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帝亲征准噶尔

[日]宫胁淳子(Miyawaki junko)

翻译晓克(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皇帝与游牧民的战争

拥戴成吉思汗一族子孙为领主的蒙古诸部于1691年全部归于清朝统治之下。然而此时,漠北蒙古高原依然在准噶尔噶尔丹占领之下。这使康熙帝得到为已经成为清朝臣民的喀尔喀人众从噶尔丹手中夺回他们游牧地的大义名分,而入侵清朝辖境,给予清军巨大损失的噶尔丹现已成为清朝本身的敌人。如前所述,康熙帝是由蒙古人皇太后抚育成人,蒙古语极好,对信赖自己的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很是喜欢。至此,清康熙帝与准噶尔噶尔丹完全成为仇敌。

尽管清康熙帝决心为了讨伐噶尔丹而亲征蒙古高原,但是对包括汉人在内的清朝军队而言,追击游牧民组成的准噶尔军,进行草原上的战斗是极其不利的。

在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国王朝漫长的历史中,亲自麾师北伐戈壁沙漠以北的皇帝屈指可数。建立北魏的魏太祖道武帝曾亲征漠北铁勒人的一支高车人,北魏第三代皇帝世祖太武帝也曾亲征漠北的蠕蠕,然而北魏皇族拓跋氏本来就是出身于游牧民族鲜卑族,他们的根据地在今天的内蒙古。

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汗于1287年为了镇压他同族乃颜的叛乱,曾经越过戈壁沙漠。但是无须多言,漠北本来就是他们蒙古人的故乡。当时横跨戈壁沙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全部归元朝统治,因此,这不能说是农耕民族出身的中国皇帝亲征蒙古高原。

推翻元朝的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帝,为了征伐元朝的遗民,曾5次亲征蒙古高原,其中3次越过了戈壁沙漠。永乐帝最初被其父太祖洪武帝封为燕王,以北平(后改称北京)为据点,担负着经营明朝北边的任务。永乐帝所率领的明军是由曾经属于元朝军队的蒙古人、女真人及其他众多游牧民构成的。然而,永乐帝5次对蒙古高原的亲征,与每次动员数十万军队相比效果甚微,在第5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帝病死于蒙古高原。

游牧民的士兵全部骑马,并带有几匹替换骑乘的马,移动的速度相当迅速。而且,在行军时,士兵们各自在背负的皮袋中带上干酪和肉干,可以不需要辎重队。相反,农耕民族军队在游牧地区作战时,必须从出发地征发粮食。因此战斗部队必须自己运输粮食,必须有数倍于战斗人员的牛车、骆驼随行,行军的速度极其缓慢。而且如果步兵数量多,与敌军遭遇时,游牧民敌军一见不利形势,则全速撤退,脱离战斗,不能给予他们决定性的打击。正如公元前1世纪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胜则进,不利则退,不耻循走。”

康熙帝的满洲语信件

要说远征漠北,讨伐游牧民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君主清康熙帝为什么要出马进行这样的战争,康熙帝自己说道:

朕以噶尔丹侵扰喀尔喀及外藩蒙古,此番秣马厉兵,整军运饷,分路进剿,曲尽筹划,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务期剿灭噶尔丹。……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丕基。朕不法祖行事可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2)

康熙帝亲征蒙古高原,共为3次。第一次是1696年4月1日(阴历二月三十日)从北京出发,为期98天;第二次是同年秋至冬季;第三次是1697年春至夏季。在这几次亲征过程中,康熙帝用满洲语给留在北京代行清朝政务的皇太子写了87封充满亲情的亲笔信,这些信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里对满洲语作一说明。满洲语属通古斯系语言,与蒙古语及突厥语近缘。因此把这三个系统的语言统称为阿尔泰系语言。这些语言的语序接近于日本语及韩国语。书写满洲语所使用的文字,是于1599年借用了13世纪蒙古帝国以来所使用的传统的竖写的蒙古文字。然而,蒙古文字的a和e、o和u、k和g、t和d等字形相同,在阅读时有可能产生错误,所以1632年在蒙古文字的右侧附加了小圈及点,创制了对应于全部满洲语发音的文字,这就是有圈点满洲文字。满洲语、满洲文字从此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被用作清帝国的第一公用语言、文字。

在我国一部分人中有一种误解,认为满洲语是1932年至1945年存在的“满洲国”被使用的语言。这是由于当时“把居住在满洲国的汉族、满洲族、蒙古族一概称之为满系”,“在满洲国禁止称呼中国语、中国人,中国语被称作满洲语”①。然而,满洲语和中国语是完全不同系统的语言,并且有自己的文字。现在,满洲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他们正在重新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必须避免使用上述错误的用法。

世界闻名的满洲学者、蒙古学者冈田英弘,在世界上首次全译了上述康熙帝的满文亲笔信,共87封,刊行了《康熙帝的信件》(中公新书)②。该书是有关清康熙帝与准噶尔噶尔丹战争的第一手资料。本章的撰写,很大程度上依据了该书。在此有必要预先说明,由于在下面关于准噶尔和清朝的论述中,依据的是清朝的史料,就要把噶尔丹视作敌人。

康熙帝横越戈壁沙漠

尽管康熙帝已下决心亲征蒙古高原,但是准噶尔噶尔丹的大本营远在现今的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脉东边的科布多。这里距离北京约有3000公里,无论如何也不在清军的行动半径之内。因此,康熙帝在等待噶尔丹再次往蒙古高原东部的移动。

1695年秋,噶尔丹东进蒙古高原,越过肯特山,在克鲁伦河上游巴颜乌兰之地置营驻扎。这里距北京1000公里左右。当然,如果奇袭成功,巧取噶尔丹军最好,但携带粮食出征,一旦被敌人捷足先登,断了退路,清军无论如何也将是自取灭亡。

康熙帝把清军编为三路大军,越过戈壁沙漠去作战。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路军35430名将士从沈阳出发,迂回向克鲁伦河;康熙帝亲自指挥中路军37000人从北京出发,经现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西北向穿越戈壁沙漠中央,直指巴颜乌兰的噶尔丹大本营;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所率西路军35600人由内蒙古西部越过阴山山脉,横穿戈壁沙漠西部,师出翁金河,西向土拉河。

1696年4月1日(阴历二月三十日),康熙帝率中路军从北京出发。分为16路纵队的中路军最后的部队离开北京是5天以后的事了。师出独石口,进入内蒙古之地后,康熙帝即发出命令,为了提高行军效率,每天要在日出前开始行军,午后停止行军宿营,此时才允许开始炊事,规定每天只用餐一次,皇帝自己也遵行这个严格的规定。

西路军送来报告,预定4月16日开始进军,5月3日到达翁金河,23日到达土拉河,27日到达巴颜乌兰。5月9日,东路军送来报告,说东路军于5月6日向克鲁伦河出发了。这样,东路军,特别是中路军、西路军到达巴颜乌兰的时间就不能碰在一起。不得已,康熙帝传令东路军停止向喀尔喀河一线进军,以待战机。

这样在最初的计划中由三路大军组成的清军就少了两路。大臣们谏言皇帝退兵,康熙帝力排众议,表达了如前所述消灭噶尔丹的决心。另一方面,康熙帝在他写给皇太子的信中依然是以通彻冷静的笔锋,与此前写的信一样,作为父亲和帝国的君主,对后继者皇太子进行教育。在行军途中,皇帝不仅深知水草的情况,还采集植物,作为标本送到北京。随着北行的继续,气候寒冷了起来,接近敌人而产生的紧张感也逐渐变强了。清军和噶尔丹双方互派侦察队的情形,在康熙帝的信中表述得很详细。

在此期间,康熙帝率领的中路军行军顺利,于5月21日到达距噶尔丹驻地5日程的地方。可是在这天西路军费扬古勉为其难送来的报告中说,西路军被雨雪所阻,行进速度大大变缓,5月8日勉强能到达翁金河,预计6月2日才能到达土拉河。康熙帝十焦急,除了降低中路军的进军速度外别无它法。一面祈祷上苍,不要让噶尔丹发现清军而逃走,一面等待时机。

噶尔丹从克鲁伦河逃走

从断绝了联系的西路军费扬古那里送来了报告,说他们可于6月5日前后到达巴颜乌兰。康熙帝率领的中路军终于在6月6日全军组成战斗队列,开始了最后的进军。同日,康熙帝派遣的使者从克鲁伦河返回,报告了他会见噶尔丹部将丹济拉,通告其皇帝亲征的情况。7日,康熙帝自己也来到了克鲁伦河,但连敌人的人影都没见到。8日,康熙帝明确判断噶尔丹为了避开决战,已经逃遁。

康熙帝率领的中路军于9日到达噶尔丹的营地。所见马、牛、羊的足迹非常少,说明噶尔丹已陷入窘困。在蒙古包中残留着佛像及衣服等生活用品,锅里满是肉汤。从卫拉特方面逃向清朝方面的人说:“早先噶尔丹不相信陛下御驾亲征,直至大军逼近才知道这是真的,所有卫拉特人都显得动摇、狼狈,非常混乱。”得知清康熙帝亲征急速赶来的喀尔喀人十分高兴,说:“以前,卫拉特的人马甚是强壮,现在从卫拉特衰落的情形看来,还不及我们奴隶的奴隶、马夫。”

然而,这时清军士兵们分别携带的80天的粮食大部分已吃光,不要说继续前进,就是撤退也很危险了。而且此后与断敌退路的西路军费扬古的联系也中断了。6月11日,康熙帝下决心,一方面让平北大将军马思喀率少数精锐部队携带20日粮草继续追击噶尔丹,其他所有军队携带前往拖陵布喇克基地所必需的5天的粮草,踏上了归途。从所说的要捉拿和消灭噶尔丹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大的军事行动可以认为是完全失败了。

噶尔丹败于清西路军

寄托着康熙帝最后希望的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指挥的清西路军此时正在何处?长话短说,言归正传,费扬古西路军的主力与皇帝的中路军同时于4月1日从归化城(呼和浩特)出发,指向翁金河。另外,由振武将军孙思克指挥的一支队伍在此前的3月22日从宁夏(银川)出发。以下的记述依据从军孙思克部队的宁夏总兵官殷化行的笔记。

孙思克的部队于5月4日到达预定与主力汇合的巴尔哈孙之地。此时,费扬古已经通过该地继续前进了。孙思克的部队约在5月20日到达翁金河,但途中在沙漠中马和驮畜多有例毙,逃兵也不少。孙思克只好挑选精锐,把残余部分留在翁金河畔,疾行数日,勉强追上了主力军。

翁金河一带系山地,气候寒冷,到5月嫩草芽尚未发出。由于敌人已把上年的枯草烧光,数百里内一片灰烬。主力部队的疲劳也达到极限,马匹例毙,粮食被遗弃,士兵也接连不断地例毙。然而6月3日,西路军到达了土拉河畔之地,并从这里沿土拉河向东面噶尔丹的营地巴颜乌兰前进。

6月12日,西路军于黎明时分拔营出发。不久,哨兵报告已接近敌人。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下达命令,展开战斗队形前进,到达了昭莫多地方。该地位于今乌兰巴托市以东30公里,即“特勒尔济”国立公园入口处的桥边。该地北面群山连绵,山下是一片宽数里的河滩,土拉河蜿蜒穿过茂密的森林。在河的南岸,突现着一座马鞍形的小山,它与南面的山连接在一起。当时,西路军的前锋已经在山对面特勒尔济河汇入土拉河之处与敌人发生接触,佯装败走,将敌人引诱出来。

殷化行为了抢在敌人之前占领此座小山,麾兵登山。登上山顶后就见到噶尔丹军已登上半山腰。他们见到清军已登上山顶,就停在东边的山崖下,放开了小火铳。费扬古率领的清军主力也在一边登山,一边在山上布开战阵。清军的后续部队沿着土拉河南岸,从山的西面到北面布开了阵地。

噶尔丹军企图全力从清军手中夺下小山,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清军全部下了马,在炮兵的掩护下,改为步战。噶尔丹及其阿奴哈敦亲冒弹雨,弃马而战。双方多有伤亡,但并未决出胜负。日落时分,土拉河清军的一支部队从林中迂回,对噶尔丹军的左翼发起攻击,另一支清军则南向迂回出击噶尔丹军右翼,对见到的敌军后方的家畜及妇女、孩子们进行了袭击。噶尔丹军军心动摇,山上的清军对噶尔丹军发起了总攻,噶尔丹军仓惶逃跑,堕落于崖下,尸体遍布河滩。

就是在1696年6月12日的昭莫多之战中,噶尔丹的阿奴哈敦战死,其主力也被消灭了。尽管噶尔丹在少数部下掩护下得以逃脱,但他已经遭到两次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了。

康熙帝获知清军大捷

由于噶尔丹的逃走而怀着闷闷不乐心情踏上归途的康熙帝得知清军的捷报已是战斗发生两天后的事了。首先是6月13日,等待已久的西路军阻断噶尔丹军退路的消息到达了皇帝那里。翌日,14日半夜,从中路军分兵追击噶尔丹的平北大将军马思喀那里将昭莫多之战的捷报首次传到皇帝的营地。马思喀的信中写道:

臣等于(五月)十四日(阴历6月13日)在距巴彦乌拉十五里之地,询问过随哨兵前来的卫拉特人本泰。据他说,噶尔丹于特勒尔济地方与大将军费扬古军会战。噶尔丹败退后,重整旗鼓进行迎击。我军改为徒步,攻入敌阵,噶尔丹军崩溃逃走。我仰慕陛下,脱逃后前来归顺。

卫拉特人本泰也同时被送到皇帝那里。皇帝亲自讯问了本泰,并于午前4时给皇太子写了一封心情愉快的信。

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那里来的正式捷报,是于6月17日中午送到驻于进军基地拖陵布喇克的康熙帝手中的。从军的内蒙古王公及喀尔喀汗等领主们欢呼雀跃。接着在皇帝大本营的南门前设下祭坛。皇帝、皇族们、文武诸大臣、官员、蒙古首领们顺序列队,举行了行三跪九叩之礼谢天的盛大庆祝仪式。

噶尔丹的心腹丹巴哈什哈率众投降了清军,康熙皇帝亲自给他们赐坐,逐一问讯了每个

人。康熙皇帝在给皇太子写的信中说:“我以前就知道此人,到底是原本就出身高贵,说话很明确。”丹巴哈什哈对康熙帝说:

原来,噶尔丹有能力而且得人心。现在他悔恨深入乌兰布通之地作战,居于克鲁伦河、土拉河等地之间,对喀尔喀人及内蒙古人进行鼓惑,使其动摇,尽管似乎尚未做好布置,但认为此正是成大事的机会,计划打听到满洲人来的少,就进行战斗,来的多就避退,待满洲人回撤时,再尾随相机歼灭小股队伍。这样不出数年,他们的粮食和费用一定要耗尽,队伍疲惫。他的志向原本就很大。现在,陛下意外地率此大军,穿越不通人迹的沙漠,突然到来,显示了兵力。全体卫拉特人胆战心惊,7日(阳历6月6日)早晨转瞬间都逃跑了。由于连夜撤退,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舍弃了。后面大军紧追,在逃跑的混乱中,十三日(六月十二日)在特勒尔济之地与西路军突然遭遇。此时,自己尚有兵力五千余名,小铳不足二千挺。从克鲁伦河的巴颜乌兰之地以西一直受旱,没有一根草。在五天五夜于没草的地方疾驰中,不断有人掉队,到了特勒尔济之地的人很少。见到清军占领了高地,得了地利,卫拉特军占领了一个小山脊,徒步而立,等待清军进攻。清军徒步进攻,一边放炮和小铳,一边整齐地、缓慢地前进,到了只有十步之遥的地方。然后矢如雨下,飞了过来。噶尔丹的阵地前方开始动摇,之后丹济拉、丹津温布便逃跑了,阿拉布坦的部下尚在支撑。满洲的骑兵把自己的辎重完全包围起来,掠获了全部女人孩子,和非常多的骆驼、马,两万余头牛、四万余只羊。听说他看到如此情况,阿奴哈敦中弹身亡,噶尔丹带四五十人逃走。在混乱中,我也未看清。纵然他逃了出去,也只有饿死,不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么。

关于这次昭莫多之战的描述,与前述殷化行的笔记完全符合。

噶尔丹病死于阿尔泰山中

康熙帝的第一次亲征蒙古高原,多亏西路军克服了穿越戈壁沙漠的困难,如预定那样到达土拉河,这样才最终成功了。康熙帝结束了98天的大冒险,7月7日回到了北京。另一方面,准噶尔的噶尔丹汗保全了性命,带领着5000余人住在杭爱山中的塔米尔河畔。

最初,准噶尔部族的根据地是在阿尔泰山以西、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被称作准噶尔的地方。然而,在噶尔丹侵入漠北喀尔喀之际,这个准噶尔的根据地被举起反对噶尔丹旗帜的(噶尔丹)侄儿策妄喇布坦所统治。策妄喇布坦还把噶尔丹征服的东突厥斯坦各城市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清朝的康熙帝与策妄喇布坦联络,要求其协助抓捕噶尔丹。

噶尔丹被孤立于阿尔泰山脉以东。越过戈壁沙漠以西,在青海地方游牧的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同为卫拉特。噶尔丹的女儿是该和硕特部博硕克图济农的妻子,而且噶尔丹是西藏高僧的转世、达赖喇嘛五世的弟子。他年轻时曾在西藏留学10年,在西藏有从其前世继承来的属民。这样,康熙帝担心噶尔丹越过自己的旧领地哈密,经青海亡命西藏。康熙决定再次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回北京后只有3个月的1696年10月14日从北京出发了。

这次的路线是通过居庸关由张家口出长城,沿戈壁沙漠之南西进。与前次亲征不同,这次在各地受到了称臣的蒙古人的欢迎,是一次每天围猎、快乐惬意的远征。11月30日,皇帝渡过了已结冰的黄河,进入鄂尔多斯之地,在此滞留了近1个月。根据康熙帝的书信,鄂尔多斯草原的野兔、野鸡实在是太多了,由于是数只同时出现,所以即使是停住马,手脚不停地进行射猎,野兔还会跑进休息时搭起的帐幕里。兔子这么多,如果没有见过,在300年后的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情景。

噶尔丹则穷乏至极,流浪于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噶尔丹的部将丹济拉窥伺清西路军留在翁金河的粮食而南下,反而被清军于10月4日击败。从卫拉特方面降清的人持续不断。其中一个人说,在噶尔丹麾下有数百名士兵,饥寒交迫,所以逃跑的人非常多,还有的已经死去。这样,到了12月13日,噶尔丹派往青海、西藏使团的160人被清军俘获,他们携带的给达赖喇嘛及摄政的14封信也落到了清军的手中。

12月9日,从噶尔丹那里来的暗示要降清的使臣来到了皇帝处。康熙帝认为这正是结束远征的机会,便于1697年1月12日结束了为期91天的亲征,返回了北京。

1697年2月7日,正是农历正月上元节庆活动的高潮,传来了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在哈密被捕获的报告。康熙帝判断噶尔丹在近期也要出动了。他宣布要再次亲自指挥作战。对这第三次亲征,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康熙帝力排众议,于2月26日从北京出发了。这次通过大同,沿长城抵达宁夏。康熙帝准备在此展开对噶尔丹的最后讨伐作战。费扬古的军队从今内蒙古西部出击,副都统阿难达的军队从今甘肃省西部出击。越过戈壁沙漠,准备袭击住在阿尔泰山脉东端的噶尔丹的大本营。

从噶尔丹所住的阿尔泰山脉南麓的萨克萨图克里克之地西南越过戈壁沙漠,就是哈密城。可是,青海和硕特部、策妄喇布坦统治下的准噶尔部均已降清。另外,支持噶尔丹行动的五世达赖喇嘛大约于16年前的1682年死去这件事,于这年(1697)4月才被人们得知。

5月5日,从北京出发已经近70天了,康熙帝离开待了18天的宁夏,踏上了归途。在白塔待了10天,后乘船顺黄河而下,6月3日到达包头。此时,噶尔丹的死讯传到了皇帝那里。

根据费扬古的报告,噶尔丹的部将丹济拉的使者一行前来,报告说噶尔丹已于4月4日死于阿察阿穆塔台之地。早晨发病,晚上即死去,不知是什么病。康熙帝不知为何确信噶尔丹的死是服毒自杀。因此,此后清朝编纂的汉文史料都把噶尔丹说成是服毒自杀,但这并不是史实。

本书将在第六章详述这一问题。噶尔丹作为藏传佛教高僧温莎呼图克图的转世而诞生,就是所谓的活佛。他于其同母兄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后,为兄报仇并当上了准噶尔部的首领,娶了其兄的妻子阿奴达剌。噶尔丹从五世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了对其继承亡父的洪台吉称号的承认,而且还在准噶尔部第一次被授予汗的称号。虽然已还俗,但作为活佛而出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冈田英弘说,康熙帝大概是想否认曾使他如此劳顿可恶的敌人噶尔丹的作为活佛的神圣性吧。

死于感冒的噶尔丹的遗骨

康熙帝的第三次亲征费时129天,于7月4日回到北京。康熙帝打算把噶尔丹的遗骨寻到手,在刑场上碎骨扬灰。可是,由于噶尔丹的遗体在死去的那天夜里即已火葬,与皇帝的希望相反,噶尔丹的遗骨并非容易到手。噶尔丹的心腹丹济拉带着噶尔丹的遗骨和噶尔丹的女儿,逃到了天山山脉东端的吉木萨。那里有策妄喇布坦部下的营地。在那里,等待与住在博尔塔拉的策妄喇布坦联系之际,清朝的使者到达了吉木萨,并说服了丹济拉归顺康熙帝。有意于此的丹济拉从吉木萨出发不久,他们一行遭到了策妄喇布坦派遣的准噶尔军队的袭击,噶尔丹的遗骨被抢去。丹济拉逃往哈密,从那里又到了返回北京途中的康熙帝的营地。康熙帝将丹济拉招入自己的帐篷,只有他们2人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非常感激而宣誓效忠的丹济拉,康熙帝授予其散秩大臣资格,并在张家口外的察哈尔正黄旗划拨给了属民。

准噶尔的策妄喇布坦对于康熙帝引渡噶尔丹的遗骨和女儿的要求怎么也不答应。到了翌年(1698)秋,策妄喇布坦勉强仅把遗骨引渡给了清朝。被送到北京的噶尔丹的遗骨,在城外练兵场上,在整齐列队的满洲兵、蒙古兵、汉兵的注视下,被随风扬撒了。曾经称霸中央亚细亚、构筑了一大游牧帝国的噶尔丹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注　释:

①山室信一:《嵌合体　满洲国之肖像》,168、299页。

②冈田英弘《康熙帝的信件》于1979年11月刊行,引起了与东亚史研究有关的专家们的极大注意。

（摘译自《最后的游牧帝国》(日本)　讲谈社　1995年2月，原刊《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