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 双月刊)》2013年第3期，第80—86页

作者简介：张公政( 1986 － ) ，男( 回族) ，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1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东北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成果( 12XNH100)

摘要:农民问题与边疆问题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在历史上，边疆问题亦即是民族问题，这突出表现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冲突、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交往与战争等。东北边疆是中国“三北”地区重要的一环，东北边疆史研究自明末清初以来便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在中国边疆研究中，东北边疆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学科体系完善。但东北边疆史学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理论准备不足、史料挖掘不够、认识陷入误区、学科体系创新不足等。这实为今后拓展、深化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所应避免的。

关键词：清代; 东北; 边疆史学; 通史性著作

自古以来，边疆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该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权的兴衰存亡，也关系到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边疆问题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由于其处于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地带及对中国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彰显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东北边疆史学就是从东北亚区域视角下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史，它包括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经济、中外关系等等，无不包涵在变迁的视野中。自明末清初以来，东北边疆史学研究已渐成规模，参与研究人员与日俱增。自近代以来，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高潮，分别为晚清民初时期、“九一八”事变前后及改革开放的 30年时期。这三次研究高潮都同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以时代背景与三次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视角，探索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阐明其认识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创新。

一、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肇兴与第一次研究高潮

最早的东北边疆史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清朝从辽东地区崛起，并成为同明朝争夺中原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谈迁的《国榷》［1］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便是在此一背景下著述而成。万历十一年( 1583) ，努尔哈赤在辽东起兵，拉开了清朝历史的序幕。万历十一年后，清朝( 后金)史料尤为重要，《国榷》对此记录详细、完整。特别是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编述了崇祯十七年的事迹。由于当时此书没有公开刊行，它完好地保持了原貌。《国榷》一书对研究明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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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恩师何瑜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治亭先生的点拨与提携，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为他们所提出，在此表示感谢!

历史与明清之际的东北边疆史有积极的贡献。计六奇所撰《明季北略》是另一部明清之际记述东北边疆史事的书籍。“北略，以志北都时事之大略焉耳，纪乱之书也。然神宗践祚以来，西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应龙之乱，朝鲜、辽东有行长、秀吉之乱，乱不一矣，俱不载者何? 以无关于天下之大也。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2］《明季北略》主要记述从万历二十三年( 1595) 建州之始至崇祯十七年( 1644) 吴三桂请兵始末止，近 50 年的明清( 后金) 关系史，同时也是一部展现明清易代之际东北边疆全貌的一部书籍。谈迁与计六奇均为明末遗民，受于时代局限性，他们以明朝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易代之间的东北边疆史学，并未走出“轻视少数民族和邻邦”的狭隘民族观视角。

清代官方对清初历史的记述，构成了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文老档》［3］、《满 文 旧 档》［4］、《满 洲 实 录》［5］、《清 太 宗 实录》［6］、《皇清开国方略》［7］是明末清初清朝入关前在东北边疆地区进行各种活动的官方记录。它们记载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而后对明朝进行战争、争取辽东，建都辽阳和沈阳，以及皇太极继位后继续进兵辽西，并数次深入关内屡挫明军等军政大事。同时，还记载了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规章、官员任命等情况。相比较而言，《满文老档》与《满文旧档》的记载原始可靠，记事翔实可信，其中许多内容是《满洲实录》、《清实录》、《皇清开国方略》中所未载。

清入关后，沙俄侵略东北边疆地区。沙俄入侵之处，到处烧杀抢掠，侵占土地，建立军事据点。沙俄先于其他西方国家入侵中国，开清代边疆危机先河。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连续两次发动雅克萨反击战，击败沙俄，这是清初第一次与外国侵略者发生的边疆战争。这次反击战迫使沙俄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八年( 1689) 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为了记叙中俄雅克萨战争始末，康熙皇帝下诏纂修《平定罗刹方略》［8］。该书记述了沙俄侵略东北边疆地区及两次雅克萨战争始末，内容详尽，因其撰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颂扬康熙皇帝的武功，赞美其在指挥此次战争上的英明决策，故其史料、史学价值需要认真审视。

晚清民初时期，沙俄不断侵略东北边疆以及日俄两国争霸东北成为东北边疆主要内容，构成了东北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正如徐世昌在《东三省政略》中所写道的: “自俄人兵舰见扼于地中海，乃悉其锐力，思为东出之计。东清铁路既成，日益复窥我堂舆。日本悉之，战士斯起。甲午以还，二罹兵焚，于是东三省大势复一变而为战地。我之为地主者，方且声言中立，冀以维持宴安而主权形胜沦陷于邻敌之手者，不胜观缕数十年间，风诡云变成此两强犄角之局，是岂当时所及料哉。”［9］张穆《蒙古游牧记》［10］，何秋涛编《北檄汇编》［11］，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东三省地理图说录》、《西伯利东偏纪要》①等，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2］等书籍便是在东北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涌现出的一批边疆史学著作。

《蒙古游牧记》以专题的形式，阐述了在东北地区内的哲里木盟蒙古诸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何秋涛所编的《北檄汇编》叙及世界形势、俄罗斯情况及黑龙江沿岸的地理、历史、军事、民族等问题，在边疆考证上尚属学界首次，更具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后，东北边疆史学成就最大者当推曹廷杰。他历任吉林州判、劝业道道台，并于光绪十一年( 1885) 乔装赴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归来即据亲历写成《东三省舆地图说》、《西伯利东偏纪要》。他重点考察了中俄边界地带的地理、道路、村屯市镇、民族源流及军事现状等，作了详细记述，其目的明确，就是为防俄、御俄，加强国防，提供第一手资料。民国初年魏声龢的《吉林地志》［13］记录了东北的疆域、民族、地理沿革、历代行政管辖等。从《蒙古游牧记》到《北檄汇编》，是东北边疆史学脱离西北边疆史地附属地位的重要标志，以此为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发端，凸显出东北边疆在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作用。

晚清民初时期东北边疆史学著作考证之详细，记载之明确，可谓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可惜其自身仍有不完备之处。混淆历史与地理的功用，把历史作为地理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此，金毓黻先生反对把历史归类为“地理”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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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几本书皆收录于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 沈阳: 辽沈书社，1985 年 3 月版) 。

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其不为“地理”所具备的作用，“举凡民族之消长，文化之衍变，政治之因革，皆非地理之一词，所能包括，惟称之为史，乃能无所不包。且由研究一隅之史，进而改修一代之史，则其条目至多，分量至重，更非地理一词所限定。”［14］2

东北边疆史学肇始于明末清初时期，以清朝官方与明末遗民的著述为主，从各自视角看待清朝的勃兴与崛起、明清战争、清朝入关等历史事件，并以纪事本末体书写。自 19 世纪 50 年代始，东北边疆史学呈现出详记载、重考证、忧边疆的特点，这同当时的晚清民初东北边疆问题与东北边疆问题息息相关。但不可回避的是，东北边疆史学研究并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学术体系，研究者也未形成学术团体，且各自研究旨趣不尽相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第一次研究高潮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打下了坚持的资料基础。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次研究高潮: 以金毓黻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疆史学学者纷纷组织各种学术团体，以唤起国人认识东北、收复失地的信念。先后成立的团体有“东北青年学社、东北行健学会、东方快报社、北强学社、四维学社、东北前锋社、东北论坛社、东北问题研究社、东北研究社”［15］等。一时东北边疆史学研究蔚然成风，边疆史学研究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与关怀当下的情怀彰显于世: “昔者杜甫避乱入蜀，咏怀古迹，有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之句，是时所称之东北，虽指安史之徒窃据之幽燕老巢而言，然亦包延辽东西之一部，是则与近辽黑热四省为东北不过五十步百步而已。余亦以遭时不造，弃其父母之帮，携家远适，飘泊支离，正与杜老同感。”［16］

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边疆史学研究中，金毓黻先生是集大成者。其治史广泛，在史学理论、史学史、文献学、目录学、地方志、东北边疆史学等领域都有精湛的研究。曾编著有《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奉天通志》、《东北文献拾零》、《辽海书征》、《东北通史》、《宋辽金史》等。1930 年元旦，金先生在沈阳组织成立学术团体———东北学社。学社推举金毓黻、卞宗孟、王孝渔为干事，每周集会一次，或同人演讲，或请名人报告，以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成果，作为《东北丛刊》稿件的主要来源。东北学社在研究上更注重东北当前形势。在学社例会上，曾邀请上海主办《日本杂志》的陈彬龢来沈阳演讲，陈氏一针见血指出:“彼邦( 日本) 之学者，由历史上地理上作种种之证明，谓东北非中国之故土……盖以研究之方法为吞并之先声，其用心甚苦，亦即以学者为前驱也。”［17］2572由此可以看出东北学社注重研究的方向。此外，金毓黻先生还积极筹办并出版学术刊物《东北丛刊》，该刊以发扬东北边疆史学研究为宗旨，由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编辑发行，该刊登载的文章多涉及东北边疆史学问题之争，东北学社渐成为中国边疆史学研究中一支重要力量。

金毓黻先生研究东北边疆史学更多是受到日本学者研究“满蒙”的强烈刺激。1907 年 7 月，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来华，前往奉天调查故宫崇谟阁的清朝开国档案，对清朝兴起史和清初满洲与朝鲜的关系史等多有“发明”。其他学者如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箭内亘、矢野仁一等，都曾对东北边疆史学有过深入的研究，且达到很高水平。如稻叶君山的《满洲发达史》及《清朝全史》，“历数十年之苦功，则其所造诣者，自非漠不关心如国人者之所能望其项背。”［18］正如矢野仁一在《近世支那之领土与清朝之开拓》中所论述: “更有一重要之点，即满蒙回藏之发展是也。此等地皆能与中国之关系甚深，且系立于敌对地位，中国向所采用“以夷制夷”政策。至唐中叶以后，因外族之变强，遂造成悲惨之结果。及于清代，始征服此等向为中国患之外夷，使中国脱离外夷之威胁，而享受历史上可宝贵之和平。故严格言之，此皆清朝之领土，固与汉人无涉也。”［19］

综上所述，日本“满蒙学”学者在学理层面上把东北同中国的联系割裂开来，用“满蒙”一词代替“东北”，造成“满蒙非中国”的言论。由于日本“满蒙学”致力于侵略，必定会损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金毓黻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亦是本着对故乡的热爱，对这类为侵略而研究的日本“满蒙学”学者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14］2

作为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其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国难时刻显得尤为迫切。激起国人的爱国之情，“地近则见切”，地方上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足以引起时人的景仰思慕，“恭敬桑梓之义，盖根于人心之自然，非出于矫饰勉强也。凡故乡之田园庐舍为吾人生长于斯，歌哭于斯之地，览其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为耳所常濡，目所常染，是油然发其爱敬之心，一旦与之违别，有依依不舍忍去之感。”［17］1760驳斥日本“满蒙学”学者的种种谬说。方德修曾言到，矢野仁一的《满洲国历史》“捏造证据，说我们明代在东北的疆域，只限于辽东边墙。想一手抹煞史实，淆乱视听。”［20］认为“满洲”一词，即为日本学者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而恶意使用。金毓黻在其研究中，力辟日本学者的谬说。根据其考证，“满洲”的语源有二: 一是佛号“曼殊”的对音，一是女真酋长之尊称。而以满洲之名代替东三省之称则肇始于满洲铁路。用“满洲”的名称来指代东北是极端错误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东北”一词正名是其撰述的首要任务。金毓黻代表作之一的《东北通史》即是按照上述思路撰述的。

《东北通史》是一部地方性通史。金先生在搜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东北史稿》初稿，并于 1941 年正式以《东北通史》为名出版。根据他的考证，“东北云者，谓在中国之东北部”。辽金二代，“于泰州一带，设诏讨统军诸司，冠以东北之称，此政区也”。近代以来则以辽吉黑热四省为东北。“东北区域为中国之一部，则知立名之当，无逾于此。”［14］14 －15《东北通史》一书主要以民族和地理为划分标准，“无东北民族，则无所 谓 东 北 史，故 述 东 北 史，必 以 民 族 居 首焉。”［14］203并围绕二者展开论述。《东北通史》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史料十分丰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统计数据以及其他参考资料，是研究东北边疆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这部通史对现代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将东北边疆史学置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范畴中进行考察，将东北边疆史学置于史前、辽金、明清三个时间段进行研究。迄今为止，东北边疆史学研究者仍按其在民国时期设计的东北边疆史学学术体系内进行研究，并在这三个领域内成果丰硕。

通过研究东北边疆史学，作为当下借鉴。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王朝对于西北的各种政策大体来说较为成功，相对来说在东北则较为失败，近代以来更是如此。金毓黻在谈及西晋初年置平州时，作了如下评价: “以辽东郡之襄平县为首府，而统制诸夷，颇能维持国威于不坠，诚一至可寻味之事也。夫辽东郡为东北隅之中心，自燕秦两汉已然，东控朝鲜，北扼肃慎夫余，西制东胡，实为中国之左臂，故辽东郡存，则东北诸夷，不敢生心。自崔毖以幽州刺史王凌妻舅之亲，夤缘而任刺史，致为诸夷所轻……终以召高句骊略取辽东之祸。古今来谈筹边者，未有委弃辽东失其重心，而能保全东北一隅者也。晋代往事，其明鉴已。”［14］131

金毓黻先生一般很少发表评论，对于平州建置的评论可谓是对东北时局的关怀及忧虑，意味深长。边疆史地研究为解决边疆问题及边疆开发提供了可靠依据，特别是东北新知识群体在边疆民族危机及地方危亡情势下研究东北边疆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中苏友好大背景的制约，建国后至 1970 年为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低落时期，研究几乎呈空白状态。首先，东北边疆史学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还未认识到边疆史学是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未给东北边疆史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其次，东北地区的相关领域学者很少涉足边疆史学，专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没有关于东北边疆史学通史性著作出版，更谈不上系统研究。

1970 年后，东北边疆史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打破了建国初期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沉寂的局面，填补了研究空白。这同当时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及中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武装对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术界迅速掀起研究中俄关系史的浪潮。东北地区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领域的学者及专家，以沙俄侵略东北为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了《沙俄侵华史》［21］，吉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与东北》［22］，更派出专家学者在东北三省大规模搜集、整理相关史料，翻译出版了大量有关对华的文献、论著。数年间，关于沙俄侵华的专著、论文汗牛充栋，占据了报刊的主要位置，也成了当时出版社的热门书籍。这是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又一次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所引发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与两国边界的稳定而告一段落。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研究热潮并非从学术本身出发，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建国初期“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此次热潮对于东北边疆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促进了更多的学者接触东北边疆史学，认识东北边疆史学，为将来展开研究准备了充分的资料基础，储备了研究人才。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成果辉煌，超过前两次研究高潮，呈现出多领域、高水平、系统性的特点。通史性著作位居各类东北边疆史学研究论著之首。早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仅有两部东北通史问世: 一为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另一为金毓黻的《东北通史》。但两部通史仅有半部，不能全面展现东北边疆史学全貌。民国时期的两部东北通史性著作为改革开放后东北通史著作的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关于东北边疆史学的通史性著作层出不穷。它们分别是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23］，主要论述了东北古代史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东北民族封建化的道路、地上文献资料与地下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等。董万仑的《东北史纲要》［24］，只有 36 万字，以清入关前为时间下限。简明论述了东北历史的发展，属于历史普及类读物。薛虹、李澍田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25］，叙述了从远古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东北，主张按照生产力标准划定东北边疆史学分期。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26］共计 6 卷 430 万字，上起原始社会，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国内唯一一部多卷本的东北通史性著作。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27］，以王朝演变与东北发展之间的关系为观察角度，是另一部东北通史的普及性读物。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28］，从东北边疆自身的角度来看待，突出了东北边疆史学的特点。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29］，以“大一统”的原则，重点阐述了东北边疆变迁、民族关系、内涵与特色、民族政策与王朝兴衰等。该书一大特色即加强了对东北历史舞台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仅仅20 余年的时间内，便出版了 7 部东北通史，这在中国区域通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从数量上与质量上，都已超越了前两次研究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至 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总体来说，该项目从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1． 基础研究，共立项73 项，出版专著十几种。2． 档案文献整理，重点整理近 12 万件《珲春衙门》档案，该档案收录了清乾隆二年( 1737) 到宣统三年( 1911) 珲春副都统衙门所留下的绝大多数档案，其中大部分是汉文的，少部分是满文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满、汉文合璧的，整理后的档案 16 开本，500 页 1 册，共计238 册; 另外整理出版了《清代东北边疆档案选辑》，共 150 册。此二种书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3． 翻译著作，主要翻译俄、朝、韩、日文资料，相关成果将陆续出版。4． 数据信息库建设。”［30］以此为契机，一批相关科研机构应运而生，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东北边疆史学的发展。以国家的角度去研究东北边疆史学，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从此足见东北边疆的特殊与重要以及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紧迫性与现实性。新世纪以来，以李治亭为代表的一批东北边疆史学专家学者，就“东北边疆史学的定位与内容”、“边疆问题与王朝兴衰”、“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东北边疆史学应建立“四种意识”，恰当处理好“四个关系”［31］。“四种意识”为: 东北的“本体意识”、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意识”、地理意识和东北“非落后”意识。恰当处理好四个关系为: 东北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区域史与王朝史的关系、文化的双向交流与单向交流的关系、东北地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及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问题。

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以通史性著作大规模的出版问世为重要标志。在建国初期，东北边疆史学一度呈现出空白状态，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新的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一批专家学者立即投身于沙俄侵华史、沙俄与东北之间的关系等主题研究中，随着中苏边界形势的缓和，这股大规模研究东北边疆史学的热潮逐渐降温。改革开放后，有关于东北边疆史学的通史性著作相继问世，20 年时间内出版 7 部东北通史，成果丰硕，成绩喜人。“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又从国家层面，对东北边疆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带动了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继续深入、系统，拓宽了研究视野。整合研究力量，形成了一批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引发第三次研究高潮同前两次的外因与内因相似。从学术理路上一脉相承，都是在严重的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的情况下，学术界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此作出的回应，非从学术本体出发。学术体系陈旧，缺乏理论创新，研究领域狭小，这都是第三次研究高潮所出现的问题。这一研究高潮时期，一批档案、译著、专著相继出版，一批科研机构相继成立，这为以后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继续发展、继续深入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研究基础与人才基础。

四、余下的一点反思

自明末清初以来，社会的发展变革便与东北地区密切相关。李治亭一直认为，要从当代眼光去审视东北问题: “所谓当代眼光，就是世界眼光，从世界的范围看问题，包括国内问题，必置于世界的大环境中去观察与思考，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32］从地理上来看，东北地区恰恰处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这一地区涉及到了中、美、俄、日、韩、朝六国势力，这些国家在古代与近代都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与强国为邻，造成了这一地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加剧。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学者关注东北地方史，而忽略了从东北亚史的视野中去关注东北史的发展，其已成为制约东北边疆史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是东北边疆史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已有学者从东北史研究的范围、东北史的特点、东北史地分区等方面对东北边疆史学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探讨［33］，这是值得关注的。

300 多年的东北边疆史学研究成果灿若星河，特别是近 30 年来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面貌。但东北边疆史学尚有些许改进之处。首先，即是如何在理论层次上突破东北地方史的界限，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考察东北边疆历史的发展进程，注重东北边疆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包括东北边疆史学的分期问题、东北边疆民族共同体形成、东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上均需深入探讨。其次，东北边疆史学尚有研究空白，如东北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东北海疆问题等①。特别是对清代东北海疆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再次，对东北边疆史学的档案还有待于充分挖掘，这集中反映在我们对东北边疆地位的特殊性还未有深刻认识，在论著中的史料支撑不够，难见历史真相。史料的不足导致研究难以深入。最后，树立东北边疆史学研究者自己的“东北观”，亦研究主体意识的发掘。

东北边疆史学是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学界就其中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1］［明］谈迁． 国榷［M］．〔清〕张宗祥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58．

［2］［清］计六奇． 明季北略( 下) ［M］． 魏得良，任道斌，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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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 重译《满文旧档》［Z］．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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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 太 宗 文 皇 帝 实 录［M］．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影 印版，1985．

［7］［清］阿桂，梁永治等修． 皇清开国方略［G］/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 影印版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 99·纪事本末类) ，总第 34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8］［清］佚名． 平定罗刹方略［G］/ /顾廷龙主编． 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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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已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尝试，如〔美〕孟泽思著、赵珍译: 《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孙宁宁: 《略论清中期的森林生态观》，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秘书朋: 《清代吉林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陈跃: 《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等等。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 390·纪事本末类)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叙言［M］． 宣统三年铅印本．

［10］［清］张穆撰． 蒙古游牧记［M］．〔清〕何秋涛补订． 台北: 南天书局，1981．

［11］［清］何秋涛编． 北檄汇编［G］． 京都龙威阁藏版，同治四年刻本．

［12］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M］． 宣统三年铅印本．

［13］魏声龢． 吉林地志［M］． 长春: 吉长日报社，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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