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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宗亮:清代新疆屯垦中的土地文化
来源:边疆史 作者: 边疆史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5-22
 

原文出处:《兵团党校学报》2016 年第 5期,第6266页。

作者简介:衡宗亮,男,兵团党委党校民族宗教研究所讲师。兵团党委党校,新疆五家渠 8313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移民宗教信仰研究”(项目编号:15XZS0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明发展研究基地项目“民国时期新疆道教研究”(项目编号:XJEDU010415C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 清代新疆屯垦中以土地为核心的土地文化植根于中国人的土地情结,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的敬畏,社会生活中的休戚相关以及国家对新疆的有效统治,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清代;新疆;屯垦;土地文化

清代是新疆屯垦史上的鼎盛和集大成时期,其屯垦时间长、范围广、人数多、成效显,是历代所不及的。在有关清代屯垦研究中,多集中在屯垦的构成、规模、制度、作用等政治、军事、经济领域,而具体到以土地为中心的论述却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人们密切相关的土地文化为切入点,梳理这一时期新疆屯垦中的土地文化,探索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

一、基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土地文化

土地,百姓的一切活动离不开土地。建造屋舍、农业生产、节日庆典、安葬逝者等都与土地有关。因此,人们对于土地的祭祀也最为普遍。土地神,又称“土地公”“福德正神”“土地爷”。古代先民封土为社,祭之以求五谷丰登。《孝经纬》载“: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秦汉以后,统辖天下之土地之社神演化为国家专祀之神,即“后土皇地祇”,地方社神则成为土地神,为民俗广为祀奉,且遍设土地庙,土地文化也成为中国人的大众文化。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古国,农本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人们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我国著名学者钱穆曾说过:“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①。清代新疆屯垦是伴随着清军进军新疆的军事行动而兴起的,同时也将根深蒂固的土地文化带到了边陲西北。

新疆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补给困难,“道远多乏食,士卒不患战,患饥”往往成为进疆途中最鲜明的写真。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昭莫多之战,康熙皇帝有感而发:“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渍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炊颇难,区画不周,岂可妄动。”②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清朝吸取教训,并借鉴历史经验,开始进行屯田。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在巴里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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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 15 页。

②官修:《清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80》,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癸巳条。

带勘探地亩,清代新疆屯垦自此拉开历史序幕。

清代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时期,新疆地理环境独特,农业开发与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各类自然灾害时常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清代新疆自然灾害》一文统计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辛亥革命(1911)的 153 年中,新疆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 254 次,平均 0.6 /次,其中又以旱涝灾害为主。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促使人们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而广修庙宇,加以祭祀。

水是生命之源,新疆气候干燥,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限制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往往是“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农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②的情景。哈密地区的白墩子驿至格子烟墩驿沿途八站均属戈壁,“水源奇缺”,“虽有一二泉水,碱而微细”。康熙、雍正年间虽多次派人开挖,但收效甚小,致使“马至二三百匹即不能足饮,争挤吞沙,每多伤毙”。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征讨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再次派人勘察井泉,不但“处处得水”甚至在“地形高阜,沙碛干燥”的格子烟墩也“凿井得泉”,且“清澈畅盛,涛涛博济”。“将弁兵民,咸以为奇”认为是“神祇效灵,助国灭逆”,于是“修建龙王庙三楹,用答神庥”,并立“灵泉碑”以记其事③,表达人们的敬畏。

因此,从上述可以看出,与土地有关的坛庙是新疆屯垦土地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特色。这些坛庙主要有社稷坛、先农坛和保一方平安的土地庙、祈求风调雨顺的龙王庙、风神庙、虫王庙,添丁加人的娘娘庙,以及六畜兴旺的牛王庙、羊会、驼会等等。有清一代,伴随清朝统一新疆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大量士兵就地转为生产者和劳动者,以及内地移民的大量融入,这些人群成为开发和建设新疆的主力,逐渐形成了若干垦区。同样,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将内地的包括土地文化在内的汉文化带到了西域边疆,在哈密至伊犁一带,也逐渐形成内地移民社会。

二、社会生活中的土地文化

清朝初年的赋税改革促使中国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内地地区生齿繁庶,人稠地窄,而新疆则是“西陲平定,疆宇式廓……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④,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⑤,加之清朝对移民实边持积极的态度,屯户所使用的地亩、农具、籽种甚至移民之费用均由官府给予资助。丰厚的经济诱惑下,内地民众不远万里来到西北边陲“,尝嘉峪关吏,内地民人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⑥,成为开发建设边疆的主要力量。

这些移民特别是自发形成的移民,虽然远离故土,但“离土不离乡”,在登记户籍的时候,仍然写的是原籍。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中记载:“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⑦这些地名有一些至今延续下来。

同样,以乡土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民间结社性质的社会团体会馆在新疆十分普遍。新疆的会馆以乌鲁木齐最为典型,主要有两湖会馆、甘肃会馆、中州会馆、川云贵会馆、江浙会馆、晋陕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着极强的地方色彩,如会馆有救济贫困同乡的义务,晋陕会馆的楹联:“设馆以叙乡情,芳草天涯,不越归心之念;集会如回故里,桃园塞上,同联聚首之欢”体现了会馆的宗旨。另外,会馆不仅将家乡菜系带了过来,甚至将本省的乡土之神也带到了这里,每年定期举办祭祀性质的庙会活动。

中国古代农民往往受制于土地,绝大部分农民世世代代守护在这片土地,默默地在这块土地上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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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玉新:《清代新疆自然灾害初探》,载《历史教学》20019 年版第 22 期,第 10-16 页。

②⑦周轩、俢仲一:《纪晓岚新疆诗文》,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1 页。

③哈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密市志(19772000)》,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091 页。

④官修:《清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庚申。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757 页。

⑥清·和宁:《三州辑略·卷 3·户口门》,嘉庆十年(1805)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0 页。

耘,死后又葬在这块土地上,中国人有着厚重的地域观念和乡土意识。“汉人的秉性,十分难于改变。他们虽然迁居异地,与异族相处,但他们仍然丝毫无异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他们把原有的信仰习俗全部带到异乡,甚至好像把在内地家乡所习以为常的生活摆设也都搬进来了。”①因此,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新疆移民社会中,以土地文化为核心的移民文化也随之俱来。

中国人自古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将土地视为崇拜的神灵,并亲切地尊称为土地爷、土地奶奶,土地庙随着而建,春祈秋报的节庆与庙会也纷至而来。传说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生辰,在这一天人们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自初一日夜,亦张灯起,至初三日止,白昼间各铺户,作抬歌数十,献于土地神前,游街穿巷”②,土地庙遍布于城乡之中,其规模极小,形式简易,如清代镇西(巴里坤)的土地庙大约是三尺见高,两尺见方的长方体。一般是由土坯垒就,表皮抹草泥而成。其正面开一门框,框内嵌一木质牌位,上书“:土地神之社”或者“社神之宫”③。土地神或许成为汉文化中最“寒酸”的神灵。

清代新疆屯民一生或许与土地打交道,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周而复始的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表现出对土地的敬畏。建造房屋乃至墓地选址,都遵循着“明庄子,暗坟茔”这一不成文的规矩,不仅要选择黄道吉日,更要请道士等来看风水。兴建屋舍要动土,需先祷告土地,以求恩准。屋舍竣工、乔迁新居,理应答谢土地的关照。谢土,也成为中国百姓答谢土地的一种庄严仪式。

另外,新疆屯民的婚丧嫁娶与内地基本保持一致,“婚嫁无凭但论资,雄峰雌碟两参差。春分多少卢郎怨,阿母钱多总不知。”④同时,也有浓厚的乡土氛围。婚礼上,位卑言轻的土地神俨然成为最敬重的神灵,男女拜堂成亲仪式中排在首位的是拜天地,然后拜高堂和父母,足见土地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新疆屯民属于移民社会,乡愁情结十分浓厚。清代唱词《出口外歌》讲的就是陕西男子西行口外,经历一番曲折的经历后发财致富,但“不回家落骂名万古流传”,最终“挣下钱回家去忠孝两全”⑤,荣归故里的故事。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是我国古代人对死亡的一种直观理解。新疆与内地相距千里,各地会馆大多设有义园,并有专人看管,成为临时寄放灵柩或浅埋保护,将来移灵返乡之地⑥。当然,这里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死后埋在新疆,家人会请道士或和尚选一处风水宝地,择一块坟茔,埋葬逝者。“头枕天山一座岭,脚踏新疆东大门。头枕倾盆大雨,脚蹬大小南湖。”这首民间流传下来的《棺木入穴歌》或许就是巴里坤地区广大百姓选址的形象描述。

三、国家层面的土地文化

纵观清代新疆屯垦史,清朝不仅建立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而且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和内地新疆移民热情参与下,将内地的传统文化风俗和内地神灵移植到边陲西域,在新疆特别是在北疆地区营造出较为浓厚的移民社会,这不仅维护了清王朝的边疆安全,更是在深层次的推动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

(一)基于边疆安全的土地文化

西域,地处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更是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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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32-33 页。

②钟方:《哈密志·卷十七·风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第 85 页。

③许学诚:《神化镇西 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5 页。

④周轩、修仲一:《纪晓岚新疆诗文》,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⑤李吟屏、李宁:《清代唱词<出口外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81-89 页。

⑥刘德贺:《新疆近代的寺庙、会馆、义园》,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14 辑)》,1985 年版,第 118 页。

角逐,西北边防危机不断。西域新疆成为无数将士马革裹尸,为国尽忠的沙场,屯垦戍边也就成为我国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策略。

关帝信仰在清代新疆社会中十分普遍。在道教中,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佛教列关羽为十八伽蓝神之一。清朝皇帝对关羽推崇有加,顺治皇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①⑥,乾隆皇帝给塔尔巴哈台关帝庙、伊犁惠远城关帝庙御笔亲书“声灵绥祜”②和“神佑新疆”匾额,成为清朝的军神和保护神,列入国家祭典。钱穆曾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正是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他虽功臣未就,兵败被杀,“但无损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③也正因为如此,清政府在统一和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中将长征健儿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忠君思想转移到对关羽的崇拜中,融入到守土戍边中事业中。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要隘之地设立了台站和卡伦,结束了自汉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有边无防的局面,“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不无故轻让寸土于人”④,奠定了中国西部的国境边界线。

(二)基于社会治理的土地文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源,农以土为本。土地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土地作为农民财富的重要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围绕着土地而展开,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史就是一部土地战争史。因此,清廷对新疆的社会治理方面,清政府的政令也是坚持“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方针,遵循着以土为纲的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革常常成为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先导。⑤清朝统一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和新疆建省为新疆三大历史结点,也是新疆政治体制的三次大规模的变革。清朝统一新疆,面对新疆特殊的人文环境,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疆策略,达到“以示羁縻而已”的效果。然被视为“西北屏障”“北门锁钥”的新疆战略地位再次突显后,清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式设立伊犁将军府,代表清廷总揽全疆事物,驳斥了“取之虽不老,守之或太费”的错误观点,推行“屯垦兴边,以边养边”的方针。1884 年,清政府在吸取沉重教训后,对新疆的治理再一次进行调整,推行行省制,新疆建省,与内地整齐划一,新疆屯垦事业再度恢复起来。

清代新疆历史上的这三次重大历史变革聚焦政治变革,是不断完善清廷对新疆的治理的积极探索。清朝制定了一系列土地制度,鼓励开发边疆,促进了新疆屯垦事业的发展,清代新疆的屯垦规模大、时间长、种类多、成效显,是新疆屯垦史上的鼎盛时期和集大成时期。与此同时,清代新疆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边疆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

(三)基于文化边疆的土地文化

清朝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也将内地文化“搬迁”到西北边疆,从体现乡土特色的衣食住行和极具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祭祀制度、宗庙文化、教育模式等都从内地带了过来,在北疆地区形成氛围浓厚的移民文化社会。清廷对西北边疆的管理,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又是对新疆风土人情的适应与有效统治。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是古代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伊犁曾作为清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其祭祀活动是清朝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种有效方式。每年春秋二、八月之际,“于惠远城东郊设坛,以太牢香帛致祭山河,凡七坛”。祭祀当天,“各设神主,所有官员除出差使之外,概行分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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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成都蜀书社,2001 年版,第 325-343 页。

②[清]宗室兴肇:《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坛庙》,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年版,第 23 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35-136 页。

④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1 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501 页。

⑤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5 页。

处”。祭祀之时,将军下马,“率众官分处行祭,……三叩九拜”。此外,还要“恭读颁祝词”。这些祝文甚至是皇帝御笔亲书,如《新疆图志·祀典》中就有“高宗纯皇帝告祭博克达山文”“高宗纯皇帝告祭巴克图山文”“高宗纯皇帝告祭伊犁河文”等祝文。祝词恭读毕“,三叩兴”。最后,“神主官捧神主香帛正走,将军各官随至各坛东蘸炉侍焚毕而退。”①

这种以官方为主导的国家祭祀则巧妙的将“上天”和“君王”结合在一起,突显出封建社会君权神授的合情合理与合法以及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各安天命。此外,官修、民建或者官民共建的各种庙宇、学校、会馆等各类建筑也都蕴含着清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益浓厚的内地氛围,这种移民文化逐步转向为定居文化,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清政府也在尝试着将这些人群从外来移民向新疆本土人身份的转变,推动着边疆文化的形成。

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上层叛乱,统一新疆后,客居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的带领下,率众东归。“在现代历史上,或者更广义地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了。”②而近代以来我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更是西方列强窥觑的目标。反对外来侵略,守土卫国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内容。家园、家国意识的发展是清王朝统治新疆百余年后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产。

四、结语

古代中国是一个陆路大国,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使得其在民族信仰中内陆色彩较为浓厚,侧重“黄土“”黄河”情调。古代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考量上,“西守”要远远重于“东扩”,对土地的眷恋可以让中国的政治家发出“宁失千军,不丢寸土”的豪言。③屯垦戍边成为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西域)的重要国策之一。清代是我国封建王朝边疆治理的集大成时期,清代新疆屯垦不仅为边疆建设和边疆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将以土地为核心的内地文化随屯垦戍边进入新疆,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正如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所感“汉人虽迁居异地,与异族相处,但无论是精神活动还是物质生活,仍然丝毫无异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④

清代新疆屯垦中的土地文化成为移民新疆的精神乐土,正是这种文化促使无数新疆屯垦移民认为百礼略如内地,有益于内地人扎根边疆和建设新疆。清代新疆屯垦中的土地文化更使人们认识到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和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列强入侵奋起反击,保卫家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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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琫额纂、吴丰培整理:《伊江汇览》,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22 页。

[]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蒙古族尼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第 8 集)》,1948 年版,第 49 页。

③卓新平:《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3 页。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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