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在东北边疆地区设立驻防八旗管理机构,派驻八旗官兵,发展农业生产,招抚当地各少数民族部落,区域性的开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各机构、官员在办理公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档案。保存至今的东北边疆满文档案数量大,内容丰富,是东北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满—通古斯诸族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

关键词:满文档案;东北边疆;清代

  自1599年创制以来,满文在满族的政务记录、文献翻译、经济文化交流等各项社会活动中得到不断的推广,进而形成了数以万计的满文文献。在数量众多的满文文献中,入关前后300多年间用老满文和新满文书写形成的档案格外引人瞩目,其史料价值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清代东北三省的发展建设,与满族兴起、抗击沙俄紧密相关,特别是位于东北边疆最北部的黑龙江与俄罗斯相邻,属于东北边疆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等各项事务牵涉中俄关系,这在当时都属于统治者心目中的“在在紧要”事务。我们今天研究清代东北边疆问题,立足在诸多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任何突破和创新都离不开新史料的应用,特别是满文档案的应用,这对于今后的东北边疆历史问题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以黑龙江满文档案为重点例证,对清代东北边疆满文档案进行阐述,分析其历史构成,探讨整理研究情况,希望有助于东北边疆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工作。

一、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构成

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0万件(册)。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大连市图书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都珍藏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馆、博物馆集中收藏的满文档案主要来源于清代中央和地方机关。无论是中央档案,还是地方档案,凡是用满文书写者,大多与边疆、民族事务有关;还有一些满文档案的形成者是任职内地各省的旗人官员。另外,通行全国的一些汉文公文也有可能被翻译成满文。

如果我们以清代档案内容为线索,中央、地方各级机构形成的满文档案只要是内容与清代东北边疆事务有关,都可以划入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范畴。

不过,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形成机构为线索对档案进行保管整理和翻译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存东北边疆满文档案主要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宁古塔副都统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以及入关前的满文老档。本文提到的东北边疆满文档案,主要指的是清代吉林(宁古塔)、黑龙江等东北边疆地区军政机构形成的满文档案,其中只有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为省级军政机构形成,内容也最为齐全完整。

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数量,还很难确定。目前,满文档案的数量统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案卷统计,一种是文件统计。前者将由数十件、数百件文件组成的簿册类来文档、行文档计为1卷(册);后者则计算到单一文件,簿册类来文档、行文档由几份文件组成,就计为几件。如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该馆保存清代历史档案共约1200余万件(册),其中满文档案约200余万件(册),这个数字主要建立在满文档案文件目录编制基础上。再如,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清代历史档案总计7万卷册,其中满文档案约2万多卷册,这2万卷册的文件数量目前并没有准确的统计。这种情况在各收藏单位的簿册类来文档、行文档整理工作中普遍存在。

只有经过全面的文件数量统计和文件目录编制后,我们才能得出准确的文件数量。至于以档案重量的“吨数”来描述满文档案的数量则未免欠妥。

二、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

1599年,努尔哈齐命令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满文。初创的满文无圈点,通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一经使用,人们逐渐发现无圈点满文不能区分“ta”、“da”、“te”、“de”,“ja”、“je”、“ya”、“ye”等音节,使用起来极不方便。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在原来的满文字母旁添加圈、点进行改进,并新增加10个特定字母拼写人名、地名等外来词。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通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族在白山黑水之间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本民族语言文字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努尔哈齐时期的老满文,到皇太极时期的新满文,再到乾隆时期的“钦定新清语”,满文已经从单纯的满族社会交际工具,发展为东北边疆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的社会交际工具,甚至蒙古族在翻译《三国演义》等汉文古籍时也用满文来标记蒙古语,这说明清代满文在东北各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自1644年入关,满族统治者经过40年的征战,最终获得了全国统治权,并不断地完善中央、地方的政权建设。就东北边疆地区而言, 1683年,黑龙江将军的正式设立,标志着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因驻地迁移而改称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组成的东北驻防体系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东北边疆设置格局的形成。此后,在黑龙江、吉林将军之下,又陆续增设一些副都统、总管、协领、城守尉等职官,完善地方各级军政机构。当时,各个机构内部都设有“档房”,专门负责接收、保管公文档案。

1900-1901年沙俄侵略东北,从黑龙江、吉林等地的衙门档房抢走了一大批档案,包括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吉林将军衙门辖下的宁古塔、珲春和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的档案。[i]苏联保管期间,曾经对这批档案进行过初步整理,编制有俄文目录,同时很多档案内还夹有内容十分简要的俄文目录单。或许我们应该说,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起步于苏联保管时期。195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这批档案后,有计划地进行了一些整理翻译工作。后于198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移交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随之将原藏的1900年以后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与从苏联接收回来的1684—1900年档案合并,重新整理编号,组建了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ii]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等东北边疆档案则一直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下面我们以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为例,对东北边疆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工作进行介绍。

黑龙江将军衙门是清代管理黑龙江地区军政事务的机构,设立于1683年,至1907年被裁撤。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现存4. 3万卷册,其中绝大部分是按文件档案的抄录机构———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兵、刑、户、工四司分类,并以时间为序,抄录黑龙江将军的题本、奏折,黑龙江将军与京城各部院、盛京和吉林将军、各蒙古扎萨克、内地行省督抚以及黑龙江将军所辖的副都统、总管等衙门的来往文书。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档案基本上都以满文书写,从嘉庆朝开始,刑司、工司档案率先出现汉文,以后汉文档案逐渐增多。[2]不过即便是在黑龙江将军裁撤前后,布特哈副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的公文档案依然都使用满文书写。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内容丰富,自成系统,但有关整理翻译成果却比较零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整理了清代中俄关系满文档案约计100万字,编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计划分为五编),其中的第一编和第三编分别于1981年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选译了一些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以补军机处俄罗斯档和官修史书的不足。随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省社科院合作,编辑出版光绪朝《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选编》三册,选译了少量满文档案, 1985年、198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吴元丰、赵志强先生(赵志强先生后来调入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在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两册)时,自康熙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中搜集了锡伯族在黑龙江活动的大量史料,满文版《清代锡伯族满文档案史料》于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汉文版《锡伯族档案史料》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200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合作推出的《清代鄂伦春族满文档案汇编》,也选译了部分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该汇编由民族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iii]除了编译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出版发行以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以专题形式开展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的翻译公布,如《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发表了孟宪振、任世铎选译的《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间的驿站》满文档案史料。这些档案都成为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史、清代东北边疆史和中俄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工作,我们不难看出,这是长期以来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的一种模式。近年来,由于满文翻译工作远远满足不了学术界对满文档案的需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馆”相继将所存满文档案全文影印出版。譬如, 200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其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收藏的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整理编目,交由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成为东北边疆档案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尽管珲春档案以汉文居多,满文文件较少,但通过这种全文影印出版方式直接公布满文档案,由利用者自己解决翻译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200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满文原档》,展现了老满文档案的原貌。这种影印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文翻译的压力。

满文档案数量大,内容丰富,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文件级翻译。同时翻译人员不足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专题史料翻译出版和全文影印出版相结合,应该是今后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的主要模式。

三、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利用

基于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专家学者不断利用有关史料开展学术研究。我们仍以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为例,对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做一简单的分析。

通过清华大学创办的中国期刊网检索发现,1979-2008年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为参考文献的论文共计169篇,可以分为两大系列,一个系列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史料的概述性研究;另一系列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史料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专题性应用研究,换言之,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史料为专题研究提供了史料。不考虑个别文章的重复统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研究领域,具体研究选题有官制设制变革、将军驻地迁徙、驻防八旗调遣、卡伦驿站的布防;城镇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发、中俄贸易;民族部落溯源、民族关系演变、名人生平传记、萨满祭祀礼仪、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满语地名翻译、历史文献考证以及火山喷发、地震、灾荒,等等,涉及东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语言、文学、地理等各个领域。

这些论文的作者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满文档案整理翻译人员,他们懂满文,熟悉黑龙江将军档案的内容,能够对满文档案史料进行介绍,也可以将其作为史料应用到专题研究中。另一类作者来自各个高校、研究机构,他们往往利用公开出版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史料从事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只有一少部分作者能够直接阅读、利用满文档案。

这些论文以时间为序依次发表在满族研究、满语研究、北方文物、西域研究、中国钱币、黑龙江民族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学习与探索、语言与翻译、内蒙古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民族研究、历史档案、俄罗斯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西伯利亚研究、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辑刊、中州学刊、图书馆学研究、史学月刊、故宫博物院院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黑龙江史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辽宁教育学院学报、黑河学刊、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这30种期刊层次不一,既有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国家级刊物,也有黑河学刊等地域特色十分突出的刊物,其出版地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内蒙古、新疆、广东等省市自治区,且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为主。

另据南京大学创办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作为被引文献在1998—2007年的10年间总计被引28篇次,主要篇目如下:

1、吴元丰:《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

2、麻秀荣、那晓波:《清末民初鄂温克族新式教育初探》,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3、满都尔图:《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载《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4、吴元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

5、佟克力:《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6、张凤鸣:《试论黑龙江地区与沙俄的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7、吴雪娟:《达斡尔首领卜魁考述》,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

8、宝音朝克图:《清代卡伦官兵的坐卡制度解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

9、王岸英、黄锡惠:《“宁古塔”地名的翻译与考证》,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

这就是说,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研究利用成果的反响层次还不高。相对于前面30种期刊发表的169篇文章而言,只有16%的文章被CSSCI来源刊所收录的论文引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研究翻译成果还缺乏应有的学术反响,这是整个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利用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无论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还是珲春、宁古塔、阿勒楚喀等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其整理翻译和研究利用还很薄弱,史料汇编和专题研究成果寥寥可数。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这批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研究利用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尽管国内外多家高校开展过满语文教学和人才培养,但一直没有实现连续招生。中央民族大学曾于1961、1986、2000年分别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开设过满语文专业,先后培养的学生不足50人,多从事满语教学、满文档案整理、翻译、清史满族史研究等工作,特别是1961级学生中的季永海、屈六生等人在满语学界成就突出,还培养了一批学生。2002年起,黑龙江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但由于所招收的学生并没有经过系统的满文本科专业的学习,无法在满文档案以及满文图书等文献的整理翻译上有所作为。2005年,黑龙江大学开始招收满文与历史文化专业本科生,在开设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的同时,还开设了基础满语、满语语法、满文文献导读、满文档案整理和翻译、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概述等系列满语文课程,并加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等课程,该专业每2年招收1届,虽然招收的学生人数不多,但是经过4年系统培养,还是为学生从事满语研究、满文文献研究翻译、清史满族史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满通古斯诸族历史文化研究培养了后备力量。[iv]2005年,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招收一届锡伯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一半的生源来自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经过语言学、文学理论的薰陶,具有锡伯语母语基础的学生,也具备了满语、锡伯语研究的基本素质。

随着后备人才的可持续培养,我们相信,满文档案研究翻译队伍也将不断壮大,这将有助于加强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利用工作不断突破和创新,从而真正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