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4期，第59—60页。

作者简介：王聪延 （1975—） 女，湖南衡山人，副教授，从事文化传播学研究。兵团党委党校，新疆 五家渠 831300

摘要: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北边城伊犁被俄国窃据，东南宝岛台湾被日本侵占，面对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防危机，清朝政府引发了以李鸿章与左宗棠为代表的近代“海防”与“ 海防塞防”并重之争，这场大辨论对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左宗棠；李鸿章；海防；塞防海防并重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国家海防的重要性。林则徐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基础。19 世纪 70 年代，西北边城伊犁被俄国窃据已有 10 多个春秋，东南的宝岛台湾也被日本侵占，我国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面临边防危机。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撤塞防而专重海防为片面海防论；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为片面塞防论；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场“片面海防论”与“海防、塞防并重论”的大辨论对我国近代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海岸线漫长，但长期以来清政府并没有对沿海海防建设有过长远而周密的规划。1874 年夏，日本出兵台湾后，李鸿章向朝廷呈交 《筹议海防折》 陈述了发展海军、建立南洋、北洋、东洋三支水师以及建设海防的重要战略意义。身为朝廷重臣，为国家海防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本无可厚非，但他不该借发展海防之由扩大其政治资本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有史为证：

其一，日本侵台后，他明知“日船非中国之敌”，却力主妥协退让，并将其责归因于“海疆备虚”，还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在“自强”的幌子下，1876 年，他“向德国定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济远穹甲舰”共耗费清政府三百万两白银。如果定购战船是为了发展海防，抵御外侵，但中法战争中，他让两艘装备齐全，完全可以投入海战的铁甲舰滞留德国，回避战争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其二，光绪元年 （1875 年），清政府分别委任李鸿章、沈葆桢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但李鸿章独揽海防经费，专意于北洋，致使沈葆桢在光绪四年 （1878 年） 发出了“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让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的不满之言。其三，1872 年，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之初曾说“夫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但中法战争中，他却让招商局悬挂美旗，蛰伏港湾，未派一艘轮船为抗法战争服务。福建海军失利后，左宗棠曾向他发出助战请求，他却执意北洋水师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福建水师孤军奋战，直至全军覆没。其四，黄海海战后，旅顺危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亲往天津拜见李鸿章，请求率领北洋舰队“决一死战”。“章詈之，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后来，北洋舰队畏缩威海卫，困守挨打，最终覆没威海。

李鸿章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发展海军无可厚非，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无论购买新式战舰还是精练海军其目的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家卫国。身为朝廷重臣，手中握有装备最精良的北洋水师，他理当在国家危难之时抛开一己私利，与其他大臣同舟共济，命麾下北洋水师在海战中浴血奋战，救民族于危亡之时。可他命北洋水师拒不出战，最后被动挨打也全军尽没。可见，左宗棠与李鸿章在发展国家海防建设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同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左宗棠对其一手创办的福建水师同样寄予深厚的感情，但大敌当前，当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情感为轻。他的近代边防思想与早年接受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有关。他在继承林、魏两人思想精髓的同时并将其发扬光大。他积极倡导创办福州船政局，主张以新式轮船代替传统的帆篷舟楫，实现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变。在他的主持下，同治九年（1870 年），福州船政局造成三艘轮船，福建水师也在提督李成谋的严格操练之下被训练成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他还认真总结日本侵台的教训，对如何建置炮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命福州船政局积极学习制造水雷，为未来海战制造先进武器。他的这种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己任发展中国近代海防军事的出发点与李鸿章迥然不同。

他清楚政府处于重海防还是重塞防的两难境地，不以西征军主帅而攻击海防，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在海防方面，他不同意分洋设防，认为如果设立三支水师，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中法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黄海海战后，左宗棠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由政府设立统筹全局的海部大臣一职并明确其权限。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慈禧太后发布懿旨称“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经商议，认为：海防“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

二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西北边疆岌岌可危。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 《筹议海防折》 中强调海防重于塞防，并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 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认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且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已为不值”。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多在沿海，现西征军应“停兵撤饷”，移“西饷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对李鸿章之主张予以驳斥。他说虽然作为边陲之地，新疆一直靠内地省份帮助，但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方面，新疆责任重大。1875年，针对李鸿章之海防论，他提出自己的主张：

第一，新疆必须收复。新疆虽远离京城，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之所以乾隆朝起，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发西北，就在于“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现在万不可因海防吃紧，而放弃新疆。他把规复新疆同保蒙古、卫京师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第二，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是左宗棠塞防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同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的可靠保证。第三，乌鲁木齐不收复，新疆无总要可扼。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从南、北两路的军事地理形势而言，北八城广，南八城狭，北可制南，而南不能制北，所以可用富八城之财富给养新疆分屯列戍之兵。若此时即停兵撤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却大有妨碍。第四，当前形势，西方国家不至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再说沿海船厂加紧造船，购船之费可省。海防本有经费，为何要以西北协饷作海防之费。

三

左宗棠与李鸿章同为大学士、总督，同样重兵在握，但两人在边防思想上存在明显分歧：李鸿章认为当时的危险主要来自漫长的海疆，京津和沪宁是国家心腹所在，一定要严加防守。他甚至认为可以牺牲新疆为代价换回海疆的暂时平安，但他没有考虑到，西陲有事，将可能亡国；而左宗棠能从全国的大局运筹帷幄：认为塞防不固，则西北屏障尽失，但海防也关乎国家、民族命运，所以海防与塞防并举的近代边防思想体系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的。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与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淮系首领李鸿章边防思想的重要区别。正因为左宗棠能够审时度势，以国家利益、民族命运为己任，所以在这场海防与海防塞防并重的大辨论接近尾声之时，权势仅次于奕訢的文祥也从李鸿章派中分化出来，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这充分说明左宗棠的边防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是正确的，所以这场争议的结果是以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既没有采纳李鸿章的片面“海防”论也不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片面“塞防”论而是采取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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