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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飚 :西康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03-14
 

原文出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1期,第6870页。

作者简介:沈飚 (1972—),男,湖南常德人,讲师,从事藏学研究。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西康地区改土归流进程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环,对于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西康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大致情况。

关键词:西康 ;改土归流;社会情状

西康地区古无定名,藏称喀木 (Kham),明、清前期称之为 “边”,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区域之一,常与安多和卫藏并列。清末傅嵩炑上书清廷,“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①西康由此得名。

中央政府在元明之时便设土司,力图因俗而治,“土司所属地之人民,一切事务,均需受土司之节制支配,力役之征,金钱之奉,供应需 求,无敢少抗。生杀予夺之权,悉操于土司之手,出生入死,惟命是听。”②元中统三年 (1262年),设立 “陕西四川行省”,负责汉源、雅安、天全等地的土司、头人、喇嘛朝贡事宜③。

在清代,新土司继位时,中央政府通常会颁发新 印, 赏, 年(1776年)新继位的理塘土司丹晋滚布晋京,赏赐二品顶戴花翎④。土司只有象征性的贡赋,如里塘土司 “夷 石,每 九钱,”④虽然还另有地丁银,但因三年一贡, “上谕恩赏正副土官养廉银四百两,详明于番民认纳地丁内扣 留,余 两,按 上纳。”④清代中叶兵制设备较为周密,以里塘为例,“数百里间,塘铺联络,毡庐相望,防守周至而盗贼不兴矣。”然而, “相沿既久,土司等侵蚀口粮,多不全备,而地方官又因循讲究,不甚责成,朝廷空耗钱粮,于地方不能少补。”④“凡土司头人必视官之赏赐多寡分勤惰,故一切夫马差遣赏多则应速,否则未有不迟误也。”④原有的羁縻政策也成空文。

藏传佛教在康区有很大的影响,喇嘛的社会地位很高。在清代,宗教的作用表现为: “夫大喇嘛为我皇上之所简放以治斯民,则大喇嘛固倾心输诚于我皇上也,彼见大喇嘛而倾心输诚于皇上,即佛之倾心输诚于皇上也,佛而倾心输诚彼民焉而遂 章、 教, 上也……”④此外,寺庙还拥有土地,如乍丫、察木多、八宿等地便为呼图克图直接管理。 “因人民之向背不同,信仰有异,各土司呼图克图及寺院喇嘛,为求地方权力之取得,一己势力之扩张,私欲炽盛,缘妒生疑,演出部落宗教间之斗争残杀者,比比皆是。”⑤

由于历史原因,里塘 “终宋至明,驾驭羁縻,未尝内附”,④如泰凝、瞻对、江卡贡觉桑昂杂瑜、类乌奇、拉里、江达、三十九族等多处飞地被清政府移交给西藏地方政府,其地由达赖喇嘛或办事噶伦派官管理。此外尚有如俄洛色达、三岩等处,由于民风等原因,汉藏双方均无法派员办理。

在贸易方面,早在明初,便在康区实行 “固实封疆,防其侵轶”⑥的羁縻政策,茶马贸易是其重要手段。天全、雅安便是茶马贸易的重镇,如《明史》记载: “初制,长河西 (今康定一带)等处番商以马入雅州 茶马 茶。”⑦后 法,“输钱千,照茶百斤”, “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⑧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茶路上的市镇发展,如打箭炉,元代仅为一个小村庄,明代由于茶马互市,商人麇集于此,号称有48家锅庄,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市镇。就绝大数康区群众而言,生活习俗随着时代变迁变化较小, “酥油热茶糌粑香,手把牛胔引话长。”⑨茶马贸易促成了康区群众独特的饮食习惯。

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清朝派兵讨伐杀害明正土司丹珍扎巴的昌策集烈,招抚了康定附近大 司50多 处, 桥。1788—1792年清朝两次对西藏用兵,驱逐廓尔喀,途经甘孜藏区,在交通沿线设立塘站、粮台,进一步促进了沿线的发展及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边务大臣在打箭炉设垦务局,从四川内地招募垦民。贸易方面, “康藏以及野番地方土产出口,悉为陕人经营”⑩,虽然汉人致富后多归故里,留康者不及半数。随着内地人移居西康者渐多, “始建武庙,番人亦知敬畏”。④还有人观察到 “口外番夷茹毛饮血,其人多疑而好斗,里 地,先 风,稍 礼义。”④波密县 “风俗与西藏同,惟人民犷悍,以抢劫称雄,扰攘大道,诚为边患。” 甘孜县 “凡临城附近及大路一带半为同化,因商人远贯,不但知汉人礼节,且知各国风俗。” 德格县在未设治前与甘孜类似,且 “喜供关公灶王爷,凡有此者不问而知 人, 沿 言事……”西康的少数民族对清朝中后期在康区的军事行动印象深刻, “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因此,“荒城小集,均有武庙,汉藏民众,视之惟谨”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与康区地理有关一些重要名词,如 “出关”、 “入关”、 “草地”等等,约定俗成,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巴塘之乱后,1906年7月,赵尔丰会同川督锡良,滇藏丁译具奏:首在巴塘、理塘实行改土归流,并颁布 《巴塘改土归流章程》。1909年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奏章中认为:“所以尽怀柔之道即为靖边境之谋,无如日久弊生,(土司)不惟不能作我屏藩,转更多方肆其奸尻,或咨为跋扈,或干预欺朦,至于苛削百姓,更不待言” ,自此拉开了西康地区改土归流的序幕,改土归流就是将土司地区的土地、人民收归清朝政府所有,派流官征收赋税,重建已经形近瓦解的基层秩序。虽然改土归流的后盾是在康区的军事行动,但其核心却是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勿论藏人汉人,皆为大皇上百姓” ,不断宣扬 “全境皆系大皇上所属土地,尔等喇嘛亦皆系大皇上百姓,尔等各寺皆为大皇上念皇经” ,与之相配合的是在清末新政、 “兴学堂”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赵尔丰在康区进行改土归流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收缴土司印信,改设流官,虽然触动的是康区传统势力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土司的王朝观念。1910年赵尔丰在西康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措施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将康区作为一个行政单元进行管理。清末在此设立川滇边务大臣,并有赵尔丰、傅嵩炑等人的建省之议,1912设立川边经略使,1914年设立川边特别区 (隶属四川),1917年北京政府下令削减西藏的参议院名额,增加了康区的名额,1924年设立川边督办,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热河、西康等处建省。但由于该地区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各地方的风俗不一, 《西康纪要》载 “西康地近高原,山脉横断,交通阻塞,居民不相往来,部族复杂,彼此不能团结” ,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 “均相形独立,以至政教风俗,隔阂如故”,从而造成了土司、喇嘛、县官三者势力此消彼长。马鹤天先生曾在旅行中感慨, “德格有广土,孔撒尊如侯。边留土皇帝,殊为民国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迨至民国,中央的权力才逐渐进一步推进到西康基层,在此过程中,各地的具体情况大相径庭。如泸定县 “风俗淳朴,官威尊严,吏治设施极易”,理化县 “一切政务全操持与城内勒棠喇嘛寺”, “县署不过为对付上峰之公告于喇嘛寺而已”。道孚县 “遇干吏则惟命是听,遇慈吏则故为刁顽”。甘孜的情形则比较特殊,因为与西藏地方接界, “藏番虐民甚于汉官百倍”,因此 “县境任命对汉官颇爱戴,惟汉官每简任土司头人以办事,而事权遂操于头人之手。”雅江县 “县令仅及于较近村落”,某些地区 “民俗刁悍,加以僻边,官厅无权过问,总有政令,亦置若罔闻,稍有不遂,则与县府对抗。”因此,发展交通的现实意义莫过于后来观察者所认为的 “今者我西北之屏藩,或自清,或独立矣,于是我内陆沿边各省道,所居住各异其语言习俗诸宗族间,应有极灵便之交通以维系之,使彼此往来接触之机会增多,则相互之情感亦必固而厚。”

总之,从上述的内容可以大体看出,从元到清末民初,特别是清末改土归流措施在西康地区的推行,使 “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观念有明显的改善,也促使了西康地方与中央,藏、蒙、汉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利益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是相互促进的,从这一角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各民族间在相互认知和评估新观念传播效果上表现也是较为明显的。

注释:

①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见未署撰者:《西康建省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民国元年铅印本影印,第113页。任乃强:《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见 《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0页。此文最早见于 《西康图经·境域篇》,《新亚细亚月刊》,1932~1933年。王川: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②杨仲华: 《西康纪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97、298页。

③《元史》卷六十,志第十二 《地理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检索自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④陈登龙编:《里塘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嘉庆十五年抄本影印,第33,49,31,29,86-87,45,11,41,30页。

⑤《川边镇守使署训令第六五七号》之 《附件》,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川边道公署》,案卷号2,《关于稻城县征收粮税受灾被匪抢劫等情形卷》 (1920年至1923年)。杨仲华:《西康纪要》 (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60页。

⑥《明史》卷一二五,列传十三 《徐达子辉祖》,检索自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⑦《明史》卷八十,志五十六 《食货四·茶法》,检索自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另,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4页,作 “每岁长河西 (今康定一带)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无注释,引文有误。

⑧《明史》卷八十,志五十六,检索自检索自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⑨贺觉非:《康人之衣食住》,贺觉非著,林超校: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⑩刘赞廷:《波密日记》,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任乃强: 《民国川边游踪之 〈西康札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72页。任乃强1929~1930年受川康边指挥部之邀,以视察员身份考察西康各县后撰写的视察报告。

刘赞廷:《波密日记》,第61页。

刘赞廷:《甘孜县图志 附俄洛志》,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0年,第49页。

刘赞廷:《昌都县图志》,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2年,第34页。

任乃强: 《民国川边游踪之 〈泸定考察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

13页。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孔丘不祀祀关公》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

《废除孔撒麻书两土司改设流官恭捐驰陈仰祈》。刘赞廷: 《甘孜县图志 附俄洛志》,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0年,第12页。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康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4年4月,第48页。

刘赞廷: 《石渠县图志》,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0年,第1页。引文所指的是宣统元年 (1909年)德格色许喇嘛 “容留降白仁青及其党羽”,阻止清军派兵。

杨仲华: 《西康纪要》 (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60页。

郎德沛: 《开辟边陲交通问题》, 《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12月,第88页。

马鹤天: 《康藏行》,见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冯云仙: 《西康各县之实际调查》, 《新亚细亚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康藏专号),1931年8月,第65页。

笑棠:《西康雅江县风情记》,《康藏前锋》,第一卷第三期,1933年11月,第47页。

徐孝恢: 《吾人之期望》, 《边政月刊》第二卷第四五六期合刊,1946年5月,第15页。

傅嵩炑: 《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见未署撰者:《西康建省记》,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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