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康熙帝即位时，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已归属清朝，漠北蒙古表示恭顺，漠西蒙古与清廷的关系稍疏一些。也就是说，游牧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还未归顺于清朝。当时，清朝在中原统治的根基还不牢固，满汉文化的冲突表现为清廷内部的矛盾斗争，所以对于遥远的准噶尔部的情况，清廷只是予以密切关注，保持通贡和使节往来的关系，对于蒙古各部的矛盾也是通过书信劝和以及通过西藏上层人士出面协调的方式化解。只是噶尔丹统治时，准噶尔进攻喀尔喀，威胁到了清朝北部边防，才有康熙帝的三次亲征，这期间也是打一下，和一阵，使者说客往来不断，最终以噶尔丹病死宣告罢兵。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与噶尔丹的战事轰轰烈烈，实际上军事作战只进行了七年，其后，与策妄阿喇布坦又作战了两年。自1697年噶尔丹病死到1722年康熙帝驾崩的二十五年，清廷统一准噶尔的活动可谓波澜壮阔，既有惨烈的军事斗争，又有高智慧的战略争锋，应该是清朝统一准噶尔活动中最具智慧的一个篇章。

一、清朝统一准噶尔活动的停滞

1697年，噶尔丹败亡后，噶尔丹兄长僧格之子策妄阿喇布坦登上了准噶尔汗位。从噶尔丹败亡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朝第二次用兵准噶尔，是清朝与准噶尔稳定和平相处的二十年。

1．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

策妄阿喇布坦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与噶尔丹决裂的，是年，噶尔丹杀害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弟弟，策妄阿喇布坦与七位旧臣被迫率领部众五千人逃往额琳哈必尔噶（今新疆沙湾——引者注）。噶尔丹率兵二千追赶，战于乌兰乌苏(今新疆沙湾县东的乌拉乌苏——引者注)，噶尔丹大败，“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以人肉为食”。[1]从此，策妄阿喇布坦正式从噶尔丹统治下分裂出来，驻牧今天的博罗塔拉。这里牧草丰足，博罗塔拉河流经达尔达木图小喀伦以西、鄂克拓赛西喀伦以东地区，长二百余里，夹河苍翠，草长沃衍，是优良牧区。这片牧场北接额敏河谷地，南通伊犁河草原，东临今天的乌鲁木齐，西抵斋桑湖一带，是准噶尔人的重要聚居区。随着噶尔丹愈亦向东扩张，策妄阿喇布坦的地盘也节节东移，“厄鲁特大半附策妄阿喇布坦”。[2] 

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决裂的消息传到京师，正是清廷着手出兵准噶尔的重要时刻。康熙帝对此十分重视，他一面命理藩院侍郎文达至喀尔墨尔根济农所观察噶尔丹的情形，调兵遣将准备对付噶尔丹的进犯，一面又令侍读达虎到策妄阿喇布坦驻牧地颁赐敕书、赐物，名义上是要达虎调查其与噶尔丹冲突原因，实则是“谕策妄阿喇布坦绝噶尔丹。”[3]  策妄阿喇布坦初起之时，地盘还不大，人口还不多，势力较弱，面对强大的清政权，面对清朝与噶尔丹的对峙，他在夹缝中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在态度上对清廷恭顺供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策妄阿喇布坦曾进攻哈萨克的头克汗，占领了哈萨克草原东南部。[4]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率兵入乌兰布通，策妄阿拉布坦乘机派兵袭击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去”。[5]  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派兵攻取撒克里、乌兰古木。据康熙三十年（1691年）末到噶尔丹营帐的俄人马特维·尤金说，他在前往噶尔丹驻地的路上，就已听到策妄阿喇布坦率领四万人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谷地。可见，康熙三十年（1691年），额尔齐斯河上游至乌布萨泊的广大地域，已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掌握了。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策妄阿喇布坦又进攻噶什喀尔，占领了回部聚居区。[6] 康熙四十年(1701年)，吞并了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之子散扎布(策妄阿喇布坦妻兄)率领的属民万余人。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到十八世纪，策妄阿喇布坦在准噶尔的实力逐步扩大，已经趋于稳固。

这时的准噶尔实际上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策妄阿喇布坦占领了噶尔丹的大后方，草场丰腴，经济强盛，噶尔丹已经不可能回师相抗。西藏第巴桑结嘉错与噶尔丹“相昵”，曾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劝说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通好，策妄阿喇布坦表示了拒绝，而且向清朝政府表示了态度：“噶尔丹若逼近我土，必竭力进剿”。结果，噶尔丹不敢越阿尔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策妄阿喇布坦还招诱噶尔丹多尔济（鄂齐尔图汗孙，阿奴之弟——引者注）不与噶尔丹结亲 。[7]

正因为如此，清廷认为，是时准噶尔各部由策妄阿喇布坦这个盟友统治着，不可能马上对清朝造成威胁。所以，康熙帝亲自致信策妄阿喇布坦：“尔与尔叔噶尔丹分离以来，诚心恭顺，聘贡不绝，朕亦不时加恩遣问。”[8]他认为，准噶尔“旷莽辽隔，费转输，又策妄方献噶尔丹之尸，外驯昵，遂划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俾游牧”。[9]并同意策妄阿喇布坦收取了一些噶尔丹的残余部众。[10]再者，准噶尔远在千里之外，清朝也没有打算出兵远征。

2．交涉噶尔丹后事——高层矛盾的伏笔

噶尔丹死后，丹济拉带着噶尔丹骨灰和噶尔丹的女儿钟齐海前往西藏欲托付给达赖喇嘛，途中被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劫获。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八月，康熙帝要求策妄阿喇布坦擒拿在漠西的噶尔丹后人及要人，称：“朕旨一到，尔立刻一并查拿。及噶尔丹之尸，与其女钟齐海，同朕使臣，差人护解。如此，则尔始终恭顺之心确著，亦得长沐朕之恩宠于无穷矣；倘若隐匿不行擒解，不但尔历年之恭顺皆虚，即尔贸易之人，亦永不许通行矣。”[11] 清廷的强硬要求，使策妄阿喇布坦心生不满。虽然策妄阿喇布坦避免与满族的清廷对抗，但在民族情感和个人情感上都明显地倾向噶尔丹，从策妄阿喇布坦处理同根同源的噶尔丹家人及其后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清廷与策妄阿喇布坦在噶尔丹后人和主要人物问题上的交涉，学界有详细论述，说策妄阿喇布坦以“我土风俗，与无用之女、已灰之骨为仇，人必嗤之”[12] 为由拒绝交人，但他把噶尔丹的另外一个儿子车凌三鲁普及其母布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程贝藏布引渡给了清廷，清廷并不肯罢休，坚决要求策妄阿喇布坦交出噶尔丹骨灰及女儿钟齐海，并以断绝关系、停止贸易来威胁策妄阿喇布坦。尽管策妄阿喇布坦很坚决，最后还是按照清朝的要求把这些人都交到了京师。然而，清廷与策妄阿喇布坦的隔阂却由此产生了。

 隔阂不是战争的同义词，也不是和平的反义词，用在这里仅仅是表示清朝和准噶尔当时的一种状态、一种局面而已。在噶尔丹与清朝交战时期，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朝的盟友关系仅见于态度上，在与噶尔丹的关系上没有见到记载策妄阿喇布坦对噶尔丹军队本身的实际进攻行为。策妄阿喇布坦当初的一系列行为，诸如被迫逃往博罗塔拉、乌兰乌苏反击战只能说是自救行为；占领科布多是乘机发展自己势力的打劫行为；只是在噶尔丹最后的日子里，策妄阿喇布坦驻守阿尔泰地方使噶尔丹处于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朝的想法有一点是不谋而合的：敌人仅仅限于噶尔丹一个人，而不是噶尔丹的准噶尔部众。策妄阿喇布坦希望得到的结果是噶尔丹交出汗位，这从他对待哈密王擒献之举的态度以及处理噶尔丹后事的态度与行动中也能体现出来。由于哈密王擒献了噶尔丹之子，策妄阿喇布坦后来以之作为进攻哈密的借口之一。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并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清廷对策妄阿喇布坦态度的转变正是从策妄阿喇布坦处理噶尔丹后事开始的。

在这之前，策妄阿喇布坦的所言所为很多时候只是在当时情况下向清廷表示的一种态度，并不代表他就要那样去实施，的确，清朝史料中也没有见到有策妄阿喇布坦对噶尔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的记载。清政府认为，策妄阿喇布坦拒不交出噶尔丹尸骨是叛逆的信号，其势力的迅速扩大，也使清朝引以为戒。

3．贸易往来维系下的和平盛世

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农耕经济为主，草原地区的游牧民以游牧经济为主，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经济上的联系是中原和内地得以沟通联络的基础，准噶尔也不例外，与中原的贸易问题向来是关系到准噶尔部生活的大事。当初噶尔丹的扩张，是占天山南北，有了回部的赋税，得以发展势力，又有俄国的同情和支持意向，所以敢于起兵向东攻打喀尔喀。即使在与清朝交战期间，噶尔丹也多次提出贸易问题。可见，没有与中原的贸易，准噶尔人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也会影响到准噶尔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

策妄阿喇布坦从噶尔丹处分离出来后，急需通过发展与清朝的贸易，进一步发展汗国经济，巩固汗国统治，而清朝因为战争军备需要，也需要游牧经济成分来补充军需物资。所以从1691年起，清朝与准噶尔的官方贸易往来不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提起双方经济贸易往来时说到：“尔策妄阿喇布坦，僻处穷荒，立心诚恳，贡献方物，问安之使，不绝于道，是以屡遣达虎、马迪等，加尔恩赐。”[13] 这一时期双方贸易大宗的还是官方贸易，清廷规定，准噶尔每次来京贸易的人数不能超过300名，还要在地方官看守下才能进行交换，不准自由竞争。[14]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官方贸易是一种完全的类似今天计划经济体制的交易形式，所以在贸易的商人人数、交易方式、产品种类等方面都有明确的严格的规定，而且这种贸易会受到社会变化、政局动荡的影响，任何一方都可以也有权单方面终止这种贸易。对于清朝来说，康熙年间双方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准噶尔部的每次贸易都打有清廷“怀柔”之烙印，贸易关系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是一种招抚手段。这种官方贸易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清廷笼络和控制准噶尔的策略而存在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要求策妄阿喇布坦将噶尔丹的骨灰交给清廷，遭到拒绝。[15] 接着，康熙帝以断绝贸易往来施加压力，才迫使策妄阿喇布坦最后让步。

清朝和策妄阿喇布坦的这种贸易关系在策妄阿喇布坦实力迅速增强后就发生了变化。一是来京贸易者中出现沿途劫掠现象。二是准噶尔部从这种贸易逆差中得到大量好处，实力很快增强。三是用贸易笼络和控制准噶尔的功能开始减弱下来。所以，清廷单方面终止了这种官方贸易往来，这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的事，但民间的贸易往来始终未断。[16]

清朝和准噶尔这20年的和平局面是双方共同维护才造就成的，是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相互理解、相互谦让才形成的。但是这种维护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是用态度和理智建立起来的，是双方贸易、宗教感情方面的需要，所以它是脆弱的。但是，这种根基不稳的和平能持续20年，也可看出双方需要和平之诚意所在。

4．宗教问题引发的矛盾

噶尔丹的经历使他与西藏宗教上层的关系非常密切，噶尔丹即准噶尔汗位与其权势的形成，与这一宗教力量息息相关。藏传佛教是支持噶尔丹政权的精神支柱，噶尔丹又反过来大力推行黄教。策妄阿喇布坦即位准噶尔部大汗后，一如前几任准噶尔部首领一样重视西藏达赖喇嘛对自己支持的力度。但是，由于策妄阿喇布坦曾经尽收准噶尔部故地，致噶尔丹无所归，而与西藏宗教上层无法建立密切联系。噶尔丹因为与当时在蒙藏地区威望很高的达赖五世、第巴桑结嘉错相交甚好，清廷在处理关系到噶尔丹、黄教问题时曾经很棘手，所以对准噶尔与西藏的关系非常关注。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策妄阿喇布坦向康熙帝参奏第巴桑结嘉措擅政专权，康熙帝就警告他不得假借护法之名，染指西藏。[17] 桑结嘉措隐匿达赖五世圆寂消息被揭露后，称已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引起与西藏黄教首领联合执掌西藏事务的青海和硕特部拉藏汗的不满。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桑结嘉错收买拉藏汗的侍人，设计毒杀拉藏汗。拉藏汗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进攻西藏，杀桑结嘉措，废黜了他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错，另立伊喜嘉错为达赖六世，但青海和西藏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黄教势力坚决反对，他们以理塘幼童格桑嘉错作为六世达赖仓央嘉错的转世灵童，称为七世达赖。[18] 

桑结嘉错部下兵败后逃往准噶尔，向策妄阿喇布坦求援。此时，噶尔丹、五世达赖、第巴桑结嘉错等都故去了，策妄阿喇布坦终于有机会与西藏新宗教上层建立关系了。他先娶拉藏汗之姊为妻，后又将女儿博洛托克嫁给拉藏汗长子噶尔丹丹衷，随时准备找机会入藏。但是，清廷严防准噶尔插手西藏、青海事务，尤其在新达赖的确立问题上，康熙帝不惜以各种手段掌控新达赖人选。这样，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在争夺黄教控制权的问题上一触即发。

二、策妄阿喇布坦主动出击的高层战略与康熙帝的应对决策

虽然康熙帝没有打算去进攻远在阿尔泰的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部，但策妄阿喇布坦攻打清朝边界的冲突却发生了。

1．准噶尔主动出击——哈密冲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策妄阿喇布坦“以兵二千，掠哈密”。哈密是清朝和准噶尔相邻之地，也是准噶尔与内地交通、贸易之要冲。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尔丹领兵占领了哈密、吐鲁番，昭莫多战后，噶尔丹败走，哈密人即向清廷“诚心归投”，[19]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朝在哈密正式编旗设领，驻军防守。

关于策妄阿喇布坦出兵挑衅的原因，康熙帝是通过俘虏的口供了解到的，俘虏说“来侵哈密之故，曾闻年老准噶尔人言，去年喀尔喀，擒我处阿尔泰打牲一人，杀—人。又我处贸易之人，为哈密人阻截。以此欲蹂躏哈密，使之残困。” 俘虏同时也说到了准噶尔此时的情况，“去年雪深三尺余，其所居伊里等地方，牲畜尽毙。其于往攻安箭地方之布鲁特，被杀者五百人，回时又多染疾而死。再我图尔古特一万余人，俱愁苦度日，各有恋土之心，常思乘变，奔回本地，或来归天朝。”[20] 关于哈密兵事之开，清人常钧也有过记载，即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使人“阻绝策妄阿喇布坦贸易孔道，遂开边衅”。[21] 

    通常，游牧生活因天灾、瘟疫、部落战争等往往会造成偷盗、犯边现象自然出现。史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喇布坦贼徒，来马厂偷盗马匹，官兵击败，贼徒遁去。”[22]。但是，关于这次对哈密的掠夺，目前笔者还没有看到史料中明确记载策妄阿喇布坦是想要与清朝为敌或是要占清朝的领地。

2．策妄阿喇布坦“迎请”达赖

在选立六世达赖问题上，西藏部分喇嘛欲借策妄阿喇布坦的势力实现选立自己中意之人的目的，向策妄阿喇布坦发出邀请。而策妄阿喇布坦随着政权势力的扩大，也需要一个宗教领袖作为护法神。起初，策妄阿拉布坦并不承认桑结嘉错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策妄阿喇布坦声言兵击第巴，遣使赴青海”，[23] 后派一支300人的精锐小部队迎取青海和硕特部所立之六世达赖，但这支小分队被清军击溃了。[24] 仓央嘉措被废后，策妄阿喇布坦又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派人去拉萨迎请仓央嘉错回准噶尔，欲借仓央嘉措曾经有过的六世达赖之名号令蒙、青、藏众喇嘛，最后以失败告终。

是时，有第巴桑结嘉错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错，有拉藏汗立的六世达赖伊喜嘉错，还有西藏三大寺僧众立的七世达赖格桑嘉错，但几番抢夺达赖，均未果，策妄阿喇布坦即命令入藏的大策凌敦多布“迎请”班禅回准噶尔，也以失败告终。

3．大策零突袭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喇布坦以送噶尔丹丹衷夫妇返藏为名，派大将大策凌敦多布、都噶尔、参都克、托布齐等率精兵6000名，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次年七月，始达藏界。”[25] 准噶尔军开始时因“自远路冲雪而来，士卒冻馁，马驼倒毙，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还因不服水土，普遍患了水肿病。他们进犯阿里，遭到了藏军的顽强抵抗，被击毙了200余人。[26]但是准噶尔军有进无退，从净科尔庭山夜间越过山岭，经腾格里湖(今纳木错湖——引者注)直指达木，拉藏汗调卫藏军队至藏北布防。虽然藏军将领颇罗鼐及崩塘巴台吉等奋力抵抗了两个月，但拉藏汗指挥上优柔寡断，藏军士气日益低落，达木终于失陷，拉藏汗与次子苏尔扎被迫撤回西藏，一面在拉萨星夜加强城防、部署军队、准备坚守，一面遣使紧急向清朝请求出兵救援。[27]

大策凌敦多布一边进军，一边广泛散播说准噶尔军入藏是为了拯救黄教，他们是迎请达赖转世灵童的护卫军，还说另一支准噶尔军正护送达赖灵童从塔尔寺人藏。在大策凌敦多布双管齐下的攻势下，西藏军心、民心动摇，拉藏汗战死，准噶尔军占领了西藏，至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统治了7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这次准噶尔军入藏事件，在准噶尔文字的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当博格达班禅、达赖喇嘛发出圣谕，要求卫拉特派出军队剪除红教寺庙势力时，卫拉特众军征服了唐古特。后来大策凌敦多布出兵攻打唐古特，由于被施咒，策凌敦多布的五个儿子返回发生骚乱，卫拉特伊和努图格分裂瓦解。”这部文献产生于准噶尔政权灭亡之际，以隐名方式出现。 [28] 其所述历史我们先不考证是不是当时的实情，但至少是完全反映着著者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当时对此事的认识。准噶尔军在西藏独立统治了两年零十个月，使西藏脱离了清廷的管辖，后终因暴掠之举失尽人心而败退。

三、康熙帝应对准噶尔的高层决策

1．哈密迎战

对策妄阿喇布坦发兵进攻哈密一事，清朝驻军立即进行了反击，哈密游击潘至善、笔帖式常保住等率绿旗官兵200人，配合额敏伯克属下之哈密兵民英勇奋击，“杀90人，生擒3人”，[29] 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乃退去。

康熙帝击败了侵犯哈密的策妄阿喇布坦军队后，即让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人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游说：“中国至圣皇帝，大沛仁恩，欲天下共享太平。尔无故发兵，被驻扎哈密二百绿旗兵，及哈密回子，尽行击败。今既败北，如何度日?何不速遣使至皇帝前，跪请伏罪；尔若不如此恳求，必加天讨，众生灵亦遭涂炭。现在满洲蒙古汉人，并喀尔喀，厄鲁特各处兵，俱巳整备。我系出家人，但为众生怜惜性命，兼念旧好，差人指示。”[30]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软硬兼施，让策妄阿喇布坦请罪，但是清廷并没有要大举进攻的意向。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康熙帝虽然派兵进攻吐鲁番，但又命令“军务应相机而行，若此兵袭击，能使策妄阿喇布坦军中内乱，分散来归，则竟行袭击，不必请旨。”[31] 可见，康熙帝的目的是收降，而不是消灭。七月，清军将军富宁安率先带兵，问罪于策妄阿喇布坦，拿获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哨兵阿筹拉克、推扎布二人，问后得知：“策妄阿喇布坦，仍住伊本处，与鄂罗斯、哈萨克、布娄尔，皆为仇敌。”另外得知，准噶尔大将“策零敦多卜、托布齐、都噶尔、叁都克等，率六千兵，去年往阿里克处，助拉藏汗征卜鲁克巴，至今未回。”清廷并没有信俘虏的结论，而是认为“策妄阿喇布坦之奸狡，甚不可信。或助尔征卜鲁克巴，或侵尔以取西边地方，俱未可定。”[32] 虽然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入藏的目的不明。但清廷立即令理藩院尚书赫寿致函拉藏汗，表示了关注和担心。[33] 八月，康熙帝分析道，策妄阿喇布坦发兵一事，虽虚实未知，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今此兵或征取拉藏，收取西边地方，或帮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若系征取拉藏，其兵于去年十一月前往，今已成仇。我兵欲救援拉藏，恐地方遥远。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帮助拉藏，同来侵犯青海，则不可不备兵，协助迎剿。”[34] 可见，这时，康熙帝并没有弄清策妄阿喇布坦哈密开衅的目的，但是至少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抢劫行为。

2．三路大军驻扎西部沿线：

对策妄阿喇布坦进攻哈密之举，康熙帝认为是势力渐强的准噶尔大举进攻清朝的先声，随即调大军布防。

康熙帝分三路布兵。第一路，“由噶斯路，进兵一万，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第二路，“由哈密，吐鲁番，进兵一万”；第三路，“由喀尔喀，进兵一万，前至博克达额伦哈必尔汉地方”，进兵过程中的其余事情，“临时相机而行，未可预定”。[35] 

至于其余的兵力，则“明岁进兵时。再行添发可也。”[36]

从清军兵力部署上可以看出，北路阿尔泰山，以驻防喀尔喀的清兵为主力，清军将领富宁安驻防的西路，在巴尔库尔（巴里坤），正在哈密一带。清代用兵西北以往都是这两路，这也是内地往西通往中亚的三条必经之路之中的两条。另一路，康熙帝“已令先到之兵，自巴尔库尔，接连立营，安设斥堠。俟兵丁全到，于巴尔库尔东边一百里尽处奎苏地方，遍立营盘，”“大兵见于巴尔库尔一路，阿尔泰一路整备，正欲策妄阿喇布坦前来。然哨探之地最属紧要，应令将军席柱等，严加防范，不时巡查。”[37]可见，康熙帝已经把精锐力量都调集到了西部边防，以阿尔泰山为北路军，天山北路为中路军，天山南路为南路军，严密防守着。

八月，拉藏汗致信康熙帝，说准噶尔军入侵，请求发兵救援，但康熙帝指示说：“地方辽远，俟信息到时，始行调兵。恐或不及，可派荆州满洲兵二千名，发往成都，派太原满洲兵五百名，发往西安。”[38]康熙帝认为，入侵西藏的小股准噶尔军，西藏、青海当地力量就能击溃之。第一、西藏达赖喇嘛所蓄粮饷颇多，器械也充足，西藏人也容易组织起来。第二、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欲毁教占藏，众人岂肯容伊!且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敞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二千，又安能取得拉藏城池?”第三、策零敦多布攻西藏，兵力不支，只能撤兵而回。第四、各地要加强防备，“著青海一台吉等，速行领兵前往，令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将军额伦特、侍卫阿齐图等，统兵驻扎青海形胜之地：松潘之兵，亦令驻扎形胜之地，以便哨探。万一有事，彼此相助，相机而行，并速行文，著将军富宁安等知悉。”[39] 所以迟迟没有发兵，最后只派了一小队人马往前线，还是相机行事，而把防范策妄阿喇布坦的兵力都布置在了西北一线。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军出兵占领巴里坤，后又推进到吐鲁番，在吐鲁番设立了一个军屯区。策妄阿喇布坦见已将清朝兵力吸引至天山北部了，乃“治办器械，预备行粮”，[40] 宣称要出兵哈萨克，转而染指西藏。

3．安抚青藏，解决新达赖问题     

康熙帝在布兵的同时，还做了全面的防范措施。

第一、全面加强青海防备。关于青海之事，是有历史缘由的。康熙帝出征噶尔丹至宁夏时，曾命青海各台吉朝觐，大部分台吉接受了清朝封号，成为附属部落，但清朝未直接设盟旗管理。现在，清朝需要得到青海有力的支持，所以，对外宣称“我军为护佑青海民众备战”，特别提出“西宁地方重要,且有小活佛”。同时，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分封青海的亲王、台吉，“罗卜臧丹津、察汗丹津、达颜管理右翼事务，额尔得尼厄尔托克托奈，阿喇布坦鄂木布管理左翼事务。” [41] 并派策旺诺尔布、侍卫布达理前往办理。十二月，康熙帝再封青海已故亲王扎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臧丹津，“为亲王，其台吉达颜，系达赖巴图尔之孙，为人诚实，感朕深思，实心办事，甚属勤劳，著封为贝勒，台吉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喇扎卜阿喇布坦，俱著封为贝子；台吉丹津，著封为辅国公；察罕丹津之婿台吉阿喇布坦格勒克，著封为一等台吉。”[42] 这样，青海实力派罗卜臧丹津就成为青海唯一的一个亲王。

第二、防止准噶尔人西逃至俄罗斯，引起清俄纠纷。“晓谕鄂罗斯边界地方楚库拜姓城之头目，令其加意防守边界。如有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投向尔处，即宜收留。”另，“授内阁侍读品级图礼琛，从前往图尔古特时，路径鄂罗斯，熟识彼处头目，可著前往。”[43]

第三、防范准噶尔与黄教上层力量的接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抢在策妄阿喇布坦迎请仓央嘉措到准噶尔之前，命护军统领席柱等擒解仓央嘉措至京。当时诸皇子及大臣对此不甚理解，问康熙帝道：“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康熙帝回答：“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44]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在京城接见青海唯一的亲王罗卜藏丹津，许诺以西藏汗位，令其与清军一起护送新达赖到拉萨。清军入藏后，以金册、金印封格桑嘉错为六世达赖。

四、“驱准保藏”：

西藏形势发展之迅速，特别是最终的结果远远出乎清廷的判断。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康熙帝收到拉藏汗的信， “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45]  四月，康熙帝接到侍卫阿齐图报来的拉藏子苏尔扎之妻讲述的事情结果：“台吉那木扎尔等，在布达拉北城开门投顺，准噶尔兵众拥入。十一月初一日，苏尔扎率兵三十人冲围而出，被其擒获。拉藏被围身亡，我等逃奔而来。”[46] 这个结果，迫使清朝出兵西藏。

1．喀喇乌苏河清军失败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考虑川、滇、甘、青的安危，于二月十三日“以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军数千赴援，而遣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备兵”，同时令西部边防方面“两路兴兵，扼要驻扎”，做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是为清朝第一次对藏用兵。[47]

但是，在派兵数量上，康熙帝认为：“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未必满二千。”[48] 甚至乐观地说：“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49] 康熙帝的盲目乐观和轻敌思想影响了清军将领色楞。当时，原任湖广总督、护理西安将军的额伦特调赴西宁后，主张谨慎持重，广布逻卒，动员青海蒙古兵、藏兵1万人参战，分两路出去，相互配合前进，又建议等待青海蒙古王公察罕丹津将敌兵诱至青海，再围而歼之。色楞却强调准噶尔兵“散处无纪，伊等伎俩，不过暮夜劫营，偷盗马匹而已”。[50] 两人意见不合，不能配合作战。五月十三日，色楞率军2400名轻骑急进，六月九日，额伦特在木鲁乌苏(今通天河，金沙江上游—引者注)追及色楞时，所部仅绿旗兵2000人。色楞上疏坚持继续孤军深入，朝廷认为“所奏甚是”。[51] 七月，喀伦特军逾木鲁河、喀喇河，“为贼所困，全军饿毙”。

2．再次出兵西藏

清军出兵西藏不利的消息传回，朝廷内外极为震惊。“青海蒙古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刺麻可随地安禅，免王师远涉之劳。而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康熙帝力排不宜用兵的意见，史载：“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皇祖以此时若不进兵，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因谕安藏大兵，宜速前进。”[52] 康熙帝决意再次出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陆续派三路大举出兵准噶尔。第一路军队先进攻吐鲁番、哈密、阿尔泰，取咽喉要地，以牵制准噶尔力量。[53] 第二路由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统帅进藏诸师。[54] 第三路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由于年羹尧、护军统领噶尔弼等人认为大策零敦多布有当藏王、率众归附之意，建议招降之。所以，清廷暂停进兵。但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清廷得知，策凌敦多布已经知道清军出征，准备撤回准噶尔，于是清廷也改变了策略。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正月起，清军各路人马30万人全线出击，分北、中、南三路分别进攻准噶尔、青海、西藏。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大策零敦多布“迎请班禅”归准噶尔未遂，率残余500人返回伊犁，从此，准噶尔势力退出西藏。康熙帝通过对西藏的两次用兵，解除了准噶尔部劫掠西藏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和硕特蒙古势力逐出了藏地，并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3、休兵议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清廷在妥善解决了西藏问题后，主动提出休兵建议。康熙帝下旨：“令泽卜尊丹巴胡克土图，差人向策妄阿喇布坦处说抚，且可得彼处形势确信。谨将交与胡土克图发往策妄阿喇布坦之书，缮写呈览后，令胡土克图，派好喇嘛赍往，觇彼信息。彼果诚心归顺，即报明驻扎吐鲁番协理将军阿喇衲，相机行事。至于大兵向伊犁前进，事关重大，未敢悬议，似宜暂行停止。”[55] 

准噶尔方面，由于大策零敦多布进攻西藏军事失利，迎请达赖和班禅的举动均告失败，又正值沙俄在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统治下，肆意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准噶尔部没有力量抵御来自清朝和沙俄两个方面的压力，所以也希望与周边保持和平关系，双方停战，进入议和状态。

综上所述，康熙帝晚年与准噶尔的问题主要是在对西藏黄教势力的争夺上。事件的起因由策妄阿喇布坦进攻哈密而起，而实际上策妄阿喇布坦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进攻清朝西部，也不是一次单纯的解决生计困难的劫掠行为。关于哈密冲突，学界往往忽略。不说哈密之战，就说不清清军初进藏全军覆灭的史实。实际上，康熙帝当时并不明白策妄阿喇布坦的意图。策妄阿喇布坦先是宣称要“进攻第巴”，后以2000人的精兵突袭哈密，被清军200人就击退了。等到康熙帝三路大军全部经营到哈密为中心的南北沿线后，策妄阿喇布坦的两支精兵已经出袭青海、西藏抢夺达赖和班禅。至此，康熙帝仍然没有明白策妄阿喇布坦的意图，先后出动三十万大军，在哈密、青海、西藏很长的西部边界线上不停地布防。而牵制清朝三十万大军的准噶尔兵总共只有八千多人，即进攻哈密的两千人、到青海的三百人、到西藏的六千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前后的准噶尔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达到了繁荣时期，可以调遣的兵力超过3万，可是出兵如此之少，可见，策妄阿喇布坦的目的不是要作战，只是要以黄教号召诸部。虽然策妄阿喇布坦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清朝也没有降服准噶尔。

戏剧性的结果是策妄阿喇布坦运用草原游牧民的快速战法、突袭手段，并以“得黄教得蒙古心”为大战略的做法的确让康熙帝云里雾里地绕着，每一步都是策妄阿喇布坦先发制人，清朝在一步步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清朝统一准噶尔历史过程中高层智慧较量最激烈的一幕，作战仅仅两年，但涉及地域广、层次多、人数众、内容杂，最终结果也出乎预料。

至迟到雍正帝即位后，清廷才明白了准噶尔一系列军事小行动的目的：“因图青海诸部，及西域诸番，暗遣人攻拉藏，杀之，掠据藏地。”[56] 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乾隆帝最终给予了明确清晰的结论：“策妄阿喇布坦，收其遗孽，仅保伊犁。故尝索俘取地，无取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计袭哈密，入西藏。”[57]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条。

[2] 《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已丑条。

[3]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0，《厄鲁特要略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4年。

[4] 《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条。

[5] 《钦定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7，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条。

[6] 《清圣祖实录》卷201，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丁亥条。

[7] 《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丑条。

[8] 《清圣祖实录》卷189，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壬寅条。  

[9]   魏源：《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10] 《清圣祖实录》卷182，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壬辰条。

[11] 《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丑条。

[12]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6， 1991年。

[13] 《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壬午条。

[14]  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15] 《清圣祖实录》卷189，康熙三十七年九月癸未条。

[16]  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17] 《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壬寅条。

[18]  王尧：《承德〈安远庙碑〉考释》，载《法音》1982年第3期。

[19] 《钦定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9，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丙辰条。

[20]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条。

[21]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条。

[22]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丙午条。

[2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93，《传》65《青海厄鲁特部总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4] 《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七月癸酉条．

[25]  魏源：《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5页。

[26] 《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条。

[27]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条． 

[28]  佚名氏：《四卫拉特史》，载《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蒙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乌兰：《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收藏，2004年。

[29]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条。

[30]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条。

[31]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丁丑条。

[32] 《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壬申条。

[33] 《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壬午条，丁末条；卷274，九月戊子条。

[34] 《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条。 

[35]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乙丑条。

[36]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丙戌条。

[37]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四年九月辛酉条。

[38] 《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丁未条。

[39]《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条。

[40]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四年九月辛酉条。

[41] 《清圣祖实录》卷268，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乙卯条。

[42]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条。

[43]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五月戊午条。

[44] 《清圣祖实录》卷227，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已条。

[45]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条。 

[46] 《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五月丁巳条。

[47]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壬辰、己酉条。

[48]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壬辰、己酉条。

[49] 《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条。

[50] 《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条。

[51] 《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六年七月癸酉条。

[52]  [清]章梫纂，褚家伟等校注：《康熙政要》卷21《论征伐第三十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410页；《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一月壬申。

[53] 《清圣祖实录》卷264，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条。

[54] 《清圣祖实录》卷282，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甲辰条。

[55] 《清圣祖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庚子条。

[56] 《清世宗实录》卷55，雍正五年闰三月丁丑条。

[57] 《清高宗实录》卷499，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