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善蒙古形成之时,正是清前期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时期,本文将阿拉善蒙古放到这一动荡局势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其与西北其他势力集团的复杂关系,探讨了其与清政府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并论述了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稳定西北局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阿拉善蒙古；清政府；西北地区

阿拉善蒙古,清代又称“阿拉善额鲁特蒙古”,主要成员为额鲁特蒙古中和硕特部属众,游牧地在阿拉善一带,故而得名。阿拉善蒙古形成之时,正是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交锋与重组的时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阿拉善蒙古的动向及最终的政治归属牵动着包括清政府在内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并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阿拉善蒙古与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

阿拉善蒙古形成于17世纪后半叶,康熙十五年(1676),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先后攻袭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与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楚琥尔乌巴什被囚,鄂齐尔图被杀。[1]准噶尔部势力的膨胀,导致一些不甘忍受噶尔丹统治的鄂齐尔图与楚琥尔乌巴什的旧属纷纷逃离原游牧地,这些旧属即成为其后形成的阿拉善蒙古的基本成员。其中,以和罗理为首的和硕特部余众逐渐成为这些零散势力的中心力量。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为其划定宁夏、甘州边外的阿拉善地区作为游牧地,[2]阿拉善蒙古得以形成。

和罗理最初率部众由天山北路一带向东南方向移动,“逃至沿边,抵达甘、凉、肃等州边境”。[3]不久,又“率众徙牧大草滩”。[4]但这里并非和罗理等人的目的地,他们的意图是向青海北部移动。康熙十七年(1678),“和罗理遣使至靖逆将军所,称避乱赴青海”。[5]由于和罗理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具有亲缘关系,[6]青海方面也愿意与和罗理等人联合。但是清政府并不支持和罗理借路内地前往青海的请求,[7]加之和罗理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因此打消了青海之行的念头,一面“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为防御计”,一面率部北迁,“徙牧额济纳河界”。[8]不久,噶尔丹果然兴师动众,率兵远征青海。但由于和罗理等人的情报使青海和硕特部事先做好了防备,清政府闻讯后也当即命令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整饬我军,严加防护”,[9]这些预防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噶尔丹向青海扩张,加之噶尔丹内部“从者异志”,[10]噶尔丹被迫中途撤兵。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噶尔丹忙于向天山南路等处扩展势力,暂时停止了追击和罗理等人的行动,为西北其他政治势力试图联合这部分和硕特部属众提供了契机。喀尔喀蒙古墨尔根汗额列克之妻与鄂齐尔图之妻是姐妹,在噶尔丹攻袭鄂齐尔图之时,额列克的孙子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就曾出兵救援鄂齐尔图,但没有来得及,为此与噶尔丹结下仇怨。[11]康熙二十一年(1682),最初逃往西藏的鄂齐尔图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立即与他开始了密切往来,并将女儿嫁给他,旨在结成一个防御噶尔丹的联盟。[12]这次联姻对于当时的局势有着直接影响,清政府对这次联姻的评论恰好能够说明这一点。康熙在一上谕中指出:“今闻衮布喇卜坦(即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笔者)取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相犄角。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欲以兵向衮布喇卜坦、巴图尔济农(即和罗理———笔者),则恐喀尔喀土谢图汗蹑其后;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衮布喇卜坦等蹑其后。”[13]可见,清政府对两者之间的这次联姻十分重视,认为这将对噶尔丹形成不利的局面:由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土谢图汗结成了联盟,双方相互接应配合,噶尔丹向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受到滞碍,因为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来自背后的威胁。应该说,清政府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很显然清政府也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土谢图汗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的联姻也引起了噶尔丹的忌恨,并成为噶尔丹在几年后攻击土谢图汗的一个借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尔丹开始插手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纷争,并且由于“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尝助鄂齐尔图,且以女妻鄂齐尔图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14]在其进行了充分准备后,于次年五月引兵三万进攻土谢图汗,西北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之间的冲突不但很快引起了准噶尔部和清朝之间的战争,同时其他政治势力集团也试图利用这次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阿拉善蒙古处于这样一种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阿拉善蒙古的力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颇具战略意义:西北部是噶尔丹的势力，东北部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西面是刚刚崛起的策旺阿喇布坦，东面和南面则是清政府集结的军事力量。哪一方控制了阿拉善地区的蒙古各部，都将在以后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增加一个很有分量的祛码。因此，这几方势力都对阿拉善蒙古进行了积极争夺。

出于对噶尔丹栽祖夺地之仇的愤恨，以及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之间新近结成的姻戚关系，阿拉善蒙古对土谢图汗的支持是不难理解的。在土谢图汗准备与札萨克图汗沙喇、噶尔丹兵戎相见时，先行通知了罗卜藏衰布阿喇布坦。罗卜藏衷布阿喇布坦得到消息后，立即自阿拉善发兵，积极地配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带兵深人准噶尔腹地额林哈毕尔嘎一带，俘获了部分准噶尔人，在古尔班诺门与土谢图汗会师。其后不久，罗卜藏衷布阿喇布坦又协同土谢图汗追斩前往沙喇处的噶尔丹的弟弟多尔济扎卜。[15]另外，和罗理听闻噶尔丹大兵进攻土谢图汗之后，“伏思前仇，急欲往援土谢图汗”，立即向清政府请求资助兵器前往应援。[16]阿拉善蒙古给予了土谢图汗极大的支持。

自从噶尔丹介人喀尔喀事务后，意识到此前他对和罗理等人的忽略是一个战略性失误，尤其是清政府已经抢先将和罗理等安置在阿拉善地区，为其攻取喀尔喀蒙古设置了障碍，噶尔丹为此深感不安。康熙三十二年(1693),噶尔丹的支持者西藏第巴桑结嘉措假达赖喇嘛名义，向清政府疏言将和罗理等“安插于西海(即青海—笔者)，可以保无盗贼，而教之遵行法度”。[17]目的是借机控制和罗理等人，并使阿拉善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从而为噶尔丹疏通从科布多到青海和西藏的道路。清政府识破了这一企图，予以坚决驳斥。此后，噶尔丹又竭力争取和拉拢阿拉善蒙古中年纪尚轻的噶尔亶多尔济(鄂齐尔图之孙)，试图分化阿拉善蒙古，从中分裂出一支支持他的力量。他遣使向噶尔亶多尔济说:“汝姐阿奴(噶尔丹之妻—笔者)在日，言我必以女钟齐海嫁噶尔亶多尔济，我已允之矣。今汝姐已没，此女或娶或不娶，唯汝裁之。”[18]噶尔丹想以女儿为诱饵拉拢噶尔亶多尔济，但此计未能奏效。噶尔丹又让桑结嘉措直接出面，“檄噶尔亶多尔济以兵往”，“缮军械，助噶尔丹”，可是噶尔亶多尔济依然不为所动，“辞不赴”。[19]由于阿拉善蒙古与噶尔丹之间的世仇，噶尔丹在争取阿拉善蒙古的斗争中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另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策旺阿喇布坦也在密切关注阿拉善蒙古的动向。康熙三十一年(1692)，追随和罗理一同在阿拉善地区驻牧的楚琥尔乌巴什之孙罕都，曾纠集属下罗卜藏额林臣、祁齐克等，“潜谋逃亡，欲赴策旺阿喇布坦所”。[20]这一事件的背后很可能有策旺阿喇布坦的活动，因阿拉善蒙古中有一部分成员是准噶尔部楚琥尔乌巴什的旧属，罕都是策旺阿喇布坦的堂弟，罗卜藏额林臣又是其堂叔，策旺阿喇布坦很有可能利用这层亲属关系来招徕他们。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前后，策旺阿喇布坦得知噶尔丹欲将女儿嫁给噶尔亶多尔济，曾多次派人前往噶尔亶多尔济处，劝他不要“堕其局而娶其女”，称噶尔丹此举“殆因无定居之策，故逛汝是实”。同时，又极力拉拢噶尔直多尔济，屡次向其游说:“我辈向来同好”，“如仍前和好，想互有利也”。[21]由此可见，策旺阿喇布坦也试图分化阿拉善蒙古以为其所用。

在上述各方政治势力积极谋夺阿拉善蒙古的过程中，清政府也在审时度势地调整对阿拉善蒙古的态度和政策。清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不但直接影响着阿拉善蒙古的命运，也间接影响着西北地区局势的发展。

二、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

 和罗理等人放弃了投奔青海亲族的计划之后，被迫辗转迁徙、游移无定，处境极为窘迫。为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急需另寻新的强有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清政府成为他们心目中最佳的选择。于是，和罗理等人开始积极地向清政府多次上表“恭请圣安”，恢复鄂齐尔图时期每年向清政府人贡的做法，[22]并“屡疏奏请救印”，[23]表示愿依清朝皇帝为主。通过这些行动向清政府传达了其归属的愿望。

 但当时清政府正全力平定三藩之乱，对西北地区只求暂无大乱，尚无暇顾及该地区的具体事务，因而对和罗理等人的这种归属意图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而是将和罗理等交由噶尔丹处置，“檄噶尔丹收取之”。[24]随着三藩之乱被平定，清政府能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和处理西北地区的事务。这时候，噶尔丹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也促使清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和罗理等人在西北地区局势中所处的位置。为了达到牵制噶尔丹的目的，清政府决定收纳和罗理这支噶尔丹的敌对势力。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为和罗理等人划定阿拉善地区为其游牧地，并制定法规予以约束，宣告了阿拉善蒙古的形成及其与清政府臣属关系的初步确立。

虽然清政府初步安置了和罗理等人，但并未对阿拉善蒙古编佐设旗，双方的关系仍显松弛。特别是在噶尔丹兴兵东进、西北地区局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清政府与阿拉善蒙古之间这种略显松弛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清政府最初曾声明由噶尔丹收服和罗理等人，所以噶尔丹对于清政府又绕过他本人将和罗理等自行收归旗下的做法非常不满，他遣使质问清政府:“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藏滚布、额尔德尼和硕齐之事，前遣内大臣已向我等言之矣。今闻又以伊等之事闻之达赖喇嘛，信有之乎?”[25]因此，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前往噶尔丹处劝其与土谢图汗息兵之时，考虑到“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事”，康熙帝曾特别嘱咐阿喇尼等如何作答:“尔等但述……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虽在我地驻扎，并未受彼归顺，分为旗队。况厄鲁特、喀尔喀交恶之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请曰:‘乘此机会，欲复我仇，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赐我等兵器。’亦曾谕而遣之曰:‘厄鲁特、喀尔喀向俱诚心朝请职贡，联未尝异视，但欲使两国罢兵安生而已，岂肯给尔兵器，使尔兴戎耶。’其以是答之，将此等案卷，俱录之以往。”[26]可以看出，清政府此时是将阿拉善蒙古视为手中一个可收可放的筹码，试图以此安抚噶尔丹，作为缓兵之计。但未能奏效，“使如旨谕之，噶尔丹不从”。[27]而且，由于清政府对阿拉善蒙古态度的摇摆，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先是阿拉善蒙古中原属准噶尔部的罕都、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趁乱生事，“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且抗官军”。[28]此后不久，和罗理部下也发生了“掠喀尔喀丹津额尔德尼牲畜，有拒者辄杀之”[29]的事件。

阿拉善蒙古地区屡屡出现的动乱，使清政府对和罗理等人心生疑虑，认为在噶尔丹大军逼近之际，若“和罗理仍留阿拉善牧，将不靖”，遂决定将和罗理等“徙至归化城，将置察哈尔”。[30]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派将军尼雅翰等前往和罗理处安排内迁事宜，并做出指示，如和罗理等“不肯内徙安插，即令尼雅翰等率大兵剿灭之”。[31]清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担心阿拉善蒙古的混乱局势会成为清政府对准部作战的后顾之忧。但这一仓促决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事态愈演愈烈。

闻知清政府令其内迁的消息后，阿拉善蒙古各部皆疑惧不已，他们在阿拉善一带游牧已有五年之久，而且“白赐牧阿拉善后，所部富安”，[32]突然之间令其迁徙，自然不愿从命;当时又正处于战乱时期，和罗理等“闻大军将至，惧讨”，[33]在清军尚未到达之前，便全部叛逃而去，尼雅翰等率兵追之不及。

阿拉善蒙古的奔逃，使西北地区的局势更为动荡不安。不久，边境上接连传来受到和罗理等人攻掠的消息。为预防计，清政府一面“令鄂尔多斯、乌喇特、喀尔喀各整兵备之”，[34]一面又在这些地方拨派兵丁近五千余人。[35]这些迫不得已的军事调动严重干扰了清政府对准部的作战部署。

应该说，在与准部交锋后，清政府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稳定阿拉善蒙古的心态并使之为其所用。清政府只考虑到要维护边境地带的安定，却忽略了阿拉善蒙古在清准战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能充分利用阿拉善蒙古的力量，依凭阿拉善蒙古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对东进侵扰的准部蒙古形成牵制并截其退路之势，对于清政府而言是极为有利的。

随着局势的变化发展，清政府意识到了其对阿拉善蒙古政策的失误，为此，清政府迅速调整策略，采取补救措施。康熙帝派人晓谕和罗理，表示对他无困杀之意，并同意他“欲居何地，惟其所择，但不得扰害边塞地方”。[36]在得知其部“属众馁甚，请赐给模粮”之后，又立即“令鄂尔多斯蒙古送至归化城”。[37]与此同时，对与和罗理一同叛逃的阿拉善蒙古其他部众也实行宽有政策。另外，针对噶尔丹和策旺阿喇布坦都极力拉拢的阿拉善蒙古中的噶尔亶多尔济，清政府也积极对其进行争取，多次派人前往噶尔直多尔济处加以笼络;“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并表示康熙帝“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同时对噶尔亶多尔济的部众进行优恤。[38]

对于阿拉善蒙古而言，此次背清而逃并非其本意，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其与清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不够，加之清政府又采取了激进政策，阿拉善蒙古的行为是在这种局势下做出的一种本能反应。在其奔逃期间，阿拉善蒙古并未就此依附于西北地区其他政治势力集团，而是仍在观望清政府的态度，等待与之复合的机会。正如和罗理事后所言:“臣虽奔遁，不敢负圣恩，留处边外，望纶音如重生。”[39]清政府的补救措施适时地提供了这一机会，使阿拉善蒙古各部逐渐消除了对清政府的疑惧。康熙三十一年(1692)，阿拉善蒙古的中坚力量和罗理率部向清政府请降，偕子奉命来朝，“弛至，泣服罪”。[40]清政府同意其仍归旧牧。经过此次反复之后，阿拉善蒙古坚定了归附清政府的诚心，尤其是和罗理，内附之心愈坚。当其属下齐奇克复叛之时，不待清政府出兵，和罗理自己就派兵“追诸褥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41]和罗理通过这种行为，向清政府、同时也向其属众表明了忠于清政府的坚定意志。

当噶尔丹开始与清政府对抗时，和罗理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集游牧之众，捐躯效力”，[42]明确表示与清政府站在同一阵营。与此同时，噶尔亶多尔济对清政府的拉拢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向清政府表明其与噶尔丹的决裂:“噶尔丹，乃杀我祖父，不共戴天之仇。”接着做出愿与清政府共击准军的承诺:“我愿率领所部，从大军效力。”[43]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拥护，不仅使清政府对阿拉善地区的稳定局势感到放心，而且使清政府在与准部及其他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支积极力量。

以上可以看出，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对彼此的选择起初并不十分一致，尤其表现为清政府在评估当时西北地区局势的过程中，对阿拉善蒙古的政策有过几番调整。可以说，清政府对阿拉善蒙古的认识，是随着其与准噶尔部的斗争而不断深化的。而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归属意识则比较明确。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噶尔丹还是策旺阿喇布坦，尽管他们都对阿拉善蒙古怀有各自的政治野心，但无一例外地都未能达到目的，清政府在这场角逐中成为最后的赢家。

三、阿拉善蒙古对稳定西北边疆地区局势的作用

阿拉善蒙古最终选择清政府作为政治归属的对象，对清政府以及对当时西北地区的其他政治势力集团都产生了影响。清前期西北地区数十年间都处于动荡扰攘的战乱局面，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等势力集团，先后掀起反清战争，清政府为此连年出兵西北进行征讨。在此期间，阿拉善蒙古屡屡参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且忠心效力、屡建战功，成为清政府统一和巩固西北边疆过程中所倚重的得力臂膀。

首先，在清前期康、雍、乾三朝出兵西北征讨各股反清势力时，清政府充分利用了阿拉善蒙古的力量，“辄以所部为军锋”。[44]关于清前期阿拉善蒙古在西北地区的历次征战情况，详见下表。

清前期阿拉善蒙古在西北地区征战概况表

除了组织蒙古骑兵直接参与征战,阿拉善蒙古还专门拨派人员充任军中向导,一是为清政府军需羊只指引水草牧场,一是赶赴前线为清政府解送军用驼马。清政府从各地采购的军需羊只,先是“在宁夏地方分厂(场)牧放,俟膘力壮健,选派熟悉路径弁兵指引前道,即由口外草地且牧且行缓解来肃”。[45]而充当“熟悉路径弁兵”的就是阿拉善蒙古人,他们负责“按站踏勘水草丰茂之地,俾羊只随行以利攸往”。[46]此外,还有一部分阿拉善蒙古人负责为清军解送作战需用的以及各台站需用的驼马。[47]

另外,阿拉善蒙古在物力上也竭其所能支援清政府。一方面,阿拉善蒙古主动向清政府捐献军用物资。乾隆二十四年(1759),身在后方的阿拉善札萨克罗卜藏多尔济闻知前方战事吃紧,自愿捐输五千只羊作为军粮。[48]随后,阿拉善蒙古又进献骆驼二百只作为军用。[49]另一方面,阿拉善蒙古还在该地为清军积极购办军需品,主要是采买牛羊等牲畜。清政府曾多次谕令陕甘总督黄廷桂在筹办马匹等事项上,“皆与罗卜藏多尔济议定”。[50]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物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军需供应方面的困难。

四、结　语

阿拉善蒙古部落的形成,是17世纪准噶尔部势力膨胀的结果,同样因为受到准噶尔势力的干扰,阿拉善蒙古未能实现与其亲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联合,但这也在客观上保持了阿拉善蒙古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置身于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避免被其他政治势力消灭或吞并,阿拉善蒙古选择了内附清朝。应该说,这既是阿拉善蒙古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而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清政府为维护和巩固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而乐于接受的一种选择。正因为阿拉善蒙古和清政府在谋求各自利益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双方的关系才得以不断的密切和稳固。

阿拉善蒙古政治归属的选择,对当时西北地区各政治势力集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青海和硕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旺阿喇布坦以及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阿拉善蒙古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也都有联合阿拉善蒙古以削弱或牵制其他势力集团、壮大和巩固自身势力的意图。但是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臣属关系的确立,令他们的这种政治意图纷纷落空。而且,当西北地区的政治势力集团(尤其是准噶尔部)与清政府发生对抗时,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忠心维护,也使得它们的军事行动颇受阻滞。

总之,将阿拉善蒙古放到清前期西北地区数十年间的战乱局势中加以考察,阿拉善蒙古的形成及其政治归属的倾向,既与当时的战乱局势密切相关,又对清政府最终收拾这一混乱局面具有积极意义。

[1]参见Henry H. Howorth, F.S.A,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6,vol.1, p.622。

[2]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

[3]《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4]《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扎萨克多罗贝勒和罗理列传》。“大草滩”,位于今甘肃民乐东南。

[5]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光绪十年浙江书局校刻本。

[6]和罗理之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为青海顾实汗第四子,因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鄂齐尔图之父)作养子,是以未同顾实汗等移牧青海,而是与鄂齐尔图等居牧一处。参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阿拉善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3,康熙十七年五月甲子。

[8] [10][1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9] 《清圣祖实录》卷72,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庚申。

[11] 参见《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

[13]《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甲申。

[14]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15]参见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5页。

[16]参见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殿刊本，卷4，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17]《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己丑。

[18]《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甲子。

[19]《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

[20]《清圣祖实录》卷155，康熙三十一年六月癸卯。

[21]《清圣祖实录》卷lsl，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丑。

[22][24]参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23]《清圣祖实录》卷123，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

[25]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甲寅。

[26]《清圣祖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

[27][28][32][33][3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29][30][34]《外藩蒙古回部工公表传》卷80《扎萨克贝勒和罗理列传》。

[31]《清圣祖实录》卷152，康熙二十年六月乙卯。

[3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月乙酉。

[36]《清圣祖实录》卷152，康熙三十年七月戊戌。

[38][41]《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

[39][40][4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43]《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辰二

[44]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45]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历史档案(下简称“阿旗档”):101—3—10,第62页。

[46] 阿旗档:101—3—10,第62、120页。

[47] 参见阿旗档:101—3—11,第199、202、211页;101—3—12,第32页。

[4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80,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癸丑。

[49]参见阿旗档:101—3—10,第31页。

[50]《清高宗实录》卷518,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己酉。

作者梁丽霞,1976年生,济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希隆,1951年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