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钦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第90—95页

作者简介：高蓉芳（１９８９－），女，山西吕梁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萤（１９８７－），男，四川泸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１

摘要: 清代，晋商足迹已延伸到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广西。晋商在广西经营商品，如蔗糖、茶叶；与陕西商人合作建立会馆；设立票号，控制广西金融，这对广西边疆地区经济的开发起到重要作用。实现了广西与全国各地商品的互通有无；增强了本地商人的经商意识；为广西汇兑军饷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广西金融的近代化转变。

关键词：清代；晋商；广西；边疆经济

晋商是指明清时期（１３６８－１９１２年）以地域、血缘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山西籍商人群体，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据笔者所找资料显示，晋商在广西的商贸活动最早为清初，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晋商在广西的辉煌期，曾一度垄断广西金融业，自辛亥革命之后，晋商受到重创，其势力迅速衰落，虽然民初的广西银行所用职员皆为山西票号员工，但实权却由旧桂系所控，所以，笔者认为把研究时间定格于清朝较为恰当。晋商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在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成果丰硕，角度不一，各具特色。但是，对于晋商在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研究却比较少，关于晋商入桂的研究，由于史料缺乏，诸学者触及颇少，本文尽力搜罗资料之后，分析了晋商于清入桂的相关背景；介绍了晋商经营商品、建立会馆、设立票号的情况；最后重点探讨了晋商对广西边疆地区开发的意义。

一、晋商入桂从事商贸的条件

晋商在广西的商贸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商贸活动为主；第二阶段主要以票号商业活动为主。清时期，随着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省商人纷纷来此贸易，作为全国最大商帮的晋商当然也不例外，在广西其影响力虽不及粤湘商帮，但也占据一席之地。此时山西商人在桂林、柳州等城市从事商贩或金融业务［１］２１。在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重新开关与安南（今越南）通商，并在宣化县（即南宁府）设立安南通市牙行十家，由藩司发给牙帖经营，承充应纳牙税每年每家纳税银５两［２］３００，全年收银５０两［３］３６７，“国内广东、浙江……山西等远近商民无不踊跃趋赴往安南贸易”［４］２０４，在重新开关仅三个月，越南当地就“商贾骈集，百货云屯，国用渐舒，举国臣民皆感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５］６０６。由此，我们不仅可见政府商贸政策对包括晋商在内商人贸易的影响，而且可看出长途贩运入桂晋商之多。除此之外，在清末晋商还在广西先后设有十家票号，曾一度与粤商垄断了广西金融业。

晋商于清入桂，必然受到这一时期广西的物产、经济、交通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晋商入桂的因素作一分析。

（一）便利的水路交通

在中国，边疆开发是随着移民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推进的［６］６１。山西商人就是“客商”中的一部分，根据当前的资料可知，晋商在广西贸易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桂林、梧州、南宁、柳州、百色等地区，这些城镇坐落于地区性的门户位置，水陆交通较为发达、物产丰富。例如，南宁府位于桂西南，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农业生产发达，商品经济较为繁荣，“历来为商务之场，在前清时，各省商贾云集，故会馆、书院各省俱有”［７］１６６２；梧州是桂东交通网络的中心支点，是广西较早形成城市、乡圩商业网络的地区［８］１３０。晋商在占有以上地区的同时，其贸易范围已覆盖了整个广西，且可以与邻省乃至全国互通有无。

（二）商品经济长足发展

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开始起步，广西商品经济较之于前代得到发展。以圩镇为例，明代博白圩镇有５个，到清代前期已达３２个［９］１８，同时，清代圩镇的分布密度也增大了，如柳州府马平县共有３００个自然村，２０个圩场，平均每１５个自然村就有１个圩场［１０］４８１。圩市与州县城市以及边贸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区域性的粤西市场已发展成形。水路运输的便捷、商业贸易基础的具备，吸引着广东、福建、湖北、江浙、山西等地的商业移民来此贸易。

（三）丰富的农产品和广阔的商品市场

清代，广西农作物以水稻为大宗，历年均大量运销广东。此外，广西的土特产种类丰富，茴油、樟脑、罗汉果、桐油、肉桂等均大有销路，商品化程度比一般农产品高，多运至省外及国际市场，且随着技术的改进，产量得到增加。例如茴油，１９世纪中期在制茴油的方法引入广西后，产量逐渐增大，２０世纪年产量都在数千担，最高 年产曾达８１７９担［１１］９８。

物产丰富是外商入桂经商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因素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封闭市场①环境的特殊性所产生的丰厚利润是外省商人入桂的根本所在。在百色，商人用一尺布换来一只生羊；在苗族聚居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由于当地过去比较闭塞，一斤生盐居然需要十几或二十斤玉米才能换得，”［１２］７１我们可看出在封闭的市场环境里，商人用外来商品廉价兑换当地的粮食，从中牟取双向暴利。这种高额利润必然会吸引客商来此贸易；另一方面，可见广西对外省商品的需求，即便是在偏僻的地区，当地百姓也无法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优越的经商位置与广西广阔的腹地蕴含着丰富的商业利润，吸引了包括晋商在内的客商来此贸易。

二、晋商在广西的经营活动

清代，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活跃，晋商有了迅速的发展，活动区域遍天下。他们在广西经营商品；和陕西商人合作建立会馆；开设票号，在清末广西金融多为晋商垄断。晋商在广西的诸多经营活动，促进了广西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一）经营商品

根据当前所找的资料，清代从事长途贩运的晋商把广西当地的土特产贩运至全国各地，调剂着广西与全国其他各省间的物资。

１．蔗糖的经营

明清时期，随着栽培技术、制糖方法的改进，甘蔗榨糖业规模扩大，乾隆年间糖的销售已经出现专门从事贩糖生意的包买商人。这些包买商人与作坊订约包买，然后运销各地，形成了专业商人队伍。蔗糖不但销往全国各地，而且参与出口商品的行列。糖是北方缺少的商品，所以，蔗糖也是他们经营的商品，晋商把从俄罗斯购回的回绒、哈拉、哗叽等毛织品，和蒙古地区的牛、羊、马、骆驼、皮毛 等 发 售 内 地，销 往 包 括 广 西 的 边 陲 地区［１３］４０７，然后把产于两广、江浙的蔗糖贩运到蒙古地区出售［１５］，从而把广西纳入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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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所指的商品市场是狭义的物品市场范围，主要指除了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外用于交换的产品市场。

２．茶叶的经营

茶叶是明代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广西从唐代就种植茶叶，从宋至清的大部分时期在广西经营茶叶是不收税的，固晋商购茶于此。晋商深入广西茶区，垄断了一部分茶山、茶场、茶园，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 输，都 由茶庄经 营［１４］２６０。晋商在这里采办茶叶后，经湖南、湖北，转运到山西和西北各地，长途跋涉，运至恰克图，换取俄国厚呢等物品，并贩卖于江南各地。晋商对茶叶的经营是清代茶叶贸易兴盛的产物。

除去茶叶、蔗糖两种大宗商品外，晋商在广西经营的商品还有皮货、药材等。晋商在广西的势力虽不及粤商、湘商、赣商等，但晋商所从事的长途贩运，实现了南北商品的互通有无，把处于边陲的广西纳入到全国商品经济网络范围之内，这对于促进广西边疆地区经济的开发是不言而喻的。

（二）建立会馆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商人异地经商，土客矛盾时有发生，会馆则作为代表本帮利益的组织而产生，代表行帮来确保客商自身的利益和商务活动的顺利发展。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因地域相邻、风俗习惯相近而多有联合。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在广西的山陕会馆有两个，分布在桂林、南宁两地，二者市场发育都较为成熟且处于交通要道上。桂林山陕会馆大致建立于光绪二十 八 年 （１９０２）年 以 前，地 址 在 今 解 放 东路［１５］１６４；南 宁 的 秦 晋 会 馆 其 建 馆 由 乾 隆 乙 未（１７７５）迄嘉庆丙辰（１７９６）①地址在今南宁沙街。

会馆经常被用作举办戏剧表演的场所，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以前，桂林的戏剧班社经常在广东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山陕会馆等会馆演出［１６］２８１３，观众如云。晋商通过在本会馆举办戏剧表演，借此聚集商界人士，洽谈商贸；或结交达官贵人，寻求精英相助；也以此吸引八方观众，汇聚人气，形成闹市，开拓市场，扩大了在广西的影响与声望。在桂林，晋商多数是住在本省会馆临时营业，出售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如晋商刘永泰专营山西汾酒［１７］１３６。

（三）设立票号

票号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咸丰初期，其经营业务主要以汇兑为主，经营对象主要是工商铺号，太平天国后，商人服务转向与清政府结合并迅速发展。山西平遥帮票号商人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进入桂林［１８］１９０（亦有版本认为晋商在道光年间已在桂林设有日升昌、蔚长厚、百川通、新泰厚等分号［１９］５６，还有学者认为山西票号是在同治年间入桂的［２０］４０－４１。但笔者认为票号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进入桂林更为恰当②），山西票号在广西有１０家，即桂林５家，分别为 日 升 昌、蔚 长 厚、新 泰 厚、百 川 通、松 盛长［１８］１９０；梧州有４家，分别为日升昌、百川通、协同庆、新泰厚［２１］２１４８；南宁１家，即日升昌［２２］６３９。直至清末，广西有６家，梧州３家，桂林３家［２２］４７２。广西金融被山西、广东等商人所控制［２３］１５０，山西票号一方面经营公款收支、汇兑官款，为政府提供捐输，方便了政府的资金调度，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对于维持广西政局的稳定及边防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为大商人提供资金汇兑等服务，便利了广西与内地的商品的互通有无，繁荣了广西商品经济。

三、对广西边疆地区的影响

清代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调剂南北物资，打破了长期以来市场经济仅局限于一定区域的局限，晋商在广西的商贸金融活动，扩大了广西商品的流通范围；山西票号在广西的设立，对发展广西商品经济，汇兑军饷，尤其在促进广西金融近代化方面意义重大。晋商对广西边疆地区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促进了广西边疆经济的开发。广西地处边陲，远离中原，开发较晚，经济相对落后，直到明末，广西绝大部分的交易基本上处于“日中而市”的水平。在中国，边疆的开发是随着移民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推动的，嘉庆年间，梧州、浔洲、郁州三府的外来入籍者“几占土著之半”［２４］７１７，晋商即为“外来者”之一。清初就有晋商控制两广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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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２日南宁市博物馆在对市文物保护单位两湖会馆进行维修时发掘的提名为《重修秦晋书院碑记》的碑刻可知。

②据笔者所查资料，山西票号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进入广西有明确史料可证明（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编纂的《山西票号史料》第６４页可知），而陈先生和黄先生所著书中未以史料证明，所以笔者认为采纳钟先生的观点。

区的茶区，把茶叶贩运到北部内蒙或出口俄国。而设于梧州、桂林等地的票号，一方面为晋商及各地商人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密切了广西边疆地区与国内外的经济交往，促进广西农产品的商品化，这对促进广西边疆地区经济的开发是极有利的。

其次，增强了当地人的经商意识。清时期，“客商”入桂使广西商品经济较之于明朝得到长足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当地城市民众意识的改变。以会馆为例，外省商业会馆多建于晚晴以前，而作为本地商人所建较早的玉林五属会馆（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五县统称为玉林五属）建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２５］１０５－１３６，这很大程度是受外省商民影响的结果。外省商人对广西的开发，孕育了当地的土著商人，随着土著商人的壮大，他们的商业竞争意识随之萌发，本地商人与外商明争暗斗，维护自身利益。光绪末年桂林商会就上演了各大商帮角逐斗争的一幕。龙飞一在《我父龙鹤龄①与桂林商会》一文中讲到“１９０８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建立商会，浙人周某欲攫总理一职，以把持桂林商务……我父又联合商民大力反对，周某的阴谋终不得逞，所以，桂林总商会成立之初，其第一届总理是百川通经理温敬甫，我父只当选为一名董事”［１７］１９４。

第三，为广西汇兑军饷、提供资金支持。山西票号于光绪年间进入广西后，先后经历中法战争、会党起义。广西当局急需协饷，历来在各地实行的装鞘解现制度②已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在当时战乱频繁、社会混乱的情况下，用票号汇兑官款已成为唯一选择。山西票号在广西被称为官银号，即代收代解官府的饷捐税收［２６］２１。中法战争结束后，在镇南关边防添置炮台所用协饷中来自湖南、浙江的部分两年即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和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的部分分别由百川通和日升昌汇解［２２］９１－９２清末，政府在承办“四国借款”后，国家每年开支过于庞大，户部只得把每年所增开支按省分摊，广西由百川通票号包揽［１３］２９６的。陈其田评价道：“票号兜揽国库官款，颇有变态国家银行的意味。”

晋商对广西的支出表现在各方面，除去建立会馆、票号外，还体现在对政府的捐输、提供贷款方面。咸丰初年，在广西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镇压天平天国是当局工作的重心，但军饷的来源成为困扰广西官员的一大问题，在情急之下他们把目光转向晋商，据《山西巡抚哈芬咸丰三年六月七日奏折》记载 “上年（即咸丰二年）奏文办理捐输广西军饷，统共捐输银１　６２０　２７４两，其中晋南河东商捐２００　３７４两，晋中孝义和晋北五台商捐１　８００两，晋中平、太、祁一代各县捐输１４０１　９００两［２７］４”。票号还为广西当局提供贷款，辛亥革命后“日升昌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２８］１６３。晋商为广西当局汇兑官款、捐输军饷、提供贷款，对于维持广西政局的稳定及边防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政局的稳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第四，促进了广西金融业的近代化。广西在清朝末年，工业、农业、商业日渐发展，要求较之于票号、钱庄更为先进的金融事业与之相适应。设立银行，实为当务之急［２９］１２０，创立伊始，广西银行筹办人之一的俞澍橖就聘请了日升昌票号桂林分号经理王靖夫为广西银行总行经理，王靖夫把经过严格培训的票号员工和票号制度都带入银行，这对广西银行的运行及之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西银行成立时，资本总额仅为平花银１００万两，其中广西官营钱号原有资本５５万两，官银钱号历年盈余３３万两，藩库增拨１１万元。广西银行虽处境极其恶劣，但经王治臣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后，广西银行站稳脚跟且运行顺利，“宣统三年（１９１１）３月，广西银行对上年度营业结算，尚有营利４０　０００两，……公私都有额外收益，做到了皆大欢喜。”［２９］１４０广西巡按使张鸣岐恳请袁世凯奖给勋章［３０］。相对于近代银行而言，票号属于旧式金融组织，不可避免带有落后的因素，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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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龙鹤龄：（１８８０—１９５２）字鸣皋，光绪二十四年考中秀才，１９１１年考取拔贡，１９０８年为桂林商会董事，１９１４年选为桂林商会会长，１９２１年为桂林县县长，１９３７年为广西省商会联合会主席。

②银鞘为木制，有铁箍，两端呈尖形，每鞘装银１０００两，委派委员押解，由驿站运送。

却从反面促进了广西银行的近代化转型，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后，采取较为正确的金融政策，使银行的积极作用得到正常发挥。

四、结语

在中国，边疆开发与移民活动是密切联系的。清时期，叱咤于商界的晋商，千里迢迢入桂贸易，以广阔的北方市场为后盾，以雄厚的资金为支撑，以全国贸易网的建立为条件，深入广西腹地，经营商品，建立会馆，设立票号，把落后的广西拉入到全国巨大的市场网络中，实现广西与全国各地商品的互通有无；晋商在清末与粤商垄断广西金融业，并为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和制度，促进了广西银行近代化的转型。这些都是其他商帮望尘莫及的。

史实是不可磨灭的，已逝的历史为当今边疆地区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从晋商在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地区的开发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外商投资。清代，广西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晋商在内的客商通过入桂贩运经营，把广西纳入到全国商品经济圈中，由此成为广西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外省商人进入的最终结果是两者的“双赢”。如今，随着对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广西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国内外商界人士的投资，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及政策，完善相关的法律，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使之为广西提供人才、技术及制度支持，从而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第二，为商人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入清后，广西商品经济较之明朝有较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政府在广西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其次，广西地处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所以，即便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在广西的商人经商环境是较为宽松的。从鸦片战争开始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现今状况依然，中央及地方政府要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外省商人的投资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政策。

第三，发展广西经济要因地制宜，推广地方特色，扩展市场。清代晋商入桂经营的商品主要是地方土特产品，如茶叶、蔗糖、药材等，贩运诸商品至北方乃至俄国、欧洲出售，实现了省际国际间商品的互通有无，使广西参与世界商品贸易，这对促进广西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自古以来，广西物产丰富，对外出口以土特产品为主，并有很大的市场。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广西除了吸纳外来资金、人才等“引进来”的政策外，还要做到“走出去”，积极迎接竞争与挑战，发展地方特色，使之成为占据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切入点，从而更高、更广、更深层次地推动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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