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48—51页。

作者简介：孔乾鹏（1986—），男，新疆伊宁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史专业（专门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疆与中亚历史文化研究。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清朝戡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统治高层总结历代经验和教训，立足新疆南北自身特征，根据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外部环境因素的催化作用下，顺应形势，不仅将治疆重心放在了天山以北，伊犁更是成为控御全疆的中心，从而改变了以往各朝重视天山南部的政策，对新疆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代；新疆；重心；转移；原因

自新疆纳入汉朝版图以来，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把治理新疆的重心放在天山以南地区。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一统新疆，形势大为改变，遂确定了以北制南、直接统治的原则，把治新的重心转移到了天山北部地区，从而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的开发。 清代治理新疆重心的转移有许多深层次原因，关于外因与内因对清高层决策影响程度的讨论，学者们意见不一①。 本文立足于南北疆自身特征及当时新疆所处的内外形势，揭示出清代治新重心转移的必然性。

一、清朝以前各王朝对天山以北控御状况缕析

汉唐盛时， 中央政府也难以完全掌控天山北路。 汉武帝时，汉朝虽然有效地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未能有效控制， 那里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 即使设置西域都护后，虽说控制了天山北路，但也是一些羁縻之区域，叛服不定，北路依旧遭到匈奴的袭扰和威胁，难以像南路那样实行有效的管辖，正因如此，汉朝把西域都护也设置在南路中段。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疆域广大，曾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统治，但也是大量设置羁縻府进行控制。 唐朝时设安西都护府，先在高昌（今吐鲁番），后移至龟兹。 后又设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县境内），所辖天山北路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 虽一南一北，但从设官驻军的重心看仍以南部为重心。 至唐势力稍弱，便叛乱不止，安史之乱后天山北路辖境尽失[1]（P86）。 元朝新疆基本归属察合台王国而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故元朝所辖疆域还没有包括今新疆的全部[1]（P125）。 明朝最盛时在新疆也不过设立了哈密卫，但大多数时候，其疆域就限于嘉峪关以东、长城以内了[1]（P136）。 综合看来，因为能够有效地统御天山以南，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把治新重心放在天山南路， 而北路情形异常复杂，且是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新疆也常有草原游牧民族在其中移动。 他们的移居与战争记录，构成了一个比东北地区的部落民族更为复杂的历史”[2]（P104），导致天山以北地区很难完全控制 。 历代王朝虽然气势恢宏，但触及到新疆北部，限于自身实力或游牧民族势力的强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故官修《西域图志》记述：“虽汉唐盛时，亦颇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设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 即有一二羁縻之国，然叛服不常，征调弗应，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 ”[3]深刻反映了“以北制南”是清政府总结了历代经营西域的经验和教训，基于对天山北路重要性的认识。

二、新疆南北部自然人文条件对治理重心北移的影响

新疆这一广大地域，作为自然综合体，其主要特征是远离海洋，四周高山环绕，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天山山脉横贯新疆中部，对新疆气候具有重大的影响，造成了天山南北两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 天山南北两个大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在地形地貌、经济模式、民族构成、文化人文等诸多方面有明显差异的地域[4]。 天山南部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绿洲经济形态，在这些绿洲上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城郭诸国”。 在天山北麓和阿尔泰山南麓的山间谷地，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天然牧场。 这些牧场与东部的蒙古草原和西部的哈萨克大草原相连， 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想场所，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地迁徙[2]（P106）。

南北不同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古代天山南北两部不同的地位[5]（P8）。 拉铁摩尔指出：“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决定者，地理特点的差别的意义，只是表现在后来社会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 在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这样或那样的环境特征可能会发生作用。 ”[2]（P114）南部散布在各个绿洲上“城郭诸国”的农业民族，和大多数农耕民族一样，有较强的地域观念，性情较为温和，缺乏外拓精神。 正因为“绿洲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原子’社会，绿洲的性质造成了比较狭小地区内的大量人口， 而周围或者是毫无人烟的沙漠，或者是只有少数游牧民的草原。 同一区域内的绿洲居民倾向于雷同，但不可能合并起来。 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特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发展的范围不容许他们向外扩展。 在他们的统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2] （P346），“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6]（P120）的。 所以当遇到外敌入侵时，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与此相反，北部的游牧民族因“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逐美草甘水而驱牧”[7]，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说过，“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8]，为争夺牧 场 、牲畜 、财产而厮杀是司空见惯的事。 因生存的需要，使他们养成了粗犷剽悍、好勇斗狠的尚武精神。 游牧民族娴熟的骑射技术和骑兵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有力地袭击定居社会。 游牧民族兵制，在一定程度上把生产活动与军事活动联系起来，把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配合起来，因而，其组织强度高于一般农业国家的军队。 他们往往很容易征服南部各地，作为自己的后方补给地。 这也就是前人所说的新疆“北可以制南，南不可制北”[9]（P169）的原因所在。 经济差异所造就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使北疆游牧民族更具扩张性， 北部地区有统治全疆的人文环境优势，可见有内在动力促进治新重心的转移。

三、重心选择下伊犁特殊地位的凸显

（一）伊犁战略空间位置的优越性

伊犁的空间位置决定了其在统治新疆的中心地位，清朝西北边疆地域广阔，清政府治下的西北疆域即“自伊犁西北行，北至巴勒喀什淖尔，西至吹、塔拉斯，俱连沙碛，通藩属右哈萨克界”[10]。 伊犁基本上处于其统治的中心位置， 且东南北三面环山，地势向西开阔，不易受到外部的攻击，向西可防御俄罗斯，还可以抵制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对西北沿边地区的侵扰。 其交通地理位置也十分凸显，“自伊犁东南行，至登努勒台。 南逾天山，接天山南路哈喇沙尔界。 东过博罗图塔克，接天山南路辟展界。 东北接库尔喀喇乌苏属之晶河界。 西北接哈萨克界，西接伊犁西路界”[11]，由于地处河谷盆地，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冬暖夏凉，宜农宜牧，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建牙场所。 所以，位居天山北路的伊犁，“形势甲西域，高山长河，表里环抱，汉之乌孙大昆弥治，唐之突厥可汗庭，当在于此也。 虽俗不土著，云集乌散，而厥酋负阻，是有常区，以为斗智角力之藉，亦所谓扼要者欤。 自是东南行五百余里，胥水泉之腴壤，实山川之隩区。 盖准部以伊犁为庭，而自哈什（即今哈什河）迄裕勒都斯，其门户也”[12]。 居如此优势地理，准噶尔曾在此发展壮大，这对马上得天下的清朝而言不啻为一个深刻的警醒。 清廷决策者深知草原和气候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也熟知游牧民族军队的快速机动性和作战实力，故占空间优越地位的伊犁自然成为最理想的战略选择地。

（二）伊犁政治上的优势

伊犁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曾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政权长期据守与清朝政府对抗的主要根据地，“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居之。 人皆强悍，逐水草，无城郭”[13]。 准噶尔乃边疆不稳之根本因素，“一日不灭，则蒙古一日不安，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14]，所以，清朝政府要铲除边患，就必须征服准噶尔，要征服准噶尔，不取其腹心要地伊犁，就不足以镇抚之[5]（P12）。 可见，伊犁在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统一新疆后，大力经营伊犁地区，重视当地经济的发展，修边安民，抚绥厄鲁特蒙古各部，给予最大的帮助和支持，民心归附，安居乐业。 占据和重点发展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伊犁，不仅可以在政治上瓦解准噶尔，减轻平叛的阻力，而且可以控御天山南北，防止准噶尔叛乱分子死灰复燃，达到稳定全疆的目的。

在伊犁政治、地理优势的凸显下，将治新重心北移至以伊犁为中心的天山北路，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伊犁周边环境的不稳定性

伊犁北、西、西南三面边外为俄罗斯、哈萨克和布鲁特诸部所包围。

1.哈萨克、布鲁特等入牧

哈萨克、布鲁特作为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 沙俄对哈萨克大草原的侵入愈加深入，其牧地日渐缩小，而与哈萨克毗邻的伊犁以及天山以北有丰美空旷的牧地，成为哈萨克、布鲁特竞相追逐的理想游牧地，越界游牧的现象日渐频繁。 尽管清政府一再重申不得私行越界游牧，“疆界不可逾越”[15]， 但在沙俄压迫下人畜日显拥挤的哈萨克，为了生存，仍冒险越界游牧，屡禁不止。

2.沙俄的入侵

沙俄在 18 世纪初就已侵占了额尔齐斯河中下游谷地，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南扩张。 清朝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彻底平定准噶尔时，沙俄已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塔尔巴哈台和萨彦岭一带。 沙俄曾在准噶尔原牧地“造屋树栅”，行抢占之实，乾隆帝认为准噶尔地方“此时已内附，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 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准部地方之意”[16]（P755），沙俄的入侵逐渐深入，清政府面对很大的周边压力。

在外界的压力催化下，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看来， 驻兵屯田， 惟当渐次扩充”[17]（P807）。 为此，清朝政府从内地各省区调满、汉、锡伯、索伦、达斡尔、蒙古、回等各族官兵数万名，携眷到伊犁地区驻防屯田， 同时又组织 6000 多户维吾尔族农民从天山南部各地遣往伊犁种地生产，促进了伊犁地区的开发。 伊犁周边环境的严峻形势促使清王朝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疆北路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治新重心转移决策的进程。

四、清朝所处的形势

（一）严峻的天山北部经济状况

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决定出兵天山南北。 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与汉、唐等朝统一西域首先从天山南部开始不同，清朝政府首先进兵天山北部，在这里驻兵屯田，为后来把治理新疆重心放在天山北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底，清朝统一了天山南北各地后，对新疆进行直接管辖。 战争是在血与火中进行的。 在长达五年的战争中，北疆“经两次大兵、又阿睦尔撒纳焚掠之后， 众厄鲁特数年来未能耕种、畜牧抛荒”[18]，加上天花流行，人口锐减，“天山以北地区经济破坏比较严重”[4]，经济亟待恢复。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快消除战争造成的恶果，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力，就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的首要问题。 如果经济不恢复，就会引起新疆社会动荡，那么，统一战争的成果也会很快丧失。 面对西北沿边地区经济衰退，政府需要全面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经营。

（二）信仰背后的价值取向

清统一新疆后，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寻求一种精神力量来收拢、维系民心，而厄鲁特蒙古崇信的喇嘛教， 自然成了清朝维系民心的思想武器。乾隆帝作为封建统治者， 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在这里，必须考察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如何将自己的表象，加之于其他群体的表象之上。 “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建构社会世界的基础”[19]，他对喇嘛教的态度，必然影响到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从而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20]（P158）。 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朝统治边疆一项重要政策。 “蒙古遵黄教，其来已久时，以神道而设，因俗习为治”[21]。 喇嘛教渗透到了厄鲁特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凡决疑定计，必咨于喇嘛而后行”[22]。 正由于喇嘛教在新疆厄鲁特蒙古中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势力，喇嘛教对准噶尔的政局也有着重大影响，准噶尔贵族总是把喇嘛教作为分裂割据、扩张势力的工具。 清朝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安抚天山以北蒙古各部，大力提倡黄教，乾隆帝下令：“准噶尔人等，向知尊崇佛法，朕特为广布黄教”[23]。 清统治者在天山以北修建寺庙，遣送喇嘛，“准噶尔旧日供养之大喇嘛，现俱无存，请派济隆呼图克图前往等语，著照所请遣往”[24]，天山以北尤其是伊犁的宗教地位是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并经准噶尔统治者大力推崇和发扬的，已深入人心。 加强对喇嘛教的控制与利用，可尽收蒙古之心，也可堵塞叛乱分子以灭坏黄教，剿戮喇嘛等语煽惑，有利于稳定厄鲁特各部乃至全疆，故“重北”势在必行。

清朝立足当时平定准噶尔后，北疆形势颇为严峻的情形以及伊犁地区的优越性，总结历代治新经验和教训，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以北制南”、直接统治的原则引导下， 即以天山北路伊犁为中心，控御当时新疆广大的统治地域。 这样，中央政府治新的重心最终转移到了天山北部地区。 自此以后，新疆的统治重心一直都在天山北部，对新疆的开发、西北边防的巩固及全疆的稳定，发挥着重大作用。

注释：

①关于沙俄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威胁与清政府的治新政策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管守新认为，沙俄在我国西北的“和平侵略”活动，并没有对清政府的治新政策产生太多的影响（参见：管守新著：《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2 页）。 而齐清顺、田卫疆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沙俄越过乌拉尔山东进南下，侵入中国西北边疆，对西北边境地区的威胁已经引起清政府的关注。 为此改变历代中央王朝重视天山南部的做法，而在伊犁地区设置军府加以统治（参见：齐清顺、田卫疆著：《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总论第 6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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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西域图志·卷 12·疆域 5·天山北路 2[ M] .

[ 12] 西域图志·卷 1·图考 1·天山北路图说 2·伊犁东路、辟展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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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清高宗实录（卷 490）[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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