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关键词：清代前期;康区;塘汛

一、康区塘汛的设置

清代塘汛的性质与功能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塘的主要职能是传递信息，与驿、台、站、铺同属驿传系统，遍布全国各省，文献中时常以“塘铺”并称。不过，塘往往也兼具防守的作用，总是与汛防联系起来。[1]康区的塘兵就是由汛兵中分拨出来的。汛则是绿营军中最低一级的军事建制，其职官一般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和外委把总，常以“营汛”连称。清代营汛安设地的选择目的明确，“设营汛墩堡，以控制险要，令各分兵而守之”，“遇沿边、沿海、沿江处所及大道之旁，皆按段置立墩堡，分驻弁兵，是为差防兵”，[2]其目的在于控制险要，这就决定了营汛驻地呈点线状分布。因此，塘(台、站、铺)与汛(营)的所在地有时是重合的。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主要沿川藏线南路设置。清代康区塘汛的设置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派驻打箭炉(今康定县)的营官昌侧集烈戕戮明正土司蛇蜡喳吧。次年，清军斩杀昌侧集烈，首次入驻打箭炉。但是因为道路险峻、粮草供给困难，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军撤出打箭炉，仅在化林坪(今汉源县西北大渡河东岸)驻军遥制，并将内地驿站自邛州(今邛崃县)延伸到打箭炉。[3]打箭炉以西的塘站设置始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其时，策零敦多卜率领准噶尔军队攻入西藏，清廷颇为震惊。不久，都统法喇获悉策零敦多卜暗中与理塘营官喇嘛联络，诱其归附。为防止准噶尔染指康区，清廷遂遣兵前往理塘、巴塘，一并招抚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乍丫(今西藏察雅县)等地。同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为便利军情速递，在打箭炉至理塘间设驿站10处，每站备马6匹，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此后，塘站随着清军向西推进的不断延伸，从打箭炉至拉里(今西藏嘉黎县)共设站66处。准噶尔军队被驱逐、西藏局势稳定后，塘站的作用得到地方大员的认可，一度被保留下来，留驻绿营军与土兵共计1， 900名，以便运送驻防西藏清军的粮饷、传送公文、驻兵防守。

雍正初年，清廷以屯扎日久、供应繁费为由，将驻防西藏的4， 000清军尽行撤回，惟于地处要冲的昌都留驻四川绿营军1， 000名。同时鉴于通藏要隘———中渡河口(今雅江县)的重要战略位置，移遣分驻岚州(今泸定县岚安)的化林协守备前往驻守，建立土城，拨遣把总1名、兵200名分防。“罗卜藏丹津之乱”时，清军再度开赴巴塘、昌都，增兵理塘，以防止罗卜藏丹津侵扰康区。事平，于木雅吉达、雅隆江中渡、理塘、巴塘、鄂洛5处，设总兵、副将等官，率兵驻守。雍正四年(1726年)，又设角洛汛(今道孚县葛卡乡觉洛寺)把守1名，率兵镇守，以防范郭罗克(今青海果洛)的袭扰。[4]雍正六年(1728年)，西藏发生“阿尔布巴诸噶伦之乱”，先后抵藏的川陕官兵竟至12， 000名，其驻扎地向西深入到类乌齐、洛隆宗。随后，清廷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往泰宁(今道孚县境内)驻锡。为此，雍正七年，调集绿营军1， 000名(后再添兵500)在噶达、上中下三渡、噶达之西吹音堡设营汛，改化林协为泰宁协，移驻噶达，并专设泰宁、宁安(驻灵雀寺)、德靖(驻中渡)三营，分派化林协绿营军200驻打箭炉，并在雍正八年于打箭炉与上述诸地之间安塘置铺计55处，“以便递送公文，盘诘奸宄”。[5]专设的三营在达赖返归西藏后，俱行裁撤，仅是留驻把总1名、兵30名驻防于惠远庙汛(今道孚县协德乡境内);另分防打箭炉汛外委把总1名、兵50名。可见，清军入驻康区，大多是因西藏发生变故，遣兵拱卫川藏，于沿途要隘设临时性的“随营军台”或塘汛。待至事件平息，除在主要干道酌留少量驻军，大军则回撤。这从年羹尧上呈《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要求在打箭炉等地驻军6， 000名，遭到议政大臣的一致反对，可为明证。其反对的理由，除“古来皆以内地为重，外地为轻，则裁内地之兵安设边外，正未可以为得计”的传统观念限制外，还担心驻军与当地藏族民众发生摩擦冲突、粮饷运输困难等。[6]因此，雍正帝并未采纳年羹尧的建议。但是随着藏事迭起，康区塘站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为解决康区塘汛驻军的粮饷供给问题，雍正六年，设驻藏大臣与打箭炉、理塘、察木多、拉里5处粮务。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廷于打箭炉至西藏沿线酌留、安设塘汛，加以调整，以传递公文，联络声势，稽查沿途大小事务，康区塘汛规制渐趋于周详。

至乾隆年间，塘汛得到进一步重视，并逐步确立与完善。起初，杭奕禄、硕色、纪山、索拜等主事藏务的地方官员认为，台站官兵仅是为递送公文临时设立的，遇事令其通报信息，无事则撤，因此，先后奏请撤回，这直接导致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裁撤递送公文台站官兵1， 000余名，改设的塘站塘兵主要用土司属兵，即文献中所载的“番兵”，此类塘站被称作“夷塘”或“蛮塘”，这是以通声汛的大胆举措。为确保“番兵”能够完成传递信息的职责，乾隆帝在谕旨中强调：“自打箭炉至蓝墩安设塘站，递送文书、奏章，原议于里塘、巴塘各设千、把总1员，带兵稽查管束，但塘务所关紧要，千、把皆系微员，若无总理稽查之员，恐于塘务不无遗误。应于大员内酌派一员，每年前往稽查一、二次，始为有益”。[7]又规定打箭炉同知、阜和营游击需于每年春、秋二季，前往打箭炉至蓝墩一带的塘站轮流稽查。与此同时，沿途绿营汛防和粮台也在此时被裁撤，仅在少数要地，如江卡(今西藏察雅县境内)保留汛兵，又于各地酌留汛官，管领“番兵”。但是此次改制效果并不理想。到乾隆十年(1745年)征剿瞻对(今四川新龙县)前夕，忧心准噶尔乘机窥伺的四川巡抚纪山奏请“复设自藏至炉台站官兵，以为思患豫防之计”。[8]不久，纪山再次上奏：“查自打箭炉至蓝墩番塘，人少不敷差使，应请增汉兵马匹以速文报，安设随营军台以通信息，造船以便来往，建桥以济行人，雇募水手、匠人以备驱策，酌派守护官兵以利御寇”。[9]此次奏请虽得到乾隆帝允可，汉塘却迟迟未重设，仅是在瞻对战事期间，自打箭炉以西的折多塘至巴塘间添设汉塘。此后，裁撤汉塘与汛兵后的弊端更为显著，沿途劫案不断，瞻事尚未结束，驻藏副都统傅清急奏：“西藏自撤台站官兵后，抢劫杀伤，各案累累，而理塘一带，夹坝更甚于昔。西藏既隶内地，驻有官兵，岂无往来人员，焉能逐起护送!汉夷商贩岂可尽使隔绝!数月内往来公文遗误擦损之事甚多。仍请照旧安设官兵。”清廷遂议自打箭炉至藏地一线依旧例设台站官兵：“惟是塘汛兵丁虽仍照旧数安设，但派拨之时不无稍异，第视其塘汛之冲僻，道路之远近，冲者当增，僻者酌减。至于塘递里数远近不一，亦当酌量地势布置，总在1000兵数之内派拨”。[10]征瞻事毕后，部分汉塘再度被裁撤。[11]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才重新列置沿途塘汛，复设粮台。自此，塘汛由临时设置转为常设，被确定下来。到第一次金川之役前，塘汛已经自打箭炉以西三道桥向北延伸至章谷汛(今丹巴县境内)，成为打箭炉同知辖区内的北路塘汛。

此后，为完善塘汛驻防之制，清廷陆续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保障塘汛供给。入驻康区的塘汛官兵，分防于沿线各要地，其一切差役需求均有赖于各地乌拉的支派。乾隆十五年(1750年)发生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叛事件”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通令各地负责供给塘站需求的碟巴百般阻挠，不令塘站递送文书，康区驿递虽影响不大，却使乾隆帝再次意识到塘站设置存在的问题，遂下令将嘉玉桥(今西藏洛隆县东北)以西各地碟巴的任免权收归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主管，实则是为塘站的供役顺畅提供保障;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金川初平，为有效管理川西民族地区事务，明晰权责，设成都将军，包括塘汛在内的康区文武诸员俱归其统辖，且由其一年两次出口巡查;调整营汛驻防。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阜和、泰宁营制，将阜和营改为协，移驻打箭炉，泰宁协改为营，驻化林坪，隶阜和协，各营千总、把总、外委等分驻汛地照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岩(今西藏芒康县、贡觉县)抢劫事件平息后，自昌都抽拨汛兵百名，外委、把总各一，拨归江卡汛，筑碉房，驻防弹压;[12]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后，在颁布的《善后章程》中，又规定将自打箭炉至西藏的事务分作东、西两部经理，巴塘以东土司所辖之地，归四川成都将军、总督、提督衙门就近办理，南墩迤西拨归驻藏大臣管理。至于察木多、江卡、察雅等地营汛台站官兵，依此统归驻藏大臣总理，巴塘、理塘所设塘汛官兵，则由川省阜和协副将节制。[13]大力修葺沿途的营房、塘房与驿馆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第二次平定廓尔喀侵藏事后，将打箭炉口外各处驿馆修缮一新，并增置折多塘以西至中渡五处驿馆。[14]至此，康区的塘汛之制大致定形。民国时期李亦人总结清代康区军制时写道：“其边藏戍军，自打箭炉起迄后藏定日守备止，由川中制营之阜和协所部，分配于康藏各地。南路自乍丫东部起，北路自察木多东部起，所有分配各地戍军，统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其南路自江卡以东至打箭炉，北路自同普以东至打箭炉止，所有分配各地戍军，统归川督节制调遣。其统驭为阜和协，负防务缉捕之专责。后方粮饷器械运输事务，则以打箭炉同知统办之。复加营务处之衔，有调遣边军戍军之权。其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六粮台均受命于打箭炉同知。遇有匪盗，得咨请该当地戍军缉捕之。康、藏两地戍军，自游击以至把总外委均分配各地，更于各城冲要置游击都司守备，要塞冲衢，则置千总把总;腰站则置外委额外等官。就地方之重要与否，分配兵额之多寡，是为制营。由川中派戍者，以三年为更番休戎之期。此外尚有土兵，则就当地土民调充者。有步兵、马兵之分，归各地粮台节制调遣，分配南北各紧要站口，任缉捕及递传播公文等事。”[15]

嘉庆以后，除在局部有所改动外，如咸丰年间在川藏线北路设麻书汛(今甘孜)，[16]塘汛之制变动并不大，直至清末赵尔丰川边改流时。据邓少琴先生的统计，清代康区自打箭炉至边坝各地塘汛副将至外委各级官弁34名，汉兵1， 042名，土兵160名。[17]到清代中后期，随着清朝势衰，康区营汛事务日渐废弛，出现侵挪粮饷、营塘房破败倾圮的现象。至同治年间，瞻对工布郎结阻梗官道，劫掠粮员行李、公文，川藏交通遂致大坏，一度出现“兵饷转运维艰，汉番均有饥馑之虞”等问题。[18]

纵观清代对康区塘汛的经营，塘汛设置的阶段性较为明显。康熙末年初创，经雍正年间的调整，最终在乾隆时期大致定形。初设塘站是因康熙末年征讨侵入西藏的准噶尔之需，始经理康区南路，开川藏官道，设置台站，奠定康区驿传系统的基础，并一度在察木多、巴塘、里塘、中渡等地驻军，设兵戍守打箭炉。雍正年间，先后于要冲之地设中渡汛、角洛汛、惠远庙汛、打箭炉汛。为方便驻藏大臣等官员进出西藏和文报传递，调整川藏沿线台站，此后康区塘铺设置便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的。乾隆初年，裁撤台站官兵与汛兵，专设“蛮塘”，但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叛事件之后，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康区塘汛的战略价值，乾隆十三年，重新设置台站官兵，加强塘汛的供给保障。至第二次平定廓尔喀后，经康区通往藏地的塘汛事则才大致完备。可见，康区塘汛的每一次添设、完善，均是在历次重大藏事的推动下进行的，清廷对塘汛的经营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

二、清代康区塘汛设置的作用与影响

康区塘汛设置伊始，川藏线所具有的自然条件与地理区位优势便突显出来。康熙末年，时任抚远大将军的允禵就已经察觉到：“由藏至打箭炉，此路居人不断，而烧柴丰富，唐古忒人等又帮送递，并无耽误”，因而建议“由四川路驻驿禀咨”。[19]此后，清廷将川藏线定为入藏正道，康区的塘汛之制渐趋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与影响显现出来：

(一)康区塘汛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清廷对西藏的统治，客观上有助于驻防沿线的安定与汉藏经贸往来

自康熙末年，清廷派兵驱逐准噶尔后，与西藏的政治联系极大强化。但是卫藏距内地遥远，沿途道路险阻，这严重影响到清廷在西藏的施政。塘汛的设置正是出于弥补此问题而逐渐加以完善的。可以说，康区的塘汛是清代内地驿传系统与绿营军制向藏区的延伸，最终将藏区纳入到全国的讯息与军事网络之中。其作用具体体现在维系中央与藏地方之间政令传达、军务运输、人员往来等事宜，保障川藏线的畅通。一旦塘汛出现问题，西藏之情将难以上达于清廷。以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叛事件为例，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阻隔塘汛，致使清廷的谕令无法传递至卫藏。其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清之意已决，驻藏的傅清与拉布敦只得设计将其戕杀，随后两人惨遭杀害。事平，乾隆帝感言道：“因思傅清、拉布敦若静侯谕旨遵行，或不至是”;[20]又言：“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21] “藏地关系最要者，尤在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22]由此可见，塘汛设置对于进一步加强清朝对西藏地方政治的控制有着重要意义。而由前文所引驻藏副都统傅清的奏文：“西藏自撤台站官兵后，抢劫杀伤，各案累累，而理塘一带，夹坝更甚于昔。西藏既隶内地，驻有官兵，岂无往来人员，焉能逐起护送!汉夷商贩岂可尽使隔绝!”可知，汛防分守防御、弹压地方的作用是与塘站相配合的，为塘站的畅通扫除障碍，客观上有助于维护沿途社会的安定，保障汉藏商贾在康区来往的安全及其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塘汛的设置推动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促进汉藏民族的交融与文化互动

在清代康熙末年，清军沿川藏线南路逐渐深入康区以前，进入康区的汉族人主要是商贾，活动地域也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康区东部。随着塘汛的设置，由四川绿营拨派的汉族官兵驻守于贯穿康区的川藏线南路沿途各要隘处，成为长期生活于康区关外的汉族人。清廷虽然规定康区塘汛绿营三年一换，以资调济，但是“承平之世，番境宁谧，官弁员丁，静居无事，多娶番妇，营生业，或设商店，或垦荒土渐次兴家立业，繁衍子孙。三年瓜代，乐此不归者甚多。大凡康藏大道沿线汉民，十分之九，皆军台丁吏之遗裔”。[23]不少汉兵选择定居康区，娶藏族女子为妻，汉藏通婚的大量出现正是以塘汛驻军官兵这一特殊群体与藏族女子联姻为肇端的。在与藏族民众长期杂处时，双方相安无事，甚至其乐融融。嘉庆间，奉命前往乍丫的姚莹途径察木多时，见“察木多卖酒之家数十户，皆有蕃女，名之冲房，冲读如铳。戍兵、剌麻杂遝其中，歌饮为乐”。久而久之，当地藏族人民受到汉族人的影响，“蕃人称妇，无长头，皆曰鸦头，盖汉人之教也”，有诗云：“远水迷离萦客梦，蕃儿诘曲学华风”。[24]戍居康区的塘汛官兵成为汉文化向康区传播的载体。与此同时，潜移默化之中，驻戍官兵也深染藏俗。1887年自青海旅行至康定的美国人柔克义描述甘孜卢明杨千总写道：“甚至甘孜的卢明杨千总已习惯于当地的宗教习俗了：带念珠，秋烟烟，饮酒前要用手指蘸一点酒来弹撒在四方以及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宗教习俗”。[25]与商贾相似，塘汛驻军官兵成为清代康区汉藏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关系的实践与体现者。

(三)塘汛的设置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

塘汛设置后，尤其是军务繁兴期间，川藏线人员往来较众，商贾等沿此线深入康区。若参酌《川藏游踪汇编》所辑康熙末年至光绪年间清代诸种旅康行记的内容，会发现从康熙末年焦应 的《藏程纪略》到乾隆末年孙士毅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有关康区的记载中，沿途除塘汛驻军、商贾外，极少见到其他汉族人的身影。而嘉庆初，任驻藏大臣的松筠记述入藏途程时，却提到“又十里至西俄洛，有塘铺，土百户供役，给柴草，换乌拉，有汉人客舍”。[26]道光四年(1824年)徐瀛赴拉里粮务任时沿途所记的《西征日记》中记载：“行五十里至东俄洛，宿陕人刘姓店”;“十里抵卧龙石，宿汉州人黄姓店”;“又五十里抵河口住，又名中渡……晚宿雅州人胡姓店”;“行四十里，宿麻盖中。主人姓黄，陕之武功人”;“复行二十里抵西俄洛，住陕西泾阳人刘姓店”。[27]这与此前入藏官员沿途住在驿馆、塘房、藏民碉房或露宿等情形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出川藏沿线住宿条件的改善，也说明到清代中期，陕西、四川等地汉族人进入康区关外，而汉商在乾隆至咸丰间，足迹也遍于川藏线南路。[28]直到民国时期，汉族人在康区相对集中的地区，也主要包括自康定向西至西藏的南北两路沿线。汉族人足迹之所以追随塘汛的设置地点，除塘汛官兵驻守地点均是康区气候与环境较为适宜之地外，与川藏线人员往来频繁，交通便利，汛防的守卫、保护等有关。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诚如著名学者陈序经先生所言：“个人的迁移，在文化的传播上，也许没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团体的迁移，在文化的传播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29]团体的迁移与文化传播的方向往往是趋同的。嘉庆《里塘志略》载：“里塘最近内地，先已沾染华风”;[30]道光《巴塘志略》亦称：巴塘“渐染华风，已与内地编氓无异矣”。[31]此两处均为塘汛驻防要地。《西康图经》也写道：“清代设粮台于南路各镇，置戍守之。粮官戍卒，皆非行化之官，而沿途番民，则多已汉化”。[32]可见，随着塘汛的设置不少汉族人沿此通道深入康区，促成汉文化向康区的传播。而迁入康区的汉族人与当地藏族长期杂处，互为影响，因而姚莹发现：“打箭炉外，汉民娶蕃妇家于其地者，亦多从其俗，男犹汉服，女则俨然蕃妇矣”，[33]以此知，汉民娶藏族女子为妻者，亦颇受藏文化的影响。从此角度来讲，沟通西藏与内地政治联系的官方通道也是汉藏文化传播、交流与汉藏民族融合的通道。

与元明两代相似，清朝同样重视通过设立驿站的形式，加强内地与西藏之间的政治联系。清朝时东西向贯穿康区的川藏线便确定为入藏正道，此路线既可消除由青藏线入藏受到的来自西北准噶尔的威胁，况且，“云南中甸之路峻戏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三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行返皆以四川为正驿”。[34]康区塘汛的设置与逐步完善，正是川藏线战略地位提升的表现之一。与元明时期不同的是，清朝是将驿传系统与绿营军制同时并行引入到康区。起初，塘汛虽大多属暂时性的设置，塘站任务也一度由“番兵”单独负责。但是几经波折，最终定为由清朝派拨的内地绿营官兵与“番兵”共同负责，这与元明时期入藏驿站皆由藏民担负有别。由此，绿营汉族官兵沿川藏线驻守塘汛，开大批汉族人迁移入康区之先河。塘汛汉族官兵与民间商贾成为清代中前期深入康区汉族人的两大主要人群，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