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6期，第19—21页。

作者简介：王铁男，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2

摘要: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 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失败，八旗军首尝败绩。 八月，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身死，后金统治区域内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激化。 与此同时，位于后金政权东部的朝鲜和西部的蒙古诸部也严重威胁着后金的安全， 新汗皇太极面对严重的内外交困形势被迫进行内外政策的调整。 红夷大炮在宁远城防战斗中的良好作用受到了交战双方的重视，刺激了火炮技术、军队建制、战略战术的发展。

关键词：努尔哈赤；皇太极；袁崇焕；宁远；红夷大炮

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 年）五月，东北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创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落。从对明宣战之日起，努尔哈赤马不停蹄、箭不离弦，接连攻陷开原、铁岭，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年）挥师南下，占领包括辽阳、沈阳在内的辽东 70 余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 年），西占重镇广宁。后金军一路势如破竹，明朝野上下大为震动。广宁失陷后，孙承宗接替王在晋出任辽东经略，孙承宗经略辽东 4 年，形势大为好转，辽东形势好转之际，孙承宗因得罪魏宗贤等阉党去职。阉党分子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尽撤关外守军入山海关。

天启六年（1626 年），努尔哈赤悉闻辽东经略易人，亲率大军 6 万征明，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宁远城，大有一举尽占明关外之地之势。宁远守将袁崇焕坚决抵制高第的逃跑行径，率领不足两万军民坚守宁远孤城。

袁崇焕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防守策略，充分发挥明军火器优势，以逸待劳，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同时激励士气，严查奸细，宁远城上下同仇敌忾。努尔哈赤于正月二十六日下令攻城，围城三日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无奈之下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城以牵制袁崇焕，暗中命武讷格履冰渡海，抄掠明军囤积物资的觉华岛后撤围而去。

一、努尔哈赤之死

宁远一战，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终结。“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忿恨而回。”[1]同年八月，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努尔哈赤的死亡，对后金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君主的死亡往往意味着政权更迭时内部的动荡，尤其是后金这样的刚建立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其体制内部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汗位继承制度，而且还残留着大量部落民主制的残余。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初汗权并不稳固。早在天命元年（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就被任命为贝勒，是为四大贝勒。依旧制，新汗皇太极与其他三大贝勒共理朝政，汗权受到极大威胁，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的汗权与王权的斗争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后金天聪六年（1632 年），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共理朝政的旧制，自己大权独揽，汗权独尊。其间皇太极寻机削除异已，除大贝勒代善善终外，阿敏于 1630 年被皇太极削爵囚禁，莽古尔泰卒于 1632 年，死后被揭发有谋上之罪，被追夺其封爵，皇太极的汗权至此才得到完全巩固。

二、皇太极的内政调整

努尔哈赤晚年在辽沈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对内政策的失误造成后金统治的不稳定，及至宁远战败，努尔哈赤身死，战争的失利以及君主的死亡使辽东后金统治区域内本已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后金的统治处于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

努尔哈赤晚年的政策失误，突出表现在民族政策上。后金占领辽阳、广宁等汉族聚居地区，成为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民族后，在这一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2]可见，努尔哈赤时期，汉民的地位与奴隶无异。

努尔哈赤的民族压迫政策首先是强令汉族剃发，践踏汉人民族尊严，屠杀拒绝剃发的汉族人民。其次，实行女真与汉族同住的监视政策，以女真人监视汉人，纵容女真人掠夺汉人财产，奸淫汉人妻女，引起极大的民族仇恨。再次，大量迁徙辽民，将新占领区的汉族人口北迁。抛荒其土地，焚毁其房屋。致使大量汉族居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最后，清查粮食，征发差役。屠杀所占有粮食不达标的所谓“无粮人”。

上述民族压迫政策在宁远大战前已经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后金统治区域内的汉族逃亡、投毒、袭杀、暴动等反抗活动频发。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国内危机的情况下进攻宁远的，在宁远的军事失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危机，二者形成恶性互动。如果不改变过去的错误政策，后金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对内政策调整成为摆在新汗皇太极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皇太极即位第四日便发布了调整民族政策的新政令。上谕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3]从前被迫逃亡的汉人得到了赦免，汉族逃亡现象得到缓解。

接着，又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4]，表示要做到“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5]，这样就提高了汉族的社会地位。“有擅取庄民牛羊鸡豚者，罪之”[6]，保护汉人财产不再受到满人的掠夺。另外，减轻徭役负担，保证汉人农业生产时间。

针对努尔哈赤令汉人和女真人同屯居住以女真监视汉人的政策，皇太极实行分屯别居，编户为民的政策。“每备御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户为民，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7]。

改努尔哈赤时期对汉族的屠杀政策为“恩养”政策。努尔哈赤时期，攻城略地，无论投降与否，一律屠杀。天聪三年（1629 年），皇太极率军征明，针对蒙古贝勒侵害归附的明朝官民的状况下旨曰：“朕与贝勒等，会师征明，志在绥定安辑之地。归降之土地，即我土地，归降之民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朕方招徕人民，而诸贝勒大臣辄敢横行，扰害民人，是与鬼蜮无异。此而不诛，将何以惩。贝勒大臣等，尚其仰体朕心，广宣德意焉。”[8]

皇太极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后金政权得到了广大辽东汉族的支持，从而巩固了其在辽东汉族地区的统治，使后金政权从风雨飘摇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三、皇太极的对外政策调整

宁远之战后，明政府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政权形成半月形包围圈，时刻威胁后金的统治。后金政权若要继续对明用兵，左右两翼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才能够免除对明朝作战的后顾之忧。

（一）出兵朝鲜

朝鲜地处后金政权东部，与位于后金南部的明王朝遥相呼应，对后金政权的侧翼构成严重威胁。努尔哈赤死后，时任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遣使吊丧，其目的在于争取时间重建宁锦防线。此次吊丧则正中皇太极下怀。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决定“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9]。

“天聪元年丁卯正月，命二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统大军征朝鲜。”[10]阿敏等人率军 3 万先后攻占安州、平壤，至中和地域才停止进攻，安营扎寨。朝鲜国君仁祖出逃江华岛，并派遣使臣到后金营中致书求和。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朝鲜迫于后金的强大军事压力，除不答应永远断绝与明朝关系外基本上接受了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去明年号、结盟宣约为兄弟之国等要求。

（二）征服漠南蒙古

漠南蒙古东部与后金接壤，南面与明朝相连。三者鼎足而立，展开了错综复杂、尖锐而激烈的斗争。从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后金与蒙古的关系就错综复杂。其中对后金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漠南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实力强大并以恢复祖业为己任，积极进行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力图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天聪元年正月（1627 年）正月，清太宗即位才几个月，他一听到林丹汗起兵攻打喀尔喀诸部的消息，马上抓住这个时机，向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敖汉部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等首领发出信件，要求建立友好关系，还要他们把他的信件给克什克腾诸部，以扩大影响。”[11]皇太极的示好举动促使奈曼、敖汉等部于同年七月率众归附后金。天聪元年（1627 年）年底到天聪二年（1628 年）初，蒙古喀喇沁部、鄂尔多斯部、阿巴亥部、阿苏特部以及喀尔喀诸部联军与林丹汗军队在土默特部赵城发生战斗，双方两败俱伤。喀喇沁部致书皇太极祈援，请求后金发兵攻打林丹汗。喀尔喀、阿巴亥、土默特等部也要求参加攻打林丹汗的联盟。皇太极以“会盟”为出兵条件，使他取得政治上的支配权。到了七月，喀喇沁部派遣喇嘛 4 人，率 530 人的代表团来沈阳请求与后金结盟。双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12]，结成了共同攻打林丹汗的军事联盟，皇太极成为该联盟的盟主。

以此军事同盟为基础，皇太极于天聪二年（1628 年）二月、天聪二年（1628 年）九月和天聪六年（1632 年）三月，3 次远征察哈尔林丹汗，最终统一漠南蒙古，从根本上改变了后金政权“四境逼处”的危险外部环境，后金政权的生存条件大为改观，只剩下惟一的敌国明朝。而漠南蒙古一经归入后金(清)政权，明朝则被置于包围和孤立的不利境地。在这种完全有利的形势下，皇太极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全力攻打明朝了。

四、红夷（衣）大炮在后金（清）的应用与发展

提到满清八旗军，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其标志性的武器———红衣大炮，而八旗军与红衣大炮结缘之始则在宁远城下。

天启年间（1620—1627 年），出于对后金作战的需要，明政府专门派人赴澳门购买红夷大炮。宁远城中有红夷大炮 11 门，宁远之战中，守城明军巧妙地将 11 门红夷大炮纳入城防体系当中。宁远城是个方形城池，筑城之初，便仿照西方城池的样式，在城的四角修筑了用于架炮的方形的敌台，敌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郭衔接，红夷大炮就架设在敌台之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锋战至城下也可以门角两台攒对横击，避免出现火力死界。后金的满洲骑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坚，宁远城上配有红夷大炮更是其所始料不及。战斗中，袁崇焕指挥士卒用红夷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13]“一炮辄杀百人”[14]“，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15]。八旗兵被红夷大炮大量杀伤，努尔哈赤被迫退回沈阳。明廷得益于红夷大炮在宁远大捷中的威力，便敕封其中一门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

天聪三年（1629 年），皇太极率军绕道入关攻北京、在涿州缴获了明军的红夷大炮，马上命后金汉官仿制。天聪五年（1631 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夷大炮在盛京铸造成功。后金统治者因避讳“夷”字，便改“红夷大炮”为“红衣大炮”。皇太极亲自为这批大炮定名号为“天佑助威大将军”[16]，满洲八旗铸炮自此而始。在仿制过程中，后金的汉族工匠还发明了“失蜡法”铸炮技术，使后金的铸炮技术领先于明朝。大凌河之战中，后金军仿制的 40 门红衣大炮首次应用于实战，取得了良好战果。

在仿制红衣大炮成功的基础上，后金建立了新编制———乌真超哈，意为重军，即使用火武器的炮兵。额驸佟养性任昂邦章京，是为后金第一位炮兵将领。乌真超哈的组建，标志着八旗军已经成为一支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在内的多兵种军队。八旗军将红衣大炮强大火力与女真骑兵的良好机动性、冲击力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以火炮、骑兵、步兵相结合的攻城战术理论。

由于火炮的操作技术性强，后金统治区内汉人有很多曾在明军中服役，熟悉火炮的操作方法，所以乌真超哈建立之初，从将领到士卒皆为汉人。天聪七年（1633 年）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锦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17]，作为乌真超哈兵员。崇德二年（1637 年）八月，乌真超哈分为左右两翼，分设两固山额真统领。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左右两翼乌真超哈被析分为四旗，每旗设置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 年）六月，乌真超哈进行了最大一次整编，乌真超哈所部四旗与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所部“天佑兵”、尚可喜所部“天助兵”重新编组，“定汉军八旗，设八固山”。至此，乌真超哈完全演变为汉军八旗。

这支炮兵部队，在清军入关及定鼎中原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攻坚重任，如李自成退守的最后一道潼关天险就是被清军用红衣重炮轰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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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Z].卷十.天命十一年二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2〕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4〕〔7〕清太宗文皇帝实录[Z].卷一.天命十一年八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5〕蒋良骥.东 华 录[M].卷 三.崇 德 三 年 七 月[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清太宗文皇帝实录[Z].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Z].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9〕吴 晗.朝 鲜 李 朝 实 录 中 的 中国 史 料 ： 卷 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蒋良骥.东华录[M].卷二.天聪元年正月[M].济南：齐鲁书社，2005.

〔11〕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1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Z].卷四，天聪二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13〕计 六 奇.明 季 北 略[M].卷 二.袁 崇 焕守 宁 远.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5〕明 熹 宗 实 录[Z]. 卷 七 十.天 启 六 年 四 月. 台 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6〕清太宗文 皇帝 实 录[Z].卷 八.天 聪 五 年 正月 壬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17〕清太宗文 皇帝 实 录[Z].卷 十 四.天 聪七 年 七 月辛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