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区域史观的内亚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指出，“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也就是说，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等等。人类无尽无休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依然完全相同。”①传统的历史分析，或是着重于时间过程的事实分析叙述，或是着重于地理空间的变化，很少有学者将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在布罗代尔的名著《地中海》一书中，他提出了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事件史)三种层次的历史时段说，在空间方面他提出“经济世界”的概念，打破了过去以政治和文化为藩篱的界定方式，以一个经济交换体系为分析单位②。这个新的分析单位就是具有时空复合结构特征的“区域”。
与布罗代尔同时代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则从中国研究的经验上提出了重视经济区域的类似观点。施坚雅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显著。……由于中国知识阶层与官僚机构关系紧密，在他们著书立说时，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③他提出，中国内部区域空间体系中，各区域的经济体系与行政体系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各区域之间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由此施坚雅提出了将中国从地理空间上划分成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等九个经济区的区域体系构想，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中国”的研究。
虽然布罗代尔与施坚雅两位大师关注的区域形态差别显著，一是欧亚结合部的“地中海”，二是东亚的农业社会，但是他们的思想取向却惊人相似。布罗代尔在提出“三种时段”和“经济世界”意义之上，再提出一个具有统摄整合功能的概念：总体史④。施坚雅也提出了“整体史”的取向，“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的历史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又相互作用的历史”⑤。这种“总体史”或是“整体史”的眼光既不是将历史切割为“条块”的政区史或是民族史，也不是同质性地理单元意义的“区域生态史”，而是一个有分有合的统一性整体，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通过正、反、合三个空间层面的复杂性，去体会和识别“区域”的整体感和独特性。
内亚既不同于地中海，也不同于东亚的农业区，这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带，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内亚研究大师丹尼斯•塞诺指出，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塞诺使用“内亚”一词，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内亚”有时候就等同于“中央欧亚”概念⑥。中国学者蓝琪进一步指出，“内陆欧亚”或“欧亚中部”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缘界定。在16世纪中叶以前的著作中，“中部欧亚”的范围很大，东西绵延达9000多公里。东起蒙古草原，西至喀尔巴阡山的地区都被称为欧亚中央地带，包括了第聂伯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和鄂尔浑河、克鲁伦河流域。这片大约20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区域由许多山脉、草原、沙漠、绿洲组成。从地理上看，它不是一个统一体，但从文化上考察，它则构成了一个统一体⑦。本文以赛诺提出的“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为内亚这一“区域”的时空范畴，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为同义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采取区域视角对内亚进行研究。张广达先生即是先行者之一，他用“中外关系交流史”路径结合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1985年，他以内陆欧亚的山脉、沙漠、绿洲为区域背景，讨论东西文化交流动力实际上来自人类社会的不同生计方式，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工⑧。在以交通为中心的考察单元，内陆亚洲在中外关系交流史中不再是“边缘”，而是文化交流中的中心。2008年，张广达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陆上地中海”的概念，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中国中原地区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⑨。2011年，中亚史家潘志平先生发表文章指出，“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当步入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⑩指出了中亚史作为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并从多维度的视角考察中亚。2013年，笔者倡议将区域史的眼光带入到边疆史的研究中，从区域史的路径还原天山的地方性，给予当地社会一种常态性的认识(11)。将“区域史观”引入到西域史地研究已经凝聚了学者们一定的共识。
二、区域观与事件史：对天山的复线式叙述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鲁西奇教授观察到区域史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区域景观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根源于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与地形的多样性。不同的气候条件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利用，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并有可能在政治体系的建构上表现出差异性。高原、山地、平原与沙漠等地貌类型的土地资源条件迥异，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其社会经济体系与政治控制方式也因之而产生诸多差异。距离和辽阔地域则是区域多样性形成发育的自然前提，正是由于地域的辽阔，积年累月形成的区域特性才得以保存，很难想象一个自给自足的寡民小国会有风采多样的地区(12)。区域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决定了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通晓中国边疆史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认为，“在新疆，地理重心是天山”(13)。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天山是欧亚大陆的核心。新疆可以比喻成从中国或蒙古通向印度和伊朗的“绿洲桥”——东西交流十分活跃的地区。承担这个东西方交通的“桥梁”就是天山，它的历史意义在于，“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与绿洲农耕民族之间的差异及其重要关系的最佳研究室。而内陆亚洲具有这种双重世界历史使命的地方就是天山山脉”(14)。从气候与地形的多样性特征看，天山山脉全长2500公里，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中国境内为1700公里，西起乌恰县克孜河谷，东至哈密星星峡，南北宽100-400公里，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山势东高西低，多冰川。在阿克苏地区境内的天山最高峰为托木尔峰，海拔7443.8米。天山具有的戈壁、绿洲、沙漠、森林和干燥的气候特征，无一不符合内亚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笔者拟从清朝统一西域以后的一个多世纪(1759-1864)在天山的区域时空的影响中，从不同的区域结构去解读事件结构：
首先，从宏观区域结构看，天山与长城成为游牧—农耕两大地域的地理分界线，始终与长城内外的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天山的地理空间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南边是塔里木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尽管二者都是盆地，盆地中间也都有着著名的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然而这两大盆地的自然特征却大不一样。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适宜农耕，而准噶尔盆地适宜放牧。汉代，绿洲农耕地区被称为“居国”，草原游牧区被称为“行国”。18世纪中叶，乾隆时期纂修的官方文献《西域图志》记载“天山以北，准部居之”“天山以南，回部居之”(15)。南农北牧的历史格局与长城内外格局的互动，这是宏大历史叙述必要的基调。
事件史描述1：应对准噶尔蒙古对清朝的威胁，18世纪中叶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天山北路的游牧势力被消除，屯田开荒与城市建设使这里变成定居的农业区，天山南北的“南农北牧”的区域格局延续数千年，彻底打破了原有区域的二元格局，是一次深远的革命。这一事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清与俄国两个定居—游牧国家的边界毗邻，清俄关系成为欧亚大陆新的地缘政治关系而非朝贡关系，由此从地缘关系转变将其定为早期近代的标志(16)。
事件史描述2：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促使内地市场与天山南北的市场对接，刺激了天山南北区域性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古城作为天山腹地的中心市场，不仅沟通了天山南北的经济，而且和全国市场连接起来，天山的“区域”分散状态得以改变，由经济动力促成的统一区域初步形成。这一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事件史描述3：天山“南农北牧”的格局转向以“南与北同”的农业定居状态，这种稳定性的生成是“西域”转化为“新疆”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从水平空间结构看，天山山脉的地形地貌十分丰富。整个天山山系由3列山脉组成，由北往南分别称为北天山、中天山和南天山。这种地理分布犹如地理空间中的三道“分水坝”，构成了南北沟通的障碍。德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F•拉采尔指出，“民族扩散或被迫返回，不论进行任何形式的往来迁移，大地都不仅仅是被动的因素。它的位置、空间、地形、水系、植被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它为迁移集团标示道路，或阻碍或促成他们的迁移，或延缓或加快他们的进程，或使他们分裂或统一。”(17)
事件史描述：18-19世纪，西域的人口是有目的、从四个方向的迁徙：一，驻防伊犁锡伯营的官兵是从东北森林经蒙古草原地带长途迁徙抵达伊犁草原；二，土尔扈特蒙古自伏尔加河东归后，被安置在天山中部和北部的草场；三，内地来的绿营官兵和屯垦家属、民人出关是从嘉峪关西行到达天山北路的迪化、惠远等地；四，南疆绿洲喀什噶尔等地征发的6000户维吾尔人抵达伊犁屯田。由于天山南北关系发生变化，人口迁徙不再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南下，而是东西向的迁徙成为主流。与古代游牧民南下相比，这种人口迁徙的政治与经济目的更为明确，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标志国家力量的增强，而且也标志着人们克服地理障碍能力的增强。
第三，从垂直的空间结构看，天山山体由山地、山间盆地和山前平原三部分组成。海拔700米的天山山前冲积扇戈壁、灌木丛生的低山草原丘陵带、云杉挺拔的中山森林带、亚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带，到海拔4000米的终年积雪带，可以明显看到天山垂直分布的五个植被带。天山既有天山第一高峰托木尔峰(海拔7443.8米)，也有中国最低的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新疆有中国极端的最高和最低的气温记录，吐鲁番盆地气温最高值可以达到47.8摄氏度，称为中国的“热极”。准噶尔盆地的富蕴气温极低值甚至可以低到零下49摄氏度，尽管绿洲是生活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还是形成了各绿洲的地域特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事件史描述1：吐鲁番的坎儿井是为了减少地表水分蒸发而发明的地下水利工程，现在仍在使用。
事件史描述2：和田绿洲的丝绸、喀什绿洲的大布、叶尔羌绿洲的羊毛披巾被商人远销到中亚各个绿洲。
事件史描述3：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小白杏、喀什石榴等地方特产的继续出产。
事件史描述4：山上与草原的游牧民，塔吉克、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继续其游牧生活，与绿洲民进行粮畜贸易、绢马贸易等。
事件史描述5：1845年，林则徐勘田南疆时，记录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
……区域性的形成属于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运行结果。
第四，新疆既有极端干旱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也有风景如画、壮观秀丽的山脉、绿洲、草原、湿地和湖泊。天山山脉不仅是区分南北两种环境的一条边界线，而且山地本身就兼有两种地理情况，成为两种地理情况交会的地带。
事件史描述1：18世纪50年代，俄国派遣哈萨克族军官瓦里汗诺夫到西域刺探情报，他在喀什噶尔看到的社会状态具有中世纪的色彩，当地的妇女比其他穆斯林地区地位高。此外，当地的音乐、舞蹈、宗教、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商业市场等具有地方特色。
事件史描述2：1845年，林则徐勘田南疆时记述当地人的音乐：“城角高台广乐张，律谐夷则少宫商。苇笳八孔胡琴四，节拍都随击鼓镗。”
最后，是天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湖泊等水域空间。如塔里木河、博斯腾湖、罗布泊等。
事件史描述：以渔猎为生的罗布人在罗布泊附近从事渔猎，这种生活已经维持了数千年。
……渔猎民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属于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运行的结果。
自18世纪中期以来，清朝对于天山北路的屯田生产、城市建设——定居生活，改变了当地数千年以游牧为中心的区域结构，相当于缓慢变化的自然地理时间，这一变化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与政治层面的剧烈变化不同，与其他空间层面相比较，这一事件影响却小得多，自然地理时间依然在天山南路的绿洲生活中发挥作用。绝大多数绿洲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绿洲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能分清汉人与满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绿洲的地域特色并没有中断，还在形成当中，如哈密的瓜、吐鲁番的葡萄、库车的小白杏等依然在经历自身绿洲时间中变化；当时在罗布泊渔猎为生的罗布人，高山上的塔吉克牧人、乃至在沙漠边缘的牧人同样不会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
一方面，事件史本身要和具体“区域”的时空背景相联系，其社会内涵才能得以表达；另一方面，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我们强调某一事件时，需要看到其背后的时空结构，否则，就可能掩盖其他层面事件的性质。我们可以把这种多层的时空结构比喻为类似“时钟”的多根指针，“秒针”(政治事件)不停滴滴嗒嗒作响，“分针”(社会事件)摆动相对迟缓，而“时针”(地理事件)的摆动就更为滞后。这种不统一的“变化”节奏构成了我们对于天山“区域史”的多元化和整体性的理解。
三、统一性与多元性：天山区域史的再诠释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边疆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类学持续而深入地进入到历史研究中。人类学突破将边缘、边疆视为野蛮、未开化的地区，而是给予草原游牧人群、森林居民、绿洲定居民同等的历史主体性，这种取向在麦高文、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等美国学者的论著中体现无遗(18)。实际上，这是把各类不同生态—区域的视角纳入到中国边疆研究，不同中心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成为长城两边南北格局变化的动力，有学者评论，“从这种观察的架构出发，不论是(长城)南部还是北部，都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它们之间只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形态差异。双重或多重中心区的概念，支配了这个观察的模式，实际上打破了各自中心说框架的局限。同时，这个观察的视角更重视不同文明核心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论是军事上的攻伐，还是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抑或经济与贸易的交流或阻隔，南北相互的联系，成为这个观察模式的突出特点”(19)。同样，我们以南北关系视角看待天山叙事时，却因为天山南部的绿洲如原子式的分布无法形成一个统一性的中心力量，无法构成南北关系的一极。而天山北路是游牧力量的中心之一，如伊犁草原以及阿尔泰山附近的森林草原。因此，一个客观事实是：天山北路有中心，而南路无中心。因而，没有天山的南北关系，而是要纳入到“长城—天山”的历史过程中看，换句话说，只有天山南路的绿洲或附属于中亚的河中地区，或附属于内地的农业区。羽田亨指出，(天山南路)南西北三面被昆仑、天山、葱岭诸高大山脉包围，只有东方是通连着中国内地及蒙古沙漠的盆地(20)。美国学者加文•汉布里也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附近。除了中国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回族)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文明的影响。”(21)从地理上看，翻越帕米尔高原与经塔里木盆地东行内地相比，后者显然要便捷得多。
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从地缘结构看，天山南路更倾向于内地，而不是河中地区。这种相关性已经让拉铁摩尔所察觉，他提出了“长城—天山过渡地带”的思考，并由笔者做了阐发(22)，此处不赘述。此外，我们通过天山区域史的简要观察，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天山不能单向度指向南北对峙的天然界限，不完全等同于游牧民与农业民地理分界，天山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意义明显。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做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23)。日本学者羽田亨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文明传播，当然依据交通。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24)。正是天山在贯通南北交通、东西交通中，染上了各种文明的“颜色”，成为了“世界文明的宝库”。
第二，以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史与“王朝史”叙述范式有差异，中原王朝被视为正朔，与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交流往往被视为两个政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政治体是由不同的民族或族群组成，民族、族群的划分则是由生活方式或文化生活决定的；而文化生活、生活方式则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三组对应的概念是逐次递进的，后者决定前者，一层决定一层，不可僭越”(25)。只见政治关系，而不见区域，就抽掉了历史发生的地理基础，这种历史观至少是不全面的。
第三，在天山地理的多样性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时空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地域差异多少与“民族”这个共时性的地域概念(如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等)是有冲突的。在民族史的叙事中，由于只强调民族的“共时性”特征，而忽略其区域差别、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与边界被“共时性”的“规律”所切割，只见“民族”不见“区域”，同样是不完整的民族观。
区域史观不是割裂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而是建立更丰富、更有弹性的历史整体观。正如鲁西奇教授总结这种历史观时说：“‘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则引导我们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26)笔者正是在此启发下，呼吁以一种“区域史”观来叙述天山史。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赖建诚：《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⑤[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页。
④布罗代尔认为，总体史是总体性的分析叙述研究对象，才是有意义的历史理解。而要确切地掌握这项原则，则必须同时顾及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赖建诚著：《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⑥“内亚”概念的说明：1954年，丹尼斯•塞诺撰写了论文《论中央欧亚》，更是系统地检讨了这一学科的历史、方法和问题，使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中央欧亚概念超越了语言、人种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分类局限，把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塞诺在为他自己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所写的“导言”中，明确地宣称该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就是中央欧亚，之所以用“内亚”这个名称，只是因为它比起“中央欧亚”来不那么笨重，但同时也不那么准确。罗新：《译者前言》，收入[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⑦蓝琪：《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陆欧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
⑧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载《西域历史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⑨张广达：《文史、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11)黄达远：《边疆史研究的区域视角：以天山史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12)鲁西奇：《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5日。
(13)[美]欧文•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14)(23)[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15)(清)傅恒等修：《皇舆西域图志》之《西域全图说》。
(16)黄达远：《18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17)[日]石川容吉、佐佐木高明著：《民族地理学的学派及学说》，尹绍亭摘译，《民族译丛》，1986年第5期。
(18)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19)(25)李鸿宾：《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20)(24)[日]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页。
(21)[美]加文•汉布里著：《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页。
(22)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6)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