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斌、汤芸、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以华北、东南汉区社会为研究主题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二种倾向，中国西南族群文化的探索也开始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本文简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本文概述了各类型的基本特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研究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中国西南；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范式分类与特点；学术反思中

一、背景: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区域性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重新向国外的人类学家开放，美国人类学的中国大陆“回归”结束了5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们从港、台“遥望中国”的研究特点。从那时起，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大致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批人类学家走向中国的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围绕着“汉学人类学”所一直关心的乡村社会、宗族制度和民间宗教问题，去寻找汉人社区研究的田野点；而另一批则以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聚合点，试图从汉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去寻找新的视角，探索一些新的课题，并致力于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两批人的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考模式:一是从汉文化的“核心圈”来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二是从族群观念的中西对照中探讨中国民族的性质与构建(na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问题[2]。在美国人类学重归中国大陆的初期阶段，从事华北和东南研究的美国学者由于有一定的汉学人类学功底，因而无论是在作品的数量，还是研究的影响上，都比在西南从事研究的同行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研究的天平似乎逐渐从华北、东南偏向了西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类学家聚集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从事区域和多元文化研究，探讨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近年来一些新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不断出现，一批在西南从事研究的中青代美国人类学家在学界也日益活跃起来，这些都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对中国西南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从华北、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经历的不仅是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转变，也是学术关怀与研究范式的转型。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与人类学系埃里克·缪格勒(Eric Mueggler)所指出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长期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并且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研究的影响下，美国人类学界在中国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汉人社区，汉人宗族制度研究也常被默认为是中国研究的模式[3]。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的问题，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多元与异质性逐渐成为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一种潮流。在这方面，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系走在了研究的前沿。由于受到该系的东南亚研究知名学者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教授和中国研究专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对“民族-国家”研究兴趣的影响，该系的几位老师和大部分学生(包括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将他们对中国研究的主题设定在国族解析、族群与民族的性质对异，以及少数民族的建构过程等问题上。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系也成为了探讨中国现行民族架构的一个重镇，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对美国学界颇具影响的“泛西雅图学派”[4]。有趣的是，推动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从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少数民族的动力或动机，其实不仅源于学界对中国内部文化差异性的这一认识，更来自于美国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来实现对自己国内的不同族群之间所存在的文化与社会的差异进行重新理解的意图。遗憾的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似乎这种中国区域间美国人类学家研究兴趣的转型并未真正实现一种跨境文化的视野，对中国族群性的分析并未完全“回归”于美国本土，从而实现对美国的族群问题的比较与批评性研究。[5]

二、族群研究的取向

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性(ethnicity)的研究在人类学界的兴起，其实与族群冲突与国族认同的问题在北美国家与东南亚地区的逐渐突显有关。二战之前，族群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受到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视。随着二战的结束，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北美国家，相应的“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学中建立起来。此时由于学者们相信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下，要研究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因而这些机构针对的议题多为外来移民的生活适应、相关法律、社会平等以及认同矛盾等问题。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族群问题在60年代的逐渐突显，人们意识到单纯的社会研究并不能解决因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族群问题，而另一方面，以“文化”为长期关注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则似乎更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受这样一个国内背景的驱动，美国人类学学者也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境外，致力于跨国族群问题的比较与研究，对东南亚地区的族群以及族群性问题的研究在美国人类学界开始受到重视。此外，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6]的影响，美国学者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地区所开展的族群研究，越发关注于解构基层社区与国家之间的想象性关联与实际整合中的冲突性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局势中所呈现出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经济整合、信息流通、资本与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国家的疆界不断消融，但与此同时，族群、民族、国家的边际与冲突却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彰显，全球化的乐观心态并未消除学者们对现实中民族国家权力机制的普世性的深度焦虑。

从80年代开始，带着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一体化、同质化的反思与批判，一些重新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将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内部族群文化的多元异质性与民族问题之上，并着力于从“中心-边缘”的模式，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构架进行一番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析。在这种场景下，与之前更受学界关注的中国华北、东南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进入中国西南的这批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汉族，而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并且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宗族制度与民间宗教的研究兴趣，并没有随着学者兴趣的转移而影响到西南的研究，“民族”与“民族性”成为西南中国研究的新兴趣点。[7]在这些学术关怀发生转变的学者群体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20世纪80年代是郝瑞教授学术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他关注的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家庭结构与社会变迁，并且曾经长期在台湾地区从事田野工作。80年中后期以后，郝瑞教授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中国的少数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问题上，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考察活动。[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西南开展研究的一批人类学家们，近年来开始在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上崭露头角，逐渐对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产生了一些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产生了一些冲击。与弗里德曼所倡导的用一种整体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模式不同[9]，这批从“边缘”研究中国的美国人类学家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他们更愿意将中国视为一种“民族马赛克”(ethnic mosaic)的拼贴图景。他们通过描述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地方认同感，来强调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并以此来思考和评价现代“民族国家”在消弭这些差异时所采取的诸种措施及其影响。其研究目的虽然在具体的理论探讨、田野实践和民族志写作上并未完全得到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 的确是将中国作为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作为认知的“他者”来深化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族群问题的理解，并藉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学术“自由主义”(liberalist)立场，但这种西方“自由学术”在中国的呈现，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基于西方强势的话语或西方学者对自身学科或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认识，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时，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中心的色彩，这种“基于西方”来“判断东方”的学术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客观评价。[10]

从理论范式的取向来看，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政治经济学派对美国乃至整个人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小型共同体属于更大的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在研究社区之外的力量对社区内部的影响时，需对边缘化的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模式怎样被冲击、改造以至被消灭的过程加以关注，也需对小型共同体与世界体系在文化、象征内容、市场网络、阶级或阶层的形成及文化再生产等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加以研究[11]。在政治经济学派的影响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人类学对社区的研究更像是一种在全球化话语之中绘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同时，逐渐兴盛的后殖民理论也影响着美国人类学家们的立场与关怀，他们在“边缘”、“欠发达”的地区中，寻找弱势群体在摆脱霸权、寻求解放与自主等抗争性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受政治经济学派影响的学者们所关怀的东西，可以说是他们在研究中的一种预设目标。在政治经济学派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学术思潮的交替影响下，美国的中国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常常以比附的形式，将中国的西南边疆对应于后殖民体系下的那些“边缘的”、“欠发达”的地区，以便与西方学界的学术时尚接轨，以此增加自身的学术张力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西南无疑成为美国人类学界尝试诸种理论模式的一个最佳区域。吊诡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基层群体的关怀往往和学术资源的竞争交织在一起，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借鉴往往会简化“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使他们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现实探讨趋于二元对立的架构(如汉与非汉，国家与地方，精英与大众等)。而他们对后殖民理论的套用则往往忽视近代中国的多元社会性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边疆地区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格局)，在对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缘”架构进行解析的同时，因为中西之间比附架构中“殖民”一词的滥觞，批判的张力往往因缺乏对西方“殖民主义”相关历史性、现代性和特殊语境的理解而扭曲，这种理论上“基于西方”，而对中国进行个案化的推演过程，不仅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中显得牵强附会，也对“殖民主义”的西方元素和本体性缺乏应有的反思。

三、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中国西南研究范式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于中国西南研究的主要成果，其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具有一定的递进和关联性。美国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从总体上讲，既以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也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工作在该地区的实践作为研究的主题[12]。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些研究分成三种范式，各种范式之间有相应的继承性，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构建问题的认识。不同范式的代表作既体现了学者研究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的多元演进趋势。

第一种范式，从时间上来讲，大致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可以归纳为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与争论，这是美国学者远离中国近30年后，在进入西南地区的早期所关注的问题。概念的碰撞与调适是克服疏离感，走近对方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走近并不意味着差距的缩小。不同知识体系的观念对照，使美国学者与中国的西南民族研究者之间的学术距离反倒显得更加明显。在这一过程中，理解与误解横陈，并逐渐演绎成中美学者间公开的对话与商榷。其中，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与郝瑞教授围绕着“民族”与“族群”概念之实质所展开的对话[13]，已为海内外学界所熟知。这一阶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关于分类学的思考，即民族划分的标准是否“科学客观”； (2)关于认同的讨论，集中于用“族群认同”的理论来探讨民族识别之后族群内部认同的层次与分歧； (3)关于“民族”、“族群”(ethnic group)与“国族”(nation)概念的辨析。显然，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在摩尔根-斯大林社会进化史观和民族概念的影响下，中国自民族识别以来所使用的“民族”概念无法在西方人类学现有概念中找到对应词。西方学者对“民族”的理解是基于与“族群”概念的比较而得出的，这正是郝瑞教授在其文中对“民族”与“族群”的对比图示[14]，在这个图示中，“民族”被理解成是一种由国家话语规定的、固定的、客位的分类体系，而西方学术概念中的“族群”(ethnicity)通常被看作是地方草根性的、基层民众的主体性认同，具有相应的主观性与流动性。在这场论争中，实际上演绎的是西方学界有关族群的概念性模式与中国现实的民族工作模式之间的分歧。[15]在中国学者眼里，民族有其历史性和继承性，民族识别是依据相应的标准，对民族客观事实的确认；而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的边疆少数群体眼下有二种存在:一是通过民族识别而国家化的民族，二是日常生活中地方化的族群，对某一群体或其内部来说，二种认同既可重叠，也可分离。所谓之科学、客观的民族识别工程，实际上疏离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内在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主观认同的问题。

作为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曾经一度出任过该系系主任的郝瑞教授与国内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状况都很熟悉。他在族群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影响也很大，一批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纷纷投入到中国族群问题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郝瑞教授本人也是美国学者中中国西南族群研究的开拓者。郝瑞的一些作品，如《从族群到民族》与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西南族群之路》)[16]等，集中表现了美国学者的一些论点:在“民族”的生产过程中隐含着现代国家建构的种种计划，如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知识等方面的设计，所以“民族”是一种新生的、超越地方族群现实的话语，并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而美国学者研究“族群认同”的意图即是通过解剖“民族”这一话语，从中指出5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识别工程”与中华民族的建构中的一些关联性问题。当然近年来他们的一些看法也正被修正，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历史的深度也越来越强。一些美国学者借助于民国初期的学科思想史的研究，指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中的分类学的批评有欠妥之处，如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学术思想史的梳理，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与争论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语言的分类作为一种较科学客观的标准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知识界，并对50年代的民族识别直接产生了影响，从语言学的分类来看， 50年代的工作是符合“科学规范”的，但引入了主观认同或“民族意识”这一指标后，什么是“合理的分类”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17]。

第二种范式，其时段约为90年代中后期，可以归纳为对“民族”的历史书写的认知与解读时代，其主要特点是一些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越过了“族群”与“民族”概念的论争，开始走向民族的具体话语实践过程，从少数民族历史的表述与编撰(包括口述史、神话传说以及文字记载等方式)探讨何为“民族”以及怎样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Other Chinas(《中国的另一面》)[18]一书，便是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的李瑞福(Ralph Litzinger)从80年代末开始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作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考察。李瑞福选取了解放后至80年代这一时段来研究瑶族，他所关注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精英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而“走近”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书写关系则是他的研究取向。在李瑞福看来，历史的书写作为一种中介，既使抽象的国家概念具体化，也使瑶族———作为与华夏主体有别的“他者”，通过书写自己的历史来实现主体性和认同感，并以各民族都有“悠久、灿烂和光辉的历史”的认知框架，参与中华民族的大众社会史和民族史的建构过程。

破解“国家-地方”的二元对立，强调瑶族精英与国家民族话语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李瑞福著述的一大特色。对这一点的认识，当然仅仅是初始的一步。在他看来，瑶族精英与国家民族话语互动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深刻的原因，体现的是瑶族精英分子在一种“逆转边缘”的话语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即他们为摆脱主流叙述中瑶族“偏僻”、“落后”的形象，凭借解放后新政权所提供的历史书写模式，对瑶族悠久的历史和对国族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改变瑶族的历史边缘性，从而成为国家民族话语中心的一部分。

李瑞福的研究和分析实际上带有不少后现代的色彩，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如他对《瑶族简史》的分析，即是通过解读瑶族的历史书写中暗含的非均衡的话语权力关系，指出在这种历史编撰中，国家一方面通过书写瑶族的历史划定了“瑶”这一民族，同时也通过定位瑶族的社会历史阶段来使瑶族的历史从属于国家的民族话语；而近年来瑶族精英对瑶族历史的重新梳理与表述，则正是这些属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范畴的精英们，依据本土滋生的文化资源和地方性的视野，对强势的主流话语所进行的一种反思[19]。在这一阶段或研究类型的众多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郝瑞的The History of the Yi(《彝族历史的历史》)[20]以及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张兆和所撰写的“梁聚五关于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21]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美国学者关于地方精英的能动性与历史文化表达的研究被进一步深化，并主要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规范民族历史书写来生产“民族”的知识，地方精英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与之沟通，进行对话与商榷，从而表现出一种有机知识分子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纽带作用及其相关的能动性。从90年代至今，这类范式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于族群与国族的建构，以及国族历史的书写的深度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膜。

第三种范式，主要是通过文化展示(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理论来探讨少数民族社区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所涉及的族群空间关系、权力格局、发展与保护以及女性性别等问题，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西南研究影响较大的一种研究倾向。严格说来，民族历史的撰述也是一种文化展示，但在这一阶段中，受风靡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的影响，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图像( image)与展示(performance)的问题，这与传媒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的空间被压缩，少数民族地区也被逐渐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均衡的趋势，资本形态的表述也各有差异。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家化，全球化在中国边疆的语境中更多体现的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兴起将少数民族民族的各种文化展示推向人们的视野，而人类学者所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流通过程，即看与被看、展示方与观众之间的非均衡权力关系，对文化展示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文化实践的意识形态性方面，同时也融入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development)与“现代性”(modernity)的反思。

80年代进入贵州省黔东南的一个苗族村寨进行研究的露易莎·歇恩(Louisa Schein)，正是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年轻一代在中国从事田野的人类学者中，歇恩从本科阶段就开始到中国学习，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行田野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长期以来具有跨境的特点，并对居住在中国西南、东南亚和美国的苗族作了多年的研究。在歇恩的成名之作———Minority Rules(《少数民族法则》)一书中，她从多个层面对苗族的文化展示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并对文化展示背后的政治元素进行了诠释。[22]

在她所描绘的中国话语或者全球化话语的图示中，苗族处于一种双重边缘的地位，其相应的文化图示则是“内部东方主义”( internal Orientalism)的边缘化、异质化与女性化的描绘；但与此同时，苗族也在通过现代化的诉求和文化生产的过程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传统与现代性互渗的实践中，苗族以多元文化的展示模式来争取主流话语对之的认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话语中心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模式。吊诡的是，文化展示的实践更像是一柄双刃剑，促进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多元文化观和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也使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面临“模式化”和“风情化”的尴尬境地，展示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日益脱节，也是中国西南研究中美国人类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目前，文化展示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热点，其在理论上主要受到的是“东方学”与“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文化展示的研究也结合了女性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民族传统的改造以及旅游业的后效应等话题，并且催生了大量的作品，如那培斯(Beth Notar)的新作Displacing Desire(《欲望的置换》)，即是基于对大理的文化展示的分析，探讨了不同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各种类型的游客、大理精英与民众、学者等)对大理文化展示的实践，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权力格局，从而说明当代大理白族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大众文化的特质。[23]这些作品就权力关系、话语格局作了具有穿透力的解析，但由于它们的关怀更多在于西方的文化研究模式在中国场景中的移植及其适用性，对“符号的地方化过程”( localization of the sign)关注较少，尤其在民族志的描述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或者说民族志的书写根本就不是作者的出发点)，对地方社会历史与政治经济的进程也缺乏深度的描写，所以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西方模式的中国实践范本，里面充斥的也大多是作者个人的“权威性”解读。

在上述三种研究类型中，美国学者的田野都具有一种跳跃性，他们通常都是跨越几个田野地点与地区，而非基于某一田野点(或某一族群)进行长期的调查，这种“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无疑在分析和比较多元的族群关系方面是必须的，[24]它使这些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比较整体的视野和宽泛的框架去分析“民族”及“民族性”。但这些非传统民族志式的研究，虽然基于苗、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认识的起点也是族群文化的多元和差异，但其所关注的宏大叙事却时常脱离于它们的调查对象，成为一种比较泛化的对整个中国“民族”话语构成与权力结构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这些作品的分析路径可以套用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之上，而且所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去不远。可见在这些著述中，人类学研究最需要的内部视角和他者眼光显得比较单薄，除了作者自己的大量阐释之外，我们难以从较深的层次上理解调查对象与调查地点的特点及意义，这也许体现的也是多年以来人类学在探求“普世性”(universal)和“特殊性”(particular)这一经典问题上所面临的症结。而近年来为学界所称道的TheAge ofWild Ghosts(《野鬼的年代》)则从这种较宏观的描述与分析折回到民族志的研究中，直接扎根于一个云南省楚雄市永仁县直苴村这一社区的民族志调查，致力于从人类学对仪式的关怀中，对地方社会的历史流动空间作深度的描写。尽管在书中缪络勒所要探讨的是社区、地方、记忆、暴力、国家等一系列宏观问题，但他却是以直苴倮颇人社会生活场景的丰富细节来实现他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也超越了目前流行的族群研究的视角。或许这种民族志的回归可以算作一种新的倾向并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热点，The Age of Wild Ghosts出版之后就受到广泛的好评，被认为是一个建立在扎实民族志研究基础上、且富有创意的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它还未催生一批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其影响还远不及前面提到的那几种范式。

四、问题与反思:关于美国人类学中国西南研究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已经历了20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美国学界研究西南地区的主要范式，族群研究从概念、历史书写到文化展示，具有多元演进的趋势。近年来族群研究的领域也开始朝纵深方向发展，从50年代民族识别后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向民国及帝国时代的“民族话语”延伸，而且随着美国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学者近年来的参与，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也开始具有更为广泛的跨境色彩和地域意义，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得到了相应的拓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美国人类学的最新的研究中，族群不再是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惟一视角，边疆地区丰富的社区生活与文化历史也开始受到重视，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关注地方文明进程的历史人类学取向也越来越浓厚，西南地区物资、人口与观念的流动以及与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即便是族群方面的研究，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族群现象为地方和群体构建的一部分，而不是地方实践的全部过程；学者们探讨更多的是“民族”话语的具体实践，而不是“族群”与“民族”概念的跨语际翻译问题，不同政治语境之下的概念与实践的差异也得到了中西学术界的承认。近年来随着中西学术交流、合作与对话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也在逐步走向兴盛。[25]

在这种新形势下，回顾与反思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中国西南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了解差异是增进理解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对话与合作的前提。具体说来， 80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人类学界中国西南研究的三种范式都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虽然美国的人类学者在研究的取向上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来看，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派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学者们所关注的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描绘出一幅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权力”图示。在这幅以文字书写的图示中，中国西南边疆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和现实中与中国主流的社会及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这些少数民族被预先置于一种边缘地位: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更是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权力格局中的边缘，但另一方面，位于边缘的中国西南的族群也在不断地向国家，甚至向全球化话语的过程表述自己的声音。这种以“差别-冲突”为基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者自身看来，更能表述现代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于一个以“为弱势群体说话”(speak for the underdogs)为己任的人类学者来说，表现出自己不同于政府、不同于主流的想法，是一种基本立场。然而对于一个人类学者而言，将这样的立场格式化未必完全是件好事，虽然我们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政治性，但过强的政治性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容易忽视在地方视野中，权力是一种多重与流通的格局，所包含的不仅是冲突，也有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涉及的不仅是国家与地方的权力格局，也牵涉到地方自身的多元族群关系。

当然，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对于中国西南的研究也并非没有启发，它告诉我们社区与族群不是“文化孤岛”，提醒我们看到社区之间的交汇；也促使我们去对被自然化了的现行权力格局进行反思。同时，美国人类学家们使用的民族志图示虽然是在进行话语权力的构造的分析和解构，但这种研究其实给了我们另外一些启示:或许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研究中的首要工作正在于绘制一幅观念的地图———土著如何认识世界，土著的物质环境与土著的思想之间的关联，以及土著观念与外界的并接方式等等。而对这种观念的地图进行研究，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去打破一些预设与既定的观念，要能跳出“民族马赛克”将民族实体化的预设，跳出将后殖民研究直接移植到中国西南的做法，从而将西南的“民族”问题放到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中，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突破现行地理区划边界的观念图式之中去理解。

要接近西南自身的历史和观念世界，人类学者首先要做到的应该是“破除我执”，要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束缚中跳出来，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地缘板块，中国西南的历史不是能简单地用殖民与后殖民的框架来加以阐释的。我们应该重新梳理在这一地区涌现的众多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作品，理解这一地区众多的族群，多元的文化和复杂的历史，意识到这一区域区内的文化重叠、族群互动，以及物与观念的流动等现象，都与西南地区所经历的文明进程有关，或许关注中国西南地区在文明进程下的民族关系与文化格局，能够为我们对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在视野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路径。所以，从那种现代语境下族群与民族问题的局限性讨论中走出来，应该成为当代人类学界中国西南研究的一个长期目标，而这也是回顾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在中国西南开展的研究所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