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清一代,达斡尔族与满族发生了较为密切的接触,其结果于清代中期在达斡尔族中形成了广泛的达——满双语现象,尤其在达斡尔文人武士中还逐渐形成了以效仿满洲文化,追逐“国语骑射”为时尚的心理趋势。与此同时,在满族与汉族深入接触,并受汉文化影响日渐深远的时代背景下,也通过满族间接地接触到了汉族文化。对达斡尔族在这个历史时段的语言与文化的情况学界少有涉及,尤其满族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的中介作用更是无人问津。本文试就此论题进行初步探究,并就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话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达斡尔语言;满族;满族文化;汉族;汉文化

明末清初,达斡尔族开始与满族接触,至清中晚期,由最初的文化冲突,逐渐进入民族关系缓和—文化影响—文化渗透阶段。这个时期,达斡尔族还通过满族文化为媒介间接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为后来直接与汉族接触并接受汉族文化奠定了多元基础。本文以清代达斡尔族的语言及其相关材料为例,论述清代达斡尔语言与满汉文化的关系,以期为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汉民族关系史研究提供佐证。

一、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汉文化交往的语言佐证

(一) 达斡尔语中的满语成分及早期汉语成分

历史上,达斡尔族曾与周边许多民族产生了广泛的接触,于是在达斡尔语中留下了众多周边民族语言的词汇。从粗略统计来看,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和汉语借词各约占10%左右。这些借词真实地记录了达斡尔族与满族及汉族文化交往的历史事实,也再现了达斡尔族文化发展历史的时代足迹。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关系史资料证实,达斡尔语满语借词的借入时间大约可界定于最迟在清代中期左右。根据借词的借入时间可将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分为早期借词和近期借词,其中从汉语的直接借入词汇的时间则大约在清末以后,这部分借词称之为近期借词。还有一部分汉语借词,是在清代中期以后进入达斡尔语中的,我们称其为早期汉语借词。因这个时期达斡尔族还没有同汉族大范围直接接触,另外,这部分借词无论在语音形式上,还是语义特点上等诸方面都明显与满语中相应的汉语借词一致,所以,我们据此可基本断定,它们大部分是以满语为中介进入达斡尔语中的。

(二) 清代满文学堂及达斡尔族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当十七世纪达斡尔族某些部族南迁至嫩江流域后,和临近的满族有较多的交往。后来,在这一带创办了满文学堂和私塾。许多达斡尔人在军政合一,耕种相兼的八旗组织中做官当兵,与满族官兵朝夕相处,习练骑射,共语满话。一些兼通满文满语的民间艺人也在乡村百姓中讲授通过满译的一些汉族古典史书经典,章回小说等。所有这些,对传播满族文化和普及满文满语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和影响了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中期在达斡尔族地区开始的满语文教育不但开启了达斡尔族的文化视野,也进一步提高了达斡尔族的文化素质,尤其是由此而造就了一批兼通达满汉等语言的达斡尔族知识分子,他们身体力行,走在学习和借鉴满汉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前列,为提升达斡尔族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文化生存能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清代达斡尔族的达满双语现象

清代,由于满族文化的强势地位和达斡尔族长期处于满族文化圈的包围之中,加之与满族毗邻或杂居而形成的双语使用环境,达斡尔人受满族语言与文化影响愈加强烈,反映在语言方面除了表现为拥有较多的满语词语外,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形成了达满双语现象。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达斡尔族文化进程中这段特殊而富有多重学科研究价值的历史。

(四) 清代“达呼尔文”及其文献

清代达斡尔族使用的一种在满文字母基础上形成了“达呼尔文”这样一种借源文字。正是这种文字,使得达斡尔族拉开了本民族母语教育及达斡尔语——满语双语教育的帷幕,为达斡尔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双语双文化人。这些达斡尔族双语双文化人中的大部分最终都成长为达斡尔族文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通过这种文字形式记录了大量的达斡尔民间文学作品,同时用这种文字形式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清代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正是利用“达呼尔文”这种文字形式开创了达斡尔族一代教育先河,并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了达斡尔族母语文化。可以说,满文及其在满文基础上形成的“达呼尔文”在达斡尔族文化进程中功不可没。

达斡尔族地区满文学堂以及满文私塾的出现拉开了达斡尔族的启蒙教育与满达双语教育的帷幕,而“达呼尔文”这种文字形式借助于此而得以逐渐推广和普及。从17世纪以来达斡尔人学习和使用满文满语长达三个世纪之多。在达斡尔地区形成的满达双语现象,也为满语满文和“达呼尔文”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多元基础。

目前,这种文字形式除了给我们留下了历史上一部分达斡尔族文人撰写的专著及文艺作品以外,民间也有一部分人仍使用这种文字形式写对联,续写家谱等。

(五) 清代达斡尔族文人的书面文学

清末,达斡尔族中一部分精通满语文的双语人开始使用满语文或“达呼尔文”撰著、创作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晚清学者华灵阿用满文撰写的《达斡尔索伦源流考》,色愣额光绪年间编的《稽古录》,穆腾阿咸丰年间编撰的《演练炮阵图说楹联录》,长顺在光绪年间编修的《吉林通志》,布特哈正黄旗十八牛录达斡尔人胡格金台用满语文记录整理的《达斡尔故事》等。其中,敖拉·昌兴的一些满、汉、达斡尔语作品等较为著名。他曾在15岁用满语文创作完成其处女作和成名作——《京路记》。之后还用满语文创作了诗歌、散文、游记等多篇作品,较为有名的是散文游记《官便漫游记》,其中记录的21首满文诗歌中,除了5首为佐领富阿明创作外,其余16首均为敖拉·昌兴所作。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证实,这些作品无论从结构形式上,还是语言表达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比较完美。

从清代达斡尔族文人的书面语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受满、蒙古语文学影响的痕迹,如满语与蒙古语的文学诗歌一般都押头韵和尾韵,而达斡尔族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也深受其影响,如敖拉·昌兴无论是用满文创作的满语诗歌作品还是用满文字母的“达呼尔文”创作的达斡尔语诗歌作品在韵律方面均比较讲究押韵。同时,在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所表述的思想深度等方面都堪称上乘。

(六) 达斡尔族姓氏人名的演化轨迹

达斡尔族的哈拉、莫昆名称在其发展演变进程中,经历了由氏族哈拉、莫昆名称演化为姓氏,后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后演变为满族式的复式姓氏(后大多数又演变并简化为汉族单字姓氏)等过程。其中,某个部落或氏族的聚居地名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哈拉或莫昆的名称,尔后又演变成姓氏。达斡尔族的哈拉莫昆名称的演变进程也反映了达斡尔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关系。

清代达斡尔族人名系统中有一部分满——汉双语人名,表现为正式名字用满语或汉语,而字号则一般用汉语。如清代许多达斡尔族文武官吏在采用满语命名的同时,还用汉语起名、字、号等,说明汉族文化开始局部地向达斡尔族的某些文化领域渗透。

以上两种方法都使达斡尔族的姓氏在表现形式上与汉族姓氏接近或基本一致。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以外,某些地区的达斡尔人还直接借入了部分满汉族姓氏。

至于说到这个时期的达斡尔族人名系统,受满汉文化的影响也相当大,但同时也采用了许多方法保留了母语文化的传统特点。

二、从语言看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汉文化交往的内容及层次

(一) 清代满汉文化在达斡尔族地区的语言传播方式

清代满汉文化借助于满语文在达斡尔族地区得以传播,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达斡尔人对满语文的习用和获得。达斡尔人习用满语并逐渐兼通满语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第一,达斡尔族自南迁嫩江流域之后,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满族地区,与满族人民接触日益频繁,民间的交往使一部分达斡尔人逐渐熟悉了满语;第二,清朝政府利用达斡尔等民族的哈拉、莫昆制度编制八旗,相当数量的达斡尔族子弟在八旗服役,与满洲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习练满语满文,渐熟异语。因为在八旗制度下的达斡尔族文武官吏及兵士,若通满语文,则晋升或奖赏机会多多,也形成了达斡尔人学习满语文的一种原动力。如达斡尔等族的子弟在满族贵族设立的满文学舍中经过“专习清文”,肆业三年,如果“文理精通”,则可“不拘闲散,具准赴吏部考取笔帖式。”如果“文理粗通,”弓箭可造,则“听其在本旗挑补领催、兵丁。”而“不能清语,概不拣选”。第三,与清朝贵族积极设学,专师教育,在达斡尔族地区设立的满文学堂和私塾的设立有极大关系。达斡尔族地区施行教育最早开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年间因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提出了在墨尔根城设立了义学堂的设学倡议,被清廷所采纳,礼部议复。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墨尔根地方两翼,应各立学,设教官一员,新满洲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艺,应如所请。从之。”此后,黑龙江将军衙门所在地墨尔根城设立了八旗学堂,达斡尔族子弟自此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起初只是为数有限的官员和旗人的子弟才能入学,随着官设学堂的不断增加,达斡尔族学员也略有增加。后来由于这种教育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各达斡尔族地区乡村纷纷办起私塾,集资聘请教授满文的教师。使大量的达斡尔族子弟均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清朝贵族施行的是国语——满语教育,在八旗学堂里教授的主要是满语满文。而采用的教材大多是用满文校译的汉语史书经典、文学名篇,如《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名贤集》、《圣谕广训》、《列国志》、《诗经》、《通鉴纲目》等。尽管后来随着满族贵族统治的衰亡,以及满文国语地位的逐渐衰退,兼通满语满文人才逐渐减少,以及汉文学校的兴办,使满语满文以及后来达呼尔文的推行和普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满文学堂、满文私塾这种性质的教育形式在达斡尔族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些地方则晚至40年代中期;第四,一部分兼通满语文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为达斡尔族民间普及满语文创造了条件。            

随着上述各种渠道的语言传播方式,满汉文化逐渐在达斡尔族中渗透,最终成为一种显形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积淀,在达斡尔族文化形成及其发展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汉文化交往的内容及层次

1. 满语借词的分布及其所反映的满达文化交往关系。

达斡尔族自南迁至嫩江流域之后,由于在地理上更接近满族地区,加上在政治上对清朝贵族统治阶级的隶属关系,达斡尔人与满族民间的交往较之居住于黑龙江流域时期更为频繁,更加深入。随着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达斡尔人的满语文习用程度也日趋熟练。同时,一大批满语借词随着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而逐渐进入到达斡尔人的口语中,有些甚至还成为达斡尔人经常使用的一些常用词。据统计,满语借词大致占达斡尔语言整个词汇的10%的比例。在这10%的满语借词中,我们又进行了大致分类,其中反映物质文化交流层次的约占25 % ,反映制度文化层次的词汇占约25 %,反映心理文化方面的词汇约占25%,反映其他方面的词汇约占25%。从满语借词的数量及其分布范围可以看出,满语借词在达斡尔语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借词在很大程度上达斡尔人的语言文化系统在异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变化。从满语借词的内容上看,反映物质文化交流层次的借词中有关衣食住行的词汇相对较多,说明达斡尔族物质生产方面与外来民族物质生产方面的互通有无。反映制度文化交流层次的借词中大量有关政治、军事、社会组织、官职称谓等方面的词汇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这些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达斡尔等民族中实施政、军、氏族体制合一的八旗制度和满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等制度文化对达斡尔族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据史料记载,达斡尔族自隶属清朝后,清政府在达斡尔族以往的氏族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之上设置了八旗制度,达斡尔族过去的社会组织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达斡尔族文化教育始于满语文学堂和私塾,因此,有关文化教育词汇也很快地进入到了达斡尔语中。而反映心理文化层次的借词中,萨满教词语也占相当的数量。历史上,达斡尔族与满族一样都信仰萨满教,在达斡尔族与满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之后,满语中有关萨满教的词汇也十分自然地被吸收到了达斡尔语中,充实了达斡尔语原有的萨满教词汇系统。

从以上满语借词的分布格局及内容,可大致看出,达斡尔族受满族文化的影响曾是全方位的,但达斡尔族在接受或吸纳满族文化影响则重点表现在上述几个重要方面。由此看见,清代满族文化曾是一种具有绝对统治地位和对周边文化具有相当威慑力的强势文化。

2. 清代达斡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所反映的达——满——汉民族文化交往关系。

清代达斡尔族接受满语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部分汉语借词,这部分汉语借词我们称之为早期汉语借词,但相关的研究成果证实,这部分所谓的早期汉语借词是通过满语借入的。其中,除了在语音结构形式上与满语借入的相应的汉语借词保持高度一致外,这部分汉语借词在达斡尔语中均表现为单义性,而在满语中却表现为多义词或同音词。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语言接触与相互影响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范围、文化交流内容以及深度不尽相同。由于达斡尔人在通过满语借入这些汉语借词时,达斡尔族与汉族之间还未发生广泛而直接的接触与交往,因此,达斡尔族对与这些汉语借词在语音形式上相同(或相近)的或在语义内涵上彼此存在某种联系的事物(或概念)还不甚了解。由于还不能建立起这些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在借用关系上就远不如同汉族及其文化接触已久的满族人使用这些汉语借词时更为广泛、深入和系统。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证实清末以前达斡尔语与满语及汉语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的佐证。如蒙古族在南征宋朝时蒙古书面语从汉语中直接借入了表示“钱、金钱、货币、纸币、通货”等语义内容的词语Covos“交子(钱)”(又叫做“关子”或“令子”)。该词表示的是曾流行于宋初商人之间表示一种流通纸币,应属早期汉语词。与蒙古族同语族并在历史上曾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的达斡尔人却并没有从蒙古语中间接地借用这个词,而是从满语中吸收了与此相应的CRvaa“钱”一词。这样的例证我们还可从其他方面找到,如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诸语与突厥诸语拥有许多共同的早期汉语借词,而与这些汉语借词相关的词语大多数在达斡尔语中或表现为固有词或满语借词等形式。

上述语言现象可以证实,在清代,汉语借词主要是以满语为中介或中间渠道而逐渐影响和渗透到达斡尔语中的。同样,这个时期,达斡尔族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吸纳汉族文化成分也是通过满族文化为纽带和重要桥梁的。

3. 清代达斡尔族达满双语现象所反映的两种文化间的消长关系。

从清初起,达斡尔族中开始出现兼通达满语的双语人,标志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接触层次在不断深化,也标志着达斡尔族文化与满族文化接触与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至清中期,达斡尔族地区的达满双语现象已蔚然成风。尤其在达斡尔文人武士中还逐渐形成了以效仿满洲文化,追逐“国语骑射”为时尚的心理趋势。随着达斡尔族的达满双语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满族文化也逐渐影响与渗透于达斡尔族文化的各个领域。这个时期达斡尔族文化和满族文化形成了前者消后者长的发展态势。而随着清末民初达斡尔族的达满双语现象的逐渐趋于消失,达斡尔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前者保持某种继续发展态势,后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逐渐失去个性与特征的发展趋势。综览整个达斡尔族的达满双语现象历史进程,自始至终伴随着达斡尔族文化与满族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交流、影响的主旋律,不同时期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交往的内容,也透射出不同的文化交往层次。对此进行专题深入研究似大有必要。

三、结论

(一) 清代,满语是满族文化在达斡尔族地区迅速传播的主要媒介。同时,满语也为达斡尔族认同满族文化,并进而吸纳满族文化成分奠定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二) 清代,在满文字母基础之上形成的“达呼尔文”虽然历史较短,使用和传播范围以及留存的弥足珍贵的相关文献也相对有限,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尤其在研究达斡尔族与满族文化关系方面更具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

(三) 清代,满语无形中还充当了传播汉文化的使者,这为达斡尔族直接与汉文化接触,并接受其优秀成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 清代是达斡尔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达斡尔族与满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历史交往不仅开阔了达斡尔族的文化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族素质,加快了达斡尔族文明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达斡尔族社会的历史转型和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前进脚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智慧。

(五) 清代达斡尔语与满汉语言关系以及达斡尔族文化与满汉文化关系显示了有序与无序、确定与随机、平衡与平衡破缺等诸多非线性关系,这为我们运用浑沌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实践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语言分析样本,也为我们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起点和新的思路。

原刊《满族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