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第107-116页。

作者简介：安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上海 200240

摘要：中日两国18世纪皆出现以图像手段对边疆民族进行人种学描述的艺术传统。文章结合中日两国历史文献来分析有关库页岛“蝦夷”的视觉呈现，力求还原图像生产的历史情境，在此基础上聚焦江户“蝦夷绘”的代表作《夷酋列像》及其成画背景，关注图像背后隐藏的清代东北边疆“贡貂赏乌林”制度，并探究这一制度所催生的跨国贸易与器物的授受关系如何借由图像的视觉符号来传达。

关键词：蝦夷绘；《夷酋列像》；贡赏制度；蝦夷锦；东北边疆

以测量和直接观察为基础的图像表达技术在18世纪末成为系统化的现代技术，中央国家与其边疆的关系表现为军事上的征服与文化上的涵化，借助图像学上的微言大义来制造边疆民族历史的策略也大致相仿。中日两国在18世纪皆出现以图像手段对边疆民族进行人种学描述的艺术传统，乾隆朝有《皇清职贡图》、“百苗图”和“滇夷图”，德川幕府时期有“蝦夷绘”，均在东亚早期现代国家的边疆开发与拓殖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成画的《皇清职贡图》卷三描绘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朝廷治下的七个捕牲民族，其共同特征是负有向清廷“岁贡貂皮”的义务①，几乎在同一时期，这些猎貂民族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的边疆民族图像之中，并且被冠以“蝦夷”之名。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两国的绘画者都将视野投向这一支人群？

从地域上看，“蝦夷”(今称爱努人)在18世纪位处中日俄三国的边疆地带，既与清廷保持贡赏关系，又是日本德川幕府向北方列岛开疆辟土的拓殖对象，在1860年之后更是为沙俄所据。目前国内学界对清代帝国的东北边疆治理、贡貂制度、民族史等方面已有相当的积累②，但总体来讲缺乏一种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整体视野，更鲜见以民族图册和视觉史料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中日两国之间以“蝦夷”民族为中介、纵向贯通东北亚地区并有效运转近两百年的贡赏与贸易，长期以来都是一项研究空白。本文旨在从“蝦夷绘”入手，以民族图册和视觉史料为出发点，结合中日文献来探讨清代东北边疆“贡貂赏乌林”制度催生的跨国贸易与器物的授受关系，并从图像学的角度阐释以“贡赏”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如何在北太平洋多民族地区维持运转。

一、“蝦夷”与作为民族图谱的“蝦夷绘”

中日两国文献有关“蝦夷”的信息所指不一，且彼此覆盖，这使得“蝦夷”的族属及其与黑龙江下游地区民族的关系成为东北边疆民族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早期的中国史籍方面，有关“蝦夷”的记载相当简略且大抵语焉不详，仅提到其地“居东北海岛”和其人“长毛”的特征，如《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东北海之外“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郭璞注“毛民之国”为“大海洲岛上”③，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认为此处的“大海洲岛上”即库页岛，“毛民”即为岛上的“蝦夷”④；《旧唐书》卷199“东夷·日本传”称倭国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国。”⑤明《辽东志》卷9有“蝦夷”条，称其“须长四尺，尤擅弓矢，插箭于首，令人载之而立，数十步无不中”⑥，该条记载位于《辽东志》“外夷贡献”卷，可知在明代，居于“海岛中小国”的“蝦夷”是与朝廷保持朝贡关系的外夷。这里的“海岛小国”即库页岛，清人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库页岛沿革形胜考》云“库页岛在古为女国，亦名毛人国”⑦，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遣兵四百，收濒海散处各部”⑧，将库页岛纳入清朝版图。在清代文献中，库页岛又称“东海岛”，满语“sahalinya angga hada”，意为黑河口之岛，该岛在唐时称“窟说”、“屈说”、“莫曳”，为黑水靺鞨属部，元时称“骨嵬”，明代称“苦夷”、“苦兀”，《满洲源流考》始称“库野”，在《大清一统志》、《盛京舆图》等清代文献中，库页岛被归入“外藩疆域”卷，1860年划归俄属之前一直是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区的东北边界⑨。清中叶以前的库页岛“捕牲部落”有赫哲、费雅喀、鄂伦春和库页四支，其中库页费雅喀和库页人与唐宋文献所载“蝦夷”的关系最大，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部族志”引《鸡林旧闻录》称“费雅哈人当年属使鹿类，与日本北海虾夷同族。”⑩

中国古代文献有关库页岛“蝦夷”的记载，分布既零散，内容亦未翔实，相较之下，日文文献对“蝦夷”/(えぞ)的记述更详尽，分类更清晰，“蝦夷”所包含的范围也更大，除库页岛民之外，还囊括了今北海道、本州北端的下北半岛和千岛列岛的通古斯语族爱努人(アイヌ)。“蝦夷”与大和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作为附属国向天皇纳贡的时期，又屡次在皇室无力北顾之时叛而不臣。从词源上来看，“蝦夷”一词在现今可考的日文史料中最早见载于《日本书纪》卷七，景行天皇二十七年春二月，日本武尊率兵逼近本州岛东北部，称此处的东夷之中“有日见高国，其人男女椎结文身，为人勇悍，是总曰蝦夷……往古以来，未染王化。”(11)齐明天皇四年(658年)阿部比罗夫远征蝦夷，桓武天皇时期又有田村麻吕受封“征夷大将军”，讨伐奥羽地区的化外之民，迫使“蝦夷”北迁(12)。尽管屡有征伐和归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蝦夷”一词在日文文献中多用以指代北方地区不归王化的异民族，直至1868年之前，“蝦夷”地区在政治上都属于半独立性质的国家实体，幕府与“蝦夷”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13)。

与清代舆地学著作和民族图谱对中国西南边疆“苗蛮”的分类法相似，江户时期日本划分“蝦夷”种类的标准也分为两类，其一是按地理方位来命名，将“蝦夷地”内的人群集团分为东南西北各部，位于最北端的库页岛爱努人被称为“北蝦夷”或“奥蝦夷”(14)，如新井白石《蝦夷志》称：“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夷多种落，曰渡岛蝦夷，其在东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东蝦夷。”(15)第二种分类法是按接受“王化”的程度进行“生/熟”分类，如《日本书纪》卷26上“七月”条记载齐明天皇五年(659年)，倭国遣唐使携“道奥蝦夷地”男女二人至洛阳觐见唐高宗，“天子问曰：蝦夷几种？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都加留，次者粗蝦夷，近者熟蝦夷。”(16)“都加留”位于北海道南部渡岛一带，又称“渡岛蝦狄”；“粗虾夷”是在本州岛北方的越国和日高见国(今岩手县中部北上川)地区活动的“蝦夷”，而“熟蝦夷”则是较早与天皇政权发生关系、较早濡染大和文化的那部分“蝦夷”，多数是分置于内地各国的俘囚(17)。

图1 “蝦夷地”的范围
(Pic.1 The region of Ezochi)
在江户时期，松前半岛以南包括本州岛在内的区域是大和民族的居住地，也即“国地”，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位于北海道和北方列岛的蝦夷居住地，即“夷地”，又称“蝦夷地”(えぞち)、“蝦夷国”(えぞのくに)(18)(图1)。从整体上来看，“蝦夷地”是日本中央政府控制北方边疆、进行拓殖与贸易的战略要塞，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地位皆相当重要。
以图像手段展现“蝦夷”形貌的视觉文本被称为“蝦夷绘”(19)。按类型和年代来划分，广义的“蝦夷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18世纪私家著述、图说中呈现“蝦夷”的图像，如正德三年(1713年)寺岛良安编写的《和汉三才图会》卷13《异国人物》有“蝦夷”条，以图像和文字相配合，展现“蝦夷”的直观形象(20)；天明六年(1786)林子平著成《三国通览图说》，专论“蝦夷国”、“朝鲜国”和“琉球国”三国的地理和风俗，其中《蝦夷国全图》以图绘的形式详细介绍“蝦夷”之风貌、衣服和器具(21)；工藤平助在天命三年(1783年)撰写《赤蝦夷风说考》，绘制“蝦夷”风俗图，并向幕府提议开拓北方，拓展日俄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北方列岛的重要性还未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层面，“蝦夷”尚是无关痛痒的远方之民，有关这一支人群的信息也充满了浓重的臆测与想象的成分。
第二类“蝦夷绘”是“北方四岛”地理勘测和民族调查的产物。自18世纪中叶开始，因受中俄两国边境领土纷争的压力，毗邻“蝦夷地”的松前藩和定都江户的德川幕府频繁派遣“蝦夷考察队”前往北方地区进行地理勘测和人种调查，短短五十年间先后有蠣崎传右卫门、新井隆助、高桥清左卫门、山口铁五郎、間宫林藏、最上德内等人踏足今北海道、库页岛和“北方四岛”地区(22)。在结集出版的历次考察报告中，收录了不少以现代测绘技术绘制而成的蝦夷地图，如1785年田沼意次调查队的《蝦夷舆地之全图》、宽政七年(1795年)长久保赤水的《蝦夷松前图》(23)、最上德内的《蝦夷国风俗人情之沙汰》(24)等。建立在实地观察基础上、展现“蝦夷”风俗习性的“蝦夷绘”常常作为这类实测蝦夷地图的配图出现。
第三类“蝦夷绘”是建立在地理学与民族学信息基础上的一种专门图类，年代比前两类稍晚，命名与分类更为细化，有单帧、册页和卷轴三种形制，大多图文兼备，又称“爱努风俗画”(25)(见附表)。随着出版刊刻技术在江户幕府末期的飞跃发展，“蝦夷绘”在各类民间出版物中得到普及。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德川幕府致力于以武力和商业手段在本州岛之外大力拓殖，推行“和化”政策，催生了有关“蝦夷地”人种与地理信息的图像积累，以上述三类“蝦夷绘”为代表的图像生产正是幕府开拓和经营北方边疆的伴生品。
二、从蠣崎波響《夷酋列像》看“蝦夷地”的开发
“蝦夷”对中日两国而言俱是边疆之民，同时出现在两国的边疆民族图册之中，这并不能算是巧合。在构成“蝦夷绘”的图像文本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期日本南蘋派画师蠣崎波響所绘《夷酋列像》(26)。宽政元年(1789年)，松前藩爆发了“蝦夷”反抗“和人”商团的大规模民族冲突，史称“宽政蝦夷之乱”(クナシリ、メナシの蜂起)，松前藩藩主松前道广率兵平定，次年命其臣弟蠣崎波響(1763-1826)仿明人陈洪绶《凌烟功臣画像二十四杰》绘成《夷酋列像》十二帧，将战争中辅助平叛的“蝦夷”酋长形之于图(27)。画成之后，底本留存松前藩藩邸，副本则委托佐佐木长秀送往京都光格天皇处以呈御览，之后立刻就因“曾经天览”而身价倍增，19世纪更衍生出众多摹绘本，是江户“蝦夷绘”的代表作。该画既提供了有关“蝦夷”形貌的图像证据，又对江户至明治时期的民族图谱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揭示出18世纪末东北亚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经济活动给中、日、俄交界地区带来的震荡，特别涉及与“贡貂赏乌林”制度密切相关的器物授受关系和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的边疆互市贸易，其史料价值不可忽略。
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族群交往的关系来看，库页岛“蝦夷”都处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核心位置，既向西与清朝保持“贡貂赏乌林”的贡赏关系，又向南与松前藩维持着朝贡和互市关系。自室町时代中期以来，“蝦夷地”南端的渡岛国津轻郡为松前藩所占有，其治所位于今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藩主蠣崎氏(即松前氏)受封“蝦夷岛之主”，自1604年(庆长九年)正式确立起在北方的贸易垄断地位，独享“蝦夷地”的课税权(28)。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松前藩的税收大量依靠水产和兽皮交易，行政建制与相关政策制定均带有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场所请负”的商业承包制。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北方边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场所请负制”所致。所谓“场所请负”，是指松前藩藩主授予来自大阪、仙台和江户的近江商人在“蝦夷地”从事贸易活动的特权，商人向松前藩家臣(“知行主”)交纳定额商业税，以换取在交易所的贸易控制权。受此政策所惠，和人商团向北方地区大量倾销来自本州的烟草、大米、味噌、酱油、渔具和漆器，换取“蝦夷地”的鹿皮、狐皮、海獭皮、干鲑、鹫羽等土产，以及从中国江南地区辗转而来的珍贵织物“蝦夷锦”。官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帮助近江商团得到了一部分交易品的免税权，使其逐渐以强势的姿态参与到日本东北沿海和北方列岛的贸易活动中。
自从这一经济制度开始实施以来，“蝦夷地”的爱努人不得不接受和人的雇佣，无法自主从事其传统活动。近江商团在交易场所内强行压低物价，对爱努人极尽盘剥之能事，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此压力之下，爱努人自15世纪起曾多次武装反抗和人商团，长禄元年(1457年)有“东部首长之战”(コシセマインの蜂起)、大永年间(1521-1528年)有“东西夷贼蜂起”、宽永二十年(1643年)有“西部夷人骚动”、宽文九年(1669年)有“宽文蝦夷蜂起”(シセクシセインらの蜂起)等，据1781年《松前志》“蝦夷叛服例”的统计，在一百年间这类和商遭袭事件多达数十起(29)，这使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蝦夷地”始终是一个不平静的边疆。
与《夷酋列像》的内容直接相关的“宽政蝦夷之乱”就是这类“坏边事件”之一。天明、宽政年间，关东和奥羽地区的饥荒波及“蝦夷地”，松前藩为缓解粮食短缺而大幅增税，激化了爱努人与和人商团之间的矛盾。宽政元年(1789年)5月，库那西里岛(クナシリ)和美西那地区(メナシ)的爱努人武装袭击商业会馆，杀死官员和役人共71人(30)。在这场震动朝野的边境冲突中，有十二名“蝦夷”酋长协助松前藩藩主平定叛乱，《夷酋列像》图前序言称：“旌旗一出，贼酋伏诛者三十有余人，忠国而有功者，一十有二人。”(31)他们就是《夷酋列像》的主角。

图2 《夷酋列像》之“貲吉诺谒”
Pic.2 Chief Tsukinae in Ishuretsuzo

图3、4《夷酋列像》之“乙金葛律”及其“三白眼”局部

Pic.3 Chief Ininkari in Ishuretsuzo

Pic.4 Chief Ininkari's San pyaku gan

从《夷酋列像》图卷部分可以看到，画家大量使用了诸如左衽、椎髻、跣足这类视觉要素来刻画十二酋长形貌，这是被中日两国近代民族图谱所共享的格套传统。又如图4所见“三白眼”，又称“暴目”，是江户蝦夷绘当中常用以传递“非我族类”寓意的手段，它最初用于描绘佛教中的夜叉、罗刹、邪鬼、狱卒等形象，后来延伸至非宗教领域，用作贱民、暴徒、盗贼、被放逐者与被征服者的专有符号。在东亚近代国家“图绘边民”的艺术传统中，这类视觉符号区别华夷，框定内外，暗示边疆之民的叛服无常与不受王化。

除了反映“蝦夷蜂起”的历史事件，《夷酋列像》还揭示了近代东北亚跨国贡赏体系的繁荣景象。在《夷酋列像》所描绘的十二位爱努酋长中，有十位都身穿产自中国江南的蝦夷锦(えぞにしき)，以黑貂皮为坐榻(图2)，这无疑是器物交换与流通的重要物证。由于日本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之后就不再向中国纳贡称臣，德川幕府时期更是厉行锁国政策(さこく)，因此通常认为中日两国近代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仅限于日本南部的长崎港。事实上，在以库页岛为圆心的黑龙江下游至北海道地区，中日两国从15至19世纪一直保持着半官方的“贡市”关系。互市贸易是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贡市一体化”的格局早在明洪武永乐年间就已定型。位居中间地带的“蝦夷”拥有双向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受“场所请负制”的约束，向松前藩藩主纳贡称臣，另一方面也跟随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上的费雅喀、赫哲、鄂伦春诸民族向清廷“附贡”，在东北亚“贡市一体化”的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图5 以“蝦夷”为中心的贡赏关系和中日贸易
Pic.5 Sino-Japanese tribute and trade relations centered on the Ezo
三、18世纪东北边疆的贡赏与山丹贸易
蝦夷锦和貂皮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构成18世纪东北边疆贡赏体系的主线。“蝦夷锦”指的是产自中国内地的蟒袍、锦缎等绢织物，由于经库页“蝦夷”之手转销日本各地而得名，也称作女真锦、軽物、反物、段物、卷物、段切、拾德(32)。新井白石《蝦夷志》称“(库页岛)厥产青玉雕羽，杂之以蟒纹文缯绮帛，即是汉物，其所从来，盖鞑靼地方而已。”(33)“蝦夷锦”的流通与消费既是18世纪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变动的结果，也更是“蝦夷地”被卷入国际贸易网络的直观呈现。
器物的流通传递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以蝦夷锦和貂皮为主要交易物的跨国贸易网络，其形成和有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清廷在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的贡赏制度。朝贡关系塑造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帝国幻象，但其根本特征则在于其商业属性，它使得以贸易往来为基础的交换系统得以维持。从空间上来看，明代贯通奴儿干都司各卫所的驿道“海西东水路城站”在18至19世纪延伸为一条向东北亚海陆延伸的商道，其东端自库页岛往南抵达松前藩所辖地域(今北海道)，继而进入日本本州地区，南抵长崎，在多民族之间辗转交接，其首尾几乎环绕日本一周，是明清朝贡体系在东北亚商业领域的延伸(图5)。
朝贡制度的核心是器物的授受关系，以“逢贡必赏”为基本原则。库页“蝦夷”自元代就与中央王朝建立起稳定的贡赏关系，直隶于东征元帅府，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之后纳贡，“每年贡其皮”(34)；明初建立以“卫所”为单位的纳贡体系，永乐七年(1409年)在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库页(明称“苦夷”)受其统领。卫所头人缴纳岁贡，明廷以内地所产的丝绸锦缎回赏，仅永乐一朝就赐奴儿干都司彩币、纻丝和袭衣达八次之多。自顺治朝始，朝廷对吉林将军和三姓副都统管理的库页岛“边民”实行编户贡貂之法，规定每年“每户纳貂皮一张”(35)，《清世祖实录》卷141记载顺治十七年费雅喀部落头目柴邦阿奴等人“进贡黑狐，貂皮，各赏蟒朝衣一袭”(36)；十八年又有“飞牙喀奚苏克等七屯初来归顺，贡貂皮，赏赉如例。”(37)
征收貂赋一方面是为了在政治上“羁縻诸部”，另一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貂皮价值不菲，自13世纪以来就是最高级别的贡品，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称东征元帅府所辖“骨嵬”地区出产的黑貂以黑而毛厚者为上，“多以之为领缘，达官以为衣，多以前面衿饰以纳失失间丝之异表而出之。”(38)到清代，皇家服制仍以貂裘为重，将“服貂”视为与“国语骑射”同等重要的满洲传统，“贡莫贵于貂与珠”(39)，自崇德年间(1636-1643)至康熙十七年甚至有“貂禁”(40)，严禁私自买卖貂皮，并规定军民人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用貂，仅有皇室成员和三品以上大臣方可服貂裘(41)。
在按户征收貂赋的同时，朝廷向贡貂人颁赏乌林，即所谓“无貂皮之贡，即无乌林之赏”(42)，“乌林”为满语“ulin”音译，意为财帛，亦写作“乌绫”，以锦缎、丝绸、布匹为主，雍正六年之后也有将蟒袍和朝服折成衣料发放的形式。贡赏的地点最初是在宁古塔，后来转移至三姓副都统衙门所在的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依兰)。从雍正十年到同治十二年，朝廷又于每年五月至八月派遣专门的赏乌林官，到黑龙江下游的奇集、德楞、普禄和莫勒气等地设立临时衙署“乌绫木城”，办理收取贡貂和颁发乌林等事宜，据《满洲源流考》卷八记载，“亦有居处甚远、不能至宁古塔之库叶一部，每年六月，遣官至离宁古塔三千里之普禄乡，收贡颁赐。”(43)乾隆二年间编户贡貂的库叶费雅喀人计有六姓148户，每年七月渡过宗谷海峡来到奇集湖南岸(今俄境内之索菲斯克附近)贡貂：“至居住海岛之库页费雅喀人贡貂，则由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官兵，前往约定之奇集噶珊收取贡貂并颁赏乌林。如不来约定之地，则令官兵寻入海岛，唤其前来，征收貂皮并颁赏乌林。”(44)库页岛更南方的北海道“蝦夷”也曾跟随库页费雅喀人向清廷进贡，清人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虾夷岛说》称：“传闻此岛于康熙年间，屡随库页岛人至三姓下松花江南岸贡貂，受赏乌绫，今入日本。”(45)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贡赏行为的现实依据，“蝦夷”私商借朝贡之名附搭前来互市，以贵重的貂皮与乌林为主要交易物，可见经济关系是这一附贡行为的本质。
清廷按户颁赐贡貂户的“衣冠什器”，其数量与种类皆相当可观：“定例，岁贡者宴一次，三年一贡者宴三次，皆赐衣冠什器，名曰赏乌林，自诸部言之，则曰穿官。”(46)其中最主要的赐物当属产自中国江南地区的织品，也包括一部分由盛京工部制作的成衣，每年按时由盛京发出，“所有赏赉妆缎、绣缎、布匹诸物，例由三姓每年派员赴盛京领取分赏。”(47)满文档案对乌林种类和数量的记载相当翔实，清人吴桭臣《宁古塔纪略》亦曾详细记载康熙年间三姓地区贡赏仪式的流程：“每岁五月间，此三处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宁古，南关外泊船进貂。将军设宴，并出户部颁赐进貂人袍帽、靴袜、鞓带、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赐之。每人名下择貂皮一张，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岁不过数张，亦必须进上，余听彼货易……其人最喜大红盘金蟒袍及各色锦片妆缎。”(48)1802年至1808年参与“北方四岛”勘察的間宫林藏在其所著《東韃紀行》中，收录了多帧反映当地风俗仪式的图画，其中《德楞的进贡》一图展现的就是他在嘉庆十三年(1808)造访库页岛满洲行署时参加的一场贡貂与赏乌林仪式(图6)：“较高级官三人，坐于台上三条凳上接受贡物，夷人脱帽，跪地叩首三次，献上黑貂皮一张。中级官吏介绍来人之后，接过礼物呈交较高级官吏面前。贡礼毕，赐予赏物。与喀喇达锦一卷，与噶珊达缎类品四寻，与庶夷则为棉布四反，梳子、针、锁、绸巾及红绢三尺许。”(49)这一仪式性的贡赏活动一直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库页岛划归俄属之前都未断绝，它不仅有效地巩固了朝廷与臣属之间的既定关系，也昭示着一种由政治权威带来的象征性庇护。
清代东北边疆贡赏体系的维持与运转，为该地区的贸易合法化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事实上，包括北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各种关系，都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与贸易关系中形成的(50)。“贡貂赏乌林”使得来自中国内地的彩缎、衣料、绢丝和布帛源源不断流入库页岛南端的白主土城和宗谷地方，再往南进入“蝦夷地”的腹地，用来换取北海道出产的鹿皮、黄狐和水獭皮(51)。这种跨越国境的民间商业活动在日本方面也被称作“山丹贸易”(或作“山靼贸易”)(52)，“山丹”(シヤンタ)一词的准确含义，学界长期未有定论，白鸟库吉认为是通古斯语“拳头”之意，是因地形而得名的地理名称(53)；洞富雄等人则认为“山丹”意为“邻人”(54)，从众多“蝦夷绘”提供的图像证据来推断，間宫林藏《東韃紀行》中的“山丹行舟图”与阿部喜任《蝦夷行程记》卷下的“山丹人之图”所绘山丹人的形象皆是薙发蓄辫并身着中华衣冠(图7)，可知“山丹”是当时日本人对库页岛及黑龙江下游从事毛皮贸易的使犬鄂伦春和赫哲等族群的一种他称。
山丹贸易是清代东北边疆贡赏制度的延伸。德川幕府虽奉行锁国政策，但本州岛通过北方“蝦夷地”来进行的中日两国贸易却完全不受此政策影响，相反，这一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甚至为日本在早期近代国家阶段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最原初的动力(55)。由于“贡貂赏乌林”建立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朝廷颁赐的乌林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贡貂户所贡貂皮的价值，这使得中华织物成为山丹贸易中的高价交换品，曹廷杰在光绪年间考察黑龙江下游俄占区之后著成的《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就记载了库页岛人在贡貂之后，持受赏的乌林渡海至日本交易之事：“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饰贡于该国。该国命官至所止海滨，赏赐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彼此授受俱跪，携皮归家，俟明年木城穿官卖之，亦至三姓城。”(56)此处的“西山”是黑龙江下游民族及库页岛人对日本人的他称，又作“西散大国”、“西沙姆”。(57)

图6 《德楞的进贡》(58)
Pic.6 Tributary ritual in Delen

图7 《山丹人之图》(59)
Pic.7 Image of the Santan
在日本市场上，中华织物价格不菲，一卷长四丈二尺的赤地牡丹锦可换貂皮33张，一卷一丈九尺长的绀色龙纹蟒缎可换貂皮30张，且成衣与貂皮之间的交换比率相对于锦缎与貂皮的交换比率要高出许多(60)。另一方面，海獭皮、貂皮和狐皮在清代中晚期的中国内地市场十分走俏，价格呈暴涨之势，黑龙江地区更是“市买一貂非五六金莫可”(61)，受赏乌林的贡貂户以中华织物来换取“蝦夷地”腹地所产的贵重皮货，利润自然是相当可观。
在“贡貂赏乌林”和山丹贸易的另一端，蝦夷锦进入日本市场之后广受青睐，展现出无远弗届的文化魅力。北海道和千岛列岛地区的豪酋多以服蟒为贵，新井白石《蝦夷志》称“其服饰单衣左衽，穿袖长身，腰束细带，酋豪则裁用蟒缎杂缯。”(62)16世纪江户、京都一带的歌舞伎服装、僧侣袈裟和官宦阶层的盛装和服也大多是用松前商人转手销售的蝦夷锦(又称“山丹服”)制成的，松前藩藩府和当地官宦之家也有为数不少的蝦夷锦收藏，它更是松前藩历代藩主向德川幕府进贡时的必备方物。在平定1789年“宽政蝦夷蜂起”之后，松前藩藩主亲自召见平乱有功的十二位酋长，并专门从藩府收藏的蝦夷锦中挑选出几件，借给酋长们穿戴。会见结束之后成画的《夷酋列像》将身着锦袍、以黑貂皮为坐榻的酋长们一一形诸笔端。服饰是一种物质性的媒介，也是观念的物化表征。“赐衣冠”意味着权力的展示，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权威，而身着征服者的服装，则是一种服从的政治表达。
从图像史料提供的信息入手，有助于重新审视中日两国在17至19世纪中叶的对外关系的模式。长久以来，以“帝国”为中心的朝贡研究主要侧重于上国与属国的关系、东亚地区华夷等级秩序的维持等话题，而朝贡体系的多重面向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事实上，朝贡关系不仅是政治关系，也是经济关系。更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是在外交层面的朝贡关系缺失的情况下，18世纪中日两国民间层面的互市体系如何长期存在并有效运转。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包含了与藩部编民、朝贡国和互市国之间的多重关系，既属外交，亦属内政，如果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限，清代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的“贡貂赏乌林”仅仅是国家内部赋税关系与附带性商业关系的集合，但若跳出“民族国家”的视角，从18世纪东北亚地区整体经济格局入手来分析，就不难发现“贡貂赏乌林”只是一个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开端，以它为起点的东北亚地区的奢侈品流通体系，并非只是一条辗转于众多民族之间的长距离贸易路线，更是朝贡体系的延伸。
①[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三，扬州：广陵书社，第131页。
②主要研究成果有：董万崙：《清代库雅喇满洲研究》，《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96-104页；关嘉录、佟永功：《清代贡貂与赏乌绫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第93-98页。
③周明初点校：《山海经》“大荒北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④[法]希勒格：《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页。
⑤[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340页。
⑥[明]任洛重修：《辽东志》卷九“外夷贡献”，辽海丛书(第四册)，沈阳：辽海书社，1934年，第28页。
⑦[清]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库页岛沿革形胜考》，《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⑧[清]魏源：《圣武记》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3页。
⑨刘远图：《库页岛异名考》，《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1979-1981历史分册)》，1982年，第355-362页。
⑩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部族志”，高晓燕点校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11)[日本]村上岛之允：《蝦夷島奇観》图1-4，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1800年。
(12)[日本]村尾元長：《北海道史談》，东京：集英堂，1896年，函馆中央图书馆藏本，第10-11页。
(13)[日本]菊池勇夫：《幕藩体制と蝦夷地》，东京：雄山阁，1984年，第91-92页。
(14)[日本]間宫林藏：《北蝦夷図说》，函馆市中央图书馆藏本，http://archives.c.fun.ac.jp/fronts/thumbnailChild/reservoir/1810655009
(15)[日本]新井白石：《蝦夷志》(1720年)，第1-2页，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16)[日本]松浦武四郎：《蝦夷年代记》，东京：多気志楼，1870年，富岡鉄斎旧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第4页。
(17)王颋：《“虾夷”杂识》，《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18)[日本]米家志乃布：《近世日本図の北边「蝦夷地」表象》，《文学》2015年第16卷第6号，第2-16页。
(19)有关日本学界对于“蝦夷绘”(又称“爱努绘”)的研究，可参考五十嵐聰美：《アイヌ绘卷探访：历史ドラマの谜を解く》(札幌：北海道新闻社，2003年)；佐佐木利和：《アイヌ绘志の研究》(草风馆：2004年)等著作。
(20)[日本]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卷十三，东京：中近堂，明治17年(1885年)刊刻，第675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21)[日本]林子平：《三国通览図说》，室町：須原屋市兵衛，天明6年(1786年)刊刻，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22)石荣暲：《库页岛志略》(1929年)，《宦海伏波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8-811页。
(23)[日本]秋月俊幸：《日本北辺の探检と地図の歷史》，札幌：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99年，第151页。
(24)[日本]最上德内：《蝦夷国風俗人情之沙汰》(又名《蝦夷草紙附図》)，北海道立图书馆藏本。
(25)[日本]林昇太郎：《アイヌ絵とその周边》，札幌：北海道出版企画中心，2010年；北海道立近代美术馆、北海道立旭川美术馆：《蝦夷の風俗画——小玉貞良から平沢屏山まで展(図録)》，札幌：1992年。
(26)《夷酋列像》原作现收藏于法国贝尚松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1933年的目录显示它被登记在“远东艺术”门类下，1984年该画被确认为蠣崎波響真迹。
(27)[日本]菊池勇夫：《松前広辰〈夷酋列像附録〉の歷史認識》，《アイヌと松前の政治文化論：境界と民族》，东京：校仓书房，2013年。
(28)[日本]松前广长：《福山秘府》(1780年)，《新撰北海道史》卷五，札幌：北海道厅出版社，1937年，第83页。
(29)[日本]松前广长：《松前志》，《北门丛书》第二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72年，第137页。
(30)[日本]新井田孙三郎：《宽政蝦夷乱取调日记》，《日本庶民生活资料集成》卷四，1969年，东京：三一书房。
(31)[日本]松前广长：《夷酋列像序》，《夷酋列像：蝦夷地イメ一ジをめぐる人•物•世界》，札幌：北海道新闻社，2015年，第20-21页。
(32)[日本]矢岛睿：《关于蝦夷锦的名称与形态》，晓辰译，《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109-114页。
(33)[日本]新井白石：《蝦夷志》(1720年)，第13页，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
(34)[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一“招捕•辽阳骨嵬”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90页。
(35)[清]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二八“食货志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00页。
(36)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2页。
(37)引文同上，第73页。
(38)[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物产•鼠狼之品”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3页。
(39)[清]杨宾：《龙沙纪略》，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40)滕德永：《清代内务府贡貂变价制度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44-153页。
(41)[清]阿桂等纂：《满洲源流考》卷十九，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3页。
(42)[清]曹廷杰：《条陈十六事》，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页。
(43)[清]阿桂等纂：《满洲源流考》，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94页。
(44)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长春：辽沈书社，1984年，第460页。
(45)[清]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6页。
(46)[清]曹廷杰：《条陈十六事》，引文同上，第383页。
(47)[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八“风俗”之“黑津”条，史吉祥、张羽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48)[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9-240页。
(49)[日本]間宫林藏：《東韃紀行》中卷“满洲行署”条，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14页。
(50)[日本]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51)杨旸、徐清：《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蝦夷锦》，《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页。
(52)[日本]児岛恭子：《18、19世紀におけるカラフトの住民：「山丹」をめぐつ》，北方言语•文化研究会编：《民族接触——北の视点から》，东京：六興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53)[日本]白鸟库吉：《東韃紀行の山丹について》，《白鸟库吉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54)[日本]洞富雄：《山靼交易とその政治的背景》，东京：新树社，1973年。
(55)Brett L.Walker,"Reappraising the Sakoku Paradigm:The Ezo Trade and the Extension of Tokugawa Political Space into Hokkaido",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30,no.2(1996),pp.169-192.
(56)[清]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一零七”条，《曹廷杰集》，第122-123页。
(57)[日本]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57页。
(58)[日本]間宫林藏：《東韃紀行》卷二(1811年)，函馆市中央图书馆藏，http://archives.c.fun.ac.jp/fronts/thumbnailChild/reservoir/1810655488
(59)[日本]阿部喜任：《蝦夷行程记》卷下，江户：文苑阁，1856年，第42页，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60)[日本]矢岛睿：《关于蝦夷锦的名称与形态》，晓辰译，《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109-114页。
(61)[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贡赋”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48-1049页。
(62)[日本]新井白石：《蝦夷志》(1720年)，第9页，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