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71—75页。

摘要：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不稳定因素较多。清代新疆的官制和边吏素质对当时新疆的稳定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对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主要对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清代；新疆；官制边吏

作者简介：周卫平（1973—），女，新疆伊宁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边疆史。北京100006。

官僚政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通过层层叠叠的各级官僚机构、不同层次的官员，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其对黎民百姓的统治和管理。官僚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官僚体系中官员的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新疆地区较之我国边疆其他地区有自身的政治、历史和宗教特点，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同时又与中亚浩罕等地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现实发展方面带有积滞成疾的特征，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1]。就内在因素而言，中央政府的治边政策和吏治建设等都影响到新疆的稳定。驻疆官员所作所为涉及到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如果施政得当，对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给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带来负面影响。这就要求驻疆官员不仅要有较高的个人道德素养，而且应具备强烈的责任心、敏锐的观察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等治国安边的政治素质。对清代新疆边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于有清一代官吏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但对新疆官员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迄今为止综合性研究专著极为少见。阿拉腾奥其尔所著的《清代伊犁将军论稿》，该书选择了10位伊犁将军作为研究出发点，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书后，还附有历任伊犁将军简介和伊犁将军年表[3]。此书是研究新疆边吏的重要参考资料。综论性文章主要是邢玉林的《扩大边臣疆吏研究的视角》[4]一文，该文从四个方面（着眼于动态———史料与史观的统一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相结合、着眼于整体———现象的历史和历史的现象相结合、着眼于个性———“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具体的个人相结合、着眼于实践———总和及其联系的分析和实证的结果相结合）论述了研究边臣疆吏的指导思想、理论原则及方法。

除此之外，有关新疆官吏的研究在某些专著的部分章节也有相关论述，研究成果极为分散凌乱。总的来说整体研究较少而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就目前而言，学术界对于清代新疆边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新疆边吏年表研究状况

疆臣年表是研究清代新疆官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成书的部分新疆研究专著中都有所记载。《西陲总统事略》[5]按时间顺序排列了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嘉庆五年（1800）伊犁将军、伊犁参赞大臣等伊犁地区的各级官员。《钦定新疆识略》[6]则排列了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伊犁将军、伊犁参赞大臣等伊犁地区的各级官员。《西陲总统事略》所记首任伊犁将军是阿桂而《钦定新疆识略》则记为明瑞。《三州辑略》[7]记录了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嘉庆十二年（1807）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领队大臣等乌鲁木齐地区的各级官员。《新疆图志》[8]记录了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宣统二年（1910）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以及新疆各地参赞、办事大臣，对建省后历任新疆巡抚、提督等官员也有所记述，但非常简略，且错误较多。

民国时期赵尔巽等撰《清史稿》[9]中的疆臣年表记录了从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三年（1911）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以及新疆各地参赞、办事大臣，虽较为详细但缺少建省后新疆各级官员的年表，且存在着一些错误。

建国后章伯锋所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10]在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的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十三年（1874）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及盛京五部侍郎年表稿本及《清实录》、《东华录》、《大清缙绅全书》、《清史稿》及有关各省地方志后，编制了起于嘉庆元年（1796）止于宣统三年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及参赞大臣年表。该书内容充实、详细，也较为准确。但遗憾的是缺少乾隆时期军府职官的年表和建省后新疆各级官员年表。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年表》[11]虽然较为详细地编制了清代中央及各地区官员的年表，但对新疆官员的年表颇为忽视，只记录了新疆巡抚的年表，对新疆其他官员并无任何记述。

二、关于清代新疆官制研究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根据新疆和诸多地理和历史条件，几经酝酿和斟酌，建立了军府制度，有关军府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民国时期出版的《清代通史》[12]和《中国经营西域史》[13]均对新疆军府制有专门介绍。但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的当属丁实存《伊犁将军设置之起因与其职权》[14]一文。日本学者羽田明的《清朝的边疆统治政策》一书主要对新疆军府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建国后，对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77年，冯锡时在《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清代总统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其意义》，文章探讨了伊犁将军设置的原因及意义。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15]提出伊犁将军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当然也兼管行政，统治南疆和北疆。台湾出版的罗运治所著《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16]一书涉及到了军府制的职官系统和设官经过，并对乾隆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大小官员进行了群体研究，可谓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有关军府制的文章相继发表[17]，但多重视军府制度本身和其存在的利弊。管守新的《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18]一书使军府制度的研究达到高潮，它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在新疆实行军府统治的原因、军府制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各级机构的职能、军府制的利弊以及军府制最终退出新疆政治舞台的全过程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此外，此书对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的设立及其变迁进行了一定的叙述，但较为简略。王东平所著《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9]一书则介绍了总理回疆参赞大臣的设立和变迁，但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而已。而薜晖的《乌鲁木齐都统的创置与乾隆时期的东部新疆》[20]一文对乌鲁木齐都统的设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文章缺少史料的支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此外，齐清顺的《清代新疆官员的更换制度》[21]论述了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新疆官员调补的特殊规定、新疆官员的任期、新疆官员的迁升、清政府对新疆官员的优待以及新疆官员的休致，最后分析了新疆官员实行更换制度的利弊。该文是清代新疆官吏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

对于建省后新疆官制的研究成果较为稀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鸣野博士的博士论文《清季新疆28年研究》对建省后官员的委署制度进行了探讨，并对镇迪道和北疆各地行政建置作了简略的介绍。台湾学者陈旺城所著《刘锦棠研究》[22]一书也对新疆军政体制进行了相关论述，但侧重于军事官员而忽视地方行政官员。

三、关于清代新疆官吏素质与吏治的问题

官吏素质与吏治问题的研究是边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关清代新疆边吏素质的研究并无专著和论文，但在研究新疆的某些著作中偶而会提到只言片语。《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认为乾隆时期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23]（P62）。日本学者佐口透的《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一书中则认为当时“驻在新疆的清朝官员中，有不少贪官污吏”[24]（P179）。俄国军官库罗帕特金所写《喀什噶利亚》则认为清政府征服喀什噶尔后，那些“来自中国西部各省、哈密以及吐鲁番部分地方的官员们，其目的是为了发财”，“中国官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同样使人们有权认为，他们纵容对人民的掠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物质利益”[25]（P123）。《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则认为晚清新疆官员“俸禄出奇的低，好些职位全然没有报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级官员要欺诈、鱼肉百姓了”[26]（P59）。当然，以上这些只是作者们片面的看法，并不是基于翔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当中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

有关新疆吏治研究，齐清顺的研究颇丰。他的文章《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27]论述了乾隆中期清朝统治新疆后，为恢复发展生产，推行了一系列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相互制约、异地回避、定期更换、严格考核、发银养廉、犯罪严惩等等。而他和田卫疆合作的《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28]一书中也提到清政府在张格尔之乱后，加强吏治的措施。

此外，新疆是清朝政府发遣“废员”的重要地区之一。齐清顺的《清代“废员”在新疆的“效力赎罪”》[29]一文论述了废员在新疆效力赎罪过程中，不但把内地较为先进的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文化知识带进了新疆，而且也把内地的资金带进了新疆，“废员”中的不少人在新疆“效力赎罪”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边防建设、发展生产和繁荣文化的事。纽约大学历史系科恩的《清代中期的流放：1758—1820年间新疆流放状况研究》[30]一书也叙述了这些流放官员在新疆的生产生活情况。

四、有关清代新疆官吏的个案研究

对历任官员个人进行研究是清代新疆边吏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首推阿拉腾奥其尔、阎芳编著的《清代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一书，该书在搜集了清代大量的相关史料后[31]，收录了军府制时期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以及新疆各地参赞、办事大臣共359人的传记。“对伊犁将军及各级军政大臣的活动的考察，对于了解清代新疆的历史概貌，对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32]（P8）。

对于清代新疆官员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军府制时期。尤其是与伊犁将军相关的个案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建省后官员的个案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33]。军府制时期则主要集中于伊犁将军，其他个案研究却很稀少，目前仅见《乾隆查处的新疆重大贪污案例举》[34]一文，该文对乾隆时期发生的重大贪污案（哈密亏空库银案、乌鲁木齐浮销粮价案）作了一一介绍，这些案件主要涉及到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和继任者明亮，前者是贪污者，后者是查处人，但此文只是对案件有所叙述，对人物本身并没有进行述评。

虽然研究伊犁将军的论文数量非常多，但多集中于较著名的人物，如松筠[35]，明瑞[36]，阿桂[37]，伊勒图[38]，布彦泰[39]，舒赫德[40]，永贵[41]，荣全[42]，志锐[43]，永保[44]，长庚[45]等。

从著作和论文的研究状况来说，对伊犁将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乾隆时期的前几任伊犁将军，这些伊犁将军多是为建设和保卫新疆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且在文章论述过程中，主要是以他们所做的正面事迹为主，而忽略了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中，政绩卓著的和政绩较差的同时存在，只重视好的而轻视差的显然会给研究带来误区。这也说明对边臣疆吏研究的深度有待继续挖掘。

五、小结

综上所述，对清代新疆边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目前而言，学术界研究清代新疆边吏主要侧重于三个角度：

其一，从政治层面的角度研究边吏。不论是研究清代新疆官制还是研究官吏素质和吏治，都是从政治层面研究。

其二，从传统史学的角度研究边吏。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叙述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其三，侧重于对清代新疆边吏的个案研究。其中尤其以对伊犁将军的个案研究为重点。可以说清代新疆的著名边吏：明瑞、阿桂、松筠等都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关于清代新疆重要政治事件的研究著作中，也多涉及到有关这些边吏的言行与活动而这些研究从多个侧面展现了清代新疆边吏的角色与形象。特别是这些边吏的评传，深入地揭示了他们的思想主张、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政局的影响。

上述研究均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总的来说研究仍存在着不足和薄弱之处。

第一，在清代新疆边臣年表的研究成果中，缺乏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开始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时的清代新疆职官年表。由于清代新疆地处边陲，远离京师官员上任需要较长的时间，官员到任时间和清廷任命的时间有一定的差距，故年表的制定有一定困难，虽然也有一个包括全体职官的年表，如《新疆图志》中的职官年表，却过于简略，只是将人名列举出来，其他的并无归纳整合，且年表中存在一定错误虽然各个时期在不同的著作中有较为正确的年表如《新疆识略》、《回疆通志》、《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中有清代新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新疆职官年表，但缺乏一个能将之整合起来的综合的全面的年表，

第二，对于清代新疆官制研究，军府制度时期虽然学者们对军府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对某些军府职官（如乌鲁木齐都统、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设立时间、移驻及变迁的时间研究成果较少。学者们多集中于对整个军府职官的职能进行研究，而忽略了对各个军府职官职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个体研究。除此之外，对于各军府职官的附设及下属机构、建置、铨选和军府职官的更换制度等方面涉及较少，尤其是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及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少有涉及。

关于建省后的新疆官制研究，研究成果更为稀少。不仅缺乏对建省后新疆官制的全面叙述和总结，对新疆巡抚、伊犁将军的变迁、附设及下属机构、建置、铨选和军府职官的更换制度等方面研究几乎未见。

第三，对个案研究比较重视，但对于群体研究相对薄弱。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认识角度越多，也就越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清代新疆边吏研究也是如此。对一个人的研究显然不足以代表全部，只有对整个群体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群体是众多个体的集合，具有同一性。清代新疆边吏虽然能力有高下，作用有大小，但却都是主持一方政局的封疆大吏，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入手，可以较好地展现清代新疆边吏在不同时期的整体形象，并从这一群体的活动中，来反映不同时期的群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变迁。

此外，在边吏研究中，更多地注意边吏本身，而不注意中央与边吏的关系以及边吏给地方政局带来的影响。中央制定的对官吏的任用制度与边吏的素质是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选用条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批官吏，而对官吏的奖惩亦是如此，奖惩制度合理会对官员产生激励，反之，则有消极影响。而通过不同的铨选制度挑选出来的官吏素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素质的不同使他们对政事的处理方式自然也不同，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会造成地方政局的不同局面。也就是说，当中央重视边疆发展时，会产生一批素质较高的官员，这批官员处理政务得当，新疆的局势就较为稳定，反之亦然。

第四，有关官制、边吏与清代新疆变乱的研究较为稀少，学者们在研究变乱时，多注重于从这一事件本身出发。而清代新疆的变乱多与官制的不健全及边吏素质的差异息息相通，变乱爆发的原因也不单纯因为某一件事或某个人物，是多种事件和多个人物在某个条件下激化后产生的。

总之，有关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有些问题，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共识；有些问题，则还有分岐；有些问题，还没有相关研究。笔者深信随着问题的逐一解决，必将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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