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期，第10—16页

作者简介：陈鹏辉（1982-），男，陕西宝鸡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助理编辑，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 陕西咸阳 712082；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张荫棠在大刀阔斧的革新藏事的关键时刻，被清廷调离，他所开启的藏事革新大打折扣。不应简单地认为张荫棠离藏的原因是其新政开始不久遭清廷的训诫。张荫棠离藏有其复杂的原因，包括驻藏系统官员联豫等人的排挤，新政引起各方守旧势力的反对等等，根本原因在于行将没落的清政府对藏事“畏难苟安”。

关键词：张荫棠；离藏；原因；探析

1906年，张荫棠奉派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到藏后，正当他雷厉风行整肃吏治、锐意革新藏事之际，却遭到了恶意攻击，清廷很快对他做出了训诫。不久，在张荫棠藏事革新的关键时刻，他被清廷调离拉萨，清末藏事革新大打折扣，后之学者每论及此，莫不叹息。笔者对张荫棠遭清廷训诫一案的“事实依据”持怀疑，曾撰文考释，认为此案是被人以“风闻”到的“事实依据”恶意攻击。但限于篇幅及当时所掌握的史料，尚有一些细节存疑。今结合新掌握的史料对此案作进一步的细致考察，并对张荫棠被调离出藏的原因展开探讨。其被调离出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简单地是由于遭清廷训诫。

张荫棠(?-1935)，字憩伯，广东南海人①。清光绪十八年(1892)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荫棠随伍廷芳赴美出任驻美国使领馆三等参赞，次年改任旧金山领事，寻调任西班牙代办。光绪三十年(1904)，任直隶补用道，三十一年(1905)，奉命以参赞身份随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印谈判续订藏约事宜，始与藏事结缘。8月，因英方在谈判中重重阻挠，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奉调回国，清政府谕令张荫棠为全权代表，留印继续谈判。“荫棠在印与英交涉诸事，权力颇有争回之处”[1]（P1457）。三十二年四月初六日（1906.4.29），清廷“命直隶特用道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2] （P4663），紧接着于四月十四日（1906.5.7）“赏候补五品京堂张荫棠副都统衔”[3]（P1511）。张荫棠受命后由印度途径大吉岭入藏，于同年十月十二日（1906.11.27）抵达拉萨。张荫棠到藏后，从与西藏地方筹议善后问题着手，倡言革新、筹划新政，提出了五大方面的主张和措施，即以“收回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以创设“九局”为核心的兴办实业；以“兴学堂开报馆设医馆”为核心的发展科教文教卫生事业；以劝导“藏俗改良”为核心的社会改良；以“编练新军”为核心的整顿军备；这些主张和措施开启了清末藏事改革之先河。对于张荫棠开启的全面藏事革新，1907年12月4日的《广益丛报》（第一百五十四号）载文评价说：“中国进步之机关，其最重要者，在欲使属地逐渐文明。自他人视之，似甚疑异，然中国整顿西藏之政策，已决议实行，西藏之振兴，亦当自今日始”[4（]P32）。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张荫棠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过人的胆识力挽狂澜，他所推行的藏事革新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顺应众望所盼。张荫棠于藏事政绩显著，成为他为政的一大亮点，尤其是他力挽西藏主权、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以及诸多主张和措施对后来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的方面，多为后世史家所颂扬。

一、张荫棠遭清廷训诫的历史真相

今天，我们所看到张荫棠遭训诫的“事实依据”是清廷电寄张荫棠的一道谕旨。这道谕旨见之于《清德宗实录》卷569，其内容是：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己亥（1907.2.1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荫棠。有人奏：“风闻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等语。藏番迷信宗教，如果操之太急，深恐激成事变。著张荫棠将藏事妥慎通筹，毋涉操切。[5](P592)

《清实录》是研究清史的珍贵史料，其史料价值一般不容置疑。抑或正是这一原因，学者们对清廷严厉训诫刚任命不久的重臣的原因疏于深究，简单以此为据，认为张荫棠横遭训诫的原因就是上引《清实录》所言。

上引清廷训诫张荫棠的这道谕令清楚地表明，张荫棠遭弹劾的具体“事实依据”是“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从这道谕旨本身看，清廷训诫张荫棠是根据“有人奏”，遭人弹劾，既然是弹劾，乃得言之凿凿，怎么说是“风闻”呢？看来向清廷上奏的人本身对此并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从时间上看，此时张荫棠到拉萨不到两个月，这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整肃吏治严惩贪腐，他并没有时间去抓让“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三月，张荫棠才撰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篇，劝导藏俗改良，这在朝廷给他训诫之后，他更不会有过激的做法，只会是遵旨“将藏事妥慎通筹，毋涉操切”。接旨两天后，张荫棠在《致军机处外务部电请代奏辩未强令喇嘛改装》一折中云：“臣自抵藏，屡与喇嘛演说佛理，即借宗教以联络藏众，因所明以通所蔽。曾发西藏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交商上三大寺会议。并无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如朝下此令，夕即激变，臣愚亦不至此。臣办事切直，致招蜚语。十二月中拉萨即宣传微臣被言官参劾之谣，臣自问无他，上可对朝廷，下可对藏众，毁誉一听之公论。今感激圣明，以当恪遵训谕，妥慎从事，不敢稍涉操切”[6（]P1328）。结合张荫棠全面藏事革新看，他的这份申诉奏词有两点是可信的，一是“借宗教以联络藏众，因所明以通所蔽”，二是“如朝下此令，夕即激变，臣愚亦不至此”，这里张荫棠自辩他决无“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据此，笔者对《清德宗实录》所载的张荫棠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而遭弹劾一案的“事实依据”持怀疑态度，曾撰《张荫棠遭弹劾考释》[7]一文进行考释。

《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一文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有泰驻藏日记》。有泰日记记其自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考取额外蒙古协修官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一日简放常州知府止，30年的生活琐事，均用蝇头小楷记于历书夹缝之中，文字简略，仅记行止。自出任常州知府后，改用红格稿本，记述较详，以迄宣统二年七月病殁戍所前数十日止，历年十六，很少遗漏，分订四册，可称大观[8]。有泰驻藏时期的日记约占其全部日记的四分之三，吴丰培先生对此作了整理，辑为《有泰驻藏日记》，是现今所知驻藏大臣中唯一完整的日记。张荫棠到藏时，有泰尚为驻藏大臣，加之先于张荫棠到藏的联豫，驻藏大臣衙门一度有他们三大臣。张荫棠到藏后，据实奏参有泰，无疑直接引发了其三人之间的矛盾，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有泰因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此一时期的日记反映出了他们三人之间权利斗争的细节，可以说，《有泰驻藏日记》对研究这一段具体历史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一文依据《有泰驻藏日记》，对《清德宗实录》卷569，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己亥（1907.2.19）条所载的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作了考释，得出结论是张荫棠遭弹劾一案系有泰、联豫精心组织的一场有目的、有计划的诡谋。《清德宗实录》卷569，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己亥（1907.2.19）条所载并非历史真相。《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一文，限于篇幅和当时所掌握的史料，对一些具体细节尚不能完全肯定，今结合新掌握的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史料仅对此案紧密相关的几个细节问题进行探讨。

《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一文，分别从“有泰为了自保而作的诬告”、“遭联豫蓄意攻击的嫌疑”对张荫棠遭弹劾作了细致考释，但是对究竟是有泰还是联豫最先向清廷发出了控告词尚有一些存疑。有泰在弹劾张荫棠中表现积极，他和亲信拟定控告词，并派专人转程印度向北京发了电文，不过有泰日记中记载的电文并没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这一句；而且有泰的电文是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三日（1907.2.25）派亲信王永福去印度发出的。张荫棠接到清廷训诫的电文的时间是正月初七日（1907.2.19），显然张荫棠受到清廷训诫在有泰发出控告词之前，尽管有泰日记表明他所发出的控告词也是最终到了清廷重臣那桐手里，但就此说明有泰的这份控告词是张荫棠受清廷训诫的直接原因，在时间上显然不合逻辑。

清廷在有泰发出的控告词之前就训诫了张荫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是有人先于有泰向清廷发出了内容包括“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的控告。有泰日记中载明，他两次分别和联豫在闲聊中谈到了听说到的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就是说会以“令喇嘛尽数还俗，该换洋装”为由来有计划、有目的的控告张荫棠的除了有泰，还有联豫。只不过有泰不能尽知联豫的具体动作，没有在其日记中载明，那么会不会是联豫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五日（1907.2.17）收到的联豫发给外务部的密电，该份密电的内容正是说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深恐激成事变”[9]。张荫棠是正月初七日收到清廷训诫他的电文，这在时间上完全符合逻辑。

那么，联豫给谁发的此份密电呢？有泰在日记中明确写道：“联为那相姑舅舅，张为那相及门”[10]（第十三册，卷十三，叶二十），有泰也明确写到“那相”指的是军机大臣那桐。《清史稿》载：“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藩院侍郎。……二十九年，擢户部尚书，调外务部，……三十一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11]。《辛壬春秋·西康篇》载：“驻藏大臣联豫者，军机大臣那桐之戚也”[12](P6-512)。很显然，联豫依持权高位重的那桐，弹劾张荫棠的密电正是发给时兼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那桐，那桐于正月初五日（1907.2.17）收到联豫发给他的控告张荫棠的密电，通过他的操作，清廷很快作出了正式训诫张荫棠的决定，正月初七日即给张荫棠本人发电告知。

联豫为什么不动声色的先于有泰通过给那桐发密电，以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深恐激成事变”为由控告张荫棠呢？《辛壬春秋·西康篇》载：“钦差大臣张荫棠入藏查办，荫棠娴外交，处藏事得宜，联豫恐夺其位，构与政府，那桐助之，竟挤荫棠去”[12（]P6-512）。吴丰培先生言：“迨豫得升任驻藏大臣兼帮办大臣后，俨然以督府自居。因忌张荫棠之娴于外交，才出其上，构于那桐，挤之出藏，于是大权独揽”[13]（P1590）。联豫从接到清廷的任命（1906.12.5）到正式接印任事（1907.2.10）之前是他擢升的敏感时期。此时，正值张荫棠据实奏参有泰，而清廷尚未对有泰做出最终处理。从有泰日记记载看，他对张荫棠还算配合，等到清廷对有泰有了最终处理结果时（1907.1.13），有泰已经不会威胁到他的权位，只有张荫棠还是他的潜在威胁，他把张荫棠“挤之出藏”的心情比有泰因忌恨而恶意攻击张荫棠的心情还要急切，他又有与那桐的姑舅舅关系。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五日（1907.2.19）的时候，他已经接印任事，向北京发送电文很为方便，所以对他来说，排挤张荫棠已经是万事齐备。至于联豫一再向清廷控告张荫棠的原因，《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一文已经作了探讨，即真正明确提出让“喇嘛还俗”的人不是张荫棠而是联豫。联豫是1906年9月10日行抵西藏的，有泰10月24日的日记写道：“（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七日）闻联大人昨日传噶布伦等，……以告示十条，练兵一，走队二，筹饷三……喇嘛还俗十。噶布伦等唯唯，推言达赖未在，不敢做主，痛训之”[10（]第十二册，卷十二，叶四十五）。此时，联豫刚到藏不久，张荫棠尚未行抵拉萨。三个月后，联豫在给清廷的《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独不提“喇嘛还俗”，看来联豫在藏一段时间后意识到“喇嘛还俗”的阻力，认为以此为由来控告张荫棠能击中要害，而且有泰在和他的两次闲聊中先后提到了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后来为了排挤张荫棠，他索性把这一罪名加了“尽数”二字变本加厉的说成“令喇嘛尽数还俗”扣到了张荫棠头上，不过毕竟他是在和有泰的闲聊中提到的，他对自己捕风捉影的“依据”很谨慎地加了“风闻”二字。可以清楚地看到，联豫是在有泰没有觉察到时候就向那桐发了控告张荫棠的密电，有泰是在对此不知道的情况下再次向那桐发出控告张荫棠的电文，有泰找联豫代看控告词的时候，联豫的“大加删改”，只是在有泰面前表现的不动声色而已。至此，我们看到了上引《清德宗实录》卷569，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己亥条（1907.2.19）张荫棠遭训诫的历史真相。

二、张荫棠离藏的根本原因

张荫棠所描绘的清末全面藏事革新，终因他的离开而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为众史家所痛惜。吴丰培先生言：“惜清廷重用联豫，仍调张回京。即素与联豫友谊极深之赵尔丰也因政见不和，权力之争，虽赵已受驻藏大臣之任命，而终被排挤而不能入藏到任。这是清廷用人不当。设张赵联手办事，则藏政必有革新，何止引起辛亥革命时之仇杀。益信改革端赖乎得人善用”[1]（P1457）。今之学者同样对张荫棠在藏事革新关键时刻的离开深表痛惜；藏族人民更是痛惜，他们把张荫棠带进西藏种植的七瓣梅称之为“张大人花”[14（]P970），足见惋惜之情深。尽管张荫棠被清廷调离后，他的诸多主张和措施为联豫承袭，但联豫“其人实无开济之才，其所办理事项，如练兵、通商、兴学、设警、创办电线诸项，多为张荫棠、赵尔丰主张所创设。联豫踵成其事，而其才又不足以干济之，故多无成就。……忌才昏聩，尤不足数。而与达赖十三世是和，致使逃亡大吉岭，为亲英之张本，罪尤不可恕”[15（]P156）。吴丰培先生认为丁实存的此认识是“所论极中肯綮，洵为定论。究豫之治藏，不过为输新政为名，向清廷多所请饷，求饱私囊而已”[13]（P1590），尚秉和认为联豫是个“为人小有才，不识大体”[12]（P6-512）之人。笔者赞同以上三位方家之论，张荫棠被调离后，无疑使整个藏事革新大打折扣。今之学者在对张荫棠被调离深表痛惜的同时，常常简单地认为张荫棠被调离是因为他遭受训诫一案，笔者以为，对此尚须具体、深入地分析。

张荫棠被调离至少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其一，张荫棠本人曾出使欧洲各国“，娴与外交”，在作为唐绍仪的随员赴印度谈判修改“拉萨条约”时，他据理力争，“权利颇有争回之处”。这一点尤其被唐绍仪看中，所以在和英印谈判开埠通商条约的用人上，唐绍仪力荐张荫棠，并多次致电张荫棠要求他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对此，有泰日记多次提到，比如早在1907年1月17日，有泰记载道“：又闻唐大人绍仪有电给张送联大人，后至少韩屋内遇竹筠，唐电乃因款不能继，是以张有走之说”[10（]第十三册，卷十三，叶十一）。有泰日记随后又有几次记载，但是有泰不尽知详情。不过有泰的记载足以说明，唐绍仪致电张荫棠让其负责和英印谈判通商事宜。其二，张荫棠本人的身体不宜在藏久留，张荫棠刚到藏的时候（1906.11.26），有泰有这样的记录：“张憩伯（荫棠）身体亦不见好，多喘”[10]（第十二册，卷十二，叶五十三）。一个多月（1907.1.25）后有泰又记录道：“闻弓长（按：弓长合为张，系指张荫棠）病甚重，已不能理公事云云”[10]（第十三册，卷十三，叶十）。接下来有泰仍有关于张荫棠病情的记录。1907年5月7日，张荫棠自己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自己说道：“棠自抵拉萨，患咯血气喘，日食虚粥半瓯，夜不成寐。力小任重，忧劳殆不能支。日盼埠事粗定，即行告假回京养病”[6]（P1361），张荫棠身体上的高原反应，是他不适宜久留拉萨工作的客观原因。其三，任何改革难免诱发矛盾，特别是劝导藏族群众对风俗习惯的改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这不仅会给反对者留下攻击他把柄，也会受到藏族群众一定程度的抵触。另外，在有清一代的驻藏大臣中，张荫棠是唯一一位汉族，他在朝廷没有权贵亲胄的鼎力支持，清廷以及西藏地方对他存在不信任也是可能的。

清末，西藏形势岌岌可危，清廷在任命张荫棠之时，对其寄予了厚望。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六（1906.4.29），清廷“命直隶特用道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2]（P4662），紧接着，于四月十四（1906.5.7）“赏候补五品京堂张荫棠副都统衔”[2]（P4663），四月二十二日（1906.5.15），清廷在给张荫棠的谕令中说：“皇帝饬谕副都统衔候补五品京堂张荫棠：朕惟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现在中英两国新定约章，特命尔前往藏地查办事件。所有按约开埠事宜，亟应切实筹办。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随时详晰具奏。其随行员弁暨番众人等，听尔节制调遣。尔其敬谨将事，毋负委任。特谕。”[16]（P1511）可以看出，清廷对任命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寄予了厚望。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906.9.6），张荫棠接到敕谕关防，由印启程入藏,他是清政府派出的唯一由印入藏的官员。考其行程如下：七月二十三日由加尔各答乘火车赴大吉岭，经大吉岭入藏。八月初五日到亚东，初七日移驻靖西署，在靖西视察情形一月。九月初八日由靖西启程，越春丕、格林卡、打塘，初九日到帕克里，初十日到堆朗（堆纳），十一日到噶拉（嘎拉），十二日到萨马达，十三日到康马（康玛），十六日到达江孜，在江孜停留半月。于十月初三日起程，十月十二日（1906.11.27）到达拉萨②。张荫棠在由印入藏的路上，目睹了英国图藏的行径，八月初七日到达靖西时，亲身领受英驻春丕小武官甘波洛骄横无礼：“是晚甘派兵三十围守我驻署，禁止采购薪草伙食。……夫役砍柴经吉玛桥，均被英兵殴伤。……甘波洛在靖，有擅开市场、强占民房、武断诉讼、苛派罚款、殴毙人命种种不法事情，……甘之上司惠德亦无纪律禁阻。”[6]（P1309）查英兵现驻春丕：“上至江孜，下至亚东，皆分有（英）兵队驻扎，干预地方官词讼事”[6]（P1311）。与此相反的是，张荫棠到达靖西时，“藏民连年苦英兵苛虐，今复见汉官威仪，颇为欢迎”[6]（P1311），在甘波洛禁止采购薪草伙食的时刻，“幸上下卓木头目四更逾岭，背薪草私来接济，民情可感”[6] （P1311）。张荫棠进藏路上，与英员甘波洛周旋、体恤藏民，博得藏族僧俗群众的欢迎；再者，张荫棠到藏前不久，驻藏大臣有泰面对英军开进拉萨阿谀奉承荣赫鹏，他的“颟顸误国”在藏族群众中已是声名狼藉，藏族群众迫切希望清廷从新派员接替有泰。十月十二日，张荫棠到达拉萨时，“达赖代理人暨四噶布伦均亲郊迎，廓尔喀酋长排队来接，藏民万余夹道焚香顶礼欢呼。……（藏民）今如此恭逊，良非始念所及”[6]（P1316）。可见，西藏地方对张荫棠的到来是“如枯旱之望雨”[6]（P1373），寄予厚望，他是驻藏大臣中第一位由印入藏者，被藏族同胞称为“海上来的驻藏大臣”。张荫棠到藏后，即严厉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很快据实参奏了有泰等一批汉藏贪官污吏，从而“汉官威令始行，民气一振”[17] （P1484），张荫棠没有辜负西藏群众的期望。张荫棠临危受命，也与其“挽回主权”的一腔抱负有关。张荫棠被派往印度是因为他“娴于外交”，在印度谈判续订藏约事宜中，他对西藏的权利与英国据理力争，在印度一年多时间中围绕修改“拉萨条约”的谈判，饱尝“敌谋之狡悍”[18] （P188）。在此刺激下，他对藏事的认识、思考和见解日深。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906.1.7），他给外务部上《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一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906.2.16），再次给外务部上《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一折。此两折在深刻分析了西藏的形势之后，“请速整饬藏事”，体现出他对藏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也是清廷临危任命他的主要原因。他行抵拉萨后，大刀阔斧地开启了清末藏事革新，这些完全体现出张荫棠有信心有能力完成使命。综上，无论是从清廷的厚望、西藏地方的期望，还是张荫棠本人的抱负与能力，他都是主导藏事革新的不二人选，清廷在其锐意革新藏事的关键之际将其调离，这一原因值得深入思考。

由前引《清德宗实录》知，清廷训诫张荫棠是因为“有人奏”他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此事与其全面藏事革新中的重要一环“藏俗改良”紧密相关。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对风俗文化的一致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石。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以20世纪初的中国普适伦理为纽带构建国家认同，这一做法是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中有血有肉的一节。然而由于风俗文化的改良事关每个人，所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藏俗改良也将很可能引起西藏社会的震动，行将没落的清廷无力顾及，所以对张荫棠做出了及时训诫。抑或当时张荫棠深刻认识到了藏俗改良重要意义，他并没有因为清廷的训诫而终止。也抑或后之学者对当时开展藏俗改良的认识不够深刻，故而简单地认为上引《清德宗实录》就是历史真相，认为张荫棠被调离是因为其藏俗改良受到了训诫。

张荫棠在《致外部丞参函述参劾番官原委》一折中说道：“棠居拉萨，身命攸关，凡事必审量再三，能发能收，然后敢行，断不敢孟浪以激变。但操切固足偾事，柔懦已足养奸，人心疲玩之后，似不能不威以济恩。棠遇事力持收回政权，藏番日久知其心实为唐古特百姓办事，并无自私自利之见，故无怨言，亦无抗阻之事。棠到藏数月，一事无成，番民皆言棠太宽，而汉官反讥棠太猛，此则棠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从张荫棠的为政看，他的这些说法应当属实，藏众对其政策“无怨言”、“无阻抗”、“皆言棠太宽”[6]（P1361- 1362），不可能弹劾张荫棠使其离藏。实际上西藏地方包括达赖在内都没有直接奏事权，能把远在西藏的张荫棠控告到北京的，具备条件的只有驻藏系统的官员，驻藏大臣有直接奏事权。其前任驻藏大臣有泰和现时驻藏大臣联豫是反讥张荫棠新政太猛的主要造谣者，是反诬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的始作俑者。前文论及，是联豫在告示中明确提到了“喇嘛还俗”，后来反过来以此为由攻击张荫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俗改良阻力之大，联豫抓住了排挤张荫棠出藏的要害。清廷最终以让张荫棠与英国谈判“通商条约”为由，冠冕堂皇地把张荫棠调离出藏。这与其任命之处的厚望完全自相矛盾，之所以如此，完全反映出力不从心的清廷内部矛盾重重。

张荫棠之所以在新政伊始就遭到训诫，主要是由于他的新政措施触及清朝满族亲贵和西藏上层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慌和忌恨。朝廷对他请旨惩治贪腐是做出了严肃处理；但是对他新政伊始上奏的《治藏刍议十九条》（1907.2.20）始终没有作出明确批示，即使到后来他再次奏陈的《善后事宜十六条》（1908.1.13）清廷还是没有作出批示，这说明清廷虽然在任命张荫棠之时对其给予了厚望，但是在张荫棠掀起全面藏事革新的关键时刻，清廷惧怕改革引发矛盾，态度却出现了转向；再者，张荫棠一到拉萨就整肃吏治、惩办腐败，被他请旨惩办的一批满汉藏官吏对他含恨于心，其中以有泰为首，无疑这些人成了他的政敌，用捕风捉影到的消息，说他“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蓄意以扩大事态的说法控告他；第三，张荫棠雷厉风行地倡行新政，难免遭到驻藏系统官员的嫉妒，驻藏大臣联豫为了大权独揽，蓄意攻击他以排挤出藏；第四，张荫棠在藏推行新政实际上是孤军奋战，他的一些措施可能有些过急，对他的新政措施西藏上层保守势力一时难以接受，难免遭到抵触和反对，所处的环境大为不利，是张荫棠被调离的深层原因。

再者，张荫棠遭清廷训诫之后，清廷并没有惩治他，而且命其与英国谈判通商章程事宜。张荫棠出色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不久升任外务部右丞。从清末的政治氛围看，清廷虽然训诫了张荫棠，但是对其遭受恶意攻击的原因是很清楚的。训诫张荫棠只不过是要求张荫棠藏事改革的力度不要过大，同时给攻击张荫棠的反对者的诉求一个平衡。

综上，张荫棠遭弹劾一案是一场有目的、有计划的诡谋，《清德宗实录》卷569，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己亥（1907.2.19）条所载“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并非历史真相。抑或张荫棠在藏俗改良种某些做法有些过激，但他没有强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张荫棠惨遭训诫的直接原因在于联豫的排挤和有泰的诬告，联豫的诡谋之所以能得逞，深层原因在于当时清廷迫于内政外交对藏事“畏难苟安”，对藏事革新触及相关各方利益时，“深恐激成事变”，采取回避，息事宁人的态度。张荫棠在藏事革新的关键时刻被调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原因在于内部矛盾重重的清廷对驻藏系统的权力之争无暇顾及，致使贤臣横遭攻击，对藏事改革的大局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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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丁实存、吴丰培等认为张荫棠是南海人；钱实甫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4页）一书中，认为张荫棠是广东新会人，现在也有学者取此说。两说均有一定的依据，尚无充分的材料进一步考证，此处暂取“南海说”。

②据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详陈由印过大吉岭至靖西沿路情形》、《致外部电告到靖西察看情形》、《致外部丞参函详述由靖西至江孜路程及视察各地情形》、《致外务部电告到藏日期及藏民欢迎情形》等奏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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