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论述了青海湖地区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文化变迁和标志性文化象征,分析了文化发生变异的原因,指出了当代蒙古民族认同的标准。

关键词:青海蒙古;历史过程;文化变迁;标志性文化象征

一、青海蒙古族发展变迁历程

历史上,青海湖盆地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结合部和融合地。青海湖盆地位于丝绸之路之南路,是历史上中亚、欧洲文明与东亚文明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麝香之路—汉地与藏区以及波斯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交汇的中转站。在古代,青海湖地区是中华三大考古文化汇合地;在近代,她又是蒙古、土、藏、汉、回诸民族文明的交流之地。青海湖盆地既孕育了纯粹的蒙古传统生态文明,又促成了蒙古文明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青海湖在蒙古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蒙古人将青海湖地区作为自己生存的根据地和神圣地。从13世纪到17世纪,先后有许多蒙古部落来青海湖草原发展。窝阔台时代(1230年以后) ,他的次子阔端所统领的蒙古部以河西走廊为根据地,进入吐蕃各地。蒙古人开始游牧于青海湖地区。元朝建立后,便在西宁和黄河以南的贵德设州,分别治理青海、西藏地区。1509年(正德四年)蒙古亦不剌部与卜儿孩部先后进入青海湖盆地。不久,到嘉靖年间,整克部与大同部蒙古也游牧到湖区。1532年俺答汗率部到青海湖,游牧于环湖地区和肃北地区。1578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与蒙古南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确定了蒙古为格鲁派的施主关系。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各地传布。

到15世纪后期,哈撒儿后裔第七世阿克萨格勒泰的长子阿鲁克特穆尔在东蒙古各部的支持下,被立为元朝王室第十一世可汗,即阿岱汗。他所拥有封地各部称之为科尔沁部。而阿克萨格勒泰的次子乌鲁克特穆尔则与长兄分道扬镳。乌鲁克特穆尔率领另一部分哈撒尔后裔,从呼伦贝尔西迁到西部厄鲁特(又称卫拉特) ,被厄鲁特的脱欢太师命名为“和硕特”,成为卫拉特蒙古的一部。

从1636年起,和硕特蒙古自天山南北来到青海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游牧地;继尔从青海湖出兵到拉萨,控制了整个西藏。从那个时候起,和硕特蒙古在青海湖地区生存了300多年,形成自己稳定而富有特色的青海湖游牧文明,并且与周围民族建立了文化联系。蒙古人经历了从强盛到衰败,又从衰败走向复兴的曲折过程,他们的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也经历过流失、衰退与变异。青海湖蒙古历史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西蒙古国时期,即明代汉文献文中的“卫拉特”、清代文献中的“额鲁特”蒙古时期(公元7世纪—1640年) 。15世纪以前和硕特蒙古迁移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以斋桑泊为中心,在今乌鲁木齐西北、伊犁河以北,鄂毕河、卡通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游牧。

第二时期是青海湖鄂托克时期( 1640—1724年) 。17世纪初固始汗进驻青藏高原后,环青海湖地区由他的七个儿子治理。在这一领地形成的社会组织叫鄂托克(otogh) ,它属于青藏高原和硕特蒙古汗国( khoshod lus)的组成部分,又是固始汗的儿子所独立管辖的一个地方王国。在这80年中,青海蒙古成为祁连山的主人。他们适应高原生态环境而自由游牧,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管理制度,形成了以游牧生产为主的经济生活,创造出了蒙藏融合、独具高原特色的和硕特蒙古文化。

第三时期是盟旗制度下的青海蒙古时期(1724—1910年) 。1724年清政府血腥镇压了青海和硕特蒙古人,将劫后剩余的青海蒙古人编为二十九旗,把他们限定在一定的活动空间。虽然草原辽阔,但由于活动空间的限制,导致青海和硕特蒙古人走向衰弱。其突出特征是人口减少、地域缩小、经济贫困、文化凋零,蒙古成为环湖藏族抢劫、掠夺的对象。青海湖地区各旗的衰落便是整个蒙古的一个缩影。

第四个时期是青海湖蒙古人衰败与变异时期(1910—1950年) 。这是上一时期的继续。清朝后期蒙古衰败,清政府的政策从“扶番抑蒙”已经转变为“扶蒙抑番”,并且尽力保持蒙古游牧文化。民国时期青海湖的蒙古人遭受西北马氏军阀政府的压迫,经济地域内受汉族地主土地兼并威胁,文化上被汉化的程度加深,民族领袖不复出现,百姓流离散落。有的蒙古人从寺院的喇嘛被迫还俗成为自谋衣食的农人,一些蒙古王爷及其后代离开草原进入城市融入主流社会。因而民族自身处于“变异”状态:蒙古色彩淡化,汉藏色彩加重;佛、儒、道信仰混杂,汉、蒙古、藏语言俱通;经营活动扩大到畜牧、农业、商贸各领域,人际交往涉及不同民族、区域与阶层。这是从清末到民国年间青海湖蒙古人的生活特点。而隅居柴达木盆地的青海蒙古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了蒙古文化。

第五个时期是游牧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时期(1950—2000年) 。20世纪50—70年代,蒙古人在“人民公社”的体制管理下,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异。无论是牧民还是农民,都集中定居,集中管理,集体生产,从而使千年延续的游牧方式被根除。游牧民族成为“公社管制”的农民。80年代以来,高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民族文明连同广袤的草原一起发生变迁:一些蒙古人从游牧的牧人演变为农耕的农民;蒙古人的信仰从传统的宗教信仰转向现代多元的信仰;蒙古人的生产活动从游牧方式转向农耕方式,又向工业化转变;传统的游牧蒙古人的生存地———草原正变成农耕区,而蒙古人也从草原、农区走向了城镇。这一切,使蒙古人由传统意义上的蒙古人成为现代蒙古人。

然而这一过程远不是轻松愉快的,对一个民族的个体成员来说,走向现代化,意味着同传统的生活方式告别,而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他们处处感到不适应。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正发生异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急剧退化,人们不能不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接受新文化和异族文化。19—20世纪,急剧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使得青海湖地区许多蒙古人经历了复杂多变的生活历程。

二、青海蒙古族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化象征

青海湖蒙古的发展变迁是生存地域的变更,生态环境的更替,生存方式的更替,民族文化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海蒙古族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的标志性文化,森林、草原、高原、农区、城市分别代表着不同时期蒙古人所赖以生存的区域方位和生态环境,驯鹿、骏马、牦牛、犏牛与汽车分别代表不同时期蒙古人生存方式和文化的象征物,表现每一时期文化变迁的特征,也是不同区域不同时代蒙古人的标志性文化。

(一)森林驯鹿时代。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草原蒙古人是从“森林蒙古”中分化出来的。所谓“森林蒙古”,是指居住在北方森林地区的蒙古各部落。距今一万年前后,北方地区气候温暖,森林遍布。虽然后来森林边缘有所后退,但从兴安岭到贝加尔湖,仍然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直到5—10世纪,森林部落一直占据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原地带。13世纪留守在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一直到贝加尔湖地区的原始森林中的部众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斡亦剌惕即是“林木中百姓”中比较著名的部落。据拉施特说:他们猎取森林中的动物,鹿是他们驯养的主要动物,也是宗教崇拜的对象之一。依靠驯鹿来拉雪橇、托运物品。

森林蒙古自视高贵,他们从不走出森林,并以此为满足。他们认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也没有比他们更快活的人。可见他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足。这种优越感实际上来源于他们所处的优越的森林生态环境。森林蒙古非常有限地获取自然资源,不需要大规模地破坏掠夺自然资源。森林为蒙古人提供了和谐良好的生存环境,居住在森林中的人,便拥有了纯洁、安静的生存环境。他们认为游牧民族是野蛮、肮脏的。

1206年成吉思汗征服了“林木中百姓”诸部落,统一了蒙古,遂与斡亦剌惕部建立了世袭姻亲关系,从此以后,斡亦剌惕部成为大蒙古国的一部分。在15—18世纪发展成为卫拉特蒙古。

但是作为走出森林的蒙古人,他们对森林与森林动物充满怀念、感激和敬畏。在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古墓中发现殉葬物,是以马假装成驯鹿来陪葬的。草原蒙古人以马为驯鹿的替代者,说明蒙古人从驯鹿时代进入骏马时代,即从森林环境走向草原环境。直到20世纪,依然依赖森林生存的狩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他们主要饲养驯鹿,作为交通工具使用,但是轻易不宰杀驯鹿。将驯鹿放于旷野深山,吹鹿哨招之即来,喂于食盐,驮载完毕,又放归山中。草原游牧的蒙古人使用的蒙古包,相对于森林时期简陋的木屋是一种进步。它适应了随时随地迁徙游牧的需要。支撑蒙古包需要相当数量的木条和木板,这也表明走入草原的蒙古人仍然喜欢居住在森林边缘地带。

与驯鹿相对应的动物是狼。蒙古的始祖名叫孛儿贴赤那(意为卷狼) 。《蒙古秘史》记载:“奉天命而生之孛尔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公元7 世纪,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尔帖赤那,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渡过腾汲思海,来到不儿罕山(大肯特山) 。这表明成吉思汗的祖先作为森林蒙古人,是将狼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

进入草原后,崇拜森林动物的传统依然保留。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曾在杭爱山围猎。“主人以神机降旨说:‘将有一只惨白色的母鹿和一只苍灰色的狼进入到这猎围中来。把它们放出去,不许杀害! ’”[ 1 ](二)草原骏马时代。马是驯鹿的替代者。当森林蒙古走出森林,进入草原后,发现马最能适应草原。所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饲养的主要动物是马———草原蒙古马。

马是北方游牧民族离不开的动物,蒙古人家畜为骆驼、牛、羊、山羊,尤多马。因为蒙古人随季节迁徙,春季居山,冬天归平原,至使家畜只能用蹄掘雪求食,设若解冻后继以严冬,动物不能破冰,则不免于饿死。马蹄较强,遭此厄较少,故在家畜中为数最多,是以畜养马群为鞑靼种族经济之要源。[ 2 ]这一时期,蒙古人以马狩猎,以马驮运,以马行军,以马贸易,以马攻战。噬食马肉,嗜饮马乳及马奶酒,衣其皮革,及葬也要献上马驹及生前用过的马鞍用具。因为宗教观念中马也是上天与大地之间的使者,是阳间到阴间的中介,因而蒙古族被誉为马背民族。

以马喻人,马象征着忠诚、力量、英勇。《蒙古秘史》中骏马称为“曲鲁兀”。曲鲁兀用于人,是一个人的尊号,代表着忠诚、力量、英勇。成吉思汗将跟随自己长年征战的四员战将木华黎、孛斡儿出、孛罗忽勒、赤剌温比喻为四曲鲁兀。元朝武宗海山皇帝的尊号也是曲鲁兀(曲律) 。

草原骏马象征着自由,游牧民族自由地迁徙,北方万里草原是游牧之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从北极森林到南方沙漠,马蹄所到之处,哪儿有草原,那儿就是蒙古人的游牧地。草原骏马象征着力量。当年匈奴骑兵包围了汉朝刘邦部,排成了壮观的四色马阵:西方是白马,东方是青龙马,北方是乌骊马,南方是辛马。马与牧民,汇成声势浩大的草原战队,令人魂飞魄散。

与马相对应的是狗。狗是牧民放牧的伙伴,也是狩猎的帮手;是人的朋友、伙伴。“走马是远行的伙伴,好狗是兴家的星星。”“养狗会兴家,养猪会败家。”跟随羊群游牧中,狗与马是牧人唯一的伙伴,他与它们在交流,在合作。狗是尊贵的。牧人给自己孩子起名字时,以“巴图”、“夏日”(勇敢狗、黄狗)来称呼。成吉思汗将自己部下最得力、最忠诚的干将称之为“四骏”和“四狗”。这种称呼与称他为“额尔德尼”(宝贝) 、“别里格”(智者)一样,都是一种尊称。成吉思汗在另一场合,将自己周围的伙伴们比做“神箭手、快马、我手上伶俐的鸟儿、我的拴到了鞍上的猎狗。”[ 3 ]

(三)高原牦牛时代。1640年,固始汗率领和硕特及西蒙古一部进入青藏高原。蒙古人初到青藏高原时,“不服水土,遍身浮肿”,“士卒冻馁,马驼倒毙。”认为“土伯特(西藏)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自生”。[ 4 ]然而,蒙古人没有退却,他们开始了习服高原的过程。其主要方式是采用当地藏人生活方式,进入高原后饲养的家畜改为高原物种牦牛、高原大通马和藏系绵羊,以前的蒙古黄牛、蒙古马、骆驼逐渐减少。直到20世纪初,青海湖蒙古人中,牦牛与藏系绵羊是主要饲养牲畜。

牦牛具有适应高寒草甸草原植被的生存能力。它粗壮坚实的四肢和灵活的蹄子,能攀登高峻山峰觅草,既食低矮的小蒿草,也食具有毒性的各类杂草,习性特别坚韧。在寒冷乏食的季节,它能顽强生存,且每日奔走于高山而不见疲倦。牦牛对高原寒冻、雪灾、大风等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牧民们认为,大量的牦牛与绵羊共同生存,绵羊生长似更容易、更健壮。而单独的绵羊群则成活率较低。从经济效益看,牧牛是保证牧民维护自给自足生活的主要来源。从文化角度看,牦牛在青藏高原既是民间原始苯教文化的象征动物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象征物之一。人们对牦牛保持着崇拜的信念。家有牦牛,给牧人精神生活带来丰富的内容。

蒙古人改信了藏传佛教,并在生活习俗上更多地藏化了。高原蒙古人逐渐放弃需要许多木条的蒙古包而采用黑牛毛帐篷,因为它更适应高原环境。

(四)半农半牧山区的犏牛时代。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青海湖蒙古人相继进入农业时代。原先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许多牧人也被迫成为定居的农民,以农为主,兼营畜牧。所谓犏牛时代是蒙古人从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与犏牛的生物过渡特征有某种相似之处。

犏牛习性取牦牛与黄牛二者之长,它喜欢待在高寒山野之中,性格上却驯良恭顺,愿受人类调教。犏牛气力大于黄牛,又比牦牛性情温和,它既能耕地,也能取乳,所以为半农半牧的山区各民族人民所饲养,深得山区定居的蒙古人、家西番藏人与土族所喜爱。从地域上看,山区半农半牧的的蒙古人、家西番藏人与土族处于游牧蒙古人的高寒草原与平原汉族农业区之间,而他们的经济活动也由纯粹游牧向纯粹精耕农业之间过渡。

由黄公牛与母犏牛杂交所产一代叫“尕里巴”,青海湖的蒙古人叫它“尕漏”,或者尕勒。尕里巴牛体型、体重、体力均小于犏牛,而且不易接受人的指令调教。一些蒙古人也借此讽刺那些自称蒙古人,却一点不懂蒙古语的人,或者出身是蒙古人,却不愿承认自己蒙古身份而以追随官僚为荣的人是二转子、尕里巴。因为农业区的蒙古人大部已丧失母语,又不再以游牧为生。他们学会了汉族农耕方式,住进了农村土墙庄廓,穿起短衣长裤,虽然也饲养牛羊,但是民族文化遗失大半。

农业化使传统草原蒙古游牧文化发生变异。农区的蒙古人不仅改变了传统蒙古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他们身上传统的蒙古文化淡化了,但对新的中心文化又不能完全适应,表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角色。农业化了的蒙古人不可能创造、更新蒙古文化,只能依附于强势中心文化。

(五)城市化中的汽车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渗透,交通的便利,电视与互连网的普及,传统放牧方式已经消失,畜牧业成了商品经济,养畜是为了尽快出售赚钱,成为大家共识。草原退化,人们被迫靠定居和饲料喂养牲畜。商品经济迅速改变着传统文化。这个时期,无须政治压力和武力强迫,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城镇商业文化,而抛弃草原游牧文化。对牧人来说,建造宽大的房屋,明亮的客厅,有舒服的沙发与电视;有自来水,通了电和公路;有牛马,但是可以棚圈饲养。闲暇时间大家一起打麻将、看电视、喝酒。这种生活不是牧人们创造的,而是对城里人的模仿。他们的后代则希望脱离牧区进城镇: 如今蒙古人的后代, 入学率达90%以上。上学后做什么? 许多学生首选的是当官;其次是从商;再其次是医生或工程技术专家、教师之类。“自由的游牧者”是大家期望永远摆脱的职业。

因此,传统信仰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变异,生态环境的衰退,是一个民族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变异在当代社会中又是不可避免的。

将蒙古人经历的这五个时期做一比较,我们可以认定,如果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看,森林驯鹿时代与草原骏马时代是比较合理也比较和谐的时代,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这两个时代留给我们神圣、神秘、圣洁的民族文化。蒙古人以天族自居,敬崇天地自然,是神圣的。他们创造了顺应天时地利而生存的方式,将这一方式以神秘的宗教形式表达出来。其生存文化至今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是神秘的。他们珍惜自然,热爱自然,又创造了纯朴自然、品质高洁的人际伦理道德。

游牧方式是草原民族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创造的独特的文明。游牧民族拥有最广袤的草原和最丰富的资源,但他们自己却奉行着最俭朴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认为草原自然界是神圣的,草原上有无数的圣山圣湖,蒙古人视其为神圣的地方。神圣的皆为禁忌的,因而不能触动自然的完整和完美。

游牧文明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游牧民族创造了适应宇宙、天气和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游牧文化。这种文化最核心的是依据气候指令而作周期性的游牧迁徙,自由游牧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游牧民族是草原大自然之子,他们服从天气变化规律行动,依从水草环境迁徙,他们对自然的每一变化都敏感万分,立马做出反应。他们虽是自然的执迷追求者,却是人类主流文明的远离者。

三、民族文化变迁的原因和方向

从现代文明史观看,森林与草原游牧蒙古是文明不发达的社会。

18世纪以来专制主义、物质崇拜与消费主义潮流占据时代中心位置,为强势集团所奉行。近代社会主导文明的价值观认定现代化是单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即从畜牧业、农业、工业到现代化。任何民族都必须走同一道路。不少人认为,农业是文明、开化的标志,从事农业的民族是先进文明的。边疆放牧的民族是落后的、野蛮的。游牧必然要发展到农业经济。因此,历代政权都以农垦作为手段征服、开发草原,消除所谓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近代则以追求商业化、工业化成为主导潮流,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们试图限制甚至取消游牧方式,并且发生过直接消除游牧民族的行为。

20世纪以来蒙古人周围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统治了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席卷全球;中国也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走向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迁时期,以草原游牧为特征的和硕特蒙古想躲避于青藏高原高寒腹地,坚持传统游牧生活已是不可能的了。蒙古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她的文化与世界文明在相互接触、沟通、融合,作为一个民族也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游牧民族信仰失落。

19—20世纪以来对现代化的追求,使蒙古人信仰发生的重大转折。“自由地游牧”这一传统的民族生活方式不再鼓舞人们了,也无法去实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为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认可,对主流社会的附从与追求。因为主流社会的统治阶级被认为是代表着现代化方向的。

总而言之,在19—20世纪的100多年间,蒙古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现代化,或者说蒙古民族经过痛苦的蜕化变异,正进入新的成长阶段。蒙古民族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蒙古人了,她已经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民族。然而,无论何地的蒙古人,在对蒙古族的认可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仍然起作用:

(一)坚守蒙古人的自由精神。这是由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培育出来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的精神向往,比如敬仰天地,热爱自然,追求自由,宽容和平,自视高贵,抗拒卑俗;等等,由此而形成的忠诚质朴、坦荡无私、不拘小节的品质,成为城市中相互陌生、语言不同的蒙古人产生彼此信任感情感基础,这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二)民族语言的学习和保持。语言如同草原游牧人的蒙古包一样,共同讲蒙语,如同疲惫的行人进了蒙古包到家了的感觉。蒙古语是维系青海高原、蒙古高原和世界各地蒙古人的纽带,也应该成为失去母语的蒙古人所追求民族认同的标志。

参考文献:

[ 1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年，第 223页。

[ 2 ]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第31页。

[ 3 ]拉施特：《史集》第1 卷，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360页。

[ 4 ]张其勤编：《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66—74页。

作者简介:南文渊(1952 - ) ,男,蒙古族,青海湟源人,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7月第3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