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86—89页。

作者简介：隋丽娟，女，1964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教授;何丽文，女，1985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研究生，邮编150025。

摘要:清末民初，在沙俄入侵以及政府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达斡尔族传统文化被迫发生变迁。这一时期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历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达斡尔族社会的发展走向。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历程极为坎坷、艰辛，但却开启了民族近代化的进程，为达斡尔族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直到现在达斡尔族现代化的进程仍在进行，分析文化变迁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初期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论述，以做引玉之石。

关键词：清末民初，达斡尔族，文化变迁，黑龙江地区

根据文化变迁的动力来源，文化变迁有内因性和外因性之分。由文化内在的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而引发的变迁被称为内因性文化变迁。原有主导性文化模式在外来的新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的变迁则被称为外因性文化变迁。清初达斡尔人在政府组织下迁至嫩江流域，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达斡尔人继续从事农、牧、渔、猎、林等生产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然而，达斡尔人也因此多安于现状，直至清末，达斡尔族内部都没有产生足以促使其民族文化发生变迁的需求和动力。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危机加重，即使偏居一隅的达斡尔人也难免受到影响，其民族文化从内容到结构、从模式到风格都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由于清末民初时期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达斡尔族文化变迁历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达斡尔族文化变迁主要属于上述的外因性文化变迁。作为黑龙江地区的土著民族，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为与其相邻的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所共有，因而对达斡尔族文化变迁原因的分析无疑将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一

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国际法所确认的条约形式肯定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界约的签订标志着从17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沙俄对中国北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百姓居住区的大肆侵略终于停止了。然而，清政府不得不面临又一重大问题，那就是极具侵略野心的沙俄与清王朝由相去几千里的两国，成为了接壤邻国。自此黑龙江省全境“西起额尔古纳河，东讫黑河口，沿江岸二千余里，在在与邻敌相望”①，成为了沙俄向亚洲进行武力扩张的最前沿。

无论是黑龙江流域各少数民族长期而坚决的反侵略战争，还是清政府为断绝沙俄侵略军的粮道以巩固东北边防而采取的坚壁清野的措施，甚至是清全盛时期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没能彻底地消除沙俄侵略扩张的野心，沙俄武装匪徒在黑龙江流域攻城掠地、烧杀抢劫，他们的目标是“征服整个满洲地区”②。因此，到了清朝后期，衰微的国势便注定了黑龙江地区将再次成为沙俄侵略的目标。

咸丰八年(1858年)，俄人以“驻防英夷”为借口又起分界之议，并最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使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沙俄强行割去。中俄分江而治，不仅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兴安岭地区领土主权的丧失，也意味着依赖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生活的人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考验。

对达斡尔人来说，狩猎是其最古老的生产活动之一，黑龙江两岸的兴安岭地区曾是其从事狩猎活动的主要场所。然而，界约签订后，外兴安岭被划入了俄国境内，致使狩猎区域大为减少，据记载中俄分江而治使“向来捕猎之区，十去八九”③。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从此被禁止进入外兴安岭地区打猎，达斡尔人的狩猎活动范围也被限于大小兴安岭山区，加上这一时期小兴安岭地区的貂鼠等猎物由于长期无节制捕猎而日益减少，因此“野兽渐稀，向所恃以为生计者，今则盖不可凭”④。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俄军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7万大军占据了黑、吉、辽三地要津。沙俄军队抢夺百姓牲畜、财产，强占民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人们视其如“飞蝗过境”。百姓不堪俄人的蹂躏，多弃地远逃，大量土地荒芜，农事废弃。外逃难民中虽有十之二三回乡复业，但又因缺少耕牛、工具、籽种而难以复业。加之旱涝频繁，疫病交加，盗匪猖獗，各地“灾民皆鹄面菜色，号啼之声惨不忍闻”⑤。世居于这片土地上的达斡尔人同样流离失所。与此同时，在西部特哈地区，俄军为了防止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收缴并毁坏了牲丁手中的各类枪支。在森林面积迅速减小、猎物较为难寻的时期，缴毁枪械无异于迫使各族牲丁彻底放弃狩猎生产。正如1907年西部特哈总管给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的禀文写道:“向来捕貂处所现均招民开垦、辟矿、淘金兴利多年，貂之为物最避人烟，二十年前即不能捕获进纳，仅只设法购买，旋值俄乱，牲丁枪械被搜、遭毁不堪，猎政概属废弛。”⑥达斡尔族狩猎业由此走向衰落。

沙俄在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同时，还极力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渗透。政治上，主要是通过对上层人物“委派首领，发给戮记、执照等事”⑦，加以拉拢，企图利用少数民族上层中的策叛活动对整个民族加以控制。对下层百姓则是以交纳少量贡物即可得到沙俄保护为名，诱使部分“索伦人自己置身在俄国的保护之下”⑧。经济方面，沙俄通过干涉还辽获得了修筑中国东省铁路的权利，并借机在铁路沿线强占土地、开采林矿资源、经营内河航运，极力控制这一区域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庚子之乱后，在黑龙江江左，沙俄“岁迁民数十万，布满沿边，构筑各种军事设施，大有日进无疆之势”⑨，同时，“大量俄人越境私垦，仅额尔古纳河上游部分地区越境私垦者就有二十四屯一千零三十一户。他们在这里垦种，搭盖窝棚、修水磨、伐木、割草、放牧牲畜、打取皮张，一切利益无不竭力经营”⑩。这是对黑龙江各少数民族百姓赤裸裸的掠夺，然而，资源的掠夺只是一方面。清末，由于财政拮据，政府拖欠八旗官兵奉饷已成常事:“黑龙江省官兵奉饷，自咸丰癸丑，以至光绪丁亥，积欠遂至二百七十余万金矣。” ⑪兵饷以及粮食等物资供给不足，致使很多边卡兵丁因“饷薄差苦，不谙耕作，往往为外人利用” ⑫。同时，以渔猎采集为生的达斡尔等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俄商物物互贸的过程中对俄商供给的货物形成依赖性，并出现了“得之则日用攸赖，不得则生活无资” ⑬的局面，这就使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无法彻底摆脱侵略者的控制。思想文化方面，沙俄主要是利用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低，缺乏民族、国家意识的弱点，不断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人身以及思想的控制。当时就曾有少数民族百姓受俄人诱惑，“甘作邻邦之侦谍” ⑭，甚至时有发生“土人把俄国人当成他们的解放者来欢迎”的情况⑮。可见黑龙江省各少数民族受沙俄影响之深。

清末，沙俄入侵引发的边疆危机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他们认识到封禁政策是一种虚边主义政策，它不仅禁止汉人向人口稀少的黑龙江等地移民，而且严格限制黑龙江各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由于缺少内外交流，它使原本闭塞、落后的东北地区变得更加荒凉、落后，因此，他们认为纵观时局“不能不将边荒办法略予变通，以救空虚而图抵制” ⑯。由此移民实边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了使垦荒实边取得成效，一些满族官员甚至主动冲破满汉有别的观念，提出了“旗民兼招，无分畛域” ⑰的意见。这些言论有力地推动着移民实边问题的进程。

二

空前的边疆危机、社会危机，使清政府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民族保护政策在移民实边、借地养民等名义下，清政府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成立黑龙江垦务总局，开始对黑龙江地区全面开禁招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达斡尔人较为集中的布特哈的土地也最终解除了封禁。“除了作为八旗人生计地而按其身份划给相应数量的土地之外，余下的全出售出去，向汉人开放。” ⑱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沿边招垦章程》，详细地规定了黑龙江地区垦荒地段和办法，通过自由垦殖、催垦、抢垦和免税等实质性措施鼓励移民垦荒⑲。

从1904年至1911年，黑龙江省实际垦荒面积达三百多万垧⑳。随着黑龙江省移民招垦政策的大力推行，达斡尔族地区大片荒地被放垦。以布特哈副都统辖区为例，自1905年至1908年间，东布特哈讷莫尔河垦务段，招垦荒地66.7万余垧㉑，1906年至1914年间，西布特哈甘井子垦务段，招垦荒地65.9万垧㉒。与此同时，该地区人口成倍增加，达斡尔族聚居的龙江县由21000人增至13万，讷河县由13000人增至48000人，嫩江县由7500人增至16000人㉓。至此达斡尔族地区一改往日荒凉之景，出现了“民户云集，村屯林立”的景象。民国初年，垦务总局改为黑龙江省清丈兼招垦总局，在清丈民间土地的同时，继续大力推行移民招垦工作。

随着移民垦荒政策的推行，一方面使大量荒地变成了良田，但对草原、森林、矿山、江河等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利用却破坏了达斡尔地区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狩猎、捕鱼资源枯竭，并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另一方面达斡尔族地区人口快速增加，城镇随之不断地兴起和发展，人们对谷物粮食、牲畜、皮张以及鹿茸等中药材的需求随之增多，逐渐形成了以农牧渔猎等产品为主的需求市场，这就促使达斡尔族农牧狩猎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转变，由仅仅是为满足本身的生活需求转向满足市场需求。以农业为例，齐齐哈尔市郊的全和太屯是达斡尔族的一个聚居点，清末以前，这里的达斡尔人生产粮食主要是为了满足牲畜饲料和口粮，到清末，该屯耕地面积为153垧，粮食总产量306石，其中104.5石为商品粮，到民国年间，耕地面积增加到415垧，粮食总产量为947.5石，其中商品粮为521石㉔。可以看出，在短短几年内，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增加了三倍左右，而且商品粮的比重，也由原来的34.2%增加到54.9%，这正是达斡尔族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开始向商业性农业过渡的典型事例。达斡尔族传统文化是以达斡尔族多元经济为基础，当传统多元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多元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必然随之走向衰落。

三

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入的过程，其实也是达斡尔族传统文化与内地先进文化接轨的过程，清末黑龙江地区的教育改革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达斡尔族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起初，达斡尔人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亲自示范、口耳相传的方式将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就文明教育而言，在达斡尔族中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旗学的设立成为达斡尔族地区文明教育的开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在墨尔根两翼各立一学，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 ㉕，开启了达斡尔族学校教育的先河。然而，由于入学名额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达斡尔族儿童有机会入学:“起初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每年有16名男童去墨尔根城入学。自1731年(雍正九年)以后，随着布特哈八旗的组建和所属佐的扩编，布特哈地区每年选送满文学堂读书的学员增至39名。” ㉖此后，随着官设学堂相继出现，达斡尔族适龄儿童入学人数也有所增加，但远远不能达到普及的程度，致使传统旗学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达斡尔族文化教育的落后状态。

清末，清政府为使东北各少数民族成为抵御沙俄入侵、保卫东北边疆的自觉力量，将新式教育推向东北，希望以此增强黑龙江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国家、民族和领土意识。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将旧式八旗学堂改办成新式初等小学堂。达斡尔族所处的布特哈八旗等地区，也随同全国开展改良旗学的活动。新式学校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所学课程也有很大的变化。从布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第七级学生毕业分数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主要学习科目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体操等项㉗。也就是说，嬗变中的近代教育更加注重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为达斡尔族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05年7月，清政府命文案处总理宋小濂办黑龙江省学务处，1907年，西布特哈总管署设立劝学所，作为推广新式教育的主要机构。同时根据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众多、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等情况，制定了以推广小学教育，普及汉文化为主的教育改革方针，为达斡尔族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新式教育推广的过程中，改革者积极革除以往教育中存在的缺陷与弊端。首先，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政府多次规定在放荒所得的地价银中留取部分作为教育经费或直接划留学田作为教育经费的来源。如，1905年文案处总理宋小濂在布特哈地区划留学田4000垧㉘，以供教育开支。其次，政府在黑龙江地区设相应官员，以负责推行和监督教育政策的实施。如黑龙江省设置视学，以视察省内学务情形。当时黑龙江省视学员多次对嫩江学务进行视察，并作出视学报告，作为一段时间内教育改革的总结，也为此后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再次，为保证师资素质以及教育质量，民国四年七月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提出了“将各乡小学教员调城考验，务以汉文较深，熟通汉语，洞悉教育方法暨学务情形者方准留充” ㉙，其学生“能以汉文汉语答述者为限”㉚，否则将分别予以惩处，以此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保证。

经过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民国时期达斡尔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公办小学的创立。民国初年西布特哈地区已有完全小学一所，初级小学六所。至1925年，布西设治局管内，小学共七所，在校学生362名，大部分是达斡尔族子弟。1922年前后在达斡尔聚居的齐齐哈尔屯、梅里斯屯、音钦屯、杜尔门沁屯等地都设立了完全小学㉛。这一时期，西布特哈地区还成立了达斡尔族地区最早的私立小学校———凯和屯小学。私立小学校的建立，是达斡尔人对教育重视程度增加的重要表现。毕业于各地高级小学的达斡尔族学生，一部分考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少数人还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等高等院校。

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只是起步阶段，由于经费不足、师资匮乏、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改革进展缓慢。胡玉衡在视察布西学务情形的报告中写道:“设学七年成绩绝少……加之经费不欲，教员薪水微薄，各乡学校又距离较远，视查不便，用是因循敷衍，迄未著有成效。” ㉜民国政府新的教育制度也没能立即在达斡尔族地区实施并生效。然而，至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新式学校已成为达斡尔族地区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并最终取代了落后的旗学教育。渗透着忧患兴邦思想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政策，不论对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后世的教育改革都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变迁为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 ㉝，文化变迁又总是以社会的变革和开放为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在看到移民实边政策给达斡尔人带来痛苦和困惑的同时，其实也应看到移民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在达斡尔族地区落地生根，并为此后达斡尔族文化继续向现代化迈进提供了重要物质前提。而教育改革在促使达斡尔族日益汉化的过程中，也使达斡尔族整体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为此后民族文化变迁逐渐成为达斡尔人自觉选择与创造的过程奠定了文化基础。文化变迁的历程必然极为坎坷和艰辛。那么应如何应对文化变迁?20世纪初期就已开始的达斡尔族文化变迁已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外因条件下被迫的文化变迁相比，化被动为主动的文化变迁方式才是应对文化变迁的最佳选择。

注释:

①③⑪㉕〔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第73页;第72页;第26页。

②吕光天、古清尧编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

中原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6页。

④⑥㉗㉙㉚㉜《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九集档案专辑(二)》，民族出版社2009年，下同，第199页;第537页;第574页;第2页;第3页;第107页;第123页。

⑤⑩⑫黑龙江省档案馆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页;第1～2页。

⑦⑬⑭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合编:《档案史料选编·黑龙江少数民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第243页;第65页。

⑧⑮〔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1页;第64页。

⑨⑳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第29页。

⑯石方:《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1644—191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⑰㉘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第19页。

⑱池尻登:《达斡尔族》，转引自《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达斡尔资料集》(第二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⑲波·少布:《黑龙江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

㉑㉓㉖《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达斡尔资料集》(第五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下同，第415页;第416页;第406页。

㉒㉔㉛珠荣嘎、满都尔图:《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转引自《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7页;第129页;第269页。

㉝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