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

    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了解现代,进而为解决现代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对新疆的历史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同样不例外,如果不了解新疆历史,就可能认不清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无法制订正确的解决之策。要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新疆问题,要站得高,基点之一是先辈们对新疆进行了开拓和开发,基点之二是我们的前人在认识新疆、研究新疆方面有着丰富的积累。

    新疆及其周围地区在我国古代称为西域,我们的先辈早在先秦时期就使这一地区和内地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我国先秦古籍中大量有关西域的记载、传说,与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由西域玉石制作的陪葬品相互印证,为我们勾勒出了远古时期西域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丽画卷。公元前1世纪,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驻军屯田、设官立府、施政管理,西域和内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辈们对西域开拓和开发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汉之后的我国历代王朝,不管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唐、元、清以其强盛的国力,不仅持续地对现在的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管理和开发,而且也将其周围地区纳入到了管辖范围之内,设官立府、驻军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和文化,不断将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推向高潮。就是在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分裂政权鼎立或林立的状态下,我们的先辈也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尼雅,位于今新疆民丰北的沙漠中,地处尼雅河下游,本世纪初,斯坦因在考察尼雅遗址时发现了有关魏晋王朝在此屯田的木简,这是魏晋王朝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见证。只是到了近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朝国力日衰,列强的蚕食鲸吞使大片领土从母体上割裂出去,形成了我国新疆现在的疆域状况。回顾先辈们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和内地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公元前1世纪西域和内地融为一体之后,我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与开发尽管有过挫折,乃至断裂,但经过了挫折时期之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往往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开发高潮,这些持续不断的开发高潮使西域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近代以降,尽管列强处心积虑企图将新疆分裂出中国却始终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先辈开拓和开发西域的过程中,他们对西域的探索和研究也同时展开了。流传至今的《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古代西域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应当是先辈们探索和研究西域的最早成果。之后,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先,内容浩繁的二十四史大多为西域立传;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类史书、以《通典》为代表的政书类史书、以《高僧传》为代表的传体类史书、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的地图类史书等,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有关西域的各方面状况,这些都是先辈们关注、探索、研究西域的成果。至清代,专门探索和研究西域的官方典籍、私人著述更是不胜枚举,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对我国边疆的蚕食鲸吞,先辈们的探索和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形成了以祁韵士、张穆、何秋涛、徐松、魏源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在前辈们的成果中,既有对西域地理、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自然人文情况的描述,也有对历代王朝治理和开发西域政策的得失以及各民族或政权之间关系等众多方面的探讨和总结。

先辈们对新疆的探索和研究,在为后人提供浩如烟海的资料、奠定研究基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也给予后人以极大鼓励。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众多的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纷纷加入到探索和研究新疆历史的行列,从不同的方面,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使其成为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

二、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具有科学的态度、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在长期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第一,新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新疆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疆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于远古新疆居民的族属,我国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唯以“西戎”称之,但古人类头骨的测定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的居民分为东西两大人种,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人种逐渐占据了优势。秦汉之际,来自于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人等纷纷迁入新疆,而塞种人则迁至了帕米尔高原地区,及至匈奴兴起,匈奴人不断涌入新疆并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公元前1世纪,伴随着西汉在西域统治秩序的建立,汉人日渐成为新疆众多古老民族之一。汉代以后,更多的我国古代民族纷纷进入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而尤其以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为最多,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后涌入。这些民族和当地民族在辽阔的西域生息繁衍,在共同开发西域的同时,相互之间或和或战,不断融合,新疆地区的一些现代民族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诞生的。至清代,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再次迁入,最终形成了新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新疆的历史,既是一部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管辖在唐、元、清三朝时期不断得到加强。长期有效地统治不仅为上述各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开发西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地加速着这一地区和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这一进程受到严重阻挠。但尽管如此,在清末国力衰微、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中央王朝对新疆控制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列强处心积虑想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仍然没有得逞,这表明新疆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了中国不可分割、也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三、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疆历史,首先应该对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准确把握。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以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我国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受国内局势、国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从纵的方面看,尽管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方略、政策不同,总的趋势却是这种治理在不断得到加强。

    西汉王朝是第一个在新疆实施有效治理的王朝,其治理措施是通过设置管理机构、驻军屯守、册授边疆民族首领等实施的。管理机构以西域都护为主,立府于今轮台县附近,是西汉王朝管理这一地区的最高官员。戊己校尉、伊循都尉则是西汉王朝设置的率军屯田的官员。西汉虽然设置了管理机构,但对西域边疆民族的管理则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册授民族首领官爵,由他们来具体管理其自身的事务,这种方式被称为羁縻统治。西汉之后的东汉王朝沿用了西汉的这种治理方式。

    三国鼎立迄至隋王朝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但在争夺中原统治权的同时,各个政权,无论是一统中国北方的曹魏政权,还是十六国时期的西部各政权,仍然给予天山南北以极大关注,治理范围虽有所缩小,但治理方式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魏政权在今罗布淖尔设置西域长史作为主要管理机构,下设西域校尉、伊吾都尉,对众多民族的管理则沿用了西汉时期的羁縻方式。在继承前代治理方式的基础上,作为中国内地传统治理方式的郡县制也在这一时期引入到了新疆地区。前凉政权设置了高昌郡,采取与内地相同的郡、县、乡、里的治理方式,这一治理方式为之后的各政权沿用。北魏则设置鄯善镇、焉耆镇,以加强对新疆的治理。各王朝采取的这些治理方式是自西汉实施有效统治以来治理方式的一大发展,是新疆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和深化的结果。

    隋唐王朝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在前代基础上更加积极有效。设置郡县、驻军戍守屯田、实施羁縻统治是隋朝治理新疆的主要措施,鄯善、且末、伊吾等郡的设置将郡县制度这一治理方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唐朝取代短命的隋朝之后,不仅恢复了西汉时期的管辖区域,而且在其基础上又有较大的拓展。唐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的治理是在总结了以往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其在西域设置的军政管理机构之完善也远远超过前代。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最高管理机构,“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是其主要的职责,其下设置都督府、州,除伊、西、庭三州由唐官员担任外,其他都督府都督、州刺史则委任边疆民族首领担任,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在驻军屯守方面则设置有著名的安西四镇,四个军镇最初设在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和田)和疏勒(今喀什)。镇守使是其最高长官,并建立起了由军、守捉、城、镇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防御体系。在具体的治理措施方面,唐朝在西域大力推行与内地类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文书资料证实,官员委任制度、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赋税制度等中原推行的治理措施也已经实施于西域地区。完备的管理和防御机构以及有效的治理措施,使唐朝西域治理呈现出稳定性、连续性和社会经济状况显著发展的特点,西域的向心力也得到

了明显加强,8世纪末西域和内地的联系为吐蕃隔断,安西、北庭二府仍然“坚保封疆”30多年之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五代宋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各王朝虽然沿用了前代的一些管理制度和具体治理措施,但相对松散。五代各政权因争夺中原统治权而无暇兼顾西域,西域则高昌回鹘、于阗喀喇汗政权分立,但都和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并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喀喇汗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中国汗)即是明证。至辽朝将西域纳入到统治范围后,设官置守实行羁縻统治又成为治理的主要方式,后统一西域的西辽也仍然是如此。

    元明两朝对西域的治理在辽金的基础上又有了加强。元朝在统一西域后陆续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军政机构,并在平定西北藩王之乱后逐步得到完善。提刑按察司是主管天山南路地区农桑事务的机构;交钞提举司则专理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宣慰司则分理天山南北各地事务等。尤其是宣慰司的设置,不仅反映着元朝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得到了加强,而且也使治理机构的设置和内地趋同。明朝国力远不如元朝,其有效治理的范围仅仅达于哈密,但也设置了哈密卫,任命哈密当地的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自西汉时期开始的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趋于完备,各项政策措施也更加适合于新疆的政治、民族特点。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的是以伊犁将军为主的军府制度,实现了新疆和内地行政制度的统一。此外,清朝还根据新疆地区的特点,在制度方面依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郡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治理方式;官员的任用方面采取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以调动各族官员的积极性;军队驻守方面采取了以八旗军队为主、其他军队为辅的共同防御,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政策,使天山北部的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采取了减轻赋税、确定财政定额补贴制度;采取政教分离、支持多种宗教并存的政策;建设台站等交通网络及卡伦边境防御网络等等。清朝采取的这些治理措施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使新疆社会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经济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光绪初年左宗棠率大军收复新疆后,新疆原有的统治制度荡然无存。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清朝对新疆的治理迎来了一次大的变革。新疆地方行政交由各道、府、厅、州、县办理;伊犁将军等军府制度得到保留,但权力大大缩小;南疆的伯克制度被废除;减轻赋税和商业税,实行更为优惠的移民实边政策,及为恢复农业、发展副业生产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兴办文教等,是这一变革所带来的重大变化。这一变革对于维护祖国统一、西北边疆的开发、增进各民族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纵观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有一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即在每次积极有效地治理之后往往有一个削弱时期,但在渡过削弱时期之后中央王朝的治理范围和深度又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方式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完成了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进程。

    二是,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宣扬新疆是某一个民族的家园是违背历史实事的,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汉代以前新疆就是一个多人种混居的地区,人类学的人类头骨鉴定资料不仅已经表明在这一时期新疆的居民分属于白种、黄种及二者的混合型,而且也表明黄种人逐步取得了优势。至汉代,活动在新疆地区的民族则以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为主。塞种、月氏、乌孙早期主要活动在我国西部的河西地区;羌则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建立“城邦诸国”的民族即分属于这些民族;匈奴则是兴起于我国蒙古草原地带的民族,后融合于汉等民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民族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等新成员。鲜卑是兴起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民族,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其首领檀石槐建立了横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军事大联盟,其势力范围向西达到了汉代乌孙居地伊犁河流域,鲜卑人也由此进入了新疆地区。柔然是我国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内迁之后崛起于漠北,公元402年建立了柔然汗国,势力范围向西延伸到了焉耆,柔然人也因之成为新疆古代民族之一。高车原活动在今贝加尔湖以南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役属于柔然,公元487年西迁今吐鲁番一带建立了高车国,高车自然也成为了新疆古代民族中的一个新成员。吐谷浑是鲜卑人的一支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于公元313年建立的政权,存世至唐朝时期,其强盛时期的疆域囊括了今新疆的若羌、且末等地。

    隋唐时期加入到新疆民族之列的主要有突厥人、吐蕃人、回纥人等。突厥人最初活动在今叶尼塞河流域,是铁勒中的一支,后迁至今搏格达山附近地区。初役属于柔然,6世纪中叶起逐步强大起来,建立了东起辽海、西至今里海的突厥汗国,是隋唐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重要民族。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西突厥辖有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是在二千年前我国西北的羌族南迁进入青藏高原地区和当地的民族融合而形成。吐蕃6世纪末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大致在隋朝时期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吐蕃虽然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自公元662年后不断兴兵西域,和唐朝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一度占领了唐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境。回纥人最早进入西域的时间可以上推至安史之乱后,回纥曾经数次出兵协助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虽然屡遭败绩但为后来回纥人的迁入打下了基础。回纥(后改称回鹘)原为铁勒的一支,南北朝时期游牧于今土拉河北,曾经役属于突厥、薛延陀汗国,后在唐朝统一薛延陀的过程中崛起,并于公元744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回纥汗国雄踞漠北但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公元840年因内乱汗国崩溃,部众分裂为数支,其中一部分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西迁今新疆地区。西迁新疆的回纥人和当地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葛罗禄不断融合,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内部大融合的时期,先后出现的安西回鹘政权、西州回鹘政权、高昌回鹘政权以及喀喇汗王朝,为各民族逐渐融合提供了外部条件,以致塔里木盆地周围居民出现了回鹘化的倾向。但在新疆各民族内部融合的过程中,新成员的迁入并没有因此停止。公元1124年,曾经统一中国北方的辽朝灭亡,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部众西迁,建立了西辽政权,其辖境包括了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这些契丹人被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喀喇契丹。

    元明时期是新成员迁入新疆的又一个高潮时期。蒙古是13世纪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民族,其后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政权元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就开始向新疆发展势力,1217年灭亡西辽政权,统一了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分授术赤、察哈台、窝阔台三子管辖,由此大量蒙古人迁入到了新疆地区。伴随着蒙古人的进入,新疆的民族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浪潮。一方面蒙古人为统一新疆,征发大量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前往新疆,统一后其中有不少人留驻于新疆,成为新疆的居民;另一方面,为统一和统治中国的需要,大量的新疆和中亚其他地区的色目人等被征发到内地。明朝时期,察哈台后裔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仍然统治着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元朝及东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统治导致了新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首先是蒙古人尤其是察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维吾尔人融为一体,为维吾尔族补充了新鲜血液;其次作为蒙古一支的瓦剌在17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

    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以西迁回鹘和葛罗禄为主融合而成的维吾尔人在清代得到了发展。清朝初期,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及吐鲁番、哈密等地区,后由于清朝招募维吾尔人赴伊犁地区屯田,分布区域逐步扩大,人口发展迅速,清末人口达到了157万。哈萨克族是清朝的“外藩”,其活动区域本不在今新疆境内,后由于受到沙俄侵扰,不少哈萨克人迁居到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大量哈萨克人进一步向内迁徙,至清末,塔城、伊犁、阿勒泰、昌吉、玛纳斯、乌鲁木齐、奇台、木垒、巴里坤以及甘肃、青海、西藏等地都有了哈萨克人分布。在这些民族分布地区不断扩大的同时,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等也因各种原因迁入新疆。满族,从清朝经营新疆开始就不断进入新疆,包括官员、驻防的军队、屯垦人员以及家属等。达斡尔族、锡伯族原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1764年被清朝抽调到新疆戍边,后成为了新疆的民族。回族是进入中国境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以及元代被东迁的色目人和我国的其他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其形成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清代称新疆的回族为“汉回”,主要是从陕西、甘肃等地发遣到新疆屯垦的回族,至清末回族在新疆各地都有分布。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也是在清代由新疆境外迁入的。

    值得说明的还有汉人的迁入。汉人迁入新疆始于汉代的屯田戍守,之后汉人的迁入就没有中断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高昌,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镇都聚居着众多的汉人,清代又有大量的汉人迁入。这些持续不断迁入的汉人,有些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则成为了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

    纵观新疆的民族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这里是上述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不仅包括现代居住在新疆的民族,也包括历史发展中已经消失的民族,而不是哪一个民族专有的家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疆现有的13个世居民族是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而融合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东部,尤其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民族的迁入是形成这些民族的主要力量,一定时期迁入的民族和原有民族在相互融合之后又不断地和下一个时期新迁入的民族血肉交融,就这样,诞生了今天我国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

    三是,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与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一样,新疆的古代和现代都不是一个单一宗教分布的地区,尽管某一时期以某一宗教为主,但多种宗教并存、在碰撞中发展的格局一直是新疆宗教发展的特点。

    新疆的宗教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原始宗教向多种宗教并存过渡阶段、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

    原始宗教是指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一般存在于尚不具备成文历史的原始社会中,虽然以原始宗教统称之,但信仰却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现有的资料看,新疆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太阳、月亮、图腾、植物、祖先等众多崇拜类型。原始宗教发展到萨满教阶段之后也应该是如此,因为农业、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的存在自然会导致其信仰的差异。大约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巴尔赫)创立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史书称之为“祆教”、“火教”、“火祆教”、“拜火教”等,很快即传入了新疆地区。公元前1世纪,佛教也由印度经克什米尔传入和阗地区。新疆的宗教发展由此进入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新疆宗教发展史上是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得到广范传播,并在各地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下,很快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各绿洲城邦之国,上至国王下至黎民百姓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佛教寺院不仅遍布各地,而且数量众多,香火旺盛。龟兹“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①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尚信”;疏勒也崇信佛教,连其向北魏的贡品都是释迦牟尼佛袈裟;朱居(今莎车)“咸佛事”;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渴*1陀国(今塔什库尔干)“亦事佛道”;鄯善“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僧,皆小乘学”等等。

②当时新疆佛教的兴盛在一些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的行记中也有体现,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纪》等对新疆佛教盛行的状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述。新疆现存的众多佛寺、千佛洞、佛画等遗址、遗物也都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物证。

    在佛教兴盛的同时,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是存在的,原始宗教、道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也都在新疆地区有一定影响。

    《魏书》卷101《高昌传》载: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卷102《西域传》载: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所谓“天神”、“佛法”反映的就是当时在高昌、焉耆祆教和佛教并存的状况。至五代时期,袄教仍然是新疆一些地方的宗教信仰。在北疆的一些游牧民族中,以萨满教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很流行,柔然、突厥、回鹘等都是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伴随着汉人的迁入,道教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新疆的宗教之一。道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属于公元4—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已经有了“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用语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道教四方神的名字。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摩尼在祆教等其他宗教信仰基础上创立于波斯的又一种宗教,崇尚光明,中亚粟特人就信仰这种宗教,其传入新疆的时间当不会晚于7世纪上半叶。回鹘在西迁之前,摩尼教曾经是其国教,西迁之后的高昌回鹘政权也以摩尼教为国教,这不仅见于史书记载,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寺院文书也是证明。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史书记载在唐太宗时期景教教徒即经由新疆来到了长安,其传入新疆的时间应该在此时或稍早。景教在新疆传播的情况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近代以来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属于唐宋时期的景教遗物,诸如景教经典残片。这些经典多是用回鹘文写成的,而且内容涉及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说明景教已经渗透到回鹘人的社会生活中。

    唐末五代初,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发展由此进入了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其传入新疆的时间一般以在喀喇汗王朝出现第一座清真寺为标志,大约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晚于内地2个世纪,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圣战”传播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在唐朝和突厥人的抵抗中屡遭败绩。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首先是在喀喇汗王朝统治区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喀喇汗王朝也由此成为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不断发生的宗教战争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新疆宗教发展史的显著特点。宗教战争首先爆发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和信仰佛教的于阗之间,1006年喀喇汗王朝灭亡了于阗,占据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与此同时,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政权的“圣战”也展开了,但由于内讧和喀喇汗王朝的解体,无果而终。

    至西辽统治新疆时期,新疆的宗教已经形成了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宗教并存的格局。佛教主要在高昌回鹘境内和天山以北地区流行,汉、契丹、吐蕃等民族多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则主要流行于新疆西部和南部地区;其他宗教则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流行地区都有流传,延至元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1347年,由蒙古人建立的察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统治天山南北的东察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尔汗皈依伊斯兰教,开始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导致新疆地区大量蒙古人成为了穆斯林,新疆的宗教也由此逐渐过渡到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除强制大批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外,秃黑鲁帖木尔还使伊斯兰教在库车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其子黑的儿火者执政时期又将伊斯兰教推广到了吐鲁番地区,1399年起又将“圣战”的目标对准了佛教在新疆的最后一个中心———哈密。至16世纪初,佛教势力退出哈密,经过6个多世纪的“圣战”,伊斯兰教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虽然取得了主导宗教的地位,在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人中仍是信奉藏传佛教,加之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伊斯兰教并没有能够成为新疆的唯一宗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仍然为新疆众多的民族信仰,这种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四是,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加之众多的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长期维持,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碰撞并存,多元文化共存、交融与互补一直是新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显著特点。

    考古资料显现的新疆远古文化即已具备了多元文化的特征。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还难以详细地认识远古时期新疆的文化构成,但出土有陶器的新石器遗址表明新疆东部地区的远古文化具有农业文明的特征,而在北疆地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则明显属于牧业文明的类型,这些已经表明新疆的文化在形成阶段就不是单一的。进入有史书记载的年代以后,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对此我们可以从众多不同的方面来认识新疆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从民族的角度看,如上所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早在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定时期内的众多民族之间虽然也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血肉的交融,但具体到某个民族,其文化则是具有独特特点的。诸如乌孙、大月氏、匈奴同属于游牧民族,但其文化则具有各自的特点。不仅如此,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还表现在不断地有新的民族成分加入,使得新疆文化从民族角度看更加斑斓。

    从社会制度看,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在同一时期其社会制度也因民族的不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即根据新疆不同地区的特点,在制度方面分别采取了郡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治理方式,之所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方式不同,而这些不同则构成了清代前期新疆文化的多元特色。

    从经济类型看,新疆地域辽阔,环境各异,不同的地区适合不同经济形态的发展,这也促成了新疆文化的多元。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其他盆地的绿洲、河谷地带,这些地区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形成了具有农业特色的文化,汉代的“城邦诸国”即是;在北疆草原地区适宜牧业发展,因而形成了具有游牧特征的文化,汉代的乌孙、大宛即是;有些地方则适宜多种经济类型发展,因而形成了既有农业特色,也有牧业特点的文化,如汉代的鄯善“少田”、“民随畜牧逐水草”。这些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的文化,随着历代王朝对新疆的开发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因屯垦活动的加剧,农业区的分布不断扩大,至清代农业在以牧业为主的北疆地区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北疆文化也因之具有了农业文化的特色。

    从宗教的角度看,如前所述,由于新疆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种宗教汇集、碰撞、并存的地区,原始宗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众多的宗教都曾经为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所信奉,这些宗教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具有了不同的宗教色彩,即便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已经改奉新的宗教,放弃了原有宗教,但原有的宗教在其文化中也会留下深深的烙印,不可能为新的宗教完全取代。如回纥在漠北时期最先信仰萨满教,之后又改信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但萨满教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维吾尔族中仍然可以找到其痕迹。在维吾尔族古文献《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记载了信仰萨满教的情况:乌古斯可汗在召集部落大会时,要按照萨满教的仪式在大帐的两侧各立一根木杆,木杆顶上挂上金鸡、银鸡,杆下分别拴上黑羊、白羊,后演变为木杆上挂羊头、牛尾、布条等。今天的维吾尔族在朝拜麻扎时仍然在麻扎周围树木杆并在其上挂羊头、牛皮、布条,同时集体跳舞,这就是萨满教残留的影响。也就是说,多种宗教并存使新疆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了不同的宗教色彩,而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在历史上信仰过的不同的宗教的影响已经成为其现在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仅仅就文字来讲,*<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摩尼文、梵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哈台文、满文、托忒文等众多文字都是历史上聚居在新疆境内的民族所使用过的文字。至于历史上众多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虽然不会和历史上活动在今新疆地区的民族数量相同,但也不会相差很多。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先后在新疆地区活动过的民族,诸如羌人、塞人、月氏人、匈奴人、汉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粟特人、契丹人、蒙古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满族人、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使得新疆不管是在同一时期,还是在不同时期,其语言文字都呈现多元的特点。以汉代为例,史书中所列“三十六国”有24国明确记载设置有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译长”,显示出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三十六国”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和中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些为不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些随着民族的迁徙和融合而消失,有些则仍然为现代新疆的民族所使用,而伴随着一些原有语言文字的消失,又有一些新的语言文字随着新民族的迁入而进入。就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目前新疆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局面。就目前新疆主要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讲,除汉族、回族、满族通用汉语言文字之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民族还有自己通用的传统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这些不同的民族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印欧三大语系,其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支和语组。也就是说,现在新疆的文化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也是多元的。

    五是,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与历代王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进行有效统治的历史相比,历代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屯垦戍边历史则要略长一些,因为在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之前屯垦戍守就已经开始了。

    历代王朝在今新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始于西汉时期。据史书记载,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之后不久,西汉王朝在渠犁、伊循等地也开始开设屯田,但真正大规模的屯田则是在公元前68年以后。西汉王朝屯田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解决来往使者的粮食供应问题,后由于屯田军队在统一西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西域都护设置后,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和地点也逐渐扩大,屯田遂成为西汉王朝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人的粮草供应的重要途径,而屯田士卒则成为西汉王朝统一、统治西域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的供应问题,同时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的历朝各代所效仿。但是,因不同朝代所面临的西域形势、国力强弱、经营方略不同,所以在屯田方面的作为和屯田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异。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大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西域为吐蕃占领,前后长达160多年,其屯田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分布地点之广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唐王朝统一西域后在西域的基层军事建置是军、镇、城、守捉、戍、堡,分别驻有不同数量的兵马,这些驻军在戍守的同时,为了解决军队和来往使者、商旅的供应也大规模地从事屯田开发、放牧等。《资治通鉴》卷223载:“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对于唐王朝在西域屯田的具体规模,《唐六典·屯田郎中》记载的更为详细:“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一屯为50顷),反映着当时唐王朝在包括今新疆地区在内的广阔的边疆地区进行戍守的同时也从事大规模屯田的情况。

    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根据其功能或称之为屯田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715年至17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清王朝和准噶尔的关系时战时和,清王朝的势力仅仅到达了新疆的东部,屯田也仅限于哈密、吐鲁番、巴里坤等地。屯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而且受双方关系的影响也时屯时撤。1759年至1860年前后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清王朝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屯田是因戍守的需要而兴起,并逐渐发展到军屯、民屯、犯屯等众多形式,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860年以后为屯田的复兴阶段。这一时期,新疆面临着新的情况。来自外部的沙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及浩罕对新疆的侵略,和新疆内部各民族反对外来压迫、内部剥削的起义交织在一起,一度摧毁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体系,但左宗棠对新疆的收复,及新疆的建省,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新疆各民族自汉代就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而且也使屯田再度复兴。

通观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多牢固,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并互成因果。西汉、唐、清三王朝在立国之初都普遍面临着来自于北疆或西北疆的重大威胁,而强大的国力又为这些王朝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这些王朝都将对西域的统一和统治作为解决威胁的当务之急,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在积极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这些王朝又都将屯田作为统一和统治西域的重要措施而加以实施,不仅克服了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的弊端,使西域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巩固其统治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驻军因为屯田的开展也不会为当地各民族增加负担,同时大量民屯人员的来疆也改变了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更加有利于实施对西域的统治。与三王朝相比,其他王朝则没能有效地发挥屯田在西域统治中的作用,而多是以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作为其缺乏进取性西域政策的理由。从西域屯田发展的情况看,这种理由根本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只要积极地发展屯田事业,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班超对西域的第二次统一,以及唐王朝后期吐蕃隔断西域和中原的联系,而坚守西域的将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够抵抗吐蕃数十年之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屯垦戍边是实施统一、统治的积极有效的措施,而边疆屯田及其所带来的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更加巩固历代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四、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

    在以往对新疆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新疆的历史,对新疆的现实少有关注,走的是一条从学术到学术的路子,就是有了解新疆现实的愿望也是抱着为更好地研究历史而进行的,多是希望通过对新疆现实的考察来增加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感性认识,或在考察中寻找、发现研究新疆历史的新资料,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如自20世纪兴起的对新疆的考察,尽管国人的考察活动在组织上既有官方、学术团体组织的,也有个人进行的,但考察的内容很少有将新疆的现实问题作为考察的重要目的,因而这些考察活动流传下来的成果也多以考古类的著作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新疆现实问题研究中“禁区”林立,更加影响到了学者们对新疆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种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得到改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199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立项“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系列调查”课题,对新疆的现实问题的调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也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研究边疆,包括新疆的现实问题。这不仅表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研究角度上有了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当代边疆稳定和发展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首先是当代新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汇集的地区,维护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本来就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还要在这基础上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所面临的困难自然更多。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积极发展新疆经济的其他政策,新疆的经济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疆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新疆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从目前新疆分裂势力的情况看,其分裂思想、活动方式以及目的都和历史上新疆的分裂活动有着先后相继的关系,而且为达到其分裂新疆的目的,分裂势力对新疆的历史也大肆歪曲和篡改,以蒙蔽广大群众。如何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如何打击分裂势力的活动,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新疆的快速发展等等,这都是当代新疆的现实为新疆历史的研究者提出的重大课题,都是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成败得失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新疆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的新疆,将现代新疆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使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另一方面,正确地阐述新疆的历史,以驳斥分裂势力对新疆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也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关注新疆的现实。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往了解现状是为了研究历史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使历史研究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现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边疆研究包括新疆历史研究的兴起应该说是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边疆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注现状也是新疆历史研究的传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对现状的关注程度被削弱了,研究的重点也因之转到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都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包括新疆历史的研究要想发展就需要面对现实和未来,因为只有关注现状、面对未来,我们的研究领域才能不断扩大,研究的成果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