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90—193页

作者简介：李文浩(1971—)，男，甘肃人，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研究。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830054

摘要:汉族是最早定居新疆的民族之一。特别自清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政府组织屯垦戍边，支援边疆建设，或处于避灾、经商、谋生等目的，自行迁来这一地区的居民连续不断，这些外地迁来的居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而且带来了他们在原住地修建居屋的习惯，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民居聚落文化中心，在同当地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疆汉文化。

关键词：清代;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

汉族是最早定居新疆的民族之一。汉族大批进入并定居新疆地区，始于汉代，盛于唐、清。但早期进入新疆的汉族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融合到当地各民族中去了。现在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大多是在清代和清代以后陆续由内地迁来的。东疆哈密、巴里坤地区，由于紧邻祖国内地，来疆移民第一站都要在此停留，因此，这里也是受到汉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特别自清代开始东疆巴里坤作为清政府统一边疆、开发西部的战略重镇、屯垦戍边的前哨，受汉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厚，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民居聚落文化中心。

一、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构成的环境因素

东疆地区地处天山东段尾闾，是新疆连接内地的交通要道。在新疆习惯上把包括吐鲁番、鄯善、哈密、巴里坤、伊吾等称为东疆地区。

东疆地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天山山脉自东部尾闾400公里横亘其中，形成山南、山北迥然不同的两大自然环境区:山南哈密古称昆莫，是新疆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东部紧邻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哈密在历史上不绝于书，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哈密盆地干燥少雨，依托天山冰川和地下水，在哈密盆地形成了大片绿洲区，适合农业耕种，汉代首批屯垦的地区之一，开发较早，盛产优质哈密瓜、红枣及小麦等农作物，物产十分丰富。哈密素有“西域襟喉”、“中华拱卫”、“新疆门户”之称。哈密绿洲四周大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生命绿洲，也是通向西域和内地的重要补给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北巴里坤盆地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水草丰茂，草原广阔，是亚欧草原区向蒙古荒漠区的过渡带，十分适合畜牧和农业耕种。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天堂，素有“古牧国”之称;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屯垦戍边提供战马的供给地。巴里坤是天山北路起点的要冲，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地形地貌和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北临古尔邦通古特大沙漠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作为当时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控制含准噶尔广大的北疆及以西地区。在平定准噶尔部的过程中，哈密、巴里坤就是清军的大本营。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巴里坤曾是仅有的清军驻防的地区。镇守巴里坤，就镇守住了内地通西域的咽喉之地。

二、清代以来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构成的政治因素

1671年，即康熙十年，西北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自立为汗，勾结沙俄，发动叛乱，不断威胁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噶尔丹的叛乱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清政府对噶尔丹的叛乱斗争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1758年，彻底平定了叛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内忧外患日益严重。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境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乘机侵占了伊犁地区。面对沦入外敌之手的西北疆土，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主张“海防”，而以王文韶、左宗棠为代表的“收复论”者则主张“塞防”。左宗棠回顾西北历史后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①清政府下决心采纳其议，命左宗棠督办军务，率师规复新疆。至1878年，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左宗棠收复了天山南北各地，将阿古柏匪帮驱逐出新疆。为确保对新疆各地的军政统治和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要在扼守边防又远离内地、交通不便的新疆保持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必须以足够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其中最经常的，也是最庞大的需求莫过于官兵粮糈。而新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都决定了军需的获得要以当地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就无法长久支持。纵观清朝初期、中后期发生的内忧外患，都促使清政府充分认识到稳定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必须实行“以边养边”的政策。自乾隆时期就开始有组织的进行大规模移民屯垦戍边行为，也使得汉族移民在新疆大规模的定居成为历史的现实。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从清朝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末期，而又被民国政府特别是为新中国政府所延续，为汉文化在东疆地区的又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清代以来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构成的经济因素

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道的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以“丝绸之路”享誉世界，来往于丝绸古道上的商人驼队在天山南北留下了数不清的足迹，也留下了新疆与内地、新疆与中亚各地之间悠久的贸易传统。

东疆哈密地区东西交通方便，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条件，如在东汉就开通了伊吾路，伊吾、蒲类成为联系西域各国的纽带。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民族迁移的目标和过往的途径，既是商贸往来的重要驿站，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控制了这里，也就预示着对西域政治经济的控制权。乾隆在平定噶尔丹的叛乱之后，亲自将巴里坤这个清军的大本营改名为镇西，意为坐镇西北之意，足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性。由于哈密地区的这种战略区位优势，除政治、军事的重要性外，经济因素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大通道，没有经济贸易的推动就不可能产生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清代以来，丝绸之路由于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逐渐趋于衰落，但是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商业往来仍然十分频繁。

内地商贩能够大批进入新疆从事贸易，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全疆平定、新疆与内地之间消除了政治藩篱以后。乾隆帝本人在统一新疆后即注意到开展贸易对活跃和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他多次谈到:“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最关重要”②。在清朝官府鼓励下，内地商民纷纷领取印照，携资出关。商民来自全国许多省份，通常由两路进入新疆，一路从张家口、归化城，走蒙古草地入新，其中在蒙古草地的一段又可分为两条路线:北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古城，南路沿草地与宁夏、甘肃的边界经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伊犁。经蒙古草地而来的，以直隶、山西省商民居多，人称“北套客”，其中不乏资本殷实之人，故有“大贾多从北套来”的说法。另一条主要商路系走内地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至哈密后分道进入天山南北，是陕甘、江浙、湖广、四川等省客商的常由之路。

巴里坤自康熙末年开始屯兵以来，商贩客民相继而至，雍正九年(1731)建巴尔库勒城，从军营发展为天山北路东段一大重镇。乾隆中期移民出关，这里也是安插地之一，人烟愈众，乾隆三十七年(1772)文绶奉命出关，沿途目睹天山北路“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的兴盛气象，十分赞叹。据他说，巴里坤“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③巴里坤在清末、民国初年商贸频繁，是新疆历史上“三大商都”之一，足见其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清代以来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构成的屯垦移民因素

北疆原本地广人稀，加之清朝初期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统一新疆的过程中卫拉特蒙古人众非亡即散，损失殆尽，以致耕牧俱废，罕有人烟。清政府意识到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巩固统一的局面，只依靠兵屯是不够的，必须组织迁徙内地汉族人口“移民实边”。完成统一之初，向新疆移徙内地人口以充实农业人手是清廷的既定方针。为了向当地输送急需的农业劳动人手，清政府大力倡导组织各种形式的移民。将兵屯扩大为民屯、犯屯、旗屯、回屯等方式。

在多种屯垦移民中“民屯”对汉民居聚落文化的推动功不可没。由于“移民实边”对边疆的巩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王朝更为重视这种“徙民充实之”的政策。这些移民的进疆屯垦往往居家迁来，有安心守土、踏实建家业的意思，在驻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或商品贩售，既对戍边的军队提供了农副产品供应的保障，也对守卫边疆的军士们起到了精神的支持，更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和中原各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1761—1780年，清政府在甘肃各地大规模招募贫苦农户，组织他们全家到新疆参加民屯，总数一万多户，男女老少共四万多人。对于招募民户，乾隆皇帝强调“自愿应募”，并使民户“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利，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④。清政府还对新疆民屯实行优惠和低税政策，吸引了内地不少的贫苦农民，大大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今天被称为兰州湾子、大河乡、石人子乡、奎苏乡、三塘湖乡的地方据说都是那个时期形成的汉民居聚落乡村。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从甘肃调1000名种地官兵来巴里坤屯田，乾隆二十九年(1764)，敦煌等三县移民180户到巴里坤认垦，常驻汉族人口大增，伊吾的汉族人口相应增加。民国19年(1903)4月，又有甘肃移民20户到达淖毛湖。新中国成立后，从外地调来一批汉族干部。1951年从哈密迁来汉族50余户200余人，落户在吐葫芦(现属伊吾镇)、淖毛湖两地。1959—1960年，先后有3批约5700名支边青壮年(全系江苏人)被安置在盐池牧业总场。60—70年代又不断有汉族人迁入东疆各地。他们的住地有聚有散，聚者所形成的村落较为多样，或整齐或自由不规则，往往带有他们原籍村落的组织形式的雏形。

五、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东疆地区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天山南部哈密、吐鲁番地区属传统的维吾尔绿洲农业文化片区，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维吾尔族占主体，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体现出较强的融合性。天山北部巴里坤则是新疆汉文化片区的发祥地，特别自清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政府组织屯垦戍边，支援边疆建设，或处于避灾、经商、谋生等目的，自行迁来新疆的居民连续不断，且数量很大，这些外地迁来的居民大都来自内地农村，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而且带来了他们在原住地修建居屋的习惯，形成了强势的汉民居聚落文化中心。

聚落，本义是指村落，后来泛指人群聚居的地方，包括都市、城镇和乡村等。它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是由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聚落是一种空间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发展过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中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聚落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史迹，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民居建筑文化

民居聚落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建筑，历史上巴里坤经过历代中央驻防、屯垦及与西域经贸交往的过程中，中原汉民居建筑因其在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成熟和先进，以及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来自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族居民，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生活的气候与新疆比较相似，尤其是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居民很适应新疆的气候环境。新疆除沙漠山区之外，利用生土营造居屋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境。新疆的土质大部分为黏性黄土，潮湿时强度极低，干燥时就相对坚硬。若用生土加水和搅拌做成土坯，干燥后则强度又会进一步增强。故新疆民居利用生土为建房用材之大宗，实为方便、节约又接近自然生态的好方法，非常适应陕、甘地区居民营建居屋的习惯。比如，房屋习惯坐北朝南，向南一侧开窗，多用土坯砌筑，其余三面用干打垒的土墙。房屋通常为一明两暗三开间，卧室内都建有土炕，非常适合新疆当地寒冷的气候特征。此外，内地土质较坚实和呈酸性，故地基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甚至稍作基垫便大墙直接落地砌筑。又因内地雨水较多，为利于出水，房屋故多以坡屋顶处理屋盖的形式;但是新疆冬季长而大雪多、积雪厚，墙薄不御寒，而且雪后上屋扫雪时因带坡的屋面抵不住雪滑而导致失足下坠的情况常有发生，因而在长期积累经验的情况下，将坡顶改为微坡，有些地区也建成平顶了。新疆盐碱土质对墙根的消蚀性较强，因而外地迁入居民也逐渐加高地基，加强基础和勒脚的防潮，并作防盐碱的处理，其固有建筑形式逐渐变形为当地的高台基、平屋顶，已经具有了新疆本土化的特征。

巴里坤是目前新疆古民居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这些形式和结构完全汉式特色的深宅大院，最早的距今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现今保留下来的这些古民居集中布列在一条街道上，整体院落多为砖木架结构，大门门楼华丽，精雕细刻，门楣上装饰精美的门簪，是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建筑分为祠堂、主室、书房、账房、厨房等。从建筑规模和装饰精美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些古民居的主人当时非官即商，都是有钱有地位的富户。

(二)寺庙建筑文化

在清代不仅汉民族信仰佛教、清朝统治者满族也很快接受汉文化，而且信仰佛教，远离故土到此屯田的人们，为了精神的寄托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在这里广建庙宇，在汉城、满城七里半的范围内就建有57座庙宇，按当时的人口计算，每50人就拥有一座庙宇。地藏寺占地十几亩，山门极其宏伟。地藏寺是甘肃民勤客商捐资于嘉庆二年修建的。地藏寺里有一座桥，据说女子钻了此桥的桥洞，一定会在生产的时候顺顺当当。也是承袭了汉文化的缘故，巴里坤除了寺庙建筑众多，包括道教在内也很流行，著名的仙姑庙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代表，仙姑庙又称甘州会馆，是甘肃张掖客商于嘉庆五年捐资修建的一座道观。民间自助修建庙宇和道观在当时很普遍，几乎每个汉民居聚居地都会修建寺庙，民间的这种文化需求在清末民初很旺盛，反映出传统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强势影响。

(三)聚落民俗文化

政局的稳定，农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娱乐也随之活跃起来。清同治以前内地流行的各类戏剧大量传到哈密，主要是陕甘人喜闻的秦腔、眉户剧、小曲子，盛行在哈密、巴里坤。道光年间，哈密县成立德胜班，自有戏园子，经常去赶庙会演出。哈密的汉族多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他们将其家乡包括民俗在内的各类文化带到了哈密，在与老户汉族融合交流的同时，接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巴里坤“小曲子”已被列为新疆非物质文化名录。巴里坤的社火、秧歌、灯会等节庆文化特色鲜明，巴里坤被称为“新疆汉文化之源”。

六、东疆地区汉民居文化对少数民族民居的影响

汉族于公元72年大批进入哈密，直至公元131年汉族屯田官兵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东疆哈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具有南北疆典型的气候特征。天山南部的哈密绿洲区，夏季气候干燥炎热，农业耕种开发较早，维吾尔族居多，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强;天山北部的巴里坤、伊吾等地属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范围，适合游牧，民族以蒙古族、哈萨克族为主，在清初康熙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后，民生凋敝，蒙古人锐减。为此，清政府重点向这一地区驻军、移民，充实人口，而这些驻军和移民多数又为汉族，因此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的片区。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于是出现了从巴里坤经过七角井到奇台、吉木萨尔、阜康、呼图壁，到玛纳斯沿准噶尔边缘的汉文化片区，这个文化片区和维吾尔文化片区在新疆众多民族文化片区中成了最大的两块文化片区。在南北疆的许多城市中也形成了汉文化区，喀什、吐鲁番、哈密都有汉城、回城之分，在鄯善原有居民的基础上自汉代以后，从中原而来的将士、兵丁、屯田百姓均为汉族，唐朝中叶回鹘西迁为这里增添了不少人口。元明以降，内地的汉、回各族人民有大量迁入，他们与当地的原住民共同生息，共存共荣，形成了这里特殊的民族构成和文化特色，故而自古至今就是西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最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汉族传统古典建筑艺术对哈密维吾尔族人的建筑有着重大影响，有的建筑物不仅是吸收，甚至完全采用了汉民族的飞檐起脊的古典建筑艺术。东疆巴里坤的汉文化对哈密及其临近的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民居聚落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1769年，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归附清朝后，专门从中原请来汉族工匠设计修建王府和回城，这两座建筑物有着浓郁的汉族古典风格。至今包括哈密、鄯善县、吐鲁番等维吾尔民居的门窗上还能看到汉文化影响下的门簪、花棂格、门钹等。虽然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宗教、民族成分的变化，使曾今在这一地区流行的文化会发生变化，但是，文化的某些元素同时也物化在建筑上，如建筑门、窗、楼梯、房梁等处，它们既是一种历史的信息，又是以巴里坤汉文化为中心对鄯善、吐鲁番地区文脉的参与因子。

结语

纵观清代以来东疆地区在汉民居聚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既是历代中央政府清政府开发西域、守卫西北边疆的战斗史，也是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史，尤其是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屯垦戍边、移民等政策的实施，使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的形成，对保持新疆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因东疆地区为窗口，使各民族在千百年长期共存的环境中，和睦相邻，礼尚往来，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生活习惯的影响与学习，奠定了东疆哈密地区“民淳俗深”和古伊州文化的底蕴。因此，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也是新疆历史悠久的丝路文化、多彩的草原文化、丰富的民俗文化、屯垦文化、戍边文化、移民文化、商贸文化等，汉族不仅为新疆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疆汉文化，同时也为融合西部边疆多元文化进入祖国统一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0)［M］．长沙:岳麓书社，1996．

②清高宗实录(卷61)．

③皇朝世经文编(卷81)．文绶．敬陈嘉峪关外情形疏．

④清高宗实录(卷1012)．

参考文献:

［1］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2］王建基、许学诚．爬梳镇西［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3］陈震东．新疆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9．

［4］方英楷．新疆屯垦史［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5］张建国．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