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藏传佛教；济隆七世呼图克图；雍和宫 

雍和宫是北京现存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亦属名刹。该寺自改建之日起，即逐渐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和京师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在联系清朝政府与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雍和宫原为明朝内宫监房，清初收入内务府，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为皇四子胤禛之贝勒府，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该府便扩建为亲王府第。胤禛继皇位后，于雍正三年(1725)降旨将雍亲王府升为行宫，赐名“雍和宫”。①乾隆皇帝于九年(1744)降谕将雍和宫辟为喇嘛寺院，谕旨内有：“朕念雍和宫乃甚属吉祥伟大之所，今在闲置，依照观点之坐落、样式，稍加修缮，辟为大杜刚，作为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由西昭召来熟悉辩经制度之三四十位大德高僧住寺，教习众喇嘛外，蒙古人等历来虔诚佛教，着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所属各旗，选送勤于习经、聪颖、年岁二十以上喇嘛一二人，若仍不及额数，亦可于现在各寺庙闲散班第内选其聪慧者，充额喇嘛五百名，供给钱粮，免其官差，按照昭地学院之例管教。其学业优秀者，褒奖补放他寺达喇嘛、副喇嘛，考试并给与嘎布楚、兰占巴等学位。懒散着昭示众人，作为懒惰例。若各扎萨克地方，愿送其他习经之人，亦可居寺学习。寺内众喇嘛俱勤于习经，若各地皆效仿行事，实乃尤益于佛教及众生。”[1]其中明确自藏地选聘高僧来雍和宫，为蒙古地区培养喇嘛事宜，故该寺改建伊始，即定为蒙古地区培养黄教经师的中心。后来将雍和宫作为“金瓶挚签”地之一，其为蒙古及京师藏传佛教管理中心的地位则更加突出。
将雍和宫辟为黄教大寺之事，受到蒙藏僧俗各界赞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等上表庆贺②，各地蒙古王公遵旨陆续选派本旗符合条件之喇嘛前往雍和宫习经。乾隆皇帝指示达赖喇嘛自西藏选派各扎仓上师和经师，达赖喇嘛很快从哲蚌寺、扎什伦布寺为雍和宫选出显、密、医、杂四扎仓上师，并从三大寺挑选18名格西级经师，送往雍和宫。达赖喇嘛等在雍和宫改建且尚未开光之前，既“由哲蚌、甘丹、温都孙等大庙喇嘛内，拣选熟谙经文，能守净道”、“教授经艺之喇嘛二十二名，其僧徒喇嘛五十二名，通共七十四名”送往京城。③嗣后，复从西藏、青海各寺邀请呼图克图进京，清代驻京的呼图克图多数驻于雍和宫。
笔者从所译雍和宫满文档案内，拣出几份济隆七世呼图克图进京担任雍和宫总堪布的档案，从清廷之延请、僧众之响应、遣送之过程几个方面，考证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过程，冀从该呼图克图进京事宜中，探讨清朝兴黄教以安蒙藏的政策和对黄教僧众的管理方式等问题。
一、清廷之延请
在将雍和宫辟为黄教寺院过程中，国师章嘉三世呼图克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且在乾隆十三年(1748)之前，实乃充当雍和宫总堪布之职，管理雍和宫宗教事务。这期间，自西藏、青海延请呼图克图、堪布等职皆由章嘉三世指定。其中延请济隆呼图克图七世为雍和宫总堪布，亦系由章嘉三世奏请推荐。
济隆呼图克图，亦称巴索活佛、达察活佛、达察济隆呼图克图、功德林呼图克图、通善呼图克图等，是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活佛转世系统，为格鲁派中起源最早、变化颇为复杂且与清朝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系统之一。该系统位列西藏著名的“四大林”、“四大摄政”之一，亦被认为是昌都或康区四大呼图克图之一，更是清廷延请驻京之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在黄教活佛系统中颇有影响。所谓“济隆”，汉文献亦写作“济咙”、“吉仲”、“济仲”、“杰仲”等，据说此称号为宗喀巴大师所定，藏语为对西藏大贵族子弟出家后的尊称，有汉语“尊前”、“阁下”之意。因六世济隆•阿旺官却尼玛(1653-1705)④与五世达赖喇嘛有师徒关系，故该系活佛被冠称“济隆”。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1708-1758)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或云为雍正七年(1729)被清朝赐封呼图克图称号。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内收录的第一份有关聘请济隆七世呼图克图进京的满文档案，其内容为：
副都统臣傅清谨奏，为请旨事。
准理藩院咨文内开：办理雍和宫事务处来文内称，吾处奏准，为遵旨议奏事。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章嘉呼图克图奏称，西藏济隆呼图克图乃学艺精良高僧。将此咨文达赖喇嘛，著将济隆呼图克图送来，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钦此。钦遵。除咨文达赖喇嘛外，经查，济隆呼图克图现居西藏鄂博勒硕般多地方，若赴藏复又遣返，因往返行走时日长久，故咨文副都统傅清、王颇罗鼐，将济隆呼图克图照先前所送喇嘛等之例办理，即送至京城。除跟役外，随从徒弟不得过二十名。(中略)遵此将此咨文驻藏办事大臣傅清、郡王颇罗鼐，敬谨查勘谕旨内事宜，明白转告达赖喇嘛，立即遵办。等语到来。奴才傅清我将此立即照部咨文，详禀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惟由部指派之处，教经喇嘛务必由已出天花喇嘛内选送等语，并无提起济隆呼图克图之处。惟济隆呼图克图现尚未出痘，是否即刻送去之处，奴才岂敢不预先奏闻皇上。⑤
从此折内容可以得知，为雍和宫延聘呼图克图或大堪布、教经喇嘛等，系由章嘉三世呼图克图举荐，上谕理藩院寄信驻藏办事大臣⑥，咨文达赖喇嘛、藏王颇罗鼐等共同办理，即由清政府驻藏代表与西藏僧界、政界最高统治者会同负责遴选、护送事宜，可见清廷对为雍和宫延聘呼图克图和教习喇嘛的重视。
选聘来雍和宫的呼图克图、教经喇嘛的条件，无疑首要精通佛典，造诣高深，堪为教习。达赖喇嘛所选送之人，皆为符合这些条件的各寺院精英，如乾隆九年为雍和宫选派的四扎仓堪布和十八名教经喇嘛，皆是哲蚌寺、甘丹寺、温都孙庙之知名喇嘛。另在此前，既有西藏、青海等地多名呼图克图来京，成为驻京呼图克图。但从影响和造诣方面，难膺雍和宫总堪布者，故章嘉三世呼图克图向乾隆皇帝举荐济隆七世，请其前来担任雍和宫总堪布。
另一选送喇嘛来京的条件，乃看其是否曾出痘。痘疫问题，是长期困扰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重要问题，因地处高寒地区出痘者少，且成人染者死亡率极高，所以绝大多数北部边疆各民族的人不敢进入中原，甚至有在战争乘胜追击之时，临近长城，亦因畏惧痘疫而折回者。清代颇为重视痘疫问题，入关前，即设避痘所，将患者置于专室，以防瘟疫扩散。顺治皇帝因痘而崩，已出痘的玄烨得以嗣位，可能为康熙皇帝重视痘疫的重要原因。其重要举措是设“围班”，令未出痘之蒙古王公等于“围班”觐见。乾隆年间，既对喀尔喀、额鲁特、乌梁海及青海诸外藩定围班例，皆以出痘和未出痘区别，已出痘者轮流入京朝觐，未出痘者按年龄赴木兰随围。嘉庆年间规定：“内外扎萨克汗、王等未出痘者，免其来京，该班准入木兰围班。”[2]故清朝建热河行宫，令外藩蒙古赴行宫朝觐，乃为解决外藩王公惧怕痘疫之良策，深得蒙古王公等赞誉，可谓一举多得。而在选驻京喇嘛时，亦规定出痘之熟身者，方可长期驻京。乾隆时期，选进京之蒙藏地区的来京喇嘛，仍将是否曾出痘作为条件之一。此条件不但有力保障了来京喇嘛的生命安全，亦有利于黄教之传播、发展，使驻京喇嘛内鲜有患痘疫病逝者。尽管如此，仍有忽视痘疫，前来北京而患痘病逝者，如乾隆初年，发生的准噶尔汗国的来使内，有10余名使臣和跟役死于痘疫之事，其中便有两名副使；乾隆中叶，有库页岛至京城“贡貂娶妇”之乡长，因此疫客死京城者；甚至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亦因痘疫圆寂于北京等事件，促使清廷更加重视此问题。
延请济隆七世进京，并未提及是否出痘问题，但鉴于以前选取喇嘛进京时，“由部指派之处，教经喇嘛务必由已出天花喇嘛内选送等语”，因而得知济隆七世尚未出痘后，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及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不敢贸然遣送，只得请旨定夺。乾隆皇帝令原议大臣等议奏，议奏结果为“将此复咨办事大臣傅清，亲自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奏行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京城。仍交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由康、藏、卫三处诸寺庙内，择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的大喇嘛内，选出已出痘、学艺精良、可教习技艺者，奏闻照例办理”⑦。清廷态度明确，若济隆七世确实未曾出痘，即不便来京，可从康、藏、卫各处寺院内，寻找精通佛典，造诣高深，堪为教习，且已出痘的大喇嘛，代之来京，足见清廷对外藩及西藏来京喇嘛痘疫问题的重视。
二、僧众之响应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之职业宗教者，均以传播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为己任，故记载各类宗教的传播者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深入异地，宣扬自己信仰的文献比比皆是。其中西藏黄教僧众远赴蒙古各地，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的记载或传说广泛流传于蒙藏地区。
在后金时期就有众多喇嘛到东北，充当西藏或蒙古对后金的使者等，与后金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努尔哈赤、皇太极亦看到了黄教对蒙古的重要影响，开始在后金国内建庙筑塔，推衍黄教，冀以统驭蒙古。清入关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赴京，受封金册金印，获得“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封号⑧，使黄教僧众视清朝皇帝为最大护法，尊称其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许多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开始应召或自行来到京城，成为京城新修建之黄教寺院的额定喇嘛。
雍和宫辟为黄教寺院之事，深得黄教各界僧众拥戴，达赖喇嘛和郡王颇罗鼐所办为雍和宫选取造像等匠役和造诣高深的喇嘛送京等事，可谓诚心诚意，竭尽全力，尽职尽责，而所选派的呼图克图、堪布等，亦情愿前往。分析赴京的众喇嘛，情愿远离故土前往京城的原因，一如前述，他们以传播弘扬黄教为己任，系受达赖喇嘛指派，乃其幸事，此前受达赖喇嘛指派前往蒙古各地或京城者为数众多，被指派者皆欣然前往。
目前，所见反映被派遣者如何情愿前往的文献寥寥无几，故迄今对此事的了解，多为一些传说而已。《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内收存的几份济隆七世情愿前往北京的档案，可以窥知当时赴京僧众情愿前往的情况。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接到理藩院着其“亲自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奏行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京城”的咨文后，便将此意转告达赖喇嘛和郡王珠密那木扎勒⑨，伊等询问济隆七世的结果为：
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于六月二十日一同呈称：先前自臣处札付，奉上谕，济隆呼图克图所学精良，送至京城，著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钦此。钦遵咨来。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即照臣之札付，已咨文济隆呼图克图。因济隆呼图克图咨文吾等称，我身尚未出痘，故吾等呈文大臣后，由臣处奏闻其未出痘。今由部复议具奏后，复咨文内开，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原奏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至京城。仍交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由康、藏、卫三处诸寺庙内，择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内，选出已出痘、学艺精良、可教习技艺者奏闻，照例办理后送来。等因咨来。今将济隆呼图克图携至藏，臣等亲自询问，济隆呼图克图告称：我身并未出痘，然吾父告诉我，我母亲怀我时曾出痘，故我在我母亲怀里已出痘。先前章嘉呼图克图来藏我等闲聊时，我亦告之等语。照此，咨文济隆呼图克图之父询问，亦呈称若此。吾藏人有若女人怀孕时出痘，怀的孩子也属已出痘等语。再，若视我西藏所有之大喇嘛，扎塞呼图克图、散巴呼图克图、沃吉嘎济隆呼图克图皆年纪小，第穆呼图克图、簇藏呼图克图、喇希钟呼图克图皆未出痘，除伊等而外，并无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今文殊师利大皇上在京城修大庙，召集众喇嘛，教习技艺，弘扬黄教，特为安逸众生。管理教习皇上所修大庙之众喇嘛时，若非似济隆呼图克图之喇嘛，实属不能。今济隆呼图克图在其母怀内已出痘，且济隆呼图克图感戴文殊师利大皇上之恩典，亦言愿意前往，宜将济隆呼图克图照原降谕旨送至京城。
臣我交付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因尔等呈称济隆呼图克图曾在其母怀内出痘，且伊亦愿意赴京等语，尔等转告济隆呼图克图，可与赴京堪布囊素一并派遣等语。于此，将济隆呼图克图亲自请至臣处，据其告称，小僧乃西藏地方甚渺小之喇嘛，文殊师利大皇上特施恩将我携至京城，不仅皇上得知我的名字，亦令我体面至极，惟感激不尽。然来藏时，因不知前往京城，我应带至京城之经文、所有需用之物、跟随我去之徒弟、跟役及物品等，皆未能带去。再，硕班朵等地有我二十余座庙，共有千余名徒弟，我自己赴京之后，尚不知是否返回，因有给众徒弟交代之事。故再三恳请大臣给我准假，我返回后，将诸事速速办理完毕返回后，大臣再将我派往京城。⑩
此折之上述内容，值得注意者有以下几点：
1.达赖喇嘛系从西藏所有大喇嘛内筛选合适之人，如上所言：“今文殊师利大皇上在京城修大庙，召集众喇嘛，教习技艺，弘扬黄教，特为安逸众生。管理教习皇上所修大庙之众喇嘛时，若非似济隆呼图克图之喇嘛，实属不能。”故其全面考查西藏所有大喇嘛，认为“若是我西藏所有之大喇嘛，扎塞呼图克图、散巴呼图克图、沃吉嘎济隆呼图克图皆年纪小，第穆呼图克图、簇藏呼图克图、喇希钟呼图克图皆未出痘，除伊等而外，并无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即适当人选内，除年龄尚小，未曾出痘者，只有济隆七世在娘胎时已出痘，为最合条件者，最后力荐将济隆七世呼图克图送往京城，担任雍和宫总堪布。
2.济隆七世曾在娘胎已出痘的问题，这种说法在藏区外并不多见。因成人出痘死亡率很高，怀胎之妇女出痘能够活下来者亦寥寥无几，如此看来，济隆七世之出生，当属奇迹。即使在娘胎时，母曾出痘，此子出生后，是否已有抵抗痘疫的能力，在当时应属悬念，故以此认为自己曾出痘，可以前往内地者，具有非凡的勇气，济隆七世当属典型。笔者认为济隆七世强调自己在娘胎时就随母出痘，可以不受未曾出痘，即不能送京之限制，或有其应清廷之延聘，愿意前往雍和宫的成分。
3.据济隆七世与傅清所言：“小僧乃西藏地方甚渺小之喇嘛，文殊师利大皇上特施恩将我携至京城，不仅皇上得知我的名字，亦令我体面至极，惟感激不尽。”由此可以反映其对清朝的态度。济隆六世因助噶尔丹被囚禁北京，但清朝保其法体，且未绝该活佛之系统，并于七世封赐为“呼图克图”，该系活佛之僧众当对清朝有感戴之情。至济隆七世时，所驻“硕班朵等地有我二十余座庙，共有千余名徒弟”，可知其为影响较大之活佛。达赖喇嘛称“济隆呼图克图乃我西藏地方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外，最大之喇嘛”，(11)当属对该系活佛之定位，且为在其他史料中未见者。
4.呼图克图、堪布等前往京城时，因要久驻京城，故需携带经文、徒弟、跟役及物品等，清朝为资助和护送之便，对此有额定，呼图克图进京，一般赏银80两。济隆七世因为高僧，且属特聘，乾隆皇帝降旨“著赏银一百五十两”(12)，以示优待。派遣及护送问题，皆有驻藏办事大臣负责。
以上几点，可以综合反映出西藏僧众对清朝延聘的反映，即各级喇嘛对清朝弘扬黄教之举，颇为感戴，伊等亦愿意赴京，为黄教在蒙古地区和京师的发展，尽己之力。
三、遣送之过程
乾隆年间派遣、护送喇嘛进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四川的南线，一条是经西宁的北线。无论是走哪条路线，出发前皆由驻藏办事大臣按喇嘛级别，分别办给马匹、驮牛、行粮等，派官兵护送到打箭炉或西宁，交付给下站护送的官兵，沿途送往北京。一切费用，最后于四川巡抚或甘肃巡抚处销算。
济隆七世之前，护送喇嘛走西宁一线的档案记载有：
从前噶拉穆巴、沙纳巴两呼图克图送京时，呼图克图各办给骑乘马两匹、随行僧徒跟役各给乘骑马一匹、每人驮牛二头、三月行粮在案。照此，奴才等会同贝勒颇罗鼐议得，按此例办给堪布喇嘛阿旺林沁、内喇嘛，每人骑乘马二匹、两喇嘛之随行僧徒、跟役十八名，每人骑乘马一匹，此前往人等共计二十人，每人办给黄牛二头，行抵西宁所需三月行粮之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盐等项，所需银两，照唐古特定价计四百十三两九钱，将此由办理钱粮同知何培奇领取，奴才等会同贝勒颇罗鼐，将圣恩开示晓谕堪布喇嘛阿旺林沁、内喇嘛等，办给物品，同前往进贡之堪布、囊苏，一并于四月十五日由藏起程。所用银两数目，另具清册，行文川陕总督、巡抚销算。(13)
走四川一线的档案记载为：
查得，此次送往京城之喇嘛内，呼图克图一名、大喇嘛三名、翁则、格斯贵等喇嘛十八名，加之僧徒，通共七十四人。将伊等送京时，充足料理遣送，等语由部具奏，臣索拜谨遵部文，与郡王王颇罗鼐会议，将喇嘛等骑驮牲畜、行粮较旧例增加少许办给，务令宽裕，七十四名喇嘛每人骑乘乌拉马一匹、租用驮牛七十头，所需银两一千三百二十四两八钱，三月食用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等行粮物品折银六百六十四两五钱，各自赏赐外，教经之二十二位喇嘛系抵京后，既教授五百名喇嘛显、密、医杂等技艺，长期居住，郡王颇罗鼐又为伊等呈请赏赐修整衣物、马鞍等物之银两，臣索拜以弘扬圣主仁意，照颇罗鼐所请，赏莫楚科呼图克图等四位大喇嘛每人八十两、助教拉姆扎木巴达西喇布坦等十八名喇嘛每人五十两银。以上共需银三千二百九两三钱，悉数交办理钱粮事务同知钱诗琪，缮具清册，报四川巡抚销算外，臣派遣驻藏之把总马雄，配以十五名兵丁护送。严饬沿途妥善照看，务好生送抵打箭炉，已于六月初三日由藏起程。臣已行文四川巡抚纪山，俟抵达打箭炉后，由巡抚纪山转交地方官员，照例办给骑驮牲畜、行粮，派出妥员送京，交至理藩院。(14)
两份档案内详细记载了按例办给喇嘛马匹、驮牛和供三个月所需之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等行粮所需银两外，还有加赏衣服、鞍马的银两之例。
派遣护送济隆七世入京前，达赖喇嘛恳请：
济隆呼图克图乃我西藏地方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外，最大之喇嘛。若将济隆呼图克图送至京城，其跟随徒弟二十名、跟役二十名，济隆呼图克图抵京后教习众喇嘛时，将其所用经、衣物等物品、跟随徒弟、跟役之物品所驮牛需八十头，充足备办方可。再，先前呈送学经喇嘛等赏修补衣物银八十两。因济隆呼图克图与之不同，请多赏赐些修补衣物银两，则呼图克图仰蒙圣恩，赴京将甚为体面，且吾藏地全体民众，皆感戴圣恩。(15)
对于达赖喇嘛的特请，办事大臣傅清不敢擅定，具专折奏请如何派遣、护送济隆七世之事，并提出“因今于打箭炉外有金川之事，应派官兵自西宁路护送前来”(16)，乾隆皇帝降谕给济隆七世治装银等一百五十两，准其走西宁路至京。
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时任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报了派遣、护送济隆七世自西藏起程，前往西宁的情况，奏折内容为：
现济隆呼图克图所驮行李整理妥当抵藏，臣索拜我谨遵圣旨，赏给济隆呼图克图衣服、马鞍等物，整装银两一百五十两，令其修整。照从西宁路向京城送喇嘛之例，给济隆呼图克图骑乘之马二匹、随行徒弟二十名、跟役二十名共四十人，每人骑乘之马一匹，每匹马计价银八两，共需三百三十六两，驮牛八十只，每只牛计价银三两，共需二百四十两，包括给济隆呼图克图此等徒弟、跟役四十人之三个月盘费之羊只、米、炒面、茶叶、酥油、盐等物，折色银二百六十九两四钱一分五厘在内，共需银九百九十五两四钱一分五厘。将此交付办理钱粮事务之同知于学谦，缮写清册，报四川巡抚纪山销算外，臣索拜我来时，将刑部郎中巴哈达具奏带来。再，跟随臣我前来之理藩院领催巴图尔，随行背负圣旨、看护赏给达赖喇嘛等之物品之西宁绿营护军十九员，因伊等事毕返回，故护送济隆呼图克图时，免从西藏另派官员，即交付郎中巴哈达等沿途妥善照料，送抵西宁。等因交付。
五月初八日，由藏起程。抵西宁后，由副都统衔众佛保转交各地官员，令将济隆呼图克图等骑驮牲畜、所食行粮皆照例办理，派官员送至京城交理藩院。臣亦行文副都统衔众佛保、甘肃巡抚黄廷桂。(17)
从该折所列派遣内容可知，除奉旨赏给济隆七世银一百五十两，比一般呼图克图进京时多给七十两银外，其他皆遵前例。但一行到达西宁后，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发现随从济隆七世的徒弟、跟役和马匹、牛驮与索拜所咨不符，询之济隆七世，其报称：
驻藏大臣等奏称，呼图克图骑乘马二匹、喇嘛、跟役共四十名，每人骑乘之马一匹、驮牛八十条，以及食用行粮在内皆折银共赏九百九十余两银，后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尔又资助一百六十匹马、一百条牛后，方才够用，我未将此等事由告知驻藏大臣等。窃思文殊大皇帝施恩令我入京城，系特为新建雍和宫之喇嘛照西藏例教经义，至于讲授经理，须有精通经文、贤能之喇嘛共同助教方可成功，非只我一人能办成之事，故我谨遵皇上弘扬黄教、垂怜众生之仁义，告知达赖喇嘛，从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喇嘛内选三十名熟谙经文者，又包括随行弟子十九名、跟役七名在内，共携来五十六人。牛驮二百个，所驮皆经书佛像、贡献皇上之礼物及吾诸喇嘛衣物、所需药品等什物，除此而外，并无应减之物。此等事本应由我告知驻藏大臣等。我乃僧人，不知内地礼节，我抵达西宁后，想是立即办理遣我起程罢了。据原奏文所称数目，若有出入，地方官员不拨给之处，小僧意下全然不及。如今若仅视原奏定之徒弟数目、骑驮数目拨给骡子，不包括其余者，我着实不能起程。令我入京城乃牵涉圣旨之事，若在西宁受阻久驻，我甚畏惧。大臣乃专门办理蒙藏事务之大臣，将我之为难之处，请垂怜转告地方官员，作速办理遣我起程。(18)
对济隆七世一行多出之十六人和一百二十个牛驮，以及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尔又资助一百六十匹马、一百条牛之事，一无所知，此事对驻藏办事大臣而言属于严重失职。众佛保对此事之处理过程为：
我晓知济隆呼图克图曰，呼图克图所携人、驮数目皆已超驻藏大臣原奏数目。内地之例，诸物皆照原奏数目办理，不可丝毫违背。若果真有多携之意，理应告知驻藏大臣携带，在彼处未商议，私自携来，而如今怎可从此地增拨办理。地方官员亦不敢办给，此皆牵涉钱粮之事。携来之额外之人、驮，不必从此处办理，呼图克图理应请求留于青海等坚固之地。我以此等话语，开导济隆呼图克图两日。济隆呼图克图惟固执己见，执言此等喇嘛，既皆系我选来之熟谙经文之喇嘛，断不可削减。若削减我所携人、驮，我着实不便起程等语。然于地方官员已定，若较将军索拜之奏数浮多，则一个亦不拨给。济隆呼图克图多携之十六名喇嘛，租用骑乘骡子、盘费及一百二十只牛驮，抵补拨给六十只骡子，仔细扣算共多出银七百余两。奴才众佛保核思，济隆呼图克图系圣主特降谕旨召来之大喇嘛，伊乃土伯特地方人，首次来内地，不知此地规定，由西藏达赖喇嘛、王珠密那木札勒等拨给其多余人、驮，令其起程，从西宁地方，立即照此办理遣其起程，等情属实。不宜将其留驻于西宁地方等候太久，且因拨给之银两并不太多。奴才是以行文地方官员称，济隆呼图克图乃皇上特旨召来之喇嘛，不可驻于此处太久，其多携之人、驮，皆照数办理，速遣其起程，由我具奏事由等语。该地方照伊所携来之数拨给，将济隆呼图克图交付原护送之郎中巴哈达，于闰七月二十五日从西宁遣发起程。恳请圣主睿鉴，降旨该部准行。(19)
众佛保欲将多带之人留下，按原定人数及驮数遣送，但济隆七世强调多带之人，皆为精通经典的喇嘛，可辅其在雍和宫传教，执意带之前往。众佛保难以令其拖延日久，无奈只得多补伊等行粮银700余两，一面遣其起程，一面具折奏报原委。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难以责怪达赖喇嘛、济隆七世等，只能迁怒于索拜，其于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二十五日上谕：
众佛保奏称，自藏请来之济隆呼图克图，额外随行之十六名喇嘛所骑骡子租银、及租骡子驮物抵用银，通共多费银两七百余两，已由西宁起程等语。济隆呼图克图由藏料理送来时，系索拜所办之事。若索拜果真由原处起程核办派遣，岂会至于抵达西宁后又多办一次，此皆索拜糊涂办理所致。此项多费银两，即刻交付索拜，照数归还原项。将此字寄众佛保转咨索拜。钦此。(20)
乾隆皇帝表面是要索拜赔付多出的七百余两银，实际系对其派遣时对人数、驮数不符以及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尔另外资助等事失察之惩罚，从中亦可发现，驻藏办事大臣另有监控西藏僧俗各界所有事务的职责，非仅一办事机构也。
迄今，研究驻藏办事大臣职责的成果，一般将乾隆十五年之前的驻藏办事大臣的职责称为设置初期，其职责主要是监督指导西藏地方政务，“主要是指挥部分在藏驻军，保证与北京的交通畅通，以及向皇帝报告藏王的行为，很少插手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3]乾隆十五年(1750)解决珠密那木扎勒叛乱后，驻藏办事大臣的职权开始扩大，才对西藏军事、外交、经济、贸易及重要官员升迁和各大小呼图克图转世掣签等，均报之中央，依朝旨处理西藏僧俗事务，俨然地方之巡抚。从以上所引为雍和宫选派喇嘛及济隆七世进京的档案中，可以窥知乾隆十五年之前的驻藏办事大臣，就对西藏僧俗各类事务涉及较为全面、深入，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藏王，有事皆与驻藏办事大臣商议并由其具奏请旨，并非仅为一派驻办事官员。
济隆七世呼图克图进京后，任雍和宫总堪布，驻锡于雍和宫济隆呼图克图佛仓，对雍和宫发展贡献颇多。乾隆十八年(1753)受封慧通禅师，并赐印信。(21)乾隆二十年(1755)，谕令济隆七世前往伊犁，主持准噶尔地区之黄教事务(22)，但因济隆七世时患眼疾及旋即发生的阿穆尔撒纳叛乱，而停此派遣，未能成行。二十一年(1756)，上谕赏乘金黄色车舆。二十三年(1757)，圆寂于北京。
①本文所引档案，均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计24册)，其中汇集与雍和宫相关的上谕、朱批、寄信、奏折、咨文、呈文等2800余件，其中90%以上为满文档案。
②详见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达赖喇嘛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班禅额尔德尼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藏地人等咸感戴京中建庙大兴黄教情形折》。
③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料理护送喇嘛等赴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三册，第251页。
④济隆六世与噶尔丹关系密切，其曾应噶尔丹之邀请，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赴青海蒙古中传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打喀尔喀部，清朝派使者请五世达赖喇嘛(时已圆寂6年，因匿不发丧而清廷未晓)派人往劝噶尔丹罢兵，第巴桑结嘉措以达赖名义派济隆六世前往。其于清、准激战之际，在噶尔丹军中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并登高观战。当噶尔丹于乌兰布统败亡后，其出面阻滞清军乘胜追击，导致清军丧失消灭噶尔丹主力之战机。战后，康熙皇帝为此多次责问第巴桑结嘉措，责令其将返回西藏之济隆六世送京。第巴一再拖延，反复恳请保全该活佛法体，并于三十七年(1689)将济隆六世送到北京。康熙皇帝或考虑该系活佛之地位，没有像处理二世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那样将其处以极刑，而是软禁于北京(详见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宽宥济咙呼图克图发至龙泉庵住禅》，《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后允许其参与了多伦诺尔汇宗寺开光法会和朝拜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宗教活动。康熙四十四年(1705)济隆六世圆寂于北京。
⑤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九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未出天花应否送京及达赖喇嘛贡使应由何路进京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52-249页。(因为满文排版是自左向右的，和汉文的相反，所以页码是反向的。)
⑥驻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等，均由八旗副都统级官员选任，故满文档案中，多直称为“副都统某”。
⑦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90页。
⑧金印印文为汉、满、藏三体文字，满文为wargi abkai amba sain jirgara fucihi abkai fejegi fucihi i tacihiyan be sara wacira dara dalai lama doron；藏文为nub phogs kyi phul byuan zhi ba sangs rgyas rgya chen khyon la sangs rgyas bstan pa'i mnga’bdag thams cad mkhyen pa rdo rje 'chang ta la'i bla ma'i tham ka。对比可知，藏文系译自满文，而满文封号系译自汉文，其中“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乃沿用明成祖颁给大宝法王得银协巴之封号，其中增“所”字，而“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乃沿用俺答汗所授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之称号，“普通”即“识一切”也。据《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夏四月丁巳条载：“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文用满、汉及图白忒国字。册文曰：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庥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之印”，乃授此册、印及其文字之记载。在康熙中后期六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之争时，清朝最初认定波克塔呼毕勒罕为六世达赖喇嘛，授其金册金印。此次所授达赖喇嘛之金印仍为汉、满、藏三体文字，汉文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满文、藏文文意与汉文相同，分别为hesei fungnehe ningguci jalani dalai lamai doron和bka' yis phul skyangs byed pa'i sku drug pa ta la'i bla ma'i tham ka。《清圣祖实录》241卷，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载：“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上谕曰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请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此乃清朝第二次册封达赖喇嘛。但旋即因时局变化，西藏及青海之僧俗，认为理塘之呼毕勒罕，乃真达赖喇嘛，要求清朝册封之。清廷经过调查，于康熙五十九年颁金册金印册封其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并从塔尔寺护送其到拉萨坐床，清朝官书中称其为“新封达赖喇嘛”。此金印亦为汉、满、藏三体文字，印文均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除“弘法觉众”外，与给波克塔之印文相同，此即颁赐给当时确定为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之大金印。直至乾隆四十五年，正式恢复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则为七世。雍正初年，因格桑加措圆满地处理了康熙帝驾崩、雍正帝继位问题，做了达赖喇嘛应唪、应贺之事，深得雍正帝嘉许，故雍正帝对其特颁金册金印，予以册封。该印为蒙、满、藏、汉四体文字，蒙古文为  jügün yeke   erketü burhanün oron delekei dakinnüi burhannü   ierklleg□i hamugimedeg□i v□ir dara dalai lamayin tamala；满文与五世达赖喇嘛之印同；藏文略有变化，为nub phogs mchog tu dge ba'i zhing gi rgyal dbang sa steng gi rgyal bstan yongs kyi bdag po thams cad mkhyen pa bdzra rha ra ta la'i bla ma'i tham ka。汉文亦基本与五世达赖喇嘛之印相同，仅将“瓦赤喇但喇”，写作“瓦赤拉呾喇”，字异音同。目前，许多藏族史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六世达赖喇嘛印者甚少，且多将雍正帝所赐之达赖喇嘛印，误定为顺治皇帝所颁五世达赖喇嘛之金印，故不嫌冗长，将满、藏、蒙文字之印文及四印之颁发事宜，略作考证于此注中。另外，关于中央政府对其他达赖喇嘛的册封问题，请关注西藏档案馆才让加研究员有关“西藏印谱”的研究成果。
⑨此按满文jumi namjal直译，满文系转自藏语读音，汉文文献译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其乃颇罗鼐次子，袭颇罗鼐之郡王爵，乾隆十五年在拉萨阴谋叛乱被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诱杀，傅清、拉布敦等亦因之殉职。
⑩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91-285页。
(11)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85页。
(12)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83页。
(13)乾隆二年三月初六日《驻藏办事大臣纳苏泰等奏闻由西藏选派精通佛经堪布喇嘛进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二册，第131-128页。
(14)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料理护送喇嘛等赴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三册，第250-247页。
(15)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85-284页。
(16)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84页。
(17)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料理济隆呼图克图起程赴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五册，第35-33页。
(18)乾隆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办理青海番众事务副都统众佛保奏闻护送济隆呼图克图等进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五册，第65-63页。
(19)乾隆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办理青海番众事务副都统众佛保奏闻护送济隆呼图克图等进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五册，第63-61页。
(20)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索拜办理济隆呼图克图途径西宁来京多费银两令其赔补事字寄办理青海番众事务副都统众佛保》，《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五册，第76-66页。
(21)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著加封济隆呼图克图禅师并颁给印信之上谕》，内容为：济隆呼图克图乃西域大喇嘛，从藏地前来，管教雍和宫习经众喇嘛，甚为尽心。其全心全意奉行黄教教理，大为可赞，著施恩封为禅师，颁给印信。著该部查找定例议奏。钦此。
(22)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领侍卫内大臣傅恒等为谕选派喇嘛接替济隆呼图克图住寺雍和宫事字寄驻藏办事大臣等》，其中内容有：先前朕曾下旨在准噶尔全境平定后，在伊犁设置一营盘，派济隆呼图克图统管教习该地所有喇嘛，以阐扬黄教。现二路大军进入将准噶尔全境平定，将济隆呼图克图派往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