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根据藏文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俄文档案史料，结合蒙汉文史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噶尔丹的早期历史活动。指出噶尔丹至晚1652年九岁时已经是第三世温萨活佛（Dben sa sprul sku）的转世；1656年十三岁时入藏学经，1666年二十三岁时从西藏返回准噶尔后没有再度入藏；1672年二十九岁时称“珲台吉”，正式还俗归政。

关键词：噶尔丹；转世；入藏；还俗

 一

噶尔丹（1644—1697）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僧格之胞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秦边纪略》描述他的少年时代：噶尔丹生而神异，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爱之，欲立为皇太吉。噶尔丹曰：“阿哥在”，便髡发为僧独身前往西藏。途中黄衣僧十数辈前来迎接，并将达赖喇嘛所赠“七生旧物”转交噶尔丹，噶尔丹下马拜而受之，遂偕往西藏。[1]据托忒文文献《蒙古溯源史》记载，1635年（实际是1643年——笔者注）格鲁巴高僧温萨活佛曾向巴图尔珲台吉的夫人玉姆许诺，他死后将在她的胎里转世。在温萨活佛去世的第二年，玉姆夫人巧生噶尔丹。①因此，噶尔丹被卫拉特人和格鲁巴集团指认为温萨活佛的转世。[2]虽然上述记载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毕竟反映了噶尔丹作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并赴藏学经的事实。那末，噶尔丹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呢？蒙汉文史料都没有提供确切的年代。蒙古文史书《水晶鉴》记载，噶尔丹是被指定为一个呼图克图的转世后去拉萨的。[3]这里只说明了噶尔丹在去拉萨前已经是“一个呼图克图”了。藏文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是一部内容详实、记事确切的传记史书，是研究噶尔丹早期活动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关于噶尔丹被指定为温萨活佛转世的有价值的记载：藏历水龙年（1652年）十二月初五日，进京途中的达赖喇嘛在张家口“接见了温萨活佛和巴图尔珲台吉从厄鲁特部派来的向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笔者注）请安和进行贸易的一些人”。[4]这条史料说明，噶尔丹至晚1652年九岁时已经是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了。国内史学界主张的“噶尔丹十三岁时被认定温萨活佛（Dben sa sprul sku）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5]噶尔丹“在西藏削发为僧”[6]等观点显然有误。

温萨活佛源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是格鲁派领导集团的成员。噶尔丹的前世第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札木措是第四世班禅博克多罗卜藏确吉坚赞的师傅。1635年，他作为格鲁派求援团的首领，赴卫拉特，为西藏格鲁派请求援军，获得成功。他在伏尔加土尔扈特、准噶尔及喀尔喀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积极参与了1640年的会盟和《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订。他是一位在蒙藏各界享有盛誉的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7]我们了解上述情况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1652年时，噶尔丹便以“温萨活佛”的名义，向清朝皇帝派遣使团了。可见噶尔丹在入藏以前，准噶尔内外交涉中已经开始站露头角。

当时，西藏是蒙古僧众所向往的圣地，很多高级僧人纷纷前往西藏拜师学经，提高地位。而，格鲁派也“往往迎请卫拉特贵族子弟当喇嘛，以期将来借重于他们”。[8]噶尔丹也不一例外地入藏学经。藏历火猴年（1656年）闰正月十二日，达赖喇嘛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上接受了温萨活佛的供养及礼品，并给他授法给顶。[9]这是噶尔丹入藏时间的确切记载，是年他才13岁。噶尔丹在拉萨谒见达赖喇嘛后，去札什伦布寺拜班禅博克多为师接受佛学教育。1662年（康熙元年），四世班禅圆寂后，噶尔丹到拉萨，在达赖喇嘛门下学经。达赖喇嘛对他特别精心地加以培植，并给予了很高礼遇。史料记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1]《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噶尔丹以“温萨活佛”的名称出现并总是被列于汗、王、珲台吉、台吉之首。[10]而且，噶尔丹在拉萨还有自己的“温萨寺”，并通过布施也能获得可观的财产。[11]这一切都是得益于达赖喇嘛的庇护和培养。噶尔丹也没有辜负达赖、班禅所寄予的厚望，在潜心学习佛学②的同时，还刻苦修炼佛教武功，立志成才。他对达赖喇嘛的政教事业极为虔诚，表示愿为格鲁巴的发展作出努力。[1]他表现出色、学有所成，因而颇受五世达赖赏识。至于噶尔丹在西藏的更多情况，因史料缺载而无法得知,以后随着藏文史料的进一步整理、利用，有望取得进展。藏历火马年（166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噶尔丹随同到拉萨朝圣的僧格夫人策妄札勒姆回准噶尔。这样，噶尔丹在札什伦布寺学经6年，在拉萨继续深造4年，一共在西藏生活了整整10年，23岁时告别拉萨。

二

噶尔丹此次回准噶尔后，是否又去过拉萨呢？迄今为止，汉文史料几乎一致肯定，噶尔丹听到僧格遇害后，从拉萨还俗赶回准噶尔的，说明噶尔丹1666年从拉萨起程回准噶尔后再度去过拉萨。日本学者若松宽先生根据俄文档案和《五世达赖喇嘛传》的有关记载，对流传已久的上述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噶尔丹在1667年已经回国，此后一直待在僧格的牙帐。因此所谓噶尔丹为报兄仇，赶回本部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12]然而，若松氏将中国史料所说的1670年僧格被害后噶尔丹闻讯赶回准噶尔一事与1666年的回国混为一谈，认为1666年噶尔丹离开拉萨时没有还俗，回国后仍被称为呼图克图等等。[12]他没有理解史料记载噶尔丹还俗回国是指1670年的事情。若松氏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尚未搞清问题的症结。

笔者认真阅读《五世达赖喇嘛传》，发现其中有不少能够反映噶尔丹早期活动的有趣、细小的记载。这些细节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关于1666年噶尔丹返回准噶尔，《五世达赖喇嘛传》有明确记载，当无庸置疑。同时，我们通过该书的其他一些记载也能推定噶尔丹这一次返回准噶尔后，再没有去过西藏。藏历火马年（166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噶尔丹离开拉萨时的情景被五世达赖喇嘛这样记录了下来：“我给温萨活佛传述了珠杰派的长寿灌顶，赠送了僧人用具、素色氆氇等送别礼品，并教导他为了政教的利益，各方面要尽职尽责。临动身时，我又亲手交给他一串珍珠念珠，并详尽地吩咐了如何为佛法服务等眼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我以赐座、派人护送等方式对温萨活佛表示嘉奖，他把在扎什伦布新建的一座住宅赠给了我，我高兴地接受了”。[13]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似乎看不出噶尔丹是短期离开拉萨和达赖喇嘛的样子，相反有几种重要情节告诉我们噶尔丹的回家是一次长期离别。假如噶尔丹短期分开，那么达赖喇嘛不大可能给他详尽地吩咐为佛法服务的“眼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达赖喇嘛对他传授长寿灌顶，赐座，派人护送以及再三吩咐他为政教利益尽心尽责等送别方式也非常特别，说明二者的分别不是短期的；噶尔丹竟把扎什伦布的住宅都赠给了达赖喇嘛，可见他不打算再回来了。从这一日直到藏历铁猪年（1671年）二月十一日拉萨方面得到“温萨活佛消灭巴噶班第的消息”[14]为止，三年多的时间里《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没有任何有关噶尔丹的记载，证明1666年以后噶尔丹不仅没有在西藏待过，而且也没有从遥远的家乡与西藏发生重要联系。通过上述结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定汉文史料记载噶尔丹1670年或1671年从拉萨还俗回部是一种误解。当时，清朝方面还不甚了解准噶尔及噶尔丹的情况，因而出现了误记，后来的官私史书又把这一错误沿袭了下来。其实在《五世达赖喇嘛传》里，1672年噶尔丹首次以“珲台吉”之称出现以前，都以“温萨活佛”的名称出现，说明此前他并没有还俗。噶尔丹还俗的时间应当是1672年称珲台吉的时候。[15]所以，1672年以后再也见不到“温萨活佛”这一名称了。《五世达赖喇嘛传》对卫拉特僧俗贵族各种称号的演变过程记载极为清楚，严格遵循了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因此以它作为依据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1667年初噶尔丹回到准噶尔到1670年内讧发生为止，他的活动情况，我们从俄文档案中能找到一些难得的资料。兹拉特金较早利用俄文档案进行研究后认为，噶尔丹在准噶尔时同僧格和楚琥儿一起游牧，1664、1665、1666年连续三次以“呼图克图”的名义向俄国遣使。[16]1668年他还向俄国使者伯林发表谈话：“我们呼图克图和喇嘛不是军人，我们全卡尔梅克的所有呼图克图和喇嘛都主张，卡尔梅克人和台什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那些已经迁往陛下那边去的惕列乌特人”。[17]这里，兹拉特金似乎并不知道1667年初以前10年时间内噶尔丹根本不在准噶尔。我们在文献记载中也看不到这个期间噶尔丹有曾经归国的迹象。因此，连续三次向俄国遣使的呼图克图并非噶尔丹，而是别的呼图克图。而1668年向俄国使者伯林发表谈话的那位呼图克图就是噶尔丹。③噶尔丹向伯林发表的言论可能是由于兹拉特金引用档案出现错误，或者是汉译不当，它与若松宽所引用之同一份档案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后一句话相互有很大区别。若松宽引用的后一句话是：“……但是在从我方逃亡的帖列乌特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赞同沙皇的立场”。[12]我们在没有见到原档以前，还是认为若松宽引用的档案内容比较接近事实。因为，准噶尔执政者僧格在惕列乌特人问题上正在对俄方采取非常强硬态度的时候，④他弟弟噶尔丹与哥哥大唱对台戏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噶尔丹执政后仍继续执行僧格的对俄强硬政策，在克什提姆和征收实物税问题上从未对俄方做出任何让步[18]，说明他执政前后的几年内对沙俄的政策是一贯的，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就在噶尔丹向伯林发表谈话的第二年即1669年，噶尔丹也在僧格的国中。这一年的10月，俄国使节鲁兹次基访问了僧格和噶尔丹的牙帐，但僧格正在与叶尔羌汗国进行战争，不在自己的牙帐。噶尔丹对俄国使节一行没有提供食宿并后来把他们关入布哈拉街区地下牢房，使他们饱尝忍饥挨饿的痛苦滋味，以此作为此前僧格使者伊什在土木斯克被该市总官关进监狱，几乎饿死的报复。[12]

值得注意的是，1667年噶尔丹从西藏回准噶尔时，咱雅班第达早已去世（1662年），因此在卫拉特地区提到宗教地位高、学识渊博的活佛数噶尔丹了。他不仅主持重要的宗教仪式，而且曾用蒙语翻译大量的藏文经典。1667年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噶勒丹巴去世时，噶尔丹应邀做了超度仪式。[19]

三

大约藏历铁狗年（1670年）九月⑤，准噶尔执政者僧格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然而，政变者未能控制准噶尔属众尤其是僧格的旧属，“僧格遇害，部落有逃，而结聚者百十骑，屯大碛东，未知所附”。[20]俄文档案也记载：“僧格的部众，游牧的和兀鲁思的卡尔梅克人向各牧区和兀鲁思奔逃得一个不剩”。[21]僧格的胞弟噶尔丹则对密谋者采取了异常迅猛的应付办法。他招集僧格的逃散部众千余骑，亲自率领向阿尔泰进发。车臣率万骑迎战，声势逼人。噶尔丹“独当先，越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20]车臣退至阿尔泰山口，噶尔丹追及展开决战，获得胜利。车臣身死，卓特巴巴图尔逃亡青海。噶尔丹在掌握准噶尔政权的步骤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噶尔丹既无领地又无军队，为何就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呢？这是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问题。首先，噶尔丹为僧格之胞弟，在僧格遇害以前一直支持他的内外政策，可以说噶尔丹是僧格的政治同盟者。因此,噶尔丹在准噶尔部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和信任度。这是他能够迅速将僧格旧属招集于自己身边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噶尔丹身为温萨活佛的转世，曾在西藏学经十年，并以达赖喇嘛为自己的强大后盾。这种特殊身份使噶尔丹在准噶尔人的心目中获得了“神”的地位。当僧格遇害，其部众无主，不知所附，噶尔丹突然出现时，“众审视惊喜，下马罗拜为神”。[20]不仅僧格的旧属，就连对手车臣的部众也是如此。在阿尔泰之战中，噶尔丹“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20]这些描述自然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它毕竟反映了噶尔丹的宗教地位及其影响。这种影响力对于自己的部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对敌众而言则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说服力。再加达赖喇嘛对噶尔丹的赏识、扶持和帮助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噶尔丹如果没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帮助，就不可能指望在这场斗中取得胜利”。[22]总之，当时宗教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再者，噶尔丹的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华在战胜对手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遇战事，噶尔丹果断行动，无所畏惧，身先士卒，奋力拼杀。由于他战略战术得当，指挥有方，所以每战必胜，自己则“身不着一矢”[20]，安然无恙。

大约1672年上半年，噶尔丹正式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号珲台吉。《五世达赖喇嘛传》藏历水鼠年（1672）六月初一、二日条记载，噶尔丹珲台吉遣特派代表来朝，向达赖喇嘛进献了大量的供品。[23]这位特使应是受命来报噶尔丹就任珲台吉一事的。噶尔丹称珲台吉之事在俄文史料中也得到了证实。1672年9月6日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噶尔丹的使者们的谈话中第一次出现了“格根珲台吉”的称呼。[12]噶尔丹称珲台吉标志着他放弃温萨活佛这一黄教名僧身份，正式还俗归政。然而，噶尔丹与格鲁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思想始终受格鲁巴的影响，行动总是不离开达赖喇嘛的指导。噶尔丹称珲台吉后，向达赖喇嘛派遣的使团与日俱增，络绎不绝。这些使者不仅向达赖喇嘛进献大量供品，参加各种朝圣活动，而且还担负着就军国大事与达赖喇嘛进行磋商的重要使命，来回传递噶尔丹和达赖喇嘛的纸写信函和详细口信。[24]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信函的具体内容，但它涉及重大政治军事计划是无庸质疑的。

注释

①关于噶尔丹的生年，清甘肃提督张勇曾作过调查。1679年（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向清廷疏言：“臣因遴选通事，密探噶尔丹年纪性情并兴兵往侵西海之故。归复云，噶尔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岁，为人凶恶，躭于酒色。去岁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清圣祖实录》，康熙十八年七月己丑）。这里的申年即甲申年，公元1644年，与蒙藏文史料的记载恰好吻合。故1644年说当确切无疑。

②梁份认为噶尔丹“不甚学梵书，惟取短枪摩弄”，不实。噶尔丹是一位佛学修养颇高的活佛，即使还俗执政后，也仍笃信黄教，在他身边总是有一支喇嘛智囊团，每遇战事都请喇嘛诵经择日。甚至他身陷困境时，仍给西藏寺庙喇嘛致信，希望为他诵经，并在信中还开列了应诵经卷的题目及诵经次数。参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第564—566页。如果他“不甚学梵书”，就无法获得上述宗教修养，也不可能受到达赖喇嘛的赏识。

③若松宽根据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蒙关系文件汇集（1654—1685）》，第88号档案确认“这是噶尔丹第一次出现在俄文档案上”。参见[日]若松宽《从十七世纪60—70年代的俄文档案看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情况》，《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4期。

④僧格对俄国使者伯林说：“我已经派第六个使者向皇上陛下谈有关我的惕列乌特人的问题。如果皇上陛下还不交出他们，我就要攻打土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城，就不能怪我了”。见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20页。

⑤根据藏历铁狗年（1670年）十一月二日拉萨受到僧格的超度回向物品，推定僧格遇害时间大致为1670年九月。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七二一页。

参考文献

[1]梁份.秦边纪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419.

[2]蒙古溯源史[A].卫拉特历史文献[C].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309.

[3]津巴多尔济.水晶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508.

[4]五世达赖喇嘛传[M].汉译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三二七.

[5]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M].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00.

[6]准噶尔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8.

[7]乌云毕力格.关于尹咱呼图克图[J].蒙古史研究，1993，(4).

[8] 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M].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00-101.

[9]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三九九.

[10]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三九九、六一一.

[11]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五一三.

[12](日本)若松宽（Wakamatsu Hiroshi）.从十七世纪60—70年代的俄文档案看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情况[J].蒙古学信息,1998,(4).

[13]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六一四.

[14]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七二五.

[15]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七二一.

[16]准噶尔汗国史[M].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4—216.

[17]准噶尔汗国史[M]. 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21.

[18]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M]. 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5.

[19]蒙古溯源史[A].卫拉特历史文献[C].第311页.

[20]梁份.秦边纪略[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420.

[2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里亚衙门卷宗，第358—359页。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29页.

[22]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M]. 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0.

[23]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七七五—七七六.

[24]五世达赖喇嘛传[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一○五二--- 一一三○.

作者简介：黑龙(1964-),男,蒙古族,内蒙古扎赉特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清史、蒙古史、满蒙文献研究。

（转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