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方的组织下，日本先是以传教为名向我国西藏派遣僧侣了解西藏信息，接着派遣间谍收集西藏情报，以情报为手段向西藏渗透。日本间谋收集有关西藏情报在抗日战争前后达到高潮。

关键词：日本；西藏；间谍；情报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青藏高原，即亚洲腹地，是通往中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藏一度成为英国和俄国等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和角逐的战场。根据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如果以西藏为跳板，就可以为以后向整个中亚渗透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影响区域广泛：东至我国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南至尼泊尔、不丹、锡金；西达克什米尔的巴尔蒂、吉尔吉特和拉达克；北至苏联境内的图瓦与布里亚特等。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该区域无疑成为日本对西藏政策的首选。为了详细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侵略者就曾多次向我国西藏派遣间谍，收集有关西藏的情报，而在侵华战争以后尤为猖獗。

　　一、日本向西藏派遣间谍的管理机构

日本的情报机构不但众多，而且及其复杂。仅二战期间日本设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就包括8大系统：大本营陆军部、大本营参谋本部、支那派遣军、陆军省、海军参谋部军令部、内阁情报局、外务省以及民间情报系列等。这些情报机构下设无数分支，有的情报人员同时为几家情报机构服务。这些情报部门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相互竞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在日本侵略中国前后，日本军方和外务省是日本政府负责收集西藏情报的主要管理机构。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是日本军方收集西藏情报的主要机构。种种资料表明，日本间谍成田安辉潜入西藏收集情报就得到过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佐的特殊关照，接受过参谋本部提供的经费。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关东军充当了日本向西藏进行渗透的主力角色。作为对西藏情报机构的主要管理机构，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等人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过问过有关收集西藏情报的工作，尤其是土肥原贤二。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历史档案记载：1939年4月，土肥原贤二接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雍和宫札萨堪布丹巴达扎并唆使其策动西藏独立，反对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此外土肥原贤二还从经费上给予丹巴达扎大力支持。日本外务省在收集西藏情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外务省先后多次派遣僧侣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藏收集西藏情报。随着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升级和战线的延长，西藏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外务省不断加强对西藏的调查和情报收集工作，策划了一系列旨在收集西藏情报的行动，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实际上，为了获取有关西藏情报，日本军方和代表政界的外务省在情报收集方面一直都存在业务往来，有时候同一名间谍既为军方服务，又为外务省所用，如成田安辉就是这样一名间谍，他是受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双重派遣人藏的。

二、日本间谍收集有关西藏情报的手段

（一）利用佛教团体或僧侣了解西藏信息

19世纪末，日本开展“清国开教”活动，也就是日本佛教对外进行传教、扩教活动，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是日本向海外扩张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同时，日本的“清国开教”也是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对中国和中国西藏进行文化侵略的具体行动，而日本的佛教团体则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先头部队的角色。当时清朝内部有部分官员已经意识到日本传教的野心。袁世凯就认识到“近日日人学汉语者颇多，意欲借日僧设堂传教，可在内地长住，以考察中国各行省民情风土，或隐受政府之命，群托名于僧侣，而分布中国内地，煽惑愚民，阴行其殖民政策。”[1]也就是派僧侣到中国收集情报、信息，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清朝亦认为日本佛教团体派人到中国布教，“与其说是交流，倒不如说是日本佛教对中国大陆的侵略。”[2]日本欲借传教之名，行侵略之实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在传教过程中，日本佛教界正式开始与中国西藏进行接触，其中日本净土真宗派的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成为与中国西藏发生关系的先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逐渐将其魔掌从中国内地伸向中国西藏。其中派遣僧人到西藏考察就是其手段之一。在明治中期，日本派往西藏的僧侣有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此外还有两次自由赴藏的僧人河口慧海。

北京雍和宫是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京城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自清朝乾隆时期以来，该寺的住持一直由达赖喇嘛从西藏三大寺格西中挑选并经驻藏大臣奏准后任命。因此，担任该寺的住持喇嘛作为西藏驻京代表，在政治上负有一定的使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间谍才千方百计靠近、拉拢、甚至收买雍和宫的高僧，企图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西藏情报，同时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西藏人灌输日本的侵略思想。20世纪初，寺本婉雅便以陆军翻译的身份在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他先是利用各种手段促成了住在雍和宫的青海塔尔寺住持、第五世阿嘉呼图克图于1901年7～8月的日本之行。对于这次访问，寺本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阿嘉一行访日不单纯是一个宗教活动，而且含有将来对西藏、蒙古地区的政治意义。”[3]由此可以看出寺本处心积虑获取相关情报，大力促成第五世阿嘉呼图克图访问日本的真正目的。

随着日本在亚洲战线的拉大，日本加紧了向中国西藏渗透的力度。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1942年6～7月，由外务省的秘密策划、日本的“西藏通”青木文教具体负责，促成了西藏地方政府驻京代表、雍和宫札萨堪布丹巴达扎及第五世阿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所长“杨喇嘛”一行访问日本。丹巴达扎一行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文部省、内务省、兴亚院、东京市政府等，参观了东京、名古屋、三田、京都、奈良、大阪、高野山等地，会见了日本外务次官、东亚局调查部长、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冈本，此外还会见了文部大臣以及相关教育、宗教方面的局长、部长。在访问日本期间，丹巴达扎向日本各界尤其是外务省和参谋本部透露了哪些有关西藏的情报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以前就与侵华日军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有勾结。

(二)利用在成都设领事馆收集西藏情报

由于成都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藏区较近，因此日本企图以成都作为一个据点收集西藏情报。1936年7月中旬，日本外务省不经中国同意在没有日商、日侨的成都设立领事馆，此举是建立公开的间谍据点。日本驻华大使馆情报要员岩井英一担任驻成都领事。日本明目张胆地派间谍到成都建立据点收集西藏情报，遭到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外务省不得不改派野村当领事。8月24日，成都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粉碎了日本企图以建立成都领事馆、并以此为间谍据点收集有关西藏情报的计划。[4]

(三)利用藏人收集西藏情报

在刺探西藏情报过程中，日本曾经利用过藏族人、蒙古族人、汉族人、回族人，此外还有英国人、印度人，甚至俄国人。在利用英国人收集情报方面，例如寺本婉雅第二次从西藏返回时，在亚东就与英印官员进行广泛接触，收集有关西藏的各种情报。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主要还是利用藏族人，毕竟藏族人在语言、身体特征方面更有优势，其在收集情报过程中不易暴露身份，相对安全而且高效。

寺本婉雅之所以能够于1902年10月29日与阿嘉活佛一起从北京雍和宫出发开始他的第二次西藏之旅，主要是因为1902年9月底他在日本收到了雍和宫刘晋卿的来信，刘晋卿在信中告诉了寺本婉雅有关阿嘉活佛的行动计划。后来在阿嘉活佛的关照下，他在塔尔寺呆了2年，对当地有关西藏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观察，相关内容记录在他的《藏蒙旅日记》中。作为达赖喇嘛的“外交顾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他身边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为寺本收集西藏情报在无形中提供了方便。

西本愿寺僧人多田等观于1913年9月28日到达拉萨，并在拉萨色拉寺度过了10年的修行生活。在拉萨期间，他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擦绒札萨的关照。在多田收集西藏佛教经典遇到困难时，经常得到擦绒札萨提供的经济帮助。为了掌握西藏的世俗人口数量，多田建议西藏地方政府征收人头税。[5]川西藏的人口数量一般外国人是无法直接了解的，多田的这一做法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尽管最后由于官员们的阻挠，他没有达到了解西藏人口的目的。

1937年12月1日第九世班禅大师在青海玉树圆寂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和日军陆军参谋次长曾密谋让安钦活佛访日，但最后没有成行。后来，关东军又派负责伪满洲国兴安四省喇嘛教事务的事务官五岛德二郎拉拢安钦活佛，最后安钦活佛同意秘密带一日本人人藏，这就是关东军间谍野元甚藏。野元在藏期间，一直受到安钦活佛及其秘书长王明庆，还有曾驻奉天的班禅事务所所长罗崇嘉的关照和保护，王、罗皆为藏族人。由于日本人的极力拉拢，在抗日战争期间，班禅行辕内部还有其他人为日本人效力。

日本利用西藏人收集西藏情报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藏族商人“蒙那昌”。1942年4月7日，专门负责西藏调查工作的日本外务省“嘱托”青木文教与上海领事馆副领事、专门刺探我大后方情报的“特别调查班”负责人岩井英一一起，就西藏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会谈。蒙那昌认为现在英国、苏联和中国三国的势力平衡已经被打破，西藏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进行改革。对此，岩井表示日本政府将予以大力支持。会后，蒙那昌用藏文给岩井写了一份有关西藏近况的报告，由青木文教译成日文并上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日本当局接到报告后，拟定日后若占领西藏，就让岩井英一任最高指挥官。[6]据了解，蒙那昌在上海期间的活动费用全部由岩井英一从外务省情报部的机密费中报销。

此外，日本外务省还于1942年4月6日派熟悉西藏情况的三名青海喇嘛及一位名叫木措云丹的藏人进藏收集情报。1944年4月12日，负责收集援华路线情报的外务省间谍西川一三还委托两位喇嘛给日本特务机关传送过情报等。

（四）派遣日本间谍入藏收集西藏情报

明治（1868～1911年）早期，日本了解我国西藏主要是通过本愿寺僧人到西藏获取的相关信息。象能海宽、寺本婉雅以及自由进藏的河口彗海，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进入西藏，获取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等信息情报。1898年，日本外务省密令成田安辉潜入西藏，成为日本派往西藏的第一个间谍。成田在拉萨刺探到了一些有关西藏的内政、对外关系、宗教、民俗、交通等情报，并将获得的情报提交给了外务省。寺本婉雅的第二次西藏之行得到了外务省的支持，带有间谍的性质。这从他返回日本后在参谋本部作报告和向大本营提交西藏考察也可以看出。

大正时期（1912～1925年），冒险家矢岛保治郎曾两度进藏。如果说他的第一次西藏之旅只是一次冒险之旅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西藏之行则是受人指派、带着特殊使命的，是一次完完全全的间谍之旅。矢岛保治郎自己说他第二次进藏的目的是“为了西藏及蒙古的独立事业，受某位名士之遣，从日本来到拉萨。”[7]这位“名士”就是1912年3月被参谋奉部召回的搞“满蒙独立运动”的川岛浪速。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谈到“我带着特殊的使命决意入藏。经九死一生，入藏成功。”[8]由此可以判断，矢岛的第二次进藏与参谋本部密切相关。矢岛到拉萨后，还担任了藏军的军事教官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卫队长。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是同时期日本西本愿寺派遣到中国西藏的留学生。但青木文教自己都说：“有一段时间我还从事着某方面的秘密任务。[9]1941年起，他受外务省聘请，从事了6年有关西藏情报方面的工作。因此前后对照来看，青木文教入藏带有刺探西藏情报的性质。相比之下，多田等观的人藏动机就要单纯一些，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对藏传佛教的研修上，在拉萨度过了10年的寺庙生活。

昭和时期（1926～1945年），随着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膨胀，日本加紧向中国西藏派遣间谍。1939年5月，日本间谍野元甚藏受关东军派遣，跟随安钦活佛入藏。后藏是野元的主要活动区域，他对日喀则地区的农业、商业、贸易、寺院等作了详细的记载。根据日本大本营批准的《对华长期作战纲要》，日本需要封锁国际援华路线与海口，企图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43年，为了调查这条重要的国际援华路线，外务省派间谍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潜入我国西北。后来，他们又先后进入西藏。在拉萨，西川对哲蚌寺的寺院组织、法会、修行生活等作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1947年初，木村和西川到康区从事间谍活动，是年9月返回噶伦堡。

三、日本间谍收集西藏情报形成的相关成果

（一）相关西藏的信息情报

相关西藏的信息情报主要是指由非官方委派的日本僧侣或者由日本官方派遣的间谍利用各种途径，或者深入到中国内地和中国西藏了解、收集到的相关西藏的信息，由此所形成的一些相关西藏的游记、书信、论文和著作等。主要有：能海宽《世界上的佛教徒》，其中收录有《西藏国探险的必要性》一文。此外，能海宽的《进藏通信》、《进藏行程》、《能海宽遗稿》(主要由能海宽进藏途中的日记和信件编辑而成)等对相关西藏的诸多情况作了详细论述；寺本婉雅《藏蒙旅日记》、《西藏秘密国之事情》；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第二回西藏旅行记》和论文《西藏探险谈》、《西藏人国记》；成田安辉的进藏笔记《进藏日志》、论文《英藏交涉沿革》；矢岛保治郎《人藏日志》；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西藏游记：秘密之国》，该书涉及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设施、民俗等，此外，青木文教还于1940年出版了《西藏文化的新研究》，1942年出版了《西藏的民族与文化》，1947年出版了《西藏语学》等学术研究成果，1958年发表论文《论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多田等观著作《西藏》、《入藏纪行》，论文《拉萨时代的青木文教》、《西藏及西藏人的文化》、《西藏资源及商品进出的可能性》等。

（二）日本间谍给上级的情报汇报

寺本婉雅第二次西藏之旅是一次间谍之旅，1905年他回到日本后，首先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报告了自己的进藏过程，然后又在参谋本部作了演讲，最后又向大本营提交了他的人藏考察报告。成田安辉收集到的西藏情报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在质量上也非常好。他收集的情报主要呈报给外务省，有关他收集的情报收集在外务省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中。青木文教在西藏收集到了大量的各种情报，成为西藏问题研究专家。1941年受外务省聘请，从事了6年相关西藏的调查及情报工作，并且于1945年出版了调查资料《西藏全记》。这是作为外务省的情报调查内部资料出版的，同时它也是一份有关西藏情报的综合通报。野元甚藏《西藏潜行一1939》、《人藏记》，其中《入藏记》是他从西藏回到长春后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提交的考察报告，《西藏潜行一1939》系84岁高龄的野元甚藏于2001年编写的有关他进藏情况的一本书。此外还有日本间谍西川一三的《密境西域的8年潜行》、木村肥佐生的《潜伏西藏10年》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日本间谍自己的著述外，他们所获取的西藏情报更多的是给了外务省、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等情报部门的管理机构，从已经解密的有关西藏情报档案就可以看出，如外务省的《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及事情关系杂纂》，陆军省的《陆满密大日记》等。这些情报被提供给日本有关部门，直接为日本制订侵略决策提供服务。

（三）直接获取与西藏有关的实物

到西藏的日本僧侣或者日本间谍通过各种手段，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情报，攫取了大量与西藏有关的实物，包括经卷、唐卡、各种文物、生产生活用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藏文经卷。据了解，日本僧人能海宽从收集到的“历史与宗教文化资料主要包括2691条(其中包括佛典56卷，佛像、佛具79件，旅行记等文字资料96件)，图书、地图202件。”[10]不少资料弥足珍贵，即使在今天，其中的一些资料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河口慧海两度进藏，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其中大部分为佛教经典。除了现藏于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的《大藏经》和藏文文献、梵文写本外，他还收集有佛像148尊、佛画261幅、经版28枚、佛具385件、动植物标本125件、矿物标本130件，[11]此外还有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20件佛像和藏于国立科学博物馆分馆的大约1000件植物标本。1900年列强侵入北京，寺本婉雅以陆军翻译的身份利用各种手段从北京骗取了两套《大藏经》。其中现藏于京都大谷大学的藏文《大藏经》是从北京资福院所得，包括《甘珠尔》部分106函1016部、《丹珠尔》部分252函5001部，另有《宗喀巴全集》20函、《章嘉全集》7函。另一部《大藏经》系明武宗御制，刊印于1508年。可惜这部《大藏经》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 1923年2月，多田等观把自己以各种途径收集到的西藏文献24279部装在80多匹骡马上运离拉萨，其中包括德格版、纳唐版和拉萨版的《大藏经》文献21872都，此外还包括现藏于日本东北大学的《西藏高僧全集》2038套和现藏于东京大学的涉及西藏医学、历算、传记等在内的其他文献452种。[12]

日本僧人和间谍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从中国西藏等地攫取了难以记数的藏文、梵文和汉文典籍，以及其他各种相关西藏的资料和众多的西藏文物，使日本成为收藏西藏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严重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是对我国西藏进行的文化侵略和掠夺。

四、日本在西藏展开情报工作的影响

（一）对西藏上层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和军方不断向西藏派遣间谍，利用各种手段在中国西藏、内地和印度等地收集相关情报，加上当时的中国国力不振，忍受列强欺辱。日本的这种行径无疑会引起新一轮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进一步加重了列强对中国和中国西藏的侵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波及西藏，它使得西藏地方政府高层一度对日本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1904年7月英国侵略军抵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到达拉萨的前4天秘密离开布达拉宫，开始了他4年漫长的动荡生活。1906年11月22日上午，达赖喇嘛在青海塔尔寺接见了当时与日本间谍头目青木宣纯、参谋本部福岛安正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间谍寺本婉雅。在塔尔寺期间，寺本不断地向达赖喇嘛灌输日本的帝国思想。由于达赖喇嘛此时处境困难，晚清政府昏庸无能，他希望联俄抗英的美梦亦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上寺本的鼓动和唆使，达赖喇嘛萌动了依靠日本实现其返回西藏并进一步巩固自己地位的想法。同样，由于寺本的出色活动，他也成为达赖喇嘛“顾问”一类的人物。在日本军方参谋本部的决策和寺本的具体操作下，达赖与日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日本抱有幻想还体现在与以下几位日本间谍的交往上。矢岛保治郎第二次进藏的使命是说服达赖喇嘛摆脱英国和俄国的控制，向西藏地方政要转达日本愿意帮助西藏的态度，进一步推进西藏独立。1914年，作为“新政”的措施之一，“西藏地方政府对藏军进行了改编和充实，邀请日本老军官亚苏马季亚（即矢岛保治郎）担任藏军一个军营的日本军事教官，邀请毕业于俄罗斯军校的蒙古人丹巴坚赞，担任藏军一个军营的俄式军事教官，还建立英式训练的军营，保留汉式训练的军营。”[13]矢岛不但成为达赖喇嘛的军事教官，而且成为达赖喇嘛的侍卫队长。日本间谍青木文教为达赖的“新政”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勘察煤矿资源、翻译日本军事操典、制作“西藏军旗”、帮助联系西藏学生赴日留学。青木归国前，还勉励他继续学习，为以后实现“日藏亲善”而努力。同时告知青木西藏有可能从日本购买武器，希望届时青木对西藏地方特使给予帮助。达赖喇嘛一直对日本抱有幻想，在他临终之际也未曾放弃。1933年5月26日，达赖在给多田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到：“我希望日本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不要从与西藏比邻的川、甘、滇诸省对西藏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我也希望能秘密地得到指导和说明……以增加防御能力及促进西藏自治的发展。你如能对此事多加考虑并将我的意思转达日本统治阶层，这是再好不过的了。”[14]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但日本仍然没有放弃对西藏上层的拉拢活动。

根据日本企图控制藏传佛教的策略，日本还加紧派出间谍对班禅系统进行拉拢和收买。在第九世班禅期间，日本间谍的阴谋没有得逞。第九世班禅圆寂后，日本的拉拢和收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得班禅行辕内的个别上层对日本产生了依赖心理。如第九世班禅的得力助手安钦活佛及其秘书长王元庆，还有曾任驻奉天班禅事务所所长的罗崇嘉，他们在日本间谍的拉拢下，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心理。他们为日本间谍野元甚藏成功潜入拉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抗日战争时期，雍和宫住持喇嘛丹巴达扎也被日本间谍成功收买，为日本间谍卖命，收集西藏情报。早在1939年，丹巴达扎就与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日军间谍头目土原肥贤二有所勾结。

由于日本间谍的拉拢、收买，使得一小部分西藏上层对日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定的依赖心理，有的甚至沦落为被日本利用的工具，为日本收集西藏情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向西藏渗透的帮凶。

（二）部分间谍和情报被英国利用

为了获取所需要的情报，各国情报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竞争关系。在日本以情报为先导向西藏渗透的过程中，日本所派的间谍就被英国情报部门利用过。20世纪初，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就将有关西藏的情报告诉给了他的藏语老师，著名藏学家、英印政府高级间谍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从而间接地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当时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俄国和英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在西藏的地盘上名争暗斗。俄国利用德尔智在西藏上层活动，使达赖喇嘛产生了联俄抗英的想法。当河口慧海把这一情报告诉达斯后不久，荣赫鹏就率军武装入侵西藏。此次英国军队入侵西藏是否与河口提供的情报有关，现在不得而知。不过许多欧美人认为正是因为河口提供了俄国人在拉萨活动的情报，使英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才立即派军队进入西藏。因此，河口被怀疑为日本间谍、英国走狗。英国人约翰·斯乃里库认为：“这个虔诚的佛教僧侣，收集、传送这个禁区（指西藏）的关于政治形势方面的情报，是日本政府的密探”，“无疑他是通过达斯为英国服务的。[15]我们无法判断河口是不是一名为英国人收集情报的日本间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给英国情报部门提供过有关西藏的情报，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就是说他被英国情报部门利用过。

另外两名被英国情报部门利用的是日本外务省间谍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为了封锁国际援华路线与海口，1943年9月，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的“西北潜行计划”得到批准，木村和西川分别踏上自己的潜行旅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木村在噶伦堡受雇于印度籍藏人巴布塔钦于1926年创办的藏文报纸《明镜报》。此前，西川一三曾在该报工作过1年。该报是受英国政府资助、英国情报部门收集西藏情报的一个据点。1946年11月，巴布塔钦给木村下达任务——到康区调查是否有中国军队从那里进入西藏方面的情况。木村接到任务后立即前往拉萨。1947年2月16日，木村和正在哲蚌寺学经的西川一起离开拉萨赴康区调查。同年9月，两人返回噶伦堡，西川进入《明镜报》从事印刷工作，木村前往阿萨姆英国情报部门汇报情况。3周以后，他用英文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交了自己的东部藏区调查报告，同时从巴布塔钦那里领到了丰厚的报酬。如果说河口慧海是间接地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那么外务省间谍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则是心甘情愿地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

（三）促进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千方百计收集有关我国西藏的信息和情报，是日本向西藏渗透的具体体现，它损害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根本利益，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是从客观上讲，它促进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发展。不少到过西藏的日本僧侣或间谍，他们回到日本以后，利用他们在西藏的生活经历和扎实的藏语基础，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政治、经济、贸易、婚姻、军事等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研究，为日本藏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日本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西藏文献资料，这在藏学研究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能海宽、河口慧海、寺本婉雅、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等利用各种手段，收集到了非常多的西藏之藏文、梵文和汉文文献，并将收集到的文献运回日本收藏。这些西藏文献运回日本后，分别藏于各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为日本的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甚至是原始的资料。

为日本早期的藏学研究作出了贡献。河口慧海等人由于有在西藏生活的经历，又有扎实的藏文基础，因此他们将自己西藏之行见闻著书立说，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对于研究当时西藏的社会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些记述就是在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能海宽的《进藏行程》、寺本婉雅的《藏蒙旅日记》等，尤其是青术文教的《西藏游记：秘密之国》一书，在日本藏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河口慧海对日本藏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不管这些日本人当时进藏的目的如何，在后来，也就是他们回到日本以后，许多人都逐渐成为了藏学研究专家，为日本的藏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日本藏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河口慧海等人回到日本后，一边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一边从事藏学教学工作，为日本藏学研究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据了解，河口培养的第一批藏语研究生就有数十人，除了培养藏语研究生，他还在大学开设了藏传佛教和藏语课程；寺本婉雅回到日本以后，也曾在大谷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任教，讲授藏语和佛学课程，为日本培养了不少藏语人才；青木文教在20世纪50年代才到东京大学担任藏语讲座的，但他仍然踌躇满志，积极投人到藏语教学工作中，日本著名藏学家佐藤长就是他的学生；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立即投入到藏学研究和藏语教学中，1925年，他受聘请在日本东北大学讲授藏语，1942年后又受聘担任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藏语讲师，同样为日本培养藏语人才作出了贡献。

总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先是以  “清国开教”为名向中国派遣大量僧人，一部分僧人以进行交流、学习、探险为由到达西藏，收集信息情报；接着，日本政府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收集西藏情报，并多次派遣间谍深入西藏本土，攫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亚洲战场的顺利推进，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派遣间谍收集西藏情报亦达到高潮，尤其是派遣日本间谍到西藏收集各种情报。在日本政府的上述行为中，外务省和军方的参谋本部、陆军部、关东军是主要管理部门。日本收集西藏情报，是日本企图向中国西藏渗透的铁证。在日本间谍的“出色”活动下，一小部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对日本的“帮助”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藏传佛教界内部，达赖系统和班禅系统中的个别人对日本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有的甚至沦为被利用的工具，为日本间谍收集西藏情报出谋划策、提供帮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然，日本间谍收集西藏情报，从客观上促进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发展。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西藏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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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6年第4期《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