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三次繁荣发展时期。第一次是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是20世纪20—40年代。[1]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步入了第三次繁荣发展时期。

具体而言,这60年来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虽然相关研究有所发展,但相对而言并不繁荣,专题性研究成果不多。随后的“文革”时期,学术研究陷入停滞。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开始步入发展期,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三阶段, 21世纪以来,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和“新疆通史”的立项为标志,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步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期。

一

新中国建立后至“文革”前,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较解放前的西北边疆研究有所扩展,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史、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等几个方面,涌现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代表作,如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4]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前往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调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6年8月起到1958年6月,调查工作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第二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调查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5]西北边疆地区是这两次调查的重点地区。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西北地区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由冯家昇、程溯洛和穆文广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6]问世,对以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了西北地区社会历史的研究。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的专题研究尚不繁荣,成果也不太多,而且所取得的成果多重视历史,与现实西北边疆的发展变化联系也不紧密。例如, 1955年设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一西北边疆政治社会的重大事件没有适时地反映到相关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解放前的战乱造成的这一时期学术储备和研究积累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牵扯了许多学者的精力,一些学者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失去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7]

此后,随着“文革”的出现,相关研究陷入停滞,致使我国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日本甚至中国台湾。

二

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中苏政治关系的变化,关于历史上沙俄侵华及中俄边界沿革历史的研究迅速展开,其中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与中俄西北边界历史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又一次高潮的特点。[8]在这一阶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人员趋于成熟,成为此后新疆研究的中坚力量。

“文革”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术研究也在这种时势变化的影响下得以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得到了解放,研究日益兴盛。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研究范围和视野日益拓宽、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涌现了大量形式各异的研究成果(论文、专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尤其是一些大型研究丛书,如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主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至今已出70余种)中,与西北边疆史地直接相关的有近20余种。第二,出现了许多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直接相关的学术刊物,比如位于北京的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欧亚学刊》和《中亚学刊》(后改为新疆出版,现已停刊),位于甘肃的有《敦煌学研究》、《敦煌辑刊》、《西北民族研究》和《西北史地》(已于1999年停刊)等,位于新疆的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新疆文物》和《吐鲁番学研究》等。如果加上各地大学的学报,其数量更蔚为可观。这些刊物成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第三,出现了一支既有较高理论修养,又有较深专业知识且训练有素的研究队伍,还建立了许多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术机构,如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的“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相关的博士、硕士点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进一步加强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人才培养。

(一)、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传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以政治史、民族史和对外关系史等研究最为兴盛,其他领域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其研究角度多从上而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等,其涵盖面还扩展到经济史、宗教史、学术史、科学考察史、西部开发史、语言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精神和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速的社会史研究也逐渐纳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范畴。人们开始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审视西北边疆史地,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从政治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这使得社会生活史、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城市史乃至妇女史等成为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们对西北边疆史地的认识更加多元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域更为宽广,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通史、民族史、地方政权史、断代史、专门史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史研究体系。

(二)、新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与利用

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汉语言文献固然最为重要,最为研究西北边疆史地者依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献是西方人19世纪了解中亚早期民族的唯一真实可靠的资料”,[9]然亦不可忽视对其他语言文献和其他类型材料的利用。正如王钟翰先生以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为例所言:“固然必须读经史诸子百家之书,也应借助于日、俄、英、朝鲜语文以及满、蒙、锡伯、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少数民族语文;其他如考古、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似亦不可或缺。东北如此,西北、西藏、西南、中南何尝不也如此。”[10]此言极有道理。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献中,对西北边疆史地的记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大多局限于政治与军事方面,内容多关乎历史沿革、山川道里、西北与内地的联系、风土人情等,而对于平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西北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记载,无法满足人们全面了解和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需要。因此,从清末开始,即有不少学者主张从非汉语文献中寻求新的材料支持。在20世纪前期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考古材料日益为学者重视,考古材料与传统文献的结合利用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解放前对非汉语文献材料的利用主要局限于西文文献和日文文献。

解放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资料的收集、编辑、整理和译介受到特别的重视,学者们开始更多地使用非汉语文献和考古材料。第一,对外文文献的译介和直接利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外文文献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俄两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考察、考古成果,另一种是国外学者有关新疆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有关这些文献(包括档案)的译介活动极为兴盛,[11]为国内学者对这些外文文献资料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外档案的不断开放,学者们对国外文献的直接利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和维吾尔语)的历史文献日益受到重视,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利用。新疆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各个民族都留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记载。例如,作为一个由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在对包括西北边疆在内的内陆亚洲边疆地区进行统治时,至少到1750年的时候,其军政事务都是使用满文来记载,[12]留下了大量与西北边疆相关的满文档案。这些文献和档案对于充分、客观地研究西北边疆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重要材料。目前,国内对于这些民族语言文献的译介和利用正日益兴盛。[13]第三,不断出土的考古材料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它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文献中所没有的史料和历史背景,拓展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途径。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西北边疆史地的传统汉文文献和档案资料(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档案)的编辑整理也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15]《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16]《西北行记丛萃》、[17]《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18]《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19]和《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20]等。除了这些大部头、多卷本的整理成果外,还有许多对某些具体著作进行整理的单卷本成果。

上述新材料的发掘、译介、整理和利用极大地方便和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

(三)、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创新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许多过去从未进入过史家视野的社会群体如非社会精英、妇女和少数民族等,逐渐成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其局限性,而且西北边疆向来缺乏诸如谱牒、户口册和碑铭等在内地较为常见的非传统文献,这些都迫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做出改变,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学术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从不同角度,针对包括西北边疆地区在内的各边疆地区开展了很多的历史和现状调查,成果显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当代中国边疆典型百村社会民族调研”对新疆地区的20多个村落进行了为期二年的田野调查,获得了一批鲜活的材料。[21]这些田野调查材料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和突破点,必将进一步促进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发展的推动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不断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观念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如对白彦虎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以白彦虎降附阿古柏、出境投靠沙俄,而斥之为出卖回民起义的罪人,[22]甚至认为他是分裂国家的分裂主义分子,是卖国贼。而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白彦虎的评价更为客观,能够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事件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白彦虎在陕甘反抗清朝中的历史作用,同时对于白彦虎投靠阿古柏,也能够更为客观和宽容地去理解。对其他一些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如噶尔丹、杨增新和盛世才等的认识和理解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对某些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以20世纪40年代的三区革命为例,由于三区革命发生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后期,发生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发生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中苏两国接壤地区,因此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23]厉声在《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中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的观点,充分肯定了三区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崛起及其与分裂势力的坚决不懈的斗争,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清除寄生的分裂毒瘤,从而使三区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其文中认为,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是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对于三区革命的严重蜕变而言,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了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了起来,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斗争结合了起来,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误导和束缚。[24]这种认识上的发展变化促进了相关问题的深化研究。

其二,研究更加深入。以从学术史角度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但多局限于表层性的介绍或是桎梏于爱国主义的宣传,很少有深入的、全面客观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的边疆理论的引入、新的文献的发掘利用,研究角度变得多元化,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批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为研究主旨的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等陆续面世,它们视角不一,重点各异,深入考察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西北史地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以及西北边疆史地学在中西学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四)、理论与现实、基础与应用的紧密结合

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因外来入侵而导致出现众多的边界问题,以及我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特点所致。众所周知,我国的绝大多数民族都生活在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必然关乎全局问题。西北边疆地区尤其受到重视,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边界问题、民族问题,更因为西北边疆在历史上曾经遭到过而且今天仍然面临着分裂势力、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任务,即通过研究为国家治理西北边疆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科学的建议。这就使得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客观需要,要求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必须将理论与现实、基础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不同,不同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热点也不尽相同。其关注点主要是:

(1)关系史研究。如边疆与内地的关系,边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边疆内部各民族之间的

关系,边疆跨界民族之间的关系,边疆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等。

(2)中国历代边疆经略、开发史研究。

(3)边界问题和疆域问题研究。

(4)边疆稳定与发展研究。

以有关西北边疆的开发、经略史研究为例。自20世纪前半叶开始,便不断有学人对历代的西北边疆经略进行研究,其中最著者为曾问吾及其《中国经略西域史》。改革开放以后,相关研究更为兴盛,主要集中于对历代西北边疆的农业开发史、经济贸易史、边疆统治政策等方面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历代经营西北的成败得失,如西北边疆发展与全国发展的关系、西北发展与国家稳定的关系、西北发展中的屯垦戍边问题、西北发展中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等。[25]世纪之交,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这一重大决策的出台,不能说没有受到几代学人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西部大开发发展策略又促进了西北边疆开发史研究的繁荣,二者相得益彰,可谓理论与现实、基础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

(五)、研究步入新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以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步入新的繁荣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志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简称“新疆项目”)和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通史”的立项。

“新疆项目”和“新疆通史”两大项目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立项。这两大项目是在我国处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形势下立项的,表明了新疆在我国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两大项目旨在对已有学术研究予以传承和发扬。“新疆项目”为期5年,目前已经进入了成果出版期;“新疆通史”项目仍正在进行中。

这两大项目主要包括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和社会调研等多项工作,其重点是西北边疆史地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以“新疆通史”的编纂为例。长期以来,编纂一部较为全面的新疆通史一直为学人所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简史》[26]三册出版后,又先后出版了一批具有通史性质的相关著述,如90年代的《西域通史》,[27]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通史的编纂工作更为兴盛,陆续出版了《西北通史》、[28]《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史鉴》[29]和《新疆史纲》[30]等简本形式的通史著述。其中,《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更是以汉、维吾尔、哈萨克、英、俄、法、德、日、阿拉伯和土耳其等10种文字出版,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如今,在这些已有通史成果的基础上,一部上自史前、下至20世纪90年代的共14卷16册的《新疆通史》的纂修工作已然展开,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仅在量上要超过现有的《新疆简史》等著述,而且从研究角度观察应成为新疆历史研究承前启后的精品力作。[31]这可谓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注重学术研究之外,这两大项目均非常关注与此配套的基础项目和辅助项目的开展,例如,资料的译介、收集和整理,社会与民族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及数据库的建设,并希望能够通过《新疆通史》的纂修和学术研究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尤其在资料方面,不仅注重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介,而且还非常强调对传统汉、满、蒙、维吾尔等语言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如,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满文边疆档案·新疆部分》(6万件档案)和《新疆档案选辑》已接近成书。[32]这些配套工程必将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文献和基础准备。

三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已经从初期的以学术研究为主,发展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为国家治理西北边疆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从最初编纂简史,到如今集中人力、物力编纂鸿篇巨著《新疆通史》;从最初的一个边缘学科,到如今成为历史研究中一门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学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并存、交流、融合和碰撞日益频繁,当今世界突出的特点被亨廷顿称为“文明的冲突”。如何解决不同文明、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并存与共荣,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古鉴今。因此,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不论在学术基础上,还是在现实应用研究上,都将越来越重要。从上述60年来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来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其学术积累还远远不能与时代赋予的重要地位相匹配。今后还需要加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以使学术研究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内外的分裂和恐怖势力对新疆稳定发展的影响这些重大的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是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学者们理应承担起来,为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国家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加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建设,加强跨学科、跨疆域研究的交流和疆域理论的发展建设。6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上尚不尽如人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的投入建设,既为中国边疆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还应该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其三,利用当今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尤其要注重培养一批具有疆域理论修养和多语言修养的中、青年人才。在语言方面,不仅要加强对英、俄、日、法、德、土耳其和阿拉伯等国外语言的修养,同时还要培养一批懂满、蒙、维吾尔和哈萨克等语言的研究人才,并在研究实践中下大力气有重点地培养一些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

其四,进一步加强中外相关研究的交流沟通。在这方面,既要通过交流加强对国外的研究趋势和成果的了解和利用,也要积极走出去,增加国外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中国西北边疆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减少国外对我国西北边疆决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必要的误解。

其五,在文献方面,虽然对各语种文献的译介、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一工作还应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加强对各种民族文字档案文献的汉译工作和当代史上当事人口述资料的抢救性整理。

其六,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亟待加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领域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应该说其中的社会史范畴的研究发展还较为缓慢,主要局限在社会经济、生活史方面,而对妇女史、儿童史、卫生史、出版印刷史、医疗史和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依然较为薄弱。

展望未来,相信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新的理论、新的资料、新的视角的支持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新的发展,为国家对西北边疆的统治提供新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