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0-112页。

作者简介：李淮东，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319号，邮编030619。

摘要：自唐以后，中原汉地与西藏之间形成了青藏道、川藏道等多条道路，明朝使臣入藏的交通道路，前期以青藏道为主，中后期川藏道成为主要入藏道路，明朝使臣也曾行经西域道、滇藏道进入西藏。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影响了道路的兴废，地理环境因素对汉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则不断减弱，明代汉藏交通网络格局对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明代；汉藏交通；兴衰演变；明朝使臣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大量学者、官员开始把边疆史地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有关汉藏交通的著述也开始出现，主要包含在众多官员、探险家的游记和考察报告中。对汉藏交通的深入研究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冯汉镛关于川藏道的两篇文章，对川藏道的道路里程、建置进行了细致研究；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一文，系统介绍了明代汉藏交通的情况，并对汉藏交通与茶马贸易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21世纪以来，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一文，从茶马古道的历史沿革谈到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结合现实着重论述了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特质。另外，陈楠也在其相关论文中对汉藏间的交通问题有所涉及，之后亦有学者对明前期汉藏间交通以及明朝中后期贡道改道问题有所研究。①近期，郑学檬先生考证出汉代的“笮路”就是西川入吐蕃的通道，即古川藏道，另一条茶马古道就是剑川、丽江、中甸的道路，即滇藏道。②

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本文以明朝使臣的入藏活动为切入点，对明代汉藏间交通道路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加以综合探讨，以期深化对明代汉藏关系问题的整体研究。不当之处，乞请方家斧正。

一、明代之前的汉藏交通

从地理的角度看，西藏与内地之间有明显地形差异。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地域文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形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产生神秘、悠久的西藏文明。西藏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印度文明、中亚文明中的佛教因素，并向东发展，与中原王朝展开异彩纷呈的融汇与碰撞，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这一历史进程有赖于人类对交通道路的开辟。西藏文明最早形成于西藏的不同区域，其中有吐蕃部族、象雄部族、苏毗部族，吐蕃最终将其他两大部族吞并，建立吐蕃王朝。③吐蕃王朝兴起之后，与唐朝在甘青地区、河西走廊不断地战争、冲突，和、战成为这一时期两个政权交往的主要形式，双方使者频繁往返于长安和拉萨之间，汉藏间的交通道路由此兴盛。日本学者佐藤长考证出《新唐书·地理志》中青海湖至拉萨的进藏道路。④林梅村利用考古学材料，探讨唐蕃古道的开辟与发展。⑤唐蕃古道在西藏文明与中原汉地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据众多学者研究，吐蕃王朝对外交通有四条路线：东南方向经康藏直通川滇；东北方向则由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由河湟进入内地及西域东部等地，这是学者们所言及的青藏道；西北方向跨越昆仑山、天山，通往西域的于阗等地，经丝绸之路西段进入中亚撒马尔干等地和印度西北部地区；西南方向由喜马拉雅山的山谷隘路，进入尼泊尔，到达印度。⑥

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主要通过东北方向的青藏道和东南方向的川藏道。因此，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趋势已然形成。吐蕃王朝灭亡以后，西藏陷入分裂，与中原汉地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直至蒙古部族崛起于朔漠高原，以横扫千军之势席卷欧亚大陆，通过“凉州会盟”，西藏归附蒙元帝国，成为元帝国疆域的重要部分，西藏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汉藏交通在这一过程中作用巨大。蒙哥汗时期，同知额济拉克设置驿站掌管吐蕃。当蒙哥汗率军征云南之时，额济拉克继续掌管朵思麻的驿站，打通汉藏交通。随后，额济拉克又掌管朵甘思噶热、郭贝两驿站。⑦蒙元帝国建立后，出于加强西藏统治的目的，建立宣政院总理西藏事务，管理西藏的地方行政机构也一并建立。⑧蒙元黄金家族将西藏腹地看作他们的封地，在此设立十三万户，⑨由藏地僧俗领袖管理前后藏，形成与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并立的另一组织系统，管理西藏的政教二元体系由此产生。蒙元统治者获取西藏内部信息，发布相关政令，均由青藏道驿路传递。元朝忽必烈时期，派遣答失蛮入藏，首要任务就是经营汉藏交通。《汉藏史集》详细记载这次建立驿站的直接目的是迎请帝师八思巴回藏，⑩答失蛮亲自踏勘西藏地区的地质地形，以西藏内部地形的险易、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为标准，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的地点，建立自后藏萨迦通往汉地的驿站。(11)驿站建立之后，这条从甘青地区通往西藏的青藏道成为元朝管理西藏的主要交通道路。

二、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据前人研究，明代中原汉地入藏道路有四：青藏道，唐、元时代的青藏大道；川藏道，由西藏进入四川(包括副道——松潘道)；(12)西域道，西藏经由西域转道拉达克，通过古丝绸之路进入内地；滇藏道，西藏经察隅进入云南。(13)汉藏交通道路的畅通无阻，便于明朝使臣入藏活动，对西藏地区进行长期有效的治理。《明实录》、《明史》中大量记载明朝使臣入藏活动，其间亦对汉藏交通兴衰演变有所涉及，本文即通过对明朝使团入藏活动来理解汉藏交通兴衰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讨论汉藏交通兴衰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青藏天路——明代青藏道的兴衰

青藏道沿用唐、元时期形成的甘青故道入藏，是明代前期中央政府派遣使臣入藏的官道，也是西藏地方派遣使团入贡的贡道。甘青地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衔接区域，海拔高差升降平缓，相对良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青藏道较其他入藏道路更为理想。青藏道开通的历史进程见下表。

从上表的信息中，可以看到青藏道的开通与明朝经略西藏的战略进程基本一致。青藏道在明朝经略西藏的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道路基本延续蒙元帝国时代青藏道体系。与此同时，明朝在入藏必经之路设置更多的行政管理机构，如设置驿站维护青藏道的畅通、建立卫所以强化战略交通结点地带的作用。明朝还在汉藏边地委任当地僧俗首领对西藏及周边区域进行间接管理，利用汉藏各部族对汉藏道路交通进行维护。明朝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与青藏道的经营维护密切相关，青藏道逐渐成为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入贡中央的主要通道，亦是明朝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

明成祖登基以后，继承明太祖的治疆策略，从各个方面大力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因此，明成祖时期成为汉藏关系稳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成祖管理西藏最有成效的措施，就是派遣大量的官员入藏直接参与西藏的行政管理，由此需要大规模修缮道路。基于此背景，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下诏，命令西藏地区僧俗首领和地方卫所重新修缮驿站：

谕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同获(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朵甘、陇答王(三)卫，川藏等簇，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以官军马匹给之。仍赐阐化王等锦绮衣服……(15)

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16)

如上所述，明朝动用洮州、河州、西宁三卫及道路沿途各处的物力人力，对途经甘青地区、朵甘地区的青藏道进行维护，并利用川藏各族对川藏道进行修复。这次修缮道路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动员了卫所士兵、各部族，沿途不断“复置驿站”，维修道路，其间还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入藏册封僧俗首领，明成祖对西藏地区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设立站赤，整修驿路，是明朝仿效元朝对西藏地区加强管理的开始。永乐七年(1409)二月，陕西都指挥同知何铭又率领六十人的使团，进入卫藏，踏勘地形，分置驿站。(17)明朝政府派使臣入藏修缮和维护汉藏交通，历时两年。

永乐十二年(1414)，中官杨三保再次入藏，第二次对入藏交通道路进行整修。(18)经过这两次大规模的修缮，明朝政府不仅在西藏地区的政治治理得到加强，而且对藏传佛教辅助管理藏地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此后，册封僧俗首领、广行诏谕的统治策略成为明朝治理西藏的主要措施，并延及明朝一代。据相关统计，明朝前期(洪武至宣德年间)，明朝中央政府派遣使臣从青藏道入藏64次，经川藏道及附线(松潘道)入藏21次，经西域道入藏1次，经滇藏道入藏4次。(19)从统计数据分析，青藏道利用率最高，是明朝前中期派遣使臣入藏活动的主要道路，中期以后青藏道的利用率下降，但一直沿用至清朝。从川藏道入藏活动的21次中，宣德年间就占有12次，说明川藏道在宣德年间利用率逐渐提高。关于青藏道的各个驿站的考证及其走向，众多学者已经作过详细论证，(20)兹不赘述。

明朝中期，青藏道的利用率下降，不仅表现出明朝使臣入藏改道，也表现出青藏道入贡活动亦呈减少的趋势。有学者认为青藏道入贡的减少是因为蒙古势力的崛起、茶马贸易的废弛。(21)这两大因素固然重要，但并不直接影响青藏道的利用。笔者以为青藏道利用率的下降直接受到汉藏间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其一，经济因素。汉藏间的经贸活动主要通过青藏道在甘青地区进行，这就使大量藏地使团朝贡活动成为常态。这些使团的朝贡加剧了明朝政府的财政负担。《明史》中提到成化年间“洮岷诸卫送各族番人入京，多至四千二百余人”。(22)如此庞大的入贡使团对明朝的财政产生最直接影响——使团中的个人“应赏綵幣人二表里，帛如之”。(23)如此算来，一年仅赏赐使团就要花费国家“钞二十九万八千有奇，马直尚在其外”。(24)明朝中期，入贡使团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进而竟形成大量的冒牌“番贡”使团，明朝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监管，对违例使团，直接遣返。(25)归根到底，明朝政府对入贡使团的赏赐成为明朝财政的一笔巨大开支，这是明朝政府限制青藏道入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青藏道渐趋衰弱的被动经济因素。其二，政治、军事因素。明朝中期开始，边地“番族”小规模反叛活动，则经常性地出现在青藏道，对青藏道的维护造成极大的困扰。明朝政府需要经常派遣使臣处理某些劫掠事件，如景泰三年(1452)正月，镇守西宁的内官保受奏报一些部族劫掠当地民众。(26)明朝政府要派兵征讨，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27)仅从上例来看，甘青地区、关西七卫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并未呈现废弛态势，但边地一些部族的反叛活动，已然威胁到青藏道的正常运转。总之，明朝为应对一些边地部族的反叛活动和管理、维护青藏道的物资耗损、财政开支巨大，青藏道的利用率也随之呈下降趋势。

基于防御北方蒙古的考虑，明朝在河西地区建立关西七卫，利用甘青地区的西番诸卫截断蒙藏之联系，使得明朝前中期，蒙古各部族势力对青藏道的影响较小。明朝后期，蒙古部族的一支进入青海，占据河湟谷地，才对中原内地与西藏的联系产生不利影响，也致使明朝再难利用青藏道入藏。单一道路的兴衰演变，主要是受明朝对道路终端——西藏腹地与沿线地域(甘青地区)的掌控力度制约。

(二)川峡鸟道——明代川藏道的发展

川藏道是明代中后期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官道，也是藏地僧俗使团入贡明朝的贡道。唐朝时期，川藏间的茶道就已经存在，石硕、郑学檬已有考证。(28)明代川藏道的利用最早见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

礼部主事高惟善……上言……通乌思藏、朵甘，镇抚长河西，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两千余户，非以惟黎、雅之保障，蜀亦无西顾之忧……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29)从地理形势分析，四川的黎、雅地区是汉藏门户，与入藏道路相接续。明朝政府在川藏边界地带修缮碉门至岩州道路，且均“立邮传”，形成环状的交通网络，以达到川藏连通、汉地无忧的目的。因此，川藏道作为青藏道附线，在军事战略上的意义更为重要。

明朝前期，甘青牧区的马匹供应仍是明朝经略西北的重要物资。因此，甘青地带的河州、西宁、洮州等卫所均设有茶马司，以便进行茶马贸易。明朝前期，川茶需从四川输送到甘青地区的茶马司，自碉门过松潘到甘青地区的松潘道战略意义凸显，成为川藏道的重要附线之一。(30)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明成祖停止了茶马金牌的发放，茶马贸易制度有所坏堕。究其原因是“番人”袭边、私茶难禁、官茶运输困难、茶马比价不合理等诸多因素造成的。(31)青藏道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渐衰败，但川茶入陕仍未停止。(32)明朝中期，川藏道逐渐发展成汉藏间茶马贸易的主要道路，《明史·食货志》中有详细记载。(33)成化三年(1467)以后，出现“番僧”冒名从青藏道入贡内地，以博取明朝政府赏赐的现象。明朝在青藏道的勘核察检的失效，直接导致明朝启用川藏道为藏使进入内地的贡道。(34)这样就杜绝大量冒名“番僧”入贡，为国家节省大量开销。从此时起，川茶亦由川藏道直接入藏，亦为明朝政府节约大量成本。明朝中期经常发生一些部族在青藏道沿线地区劫掠使臣的活动，(35)使得明朝被迫利用川藏道承担起入藏官道的作用，(36)川藏道正式成为汉藏交通的正式官道。川藏道成为西藏僧俗首领进贡的贡道亦是在成化三年(1467)。(37)川藏道从西藏到川西之碉门，明朝使臣回程则经成都沿长江东下至南京，到扬州换船经运河北上，到达北京。(38)

正统年间至明亡，明朝中央政府派遣使臣经川藏道入藏56次，经青藏道及附近地区入藏33次，经滇藏道、西域道入藏未见记载。(39)这一统计结果说明，川藏道作为明朝中后期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一直被充分利用，并持续到清朝。川藏道与青藏道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汉藏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映射出明蒙势力的消长。

(三)西极流沙——明代西域道的存废

明代西域道沿用古丝绸之路一支，沿河西走廊出嘉峪关，途经于阗进入拉达克地区(阿里三围)。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40)走的即是这条道路。《全室外集》徐一夔序中云：“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衔命而西。出没无人之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之矣。”(41)陈楠先生认为《明实录》记载有误，宗泐出使西域应为洪武十年(1377)。(42)

宗泐出使西域走的是古丝绸之路，且有诗词为证：

度关陇(43)

陇关流水关山月，月色凄凉水呜咽。

今古征人尽断肠，野客经过亦愁绝。

连林二月冰不开，猛虎一吼苍崖裂。

鹦鹉能言好寄书，心事茫茫向谁说？

西极天马歌(44)

天马来自西极□，流汗沟朱蹄踏石。

眴目迳度流沙碛，□□□□□□□。

天子见之心始降，九州欲省民痍疮。

宛王何人敢私有，贰师城坚亦难守。

等闲骑向瑶池前，周家八骏争垂首。

天闲饱秣玉山禾，苜蓿春来亦渐多。

君感意气为君死，一日从君行万里。

由诗可知，宗泐西出关陇，历尽艰辛，“今古征人尽断肠，野客经过亦愁绝”，“眴目迳度流沙碛”是明朝使臣在浩瀚大漠中行进的真实写照，“君感意气为君死，一日从君行万里”表现出明朝使臣出使异域的心理状态。宗泐从关西七卫向西经吐鲁番，经亦力把里，进入后藏阿里三围地区，设立两个行政管理机构，宣告明朝对西藏极边地区的主权拥有。(45)宗泐一行回程，则从前藏经青藏道回到内地。在他到达藏北高原时，留下《望昆仑》的诗句：

望昆仑(46)

积雪覆层巅，冬夏常一色。群峰让独雄，神君所栖宅。

传闻嶰谷篁，造律谐金石。草木尚不生，竹产遗非的。

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

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太息。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诗中所记“积雪覆层巅”一句，描绘出他翻越昆仑山时所见景象，而“汉使穷河源”一句则点出他回程途经黄河源头地区，正说明宗泐一行返程从青藏道回到中原内地。

在入藏道路的记载中，关于西域道仅此一例。太祖外治西域，始设安西七卫，(47)连通西域道。与北方蒙古的长期对峙，使明朝无力控制西域。因此，在史书中很少有明朝利用西域道进入西藏的例证，但其与西域间的交流仍然存在，明朝政府就曾派遣陈诚出使西域五次，都反映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之中。(48)嘉靖三年(1524)，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明朝西北防线的退缩，使明朝与西域之间的交往日渐式微，西域道渐被明朝废弃。

(四)滇道幽远——明代滇藏道的利用

樊绰《蛮书》对云南丽江府通往西藏的茶马古道已有记载，(49)今人对此已有深入研究。此后，历代文献对滇藏道的记载不多。冯汉镛比勘史料，对从丽江经察隅至乌思藏的滇藏道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50)他对滇藏道的研究主要为了解释侯显迎请哈立麻入京的路线问题，认为侯显从察隅经滇藏道至榜葛剌(天竺)迎请哈立麻。但由于相关史料记载模糊，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关涉滇藏道的利用，笔者就此切入，对明朝使臣利用滇藏道提出一点看法。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为笼络西藏僧俗势力，派遣侯显入藏迎请当时西藏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哈立麻。永乐四年(1406)冬至，哈立麻入京；永乐五年(1407)三月，被封为大宝法王。(51)冯汉镛根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本朝永乐三年，命使往天竺迎异僧，既至京兆，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52)的记录，认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的天竺即是榜葛剌，结合哈立麻的生平事迹，大致判断侯显迎请哈立麻所走的是滇藏道。但充分对比《殊域周咨录》、《明史》、《明实录》的相关记载以及当时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实际历史背景，笔者认为侯显应经青藏道入乌思藏，到尼八剌迎请来哈立麻，返程所走的道路才可能是滇藏道，而非冯先生所认为的迎请哈立麻来回都走滇藏道。

《殊域周咨录》中有关“天竺”的记载：“其国风俗甚厚，男子白布缠头，穿白布长衫，足穿金线羊皮靴，济济然有文学者。”“又按别志，榜葛剌国最大……国有城邦，王及诸官皆回回人，气候常热如夏。”(53)可见，若拘泥于“命使往天竺迎异僧”的记载，“天竺”或可作为榜葛剌。然而，在11世纪中亚突厥人征服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开始统治印度。中亚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并在印度强行推行。13世纪以后，印度境内的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侯显从“天竺”迎请哈立麻，似乎不能成立。

当时，通达五明的印度高僧大德多进入尼八剌国(尼泊尔)，尼八剌国成为佛教发展的又一中心。许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都曾在尼八剌学习佛教密法。查阅《明史·西域三》，其中有西天阿难功德国和尼八剌国的记载。西天阿难功德国，只有“西方番国也”一语，实难考证。“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齊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54)结合严从简有关异僧来自榜葛剌的记述，以及尼八剌国当时主要信奉佛教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笔者认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或将榜葛剌与尼八剌混淆，进而误导了冯先生的判断。

再看《明实录》中记永乐元年(1403)二月乙丑，“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55)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遣太监侯显赍勅赐尼八剌国王沙地新葛、地涌塔王可般绵绮。”(56)又宣德二年四月，“以遣太监侯显往乌思藏、尼八剌等处抚谕给赐，遣人赍敕驰谕都督佥事刘昭，领指挥使后广等原调洮州等六卫官军护送出境。仍敕川卜、川藏、陇答、罕东、灵藏、上笼卜、下笼卜、管牒、上邛部、下邛部、乌思藏怕木竹巴、必力工瓦等处及万户、寨官、大小头目、军民人等、给道里费，且遣人防护”。(57)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侯显作为使臣出使尼八剌三次。与严从简所记永乐三年(1405)侯显往“榜葛剌”(实为尼八剌)迎请哈立麻的史料可以相资印证。他在永乐元年出使西藏，在永乐三年到尼八剌迎请哈立麻，所以说他此时再次出使尼八剌亦属正常。再分析宣德二年(1427)四月的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侯显的出使由洮州六卫官军护送，洮州是甘青走廊通往西藏的重要一站，侯显入藏显然经青藏道入藏；且从侯显所经过的地名看，也说明侯显是从甘青地区绕路进入朵甘再入前藏地区，这与王继光关于侯显史事的相关论述相合。(58)结合严从简所记述的史料，更可说明严从简误将尼八剌作为榜葛剌，亦可说明侯显经过乌斯藏，往尼八剌迎请哈立麻。

另外一条史料可补证侯显迎请哈立麻主要行经青藏道。《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三十五年(1402)八月，“遣僧智光赍诏谕馆觉、灵藏、乌思藏必力工瓦、思达藏、朵思、尼八剌等处，并以白金、彩币颁赐灌顶国师等”。(59)洪武三十五年即是建文四年。建文四年六月，成祖已经占领南京，夺取了皇位，而智光的入藏则是由前朝建文帝派出的，且有重要的出使使命。前朝派出的使臣可能会遭到成祖的猜忌，于是永乐元年(1403)二月，“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60)笔者推测，侯显这次入藏可能带有监督智光的任务。《明史·西域三》载，“有僧哈立麻者……永乐元年命司礼监少监侯显、僧智光齊书币往征”，(61)恰恰记载两者同时入藏。从《明实录》记载两人出使时间上看，侯显虽比智光晚入藏几个月，但有可能在西藏汇合，一同迎请尚师哈立麻。智光入藏所走的道路是青藏道，侯显也应该循此路线去追赶智光。正如前文分析所示，明朝前期派遣重要使臣入藏均经青藏道，除宗泐经西域道进入后藏。

至于侯显回程路线，由于史料所限，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侯显回程一定行经滇藏道，只有两例旁证做一参考。

永乐四年(1406)正月乙未，“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其地属西蕃(番)与丽江府接境。先是丽江通事禾节等往谕招(招谕)还，其土酋阿密末吉等与俱来朝，故设二安抚司，以阿密末吉等为安抚，给以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62)永乐四年(1406)四月戊子，“遣永宁府土官知各(府)各吉八合等赍敕往大西番，抚谕其土酋人等”。(63)

从上述两处记载看，侯显等人于永乐三年将哈立麻入朝的消息向明成祖汇报，永乐四年冬至哈立麻入京。显然，明成祖在得到消息后，两次派遣地方官员招抚滇藏各族，笔者认为这两次招抚都带有维护滇藏道畅通的任务。因此，笔者认为侯显和智光陪同哈立麻回程路线选择从察隅地方经丽江府行经滇藏道，入四川转道回京(南京)是比较合理的。

滇藏道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为明显，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使得该地区地理环境极其复杂。虽然明朝在此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其军事力量很难深入，受此制约，明朝政府利用地方部族及土官管理川滇藏间地区，滇藏道更多为民间客商所利用，成为云南与西藏间进行民间茶马贸易的重要道路，其作为官道的利用率很低。

综上可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与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派遣使臣入藏活动共有179次，(64)均是通过这四条道路进入西藏，以协助明朝政府治理西藏的。

三、明代汉藏交通兴衰演变的影响因素

经前文分析可以认为，明代汉藏间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因素。汉藏间的交通道路虽古已有之，道路的利用和维护与地区间的政治形势最为密切。明朝建立以后，政治、经济、军事相关的重大决策无不与蒙古有关。蒙古势力在宗教方面皈依藏传佛教，崇信萨迦派。明朝在控制中原地区之后，把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北蒙藏交界地带。不仅以武力隔断蒙藏之间的联系，而且多次派遣使臣入藏诏谕吐蕃归附明朝。直到洪武四年(1371)，河州卫设立，明朝基本控制了甘青地区，开始了明朝对青藏道的经营。从入藏使臣的活动情况中可以大略看到，明朝前中期至正统四年(1439)之前，使臣大多经由青藏道入藏，不仅包括对西藏僧俗的任免官职，册封法王、高僧，也包括派遣使臣到甘青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等经济交流活动。正统以后，蒙古势力再次强盛，蒙古部族的一支进入青海，占据河湟谷地，对明朝与西藏的交往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对维护青藏道的畅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明朝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强化川藏道，并调整以河州卫为中心的西番诸卫军事体系，以洮州卫取代河州卫的战略中心地位，加强松潘卫的军事布防，其中也包括对长河西、鱼通的控制，这样做可以保障川藏路沿线的畅通安全，确保明朝政府与西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被中断。明朝中期以后，河州卫设二十四关，筑边墙对甘青边界一带加强控御，转攻为守，青藏道的利用逐渐减少。大体而言，明朝的“控驭西番”、“切断蒙藏”的西北边防策略对汉藏交通的影响尤为巨大，亦是汉藏间交通道路发生重大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汉藏交通作为汉藏民族间经济交往的纽带作用明显，因此经济往来是道路形成的直接动因。“在商贸路线确立议题上，地理环境条件是否优越只是一个次要因素；而必要条件则是对于往来交流的需求，如果存在着这种需求，纵然是千难万险，都无法阻挡人们建立其商业路线。沼泽、冰天雪地、最荒凉的高山以及沙漠将最终为人们勇敢地征服。”(65)人类社会不同区域之间经济交往的开展，往往要依赖各个区域之间的交通道路。汉藏交通的开拓亦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经济的联系与交流。汉地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生活物资从这条道路进入西藏，西藏的佛经、贡马、金银器则由此进入中原汉地。

明朝建立之后，茶马贸易成为汉藏民族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九边军事体系提供相应的战略物资。如正统三年(1438)六月，“命行在大理寺右少卿陈卣、李畛赴陕西攒运官茶，以备收马。……乃奏请于四川保宁等府运茶一百万斤赴陕西西宁等茶马司收贮，仍令在京堂上官总理其事，遂有是命”。(66)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遣通政司右通政汤鼎、光禄寺寺丞张如宗前往陕西、四川运茶买马……今陕西西宁等卫所属番簇番民该纳马，特命尔等往四川与都布按三司、巡按监察御史公同计议，就于保宁等府约量运茶八十四万三千六十斤至陕西界官司收贮；仍往陕西会同镇守三司官及巡按监察御史公同计议，起清军夫运至各茶马司交收。内西宁茶马司收一十九万七千七百六十斤；河州茶马司收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斤；洮州茶马司收一十八万三千斤。待收完日，随即具奏，差官前去收马”。(67)从上述两例可见茶马贸易中大量的茶叶来自四川，川茶输入的数量和规模巨大。当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时，川藏道的地缘优势得以体现。川茶可以很快集中在碉门一线，避免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从川蜀腹地通过松潘道将大批茶叶运往青藏道途径的河洮地区进行茶马贸易。可见，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茶马贸易，还是汉藏民间的经济主流对明代汉藏间交通道路的兴废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经略西藏的过程并不顺利，明朝的军事行动一直未有中断。明朝派遣的入藏使臣曾经被沿途的部落杀害，迫使政府派遣军队平乱。(68)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明朝恢复设置大量的驿站。明朝虽然没有将军队派驻到西藏腹地，但在甘青地区建立西番诸卫，防卫青藏道。在川藏边界地区，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董卜韩胡宣慰司(69)扼守川藏道。甘青地区与川藏边地区有松潘道连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沿着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并以此构成联通西藏与内地的道路交通网络。明朝中后期，青藏道沿线地区不断有小股藏族部落和蒙古部族的反叛活动出现。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西藏贡使则循例必须从川藏道入京，并成为定制，明朝使臣入藏道路也随之改变。

另外，藏传佛教的东向传播，对汉藏交通的兴废也有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传播路径亦是通过汉藏间交通来实现的。

最后，汉藏交通道路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由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决定的。青藏高原西、南、北三面都有高大山脉的阻隔，只有东向与中原地区呈现阶梯式的缓降，有利于高原人群东向与中原内地各族交往。在层峦叠嶂的群山环绕下，“多山地区的山谷也预定了道路的走向：来自远方的道路汇聚于山隘。在某些山区尤其是某些特别艰险的地带，地况特征阻止了人们的通行；而另一方面，某些地区又注定有无数道路可以贯穿山脉”。(70)从明代汉藏间的几条道路实际情况看亦是如此，川藏道要跨越大雪山、二郎山等高山峡谷，滇藏道需要从横断山脉的河谷地带进入西藏，西域通往拉达克地区的道路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雪山谷地。相对青藏道而言，这三条道路所经过的地理环境都较为恶劣，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汉藏交通的重要路线都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的不断拓殖，地理环境对交通道路的影响亦日趋减弱。汉藏道路网络的确立及其兴废，也可以说明明朝、西藏、蒙古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素的影响远大于地理环境对交通道路的塑造。

综上所述，明代之前，汉藏间交通主要以青藏道为主，而明朝建立以后，明朝政府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有两条，青藏道(明前期)和川藏道(明中后期)。西域道和滇藏道，只在特定使臣入藏活动中体现出来，没有被明朝政府长期使用。明代汉藏交通道路的兴衰演变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明代汉藏间的四条道路为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冯汉镛：《明代西藏“贡道”研究》，《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冯汉镛：《从察隅沿革再论侯显迎接哈立麻的路线》，《中国藏学》1995第1期；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史学研究》1992年第2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石硕：《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514页；陈楠：《宗泐事迹考》，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3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郭凤霞：《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喜富裕：《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

②参见郑学檬：《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参见李淮东：《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研究——对人类文明演化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思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④参见[日]佐藤长著、黄颢译、邓锐龄校：《唐代从青海湖到拉萨的路线》，《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第9期。

⑤参见林梅村：《试论唐蕃古道》，《藏学学刊：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参见石硕：《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19页；另见郑学檬：《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关于川藏道、滇藏道的研究。

⑦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另[意]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有相似的论述。

⑧包括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管理卫藏之地(前后藏、阿里三围)；吐蕃等路宣慰司管理藏东康区(朵甘)；吐蕃等处宣慰司管理甘青地区(朵思麻)。

⑨关于十三万户的研究，参见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第50-61页。

⑩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68页。按本页注，八思巴著作题记，八思巴于1264年夏天离开中都，动身回萨迦，这是八思巴1244年离萨迦后第一次返回，故知答失蛮奉命往吐蕃设立驿站当在1264年之前。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一书，引《贤者喜宴》答失蛮于1269年往吐蕃设立驿站，当误。

(11)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68页。这条连接大都至萨迦的大道，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27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7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9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11个大站。乌斯藏的大站中，由乌斯地方(前藏)的人支应的大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7个，由西藏方(后藏)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达、春堆、达尔垅、仲达等4个。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

(12)参见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史学研究》1992年第2期。

(13)冯汉镛：《从察隅沿革再论侯显迎接哈立麻的路线》，《中国藏学》1995第1期。

(14)本表资料来源于《明太祖实录》卷67-96。韦正遣人招抚山后七驿事见(明)俞本：《明兴野记》，陈学霖：《史林漫识》附录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42页。

(15)《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丁卯。

(16)《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辛未。

(17)参见《明太宗实录》卷88，永乐七年二月辛巳。

(18)《明太宗实录》卷147，永乐十二年正月己卯条载，敕谕阐化王、阐教王、护都王、赞善王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

(19)参见李淮东：《明代使藏使臣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附录。

(20)参见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史学研究》1992年第2期；丹曲、谢建华：《甘肃藏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24页。青藏道大体上有三条路线入藏：一是沿洮河西上，经巴、茫两水(莽剌川)至黄河滨，渡河沿大河坝至大非川，是吐蕃趋洮岷的孔道，也是青藏道的主道；二是沿洮河西上，至今青海拉加寺渡黄河，这是明时入藏的大道，它横穿果洛地区，至马拉驿西南再至索罗木，穿两湖，逾巴颜喀喇山西端，入色吾河谷而入藏；三是沿白龙江上游经阿坝至果洛南部，西趋两湖与第二条道路相会。

(21)参见喜富裕：《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

(22)《明史》卷330《西域传二》。

(23)《明史》卷330《西域传二》。

(24)《明史》卷330《西域传二》。

(25)《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记载：“正统、天顺间，各番贡使不过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诸处滥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贡，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余悉遣还。”

(26)《明英宗实录》卷212，景泰三年正月甲寅条载：“河州卫黑章咂簇下番民累次侵劫隆卜小簇，抢杀人畜。命镇守陕西兴安侯徐亨等差人谕以祸福，使其感悔，若执迷不听，量调官军剿捕。”

(27)《明英宗实录》卷328，天顺五年五月丁卯条载：“陕西河州卫奏：‘前调本卫马军二千从征，括马止得五百六十余匹，余不能办。乞将本卫庆安库所贮下番赏赐段匹、绢、布、绵等物，市马给军。’……今边警甚急，乞遣户部官一人会陕西三司，同河州卫官查盘易马。上从其议，遣中官李广往议行之。”

(28)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另见石硕：《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第497-514页)；郑学檬：《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29)《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壬戌。

(30)参见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史学研究》1992年第2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另见石硕：《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第498页)。

(31)《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载：“番人为北虏侵掠，徙内地，金牌散失。”

(32)《明英宗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乙丑条载，“四川保宁等府运茶一百万斤赴陕西西宁等茶马司收贮”；《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庚戌条载：“遣通政司右通政汤鼎、光禄寺寺丞张如宗前往陕西、四川运茶买马。”

(33)《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始达……番商往复迂远。”

(34)《明史》卷330《西域二》载：“进贡番僧自乌思藏来者不过三之一，余皆洮、岷寺僧诡名冒贡。进一羸马，辄获厚直，得所赐币帛，制为战袍，以拒官军……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

(35)《明宣宗实录》卷67，宣德五年六月甲申条载，“朝使自西域还及西域贡使至，具言曲先卫散即思数率所部邀劫往来使臣，梗塞道路”；《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乙未条载：“乌思藏等处使臣，自宣德间入贡，以道梗寓河州，彼即羁异土，此亦虚费边储，乞为发遣。”

(36)《明英宗实录》卷67，正统五年五月庚申条载：“禅师葛藏奉命带剌麻僧徒共二十名赍诰命、敕书往乌思藏封禅(阐)化王等官。给与锣锅、帐房等物并马、骡犏牛驮载食用。自出境日为始给与本色粮料一月，其余以官库之物折充(支)，悉取给于四川布政司及行都司。”

(37)参见《明史》卷330《西域二》。

(38)参见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另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39)李淮东：《明代使藏使臣研究》，附录。

(40)《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戊辰。

(41)(明)宗泐：《全室外集原序》，《全室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集部173，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2)陈楠：《宗泐事迹考》，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3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3)(明)宗泐：《全室外集》卷4。

(44)(明)宗泐：《全室外集》卷2。

(45)《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僧宗泐还自西域，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

(46)(明)宗泐：《全室外集》卷3。

(47)(明)徐溥等撰《明会典》卷170《西戎上》载：“西域七卫，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东、曰罕东左，皆在关西，而哈密又最西。”

(48)参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使记：文献与研究》，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继光：《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49)参见郑学檬：《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50)参见冯汉镛：《从察隅沿革再论侯显迎接哈立麻的路线》，《中国藏学》1995第1期；郑学檬：《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51)参见《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丁巳；《明史》卷331《西域三》。

(52)(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53)(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387、389页。

(54)《明史》卷331《西域三》。

(55)《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乙丑。

(56)《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

(57)《明宣宗实录》卷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

(58)参见王继光：《侯显事辑》，《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59)《明太宗实录》卷11，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

(60)《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乙丑。

(61)《明史》卷331《西域三》。

(62)《明太宗实录》卷50，永乐四年正月乙未。

(63)《明太宗实录》卷53，永乐四年四月戊子。

(64)参见李淮东：《明代使藏使臣研究》，附录。附录所列入藏使臣活动简表，其中有姓名、官职的入藏使臣及少量未知姓名使臣，共68人次，资料来源于王继光：《明代中央政府赴西藏使者事辑》(上、下)，《西藏研究》1986年第1、2期；王继光：《明代中央政府赴西藏使者事辑补》，《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另111人次，为笔者统计，特此说明。

(65)[法]吕西安·费弗尔著，朗乃尔·巴泰龙合作，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高福进校：《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6页。

(66)《明英宗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乙丑。

(67)《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庚戌。

(68)《明太祖实录》卷112，洪武十年五月癸卯记载，洪武十年征西将军邓愈平叛吐蕃，因洪武九年七月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招谕吐蕃还至川藏朵工之地遇害故。《明宣宗实录》卷7，洪熙元年八月戊辰记载，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平叛，因内官乔来喜等同乌思藏贡使至必立出江黄羊川遇害故。乔来喜遇害经过另见《明仁宗实录》卷2，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庚子。

(69)《明史》卷331《西域三》。

(70)[法]吕西安·费弗尔著，朗乃尔·巴泰龙合作，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高福进校：《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