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9—24页。

作者简介：黑龙（1964—），男，博士，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从事清史、蒙古史研究；寇博文（1990—），男，大连大学人文学部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东北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自主基金项目“满族文化特色系列产品设计”（项目编号：2015021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也是清王朝的后方，清统治者格外重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保护，柳条边的修筑便是其具体体现之一。本文对国内柳条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并提出今后柳条边研究之新思路。

关键词：柳条边；封禁政策；清王朝；东北地区

柳条边是清代东北地区一条特殊界线，亦作边墙、柳条边墙、条子边或柳边，是标示禁区的柳条篱笆，也是清王朝在东北地区修筑的重要边防工程。据清人杨宾《柳边纪略》记载：“自古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柳条边是用土堆成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土堤上面，相隔五尺，插柳条三株，各株柳条之间，再用绳子连结横条柳枝，谓之“插柳结绳”。在土堤外侧，挖掘深度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的边壕，禁止行人越渡。清人入关后，东北地区成为清王朝的大后方，作为龙兴之地，清王朝历代帝王对东北地区格外重视，并加以保护，柳条边的修筑正是其具体体现之一。

我国学术界对柳条边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70 年代初，主要针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柳条边硬说成清代中国东北的“国界”，妄图以此证明柳条边以外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不是中国领土的无耻谎言，用无可辩驳的史实驳斥了苏修的上述诡诈。这是围绕柳条边研究展开的批驳苏修篡改我国历史的政治外交斗争，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纪实撰写的《柳条边的历史与苏修的谬论》《再论柳条边的历史》等系列文章，根据史料与史实进行逐一驳斥，文章梳理了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对东北地区开发的经过，强调了柳条边是保护“龙兴重地”，而非“国界”，用铁的事实揭露了苏修的谎言和扩张阴谋。与此同时，杨树森先生出版的《清代柳条边》[1]，对柳条边的修建过程，它的内涵及历史作用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意图还是驳斥苏修的扩张理论。此后近20 年里，几乎没有柳条边研究成果问世。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人们重新关注柳条边，迄今有数十篇相关论文相继问世，主要涉及柳条边的构成、柳条边的性质以及柳条边对东北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

一、柳条边与封禁政策关系研究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龙兴重地，是清朝历代统治者重点关注的地区，因而对东北地区所采取的统治措施与其他省份有明显不同。清朝政府为保护满族俗习，防止其汉化，维护本民族利益，在东北地区实行长达二百多年的封禁政策。柳条边的修筑作为清政府封禁东北的主要手段，使得柳条边从诞生之日起，便与封禁政策有了不解之缘。然而，柳条边是否为封禁政策的开端，在清王朝何时开始封禁东北的探讨中，主要存在着四种不同意见：一是将柳条边的修筑视为清政府封禁东北的开端；二是将乾隆五年（1740）舒赫德奏请封禁东北看作封禁东北的起点；三是将康熙七年（1668）《辽东招民授官例》的废除，作为封禁东北开始的标志；四是将封禁东北当作一个循序演进的发展过程，认为清政府的封禁起源于天命或崇德年间，酝酿于顺治，形成于康熙，并厉行于乾隆。

有不少治清史者在论及东北封禁时，往往把顺治朝在东北修筑“柳条边”和实行“印票”制度作为东北封禁的开端。国内较早将柳条边作为清政府封禁东北开端的，应该是杨树森撰写的《清代柳条边》[1](99)一书。书中说：“顺治八年，即修筑了辽河流域西段的柳条边，对东北实行封禁”。李自然《试论乾隆朝东北禁边与八旗生计之关系》[2]一文，同样认为，“1644 年，清军进关后，便开始对东北实行封禁，着手设立边墙。由于边墙为土堤，上植柳条，故而又称柳条边。根据修筑时间的先后，又分成老边与新边”。薛洪波也持同样观点，并在《再析清代封禁东北之目的》[3]一文中，区分了封禁政策的实施与封禁政策之不同，认为封禁的实施与封禁政策的提出是不同的概念，封禁政策作为清朝的基本国策，而实施则开始于柳条边。柳条边是东北封禁的开始，东北封禁是柳条边作用的延续和地理位置上的扩张。

将乾隆五年（1740）舒赫德奏请封禁东北看作封禁东北起点的，主要有王振科的《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初探》[4]，该文指出，清代对东北实行封禁，从法律上完善，应是在乾隆朝。他反对将清政府废止招垦条例作为封禁的开始。认为招垦条例废止后，广大汉民仍可通过起票、记档等办法，涌进东北地区。张杰在查阅大量的史实后，也得出与之相同的结论，认为清顺治朝并没有封禁东北，顺治朝修筑的“柳条边”及颁行的“印票”，更与封禁东北无关。清政府封禁东北是从乾隆五年开始的。其《柳条边、印票与清朝东北封禁新论》[5]一文，从“私参有禁”、“属国朝使持禁物出关亦有禁”、“携带军器有禁”三个方面对柳条边和印票的国防需要、贸易制度、行政管理等作用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牛淑萍的《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6]、李普国的《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发》[7]、朱诚如的《清王朝的封禁政策及流民对辽东的开发》[8]等多篇文章均认为，《辽东招垦条例》的废除才是标志着封禁东北的开始。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清廷封禁东北是有一个循序演进的发展过程的，持此观点的代表作有张漩如《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9]与刘智文的《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刍议》[10]。

清代封禁政策的研究，固然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因而逐渐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者们对清代封禁东北的原因、背景及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其学术性明显增强。

李普国《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发》[7]、徐景学的《浅论清代东北边疆的管理》[11]、刁书仁的《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12]、刘智文《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刍议》[10]等论文，均对东北封禁政策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对封禁东北的时间、动机、影响等作了具体论述。马平安《清末清廷封禁政策转变与东北地区的移民实边》[13]、衣保中《论清前期东北垦荒政策的演变》[14]，李洪锡《试论 19 世纪 60 一 70 年代东疆地区封禁政策的危机》[15]等文，则将重点放在对封禁政策失败原因的探讨。王景泽《对清代东北封禁政策的再认识》[16]、赵毅、王景泽《对清前期(1644 一 1840)开发东北经济的检讨》[17]，重点分析了封禁东北政策的战略失误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贾文华的《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研究综述》[18]一文，总结了有关封禁政策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二、柳条边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关于柳条边，近年来已有不少考证类文章发表，多为对柳条边走向与构造的描述，不少学者身体力行，实地探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关于柳条边的大致走向，学术界较为认同清人杨宾的《柳边纪略》一书，认为南起凤凰城，至开原威远堡西折至山海关，全长约 1900 里的柳条边墙，称老边；又自开原威远堡至吉林市北法特哈山，全长 800 余里，称新边。而《关东文化大辞典》[19]“柳条边”条目则载：“古边墙址，坐落于沈阳新民县境内。1644 年至 1661 年间筑。柳条边为堆筑土堰，上插柳条，故名。全长 1320 公里，西起山海关，透逸起伏，贯穿辽吉两省，东到法特哈止，是为了保护盛京及‘关外三陵’修筑，现存底宽 3-15 米，顶宽 2-5 米。主要隘口为彰武台门，砖石砌筑，现已毁。”柳条边既然南起凤凰城，那么凤凰城以南至黄海有无柳条边？于济源的《回眸柳条边》[20]一文，根据从凤凰城到窟窿山的堤坝遗迹以及史料记载，推断凤凰城以南的柳条边是清初皇太极所筑，是出于军事目的，为了防御明军，这段柳条边称之为“定边”，并认为是柳条边最东端的起点。

柳条边呈“人”字型走向，其“人”字形结合部的位置，一些专著或论文，大都定在威远堡边门。例如，较早研究柳条边的杨树森先生，在《清代柳条边》一书中称：“柳条总的形势是，东从大东沟西南濒海起，北上经凤凰城边门，折而东北经今新宾县东南汪清门，折而西北到今开原县东北的威远堡；由威远堡折而西南行接长城；又由威远堡东北走向到今吉林市北的法特哈。它是以山海关、威远堡，凤凰城和法特哈四个交通要道为点，所联成的一个‘人’字形的封禁篱笆”，将结合部放在威远堡。而姜应贵经过多次实地探查，撰写《清代柳条边“人字”形结合部的位置》[21]一文，根据遗址、历史地图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推断柳条边“人”字形结合部已不再是威远堡，而是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已经从威远堡的“一步三界”（即盛京、吉林和西丰围场的界限）转移到西部开原城北的杨堡（今名大杨堡）。

1982—1983 年，沈阳故宫博物馆曾先后三次派人前往新民县西北部，对清代柳条边及彰武台边门遗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和清理工作。安万明对实地踏查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并撰写《辽宁省新民县境内清代柳条边遗迹踏查纪略》[22]，刊布新民县境内清代柳条边概况。新民县柳条边西北 60 里与彰武县为界，东北至法库、彰武、新民三县的交界处；西南自阳河东岸直向东北，经由柳河、养息牧河，再向东北进入法库县，全长约有 65 华里。

罗显明对阜新地区燕秦汉长城做文化考察之后，作《对古长城·柳条边阜新段的考察与建档》[23]一文，将清代柳条边同燕秦两汉古长城及明代长城一起视作万里长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文中主要介绍阜新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兴建长城的始末及大致走向。清代修筑的柳条边，在阜新地区南部界线上经过，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详细地记录了清代柳条边在阜新地区的走向，实测全长 157 公里，绘图 9 张，拍照片 85 张，建立档案 5 卷。

柳条边的历史地理考证数量不多，且集中于具体走向的考证，对边门位置的考证研究尚有不足。伊通边门，又称一统门、易屯边门，是柳条边 20 个边门中东数第二个边门，是重要的储粮基地和运粮航道，位于长春市西南四十里伊通河西岸。施立学的《柳条边伊通边门》[24]，详细论述了伊通边门及边台台丁及其生活，根据文献记载与柳条边走向，认为伊通边门在今五间房东水库中。

王晨峰的《浅析柳条边的历史与发展》[25]，介绍了柳条边的历史及分布状况、柳条边的结构、分布与边门的设置，同时也介绍了柳条边遗址的现存状况，作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柳条边的具体封禁程度都有所不同，由清初的全面严格封禁到康熙雍正的宽松政策，到乾嘉时期封禁政策达到顶峰。另外，李喜林《清代的柳条边》[26]、郭梦頔叶浅析清初柳条边的设置》[27]与毕继民《清初辽西柳条边浅谈》[28]等文章，也简要探讨了柳条边的走向、边门数目，并探讨了设置原因及影响等问题。

三、柳条边设置的原因、作用与影响研究

柳条边设置的原因与作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较为一致，较早有杨树森先生在《清代柳条边》一书进行过如下总结：第一，东北地区为满族肇兴之地，因而修筑柳条边，巩固其“龙兴重地”；第二，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人的这种经济特权，严禁八旗以外的汉人或其他民族的成员迁入柳条边内垦耕种植和放牧；第三，东北地区是满族聚居的地方，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保持“国语骑射”的风气，从清太宗时起就以金人被汉族同化为戒，故采取封禁政策；第四，东北地区依山傍水，产有人参、貂皮、珍珠、鹿茸等物，其产地分布范围较广，满族贵族为了独占这些特产，防止各族人民私自采捕，而实行封禁。另外，还制定了种种律条和“禁例”，以保证满族贵族的这种特殊经济利益。

张杰《柳条边、印票与清朝东北封禁新论》[5]一文，引用乾隆帝东巡盛京时所写的《老边》诗中“征战纵图进，根本亦须防”两句，清楚地论证了清统治者于顺治年间修筑柳条边的意图，即是为了保卫盛京这一根本重地，并引用大量的史料，理清了柳条边其他诸方面的作用：一是戒备蒙古和朝鲜的军事防线；二是从事不同生产方式的东北各族的地理分界；三是清朝划分东北部分行政区的依据；四是清朝各类禁地的天然界标。

贾文华《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研究综述》[18]一文，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学术界关于柳条边设置原因的论述。从政治军事角度上看，一是为了维护分区居住而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二是为了保全根据地，不为外族人，主要是汉族人所占有，并防范汉人将反抗的火种带进东北；三是为了通过封禁东北，将东北建成八旗兵源基地，打围演武，抵御外侵；四是为了通过对东北的封禁，实现对中原军事威慑与对蒙古的军事钳制战略；五是清政府对东北实行的封禁是清代对朝鲜边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是对内政策的需要，也是对外政策的需要。从经济角度上看，封禁政策的实行是为了保护满族以及蒙古族在东北的特殊经济利益，维护旗人生计，避免旗、民纠纷，并维护国有土地，特别是为了独占东北的特产。还有其他社会原因，如为了保存满族固有习俗，防止受到汉族的影响，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尊严等因素。

除了上述原因与作用之外，柳条边的行政分界作用也被学者们所分析总结。柳条边行政分界的作用，主要是从史籍记载中提炼概括的，例如《奉天通志》，卷七八载：“清起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设门置守，以资镇慑。”《大清一统志》，卷六○，《奉天府二》载：“吉林、开原以西边外，为蒙古科尔沁等诸部驻牧地。”以及康熙时高士奇的《息从东巡日录》：“癸亥，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启从东巡日录》舆地丛钞本第 5 页）纪实《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谎言》[29]与《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谬论》[30]两篇文章认为，柳条边的“边”除了标示“禁区”的界限外，更主要的是盛京和宁古塔、内蒙古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施立学的《柳条边伊通边门》[24]一文，引用了乾隆皇帝1754 年围猎时所作《柳条边》一诗，乾隆在诗中批评了柳条边的设置，认为柳条边的设置，“意存制具细何有，前人之结后人东金汤巩固万年清，诅系区区此树柳”，认为柳条边为祖宗所刨，今虽仍具形制，但也不必过于苛细，国家巩固，万世清平，怎么能靠这区区柳条边呢？作者认为，这首诗形象地表明了柳条边的性质，反复说明柳条边是为表明禁区界限而设置的标志，绝非清朝的北方边界，柳条边不是在险要之处设立的屏障。

薛洪波、肖钢《浅谈清代柳条边》[31]，介绍了柳条边的设置，以及修筑柳条边的目的及废弛的原因。有关柳条边修筑原因，作者依据史载提出，以防“根本”、以防“汉化”、以保“特产”、以界“盛京、宁古塔、蒙古”四个方面。然而，经过岁月的流逝，柳条边到了乾隆年间，就已经荒废失修。作者又总结废弛原因如下：第一，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吸引了大批的关外流民；第二，满、蒙地主的招民开垦；第三，清政府封禁政策的失败也是柳条边最终废弛的重要原因。文末，作者记录了对柳条边现状的考察。于济源的《回眸柳条边》[20]，则又说明了柳条边对清朝陵寝的保护作用。

柳条边的设置阻碍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移，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多数学者在文章中均有论述。如朱凌《清代柳条边外城镇类型与发展模式研究》[32]，从边外城镇类型与发展角度，探讨柳条边与边内外城镇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强调了柳条边的设置对边外城镇发展的束缚，更使得俄国人有机可乘。齐心在《清代柳条边与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33]一文中更是指出，柳条边的废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限制人民进入东北开发的手段，不仅阻碍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脚步，也严重阻碍了东北地区各民族人民的交流、融合。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尤其在民族融合方面，它的设立限制了人民的自由迁徙，直到清末东北弛禁后，进入东北的移民人数才达到顶峰。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摆脱过去对柳条边的片面看法，逐渐认识到柳条边的设置对自然环境与森林资源具有保护作用，注重柳条边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吕患成《对柳条边性质的再认识》[34]一文，最早提出了柳条边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作用，作者在简要介绍柳条边及其修筑过程的基础上认为，松花江与黑龙江是柳条边的延续部分，柳条边除作为清朝一个禁区界限和吉林、盛京将军与蒙古间的政区界线之外，它更是一条世界最早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的界限。作者在强调柳条边的政治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以生态环境角度审视柳条边修筑的意义，并认为柳条边的修筑目的和作用，与今天的自然保护区的划定有许多相似之处。施立学《东北柳条边的封禁及对东边道生态文化的影响》[35]一文，以大篇幅详细介绍了柳条边 20 座边门的分布情况与历史沿革，又着重强调了位于新边与老边的夹角地带的桓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关柳条边修筑的原因，作者同大多数学者观点相同，认为柳条边作为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分界线，维持东北满族聚居区，防止满族汉化，保持国语骑射的遗风，以防损害“龙脉”。在谈及柳条边作用及影响之时，作者指出，柳条边是以政治原因兴起的，但是获得政治、经济双丰收，新边老边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长白山、东边道及盛京、吉林诸围场的生态环境。作者最后呼吁，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要时刻保持对物种与区域保护的“柳条边意识”。作者虽认识到柳条边在生态文化上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题，但文中对柳条边生态文化功能论述的比重并不大，未能更进一步地梳理柳条边的生态文化功能。范立君《清朝封禁政策的兴废与松花江流域森林开发》[36]一文，着重突出了柳条边对森林资源环境的保护作用，作者认为柳条边的修筑养蓄了山区的水分，提高了松花江流域河川的径流量，使该地区分布着大面积、保存完好的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为国内罕见。对森林资源来说，柳条边客观上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使森林仍保持着原始状态。

关亚新认为，柳条边不仅是政治分界线，而且具有经济分界的功效。柳条边划定了东北的农耕区、狩猎采集区、游牧区三个经济区，它是北方农牧林交错带的界标，是一条人造的生态隔离带。它在客观上对恢复东北边内地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保护东北边外地区原有的生态资源起到重要作用。并在随后发表的《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37]一文中详加论述上述观点，即从清代柳条边的兴废来阐明其对东北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历程。在由柳条边划分的天然经济区域内，农耕区广种粮果，游牧区饲养牛羊，狩猎采集区采参打猎，柳条边的修筑在客观上实现了“宜农则农，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的生态景象。在狩猎采集区中，作者又根据地形变化细化为三大围场，一是盛京围场，多为山区和半山区；二是吉林围场，多为河流冲积平原；三是黑龙江围场，多为山地和草地。柳条边的修筑不但为农耕区搭建了绿色的屏障，而且有效地防止了蒙古族对农耕的侵扰和满汉人等对稀缺资源的滥采，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不当开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东北生态环境的作用。

四、柳条边研究现状分析

正确理解清代柳条边的经济功能、行政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文化功能，并且深刻阐述柳条边以及边内外的经济社会的演变，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近 30 年内，虽然有了一定数量的柳条边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但是还应看到研究当中的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界对柳条边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柳条边作为清朝封禁政策中重要的一环，不仅是封禁政策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且是研究清代东北经济、文化、民族交流、生态环境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学术界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研究柳条边及相关领域研究者过少，专业学者更是屈指可数，导致发表的文章良莠不齐，一些文章内容毫无创新，甚至存在抄袭他人成果的情况，使得原本有限的学术成果大打折扣；二是研究成果数量少，有关柳条边的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寥寥无几，而且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多数文章过于简短，内容残缺。

第二，研究领域过于集中，研究视野与思维狭隘。从上述成果中可以看出，柳条边研究主要局限于柳条边的构成、柳条边的性质以及柳条边对东北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研究内容相对贫乏，未能开拓视野，研究思维也过于狭隘，只是着重强调柳条边的封禁作用，对其经济、生态、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效应缺乏关注。全面反映清代柳条边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成果尚未问世。

第三，引用文献过于单一。清代史料卷帙浩繁，但专家学者在柳条边研究过程中，主要依赖于《柳边纪略》《盛京通志》《高宗实录》《世宗实录》等书，以至于研究观点仍未脱离上述几部史书的观点，给进一步研究未能带来更多的启示。与此同时，柳条边研究成果目前仅依据汉文史料，尚未充分利用满文、蒙古文和外文史料。

第四，缺少实地考察。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历史地理考证类所占比重较大，多数学者经过实地考证，所得数据详实，与史籍记载进行对校，查缺补漏，考证推理可信，参考价值颇高。但同时也看到，部分学者在考证过程中，仅仅依靠史籍记载而进行主观臆断推测，未做实地调查，所以其观点和结论往往存在偏颇乃至错误。

综上所述，柳条边研究虽有不足，但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柳条边自身承载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针对目前研究现状，未来的柳条边研究，首先，应注重柳条边内外不同的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在各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的延续和发展，相互之间的共存、互补、和谐等积极因素。清代这种根据不同自然环境、民族分布和经济形态而采取不同发展方式，对当今经济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清代柳条边与东北经济文化多元化及其互动关系，进一步探寻我国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统治模式及其特点，从而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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