“卒以驻藏大臣文海、四川将军兼署总督恭寿受达赖喇嘛之贿，推翻全案，终以瞻对归还西藏”。[11]后驻瞻对西藏官员“骄横倍前”，川边土司弱者慑藏官之威，甘于输纳，强者怙藏官之势而恣为奸横。清朝失去对这里部分土司的控制权，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以瞻对为据点，蚕食川边，欲将川边纳入其统治之下。三十四年（1908年），瞻对人民控告藏官虐待当地百性，赵尔丰始有对驻瞻对藏官之规定：藏官之权限仅限于瞻对境内，不准干涉境外土司事；令各土司勿应支藏官之马拉差役；不得勒索土司银两，退还侵占其他土司之地；不准派兵出境干预土司诸事。从而限制了驻瞻对藏官之权势，削弱了其在土司中的影响。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川边大部分地区已改土归流的形势下，驻瞻对藏官始撤回西藏，瞻对改土归流结束了四十余年由西藏派藏官管理该地的旧例。

　　川边改土归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特别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尤其在英军已侵入拉萨，逼订条约，并以此进而图谋将其势力伸向中国西南部的政治形势下，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将其地纳入清朝的县治之下，排除土司割据的障碍和纷争，使川、藏联成一片，康藏大道畅通，以利支援西藏，抵制英国势力向川边扩张。尤为先期遏制英国势力准备深入西藏察隅一带的图谋，更为后来在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代表驳斥英国提出划分“内藏”、“外藏”的所谓康藏划界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国代表以康藏界限早已分明，即由打箭炉至江达为川边界，江达以西为西藏地方；清朝末年，特设康境为川、滇边务大臣辖区，同时川边经改土归流，早已与西藏各异，据此抵制了英国妄图扩大西藏范围并使其独立的阴谋。

二

　　目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逼签《拉萨条约》后，又签《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西藏地方的主权，如在江孜，有权向商务处派驻英军；从印度到江孜间设立驿站、建置邮政，尤其是英国独享对西藏之霸权地位，西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其侵略势力“足以胁制全藏”。[12]时清朝在英人面前迁就妥协，无力与之相抗，而英国亦改变其策略，从武装侵略改变为拉拢西藏主要上层人物和培植亲英势力，欲通过他们实现分裂西藏的目的，英国人抛开清朝而与西藏上层直接交涉。

　　英国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而达赖表示“不欲受命于汉官”，[13]欲操西藏一切事权，蔑视汉官，尤其在英人利诱下，藏官亦俱为其所煽惑。驻藏大臣办理藏务，藏官外示诚朴，实则违之，藏内政务多出自僧官之手，驻藏大臣“徒有办事之名，几成守府”。[14]不改变上述西藏的政治形势，不仅难以恢复清朝治藏之权，数年后，西藏“恐非我有，不待川滇不得安枕，内外蒙古亦从此多事”。[15]整顿藏务“事机迫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朝派张荫棠以帮办大臣头衔入藏查办藏务，对西藏政治、经济进行改革。次年，被调离西藏，赴印度谈判商务，由帮办大臣温宗尧协助驻藏大臣联豫办理藏务。为加强对西藏之主权，经奏准于西藏先后改组、裁撤和设立一些新的机构：

　　1、裁撤驻藏绿营制兵及粮员，改设理事官。过去由江卡至前后藏等地所设粮员，原为沿途绿营制兵而设，至乾隆时，西藏设立常备军，故裁撤绿营制兵。西藏粮员有管理、裁判汉藏涉讼之权。撤粮员改设理事官专管地方诉讼，这样可渐收管理西藏地方之权。[16]

　　2、于拉萨设立督练公所，为全藏军政总汇之地。负责督办指挥，整饬全藏军政，掌考核章制及各营之功过赏罚，筹备粮饷、军械等。“整顿西藏，以练兵为急务”，[17]编练新兵，分驻各要地，藏兵一并归驻藏大臣训练，可渐收军权。

　　3、于要地噶大克、江孜、靖西、曲水、江达、山南、硕般多以至哈拉乌苏等地设委员常期驻扎，管理刑名诉讼，清查赋税、兴学、招徕商贾、经营屯垦、开矿等皆责成由各地委员就地筹办。[18]

　　4、开商埠，设巡警。于西藏之亚东、江孜、噶大克地方开埠通商，各关分别设税务司、商务委员和监督员，其责为稽查、征收进出口货物税以及裁判、外事等职责，以固主权。[19]设巡警，因印藏通商章程中载：中国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办妥后，英国即撤退商务委员之卫队，并允不在西藏驻军，为此在拉萨设巡警总局和巡警教练所，于亚东、江孜商埠处设巡警，以期英军早撤。[20]

　　5、设局铸造银币。照乾隆宝藏字样，铸光绪宝藏，后又铸宣统宝藏。又接管西藏军械厂、造币厂。这样可抵制充斥于西藏市场之印度卢比，确证中国对西藏之主权。在藏铸造银币又可以解决驻藏清军之军饷。

　　6、裁帮办大臣，后藏设参赞。按旧制驻藏帮办大臣驻后藏，后因西藏事繁，“百端待举”，移帮办大臣于前藏，添设参赞一员驻后藏。又因藏地较广，驻藏大臣两员若政见不一致，治理即多窒碍，为了责任专、权限明，裁撤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前后藏各设参赞一员，以前藏参赞作为驻藏左参赞，禀承办事大臣筹划全藏一切要政；以后藏参赞作为驻藏右参赞，禀承办事大臣总监督三埠商务；左右参赞均由办事大臣奏保请旨简放。[21]自此，西藏事宜由驻藏大臣联豫办理。

　　实施上述诸改革措施，必先收清朝治藏之主权；欲收主权，则必先用兵力“以资镇慑”，否则整顿藏务就无从措手。而藏内军队自驻藏大臣琦善将兵权尽付藏官，驻藏大臣属下仅有粮员及游击以下文武官员。驻藏大臣联豫奏准，派川军入藏，恢复自鸦片战争后废弛已久的清军驻藏之旧制，作为整顿藏务之后盾。旨令四川知府钟颖统领川军赴藏，引起西藏以达赖为首之上层惶恐，英人借此进一步挑拨西藏地方与清中央的关系。清朝令联豫晓知西藏官员，川军入藏“系按照藏印通商条约办理商埠道中巡警，以为撤退英兵，保护开埠”，并告知英国公使，清军入藏，在使西藏遵守条约，保护商埠，维护治安。但西藏当局仍派兵于江卡，明为训练藏兵，暗阻川军入藏，并唆使已归边务大臣管辖之察木多、乍丫等地藏兵抗旨撤台站，又向类乌齐派藏兵，驻察木多，后又调兵数千集聚恩达。[22]清朝令川军勿与藏军“轻启兵衅”，故统领钟颖率川军避开聚集藏兵之江卡、恩达，改由四川德格经察木多入藏北三十九族丁青等地，间道再转入西藏。当川军到达江达时，西藏尚在调遣工布之兵，于墨竹工卡地防阻川军。面对这种情况，清廷令赵尔丰从察木多派边军往援，川军遂往拉萨，边军仍暂驻江卡，以观其变，后边军返回昌都。[23]

　　川军入藏旨在整顿藏务，受人民欢迎，阻碍川军入藏之藏军是各地藏官勒派被迫所为，[24]实际上是亲英藏官勾结英人以武力阻止川军入藏，如：

　　1、西藏政局亲英势力抬头并得势。当达赖在京尚未返藏前，噶伦官员夏扎·边觉多吉等数人，“一意拒汉，专横自恣。”[25]达赖从内地返藏途中，西藏一些僧俗员见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主张阻止川军入藏，并已派藏兵驻扎恩达、乍丫、江卡等地，准备以武力阻挡。同时，拉萨已派人到印度电奏清政府召回川军，以免冲突，又与江孜英商务代理处、甘托克的锡金大臣和英印政府等暗中接洽。[26]西藏地方政府已被以噶伦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所掌控，他们抗拒驻藏大臣联豫，“传唤不应，并肆行捏诬，摇惑众听”。达赖返藏后，他们“倨傲横逆尤甚”，一度曾断绝对驻藏大臣之生活用品的例行供应，并声言要攻打驻藏大臣衙署，[27]要求撤回赵尔丰，否则“藏众必将反叛”。后来达赖又派亲信到江孜，与英国商务委员联系，并派西藏官员到加尔各答，要求英人出面帮助。[28]

　　2、操纵达赖集团的英人此时已由幕后转前台，反对川军入藏。在川军入藏之前，英印总督明托接到江孜英国商务委员报告后，向英国政府建议“必须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编造借口：“我们可以通知中国政府，如果这一地区的混乱仍继续不得解决，我们为了自卫将不得不加强亚东和江孜的卫队”，[29]以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川军入藏后，英国报纸极力鼓动武力干涉中国西藏，英国政府亦通知其驻华代办慕勒，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英国虽然声明不愿干涉西藏内政，然而对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

　　达赖喇嘛约同驻藏大臣联豫会衔出奏，力阻川军入藏，被联豫拒绝，彼此因此失和，达赖喇嘛移驻噶尔丹寺，并断绝了给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30]后联豫奏称：“达赖喇嘛阴蓄异谋，久思自立，川兵入藏，决意拦阻，并欲挟制汉属土民及商埠各事，亦欲与英人直接夺我主权，又以我不愿轻启兵衅，愈怀藐之心”。[31]清朝令驻藏大臣联豫劝谕达赖喇嘛，“宣布朝廷德意，妥为切实开导，晓以利害，伸令觉悟，免生事端”。[32]川军前锋近拉萨时，达赖喇嘛大惊，于布达拉宫会见帮办大臣温宗尧，达赖喇嘛面允三事：将各处阻拦川军之藏兵立即调回；向清廷奏谢封赏恩典；仍尊重驻藏大臣联豫，恢复一切供应。帮办大臣欲慰达赖，亦允以四事：川军入藏申明纪律，维持安宁秩序，不骚乱地方；诸事需和平处理；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害，决不伤害喇嘛，以昭信守立约。但联豫指责温宗尧是“议立条约”，并拒绝在复信上盖印。川军到拉萨时，正逢拉萨市内举行传昭法会，僧俗人众拥挤，与川军骑兵发生冲突，引起骚动，一时谣言纷传，局势顿时紧张，达赖在夏扎等人唆使下离开拉萨，从帕里逃到亚东，在英国商务公署“避难”。在英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之监视下，达赖等人失去与清朝官员联系，达赖及其亲信近百余人被安置于大吉岭。后达赖再逃印度，清朝立即谕令革除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对达赖出逃印度之举，英国歪曲历史事实，如荣赫鹏言：赵尔丰在藏东改土归流以毒辣手段杀土司，毁寺庙，凌辱喇嘛，“次第征服各土司后，率兵进逼拉萨，达赖喇嘛自不得不亡命走印度，此盖事势所必然，毫不足怪也”。[33]而历史事实却是，当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时，他本人最西边只到过察木多，他的军队也只到过江达。侵略西藏之策划、指挥者荣赫鹏，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真相，借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之事，为英国勾结达赖等人并唆使其脱离祖国逃亡印度、妄图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而开脱罪责。

　　达赖逃亡印度后，向英印总督明托再次提及，请求英政府帮他反对川军入藏及撒消清废达赖喇嘛名号之决定。英国1906年曾与中方订立《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规定英国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事务；1907年又与俄国签有关于西藏之协定，对不干涉西藏行政事务又重新作了申明和保证。英国政府为了保持一个“国际平衡”的局势，不愿违约公开与沙俄决裂，英国还想保持与沙俄联盟，以对付日益威胁英国殖民地利益的德国。达赖喇嘛已逃亡印度，时虽有机可乘，又有英印政府的叫嚣，但英国政府出于更大利益的考虑，选择了不干预中国有关西藏之内政的态度，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要求。[34]

　　英国政府表面上一再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却在暗中支持逃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宣统二年（1910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恭莱明确指示印度总督，要他通知达赖喇嘛：“英国政府不能干预西藏人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当“达赖喇嘛愿意留在印度境内时，他和他的随从是会受到尊重的接待”。[35]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以边境增兵的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如英驻华代办慕勒照会清政府：“近接有报告，英国驻藏护兵恐有被攻之虞，必须设法添助援兵，以便策应。现加派英军驻于那塘（纳汤），该英军专为保护驻藏英官，非遇危迫时，决不过界”。[36]后来中方驻江孜商务委员马吉符也接英驻江孜商务委员同样内容的照会。显然，英国增兵纳汤，决不是为了保护在藏之英官，正如后来马吉符给驻藏大臣的呈文内容所揭露：“伏查英人蓄意早欲借汉、藏不睦，越界称兵”。英国增兵纳汤实际上是为达赖喇嘛撑腰，对清朝政府实行军事讹诈之谋。

　　达赖喇嘛欲借英方势力重返西藏遭拒后，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年）派罗长绮赴印度，劝达赖喇嘛回藏。达赖与罗长绮见面时言：现承劝我回藏，固所甚愿，但更改藏中政府之事，必须仍复旧观；提议叙入正式公文，作为善后办法。罗长绮示达赖喇嘛先回西藏后，驻藏大臣必为奏乞天恩予以自新之路。此后，由噶论边觉多吉、彭错顿珠及喇嘛噶伦济尔白桑、大泽仲丹增曲扎、代本格桑坚参、堪布阿旺洛桑，甚至英文翻译扎喜翁底等人，均以达赖喇嘛名义与罗长绮会商，妄肆要求：一、西藏不能驻川军；二、不能设巡警；三、不能封闭造枪、造币两厂；四。不能惩办僧俗官员；五、不能平反第穆呼图克图（西藏财政向由第穆呼图克图掌管，目光绪十六年第穆呼图克图被革职，财政之权始归商上管理）。上述诸要求意在尽揽西藏政权，尽废现规，并谓若能允应以上诸要求，尚须请聘英国官员作为中正，以昭凭信。[37]经罗长绮百般劝导达赖喇嘛等人不悟。同年，罗长绮奉命返藏。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民国成立，清帝退位，达赖等人乘机从印度潜回西藏，驱逐驻藏大臣，解散驻藏清军。自此，进一步勾结外国势力搞“西藏独立”活动。

三

    清末的中国处于被各列强恣意蹂躏、奴役和掠夺的地位，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全国各族人民和列强间的矛盾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整顿藏务是清朝行施于全国反抗列强总政策中的一部分。清朝看到自英国入侵西藏地方后，通过所订条约，在西藏获得许多特权和利益，其侵略势头步步紧逼，清朝管理西藏之权有丧失的危险，于是派川军入藏，责令大员整顿藏务，使藏人感受中央政府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再无萌异志”。[38]若不实施对藏务之整顿，则英在西藏之势力得不到任何限制和约束，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会丧失贻尽，后果不堪设想。整顿藏务是清末冶藏的主要政策内容。但清整顿西藏政务，必然危及英借中英藏印条约所获在西藏之既得利益和特权，同时也触犯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封建大农奴主的阶级利益，从而激化了以达赖为首的贵族集团及英国与清朝的矛盾。

　　达赖出逃印度，英国插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达赖逃印勾结外力搞“西藏独立”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川军入藏；达赖和驻藏大臣失和；联豫整顿藏务等，都是外因，加速了达赖与外力的勾结。而内因则是英国与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集团在西藏政治、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英国于1906年签订藏印条约和1908年签订藏印通商章程后，取得侵占西藏之特权，于是印藏贸易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印藏贸易的发展，内地各省货物进入西藏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大大削弱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经济交往。西藏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英属印度的贸易，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经营西藏与内地各省间的贸易，是西藏大、小寺院和一些大贵族的重要经济来源。征收这种贸易税亦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在英方获得英印商人可以自由前往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贸易并免征关税等特权后，西藏地方政府、原来经营汉、藏贸易的寺院和大贵族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随着英印贸易的发展，一些大寺院和贵族也开始转向经营印藏贸易。他们或向印度贩运西藏土特产品，或帮助英印在藏推销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经营印藏贸易的大贵族多与西藏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一些贵族、商人家的成员就在政府中任职，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仅与西藏政治相联结，而且逐渐与英印势力联结在一起。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当权者既得利益的取舍直接关联到西藏的政治地位和中国对西藏地方主权的行使，这些人逐渐成为西藏上层社会中的亲英骨干分子，为了他们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大搞所谓的“西藏独立”[39]活动。

　　历史的发展有其继承性。自达赖一行返回西藏后，在西藏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背后，往往都有外国势力插手甚至直接策划干涉。如1913年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提出所谓西藏的“完全自治权”，企图否认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又如1949年达赖喇嘛集团派遣所谓“商务考察团”，到欧美各国游说，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尤甚者是1959年，美国向西藏地方空投枪支弹药等大批现代化武器，在外国势力策动下，达赖喇嘛集团铤而走险，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再次出逃印度，投靠西方反华势力。西方反华势力以具有政教双重身份又坚持分裂搞“西藏独立”活动的政治集团头目达赖喇嘛为工具，大加利用，并给予其大量经济援助，使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达赖喇嘛的历次出逃，剥离考察其原因，可见宗教外衣下大农奴主的阶级本质与外国势力的利诱、支持并加以利用是两个症结所在。团结、统一是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民意是不可违的，历史是不会选择分裂和分裂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