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4日。

作者简介：孟繁勇，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清代东北治边方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流人是指因触犯刑律而被流放的犯人。东北是清代流人的主要流放地之一。在东北流人中，秘密教门案犯是一个特殊群体。清廷和地方官对该群体非常重视，对其管理也远较其他流人严格。

　　严酷镇压秘密教门

　　从顺治朝起，清廷开始向东北发遣流人。从入关至清末，东北流人共计40余万人，既有皇族和官员，也有文人学者和刑事犯。其中，秘密教门案犯是重点监控和管理的对象。秘密教门是以社会下层民众为主结成的宗教结社组织，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以师徒递传的方式组成，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联系与团结的纽带。清廷认为，秘密教门是“左道乱政之术”、“邪教”。世宗曾说：“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期根株，必致蔓延日盛”。清代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例如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均由秘密教门发动。因此，清廷对秘密教门采取严酷镇压和坚决取缔的政策，并制定了极其严厉的规定予以惩治：“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东北是清代秘密教门案犯的主要流放地。顺康之际，即有向东北发遣“邪教”案犯的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规定“邪教为从拟军遣犯，不得发奉天、吉林”。这是因为高宗考虑到“奉天等处，根本重地……此等遣犯，均非安分之人”，所以禁止将秘密教门案犯发往奉天、吉林，以免对这些战略要地造成危害。因此，东北只有黑龙江地区成为秘密教门案犯的流放地。可见，清廷对秘密教门案犯流放地的选择有精心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嘉庆六年（1801），清廷又规定：将秘密教门案犯“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达斡尔的异译——引者注）为奴”。后因发往黑龙江为奴的秘密教门案犯过多，嘉庆十七年，又调剂改发新疆，给厄鲁特蒙古为奴。

　　管控措施极其严格

　　在发遣东北的流人中，秘密教门案犯是管理难度很大的群体，因为很多人一旦加入秘密教门，便笃信其教义，极其虔诚，很难改变。有些人被发遣后，仍“传徒习教”，与同门联络，甚至图谋起事。嘉庆年间，发配黑龙江的秘密教门案犯张效元，听得其同门案犯刘如说要“等着西边王发生有信来，再动手”，便潜逃至新疆，去问被发遣新疆的教首王发生可否起事。可见秘密教门流人活动范围之大、相互联系之紧密。东北地方官深感秘密教门案犯相较其他流人群体更难管理，黑龙江将军赛冲阿奏报：“原犯邪教、会匪各犯，到配后往往执迷不悟。”因此，清廷和东北地方官员对秘密教门案犯深存戒心、高度重视，对这一群体的管理也远较其他流人群体严格，具体管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严查动向，严格监管。清朝统治者对东北流人秘密教门案犯的动向非常关注，皇帝也经常亲自过问。乾隆五十七年，高宗传旨黑龙江将军都尔嘉，命其对秘密教门案犯有无继续传习邪教的情况进行调查。都尔嘉奏：“所有彼处遣犯，并无传习邪教，而伊等子嗣，亦无与邪教人等寄通书信。”但高宗仍要求他对秘密教门遣犯严格监管，“倘有不守本分，复兴邪教等恶迹”，则“锁拿办理”。嘉庆十一年，仁宗命黑龙江将军观明调查发遣黑龙江的“邪教”案犯王双喜在配所的表现，谕：“如有与内地民人私通信息、给送银钱等事，即将该犯在配所正法，以净根株。如并无前项情事，即将该犯永远牢固监禁可也。”观明经过调查、审讯之后，奏报王双喜并无与内地民人私通信息、给送银钱之事，已将“王双喜牢固监禁，仍严饬该管官不时稽查”。案犯一旦脱逃，地方官须一面派兵捉拿，一面及时奏报。

第二，秘密教门案犯不得赦免或从宽处理。清朝曾多次实行大赦，也曾适用于秘密教门案犯。雍正十三年（1735），大乘教张保太遇大赦获释，并“交地保安插”。但后来由于担心秘密教门案犯赦免或减释后仍从事传教活动，清廷往往不再予以从宽处理。嘉庆十一年，清廷曾对东北的“免死改遣罪犯，分别减释”，同时又规定：“其发遣吉林、黑龙江等处常犯，如强盗免死、大逆缘坐、叛案干连、邪教会匪及台湾聚众抢夺、杀人放火为从各犯，均系情罪重大，虽在配年久，年岁垂老，均不准其减释。”黑龙江地区曾有数百名秘密教门案犯具书悔过，表示痛改前非，请求清廷给予宽大处理。黑龙江将军富俊、齐齐哈尔副都统苏清阿奏请对这些人减轻刑罚，被仁宗断然拒绝。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又专立条款，正式规定教门案犯此后不得赦免或减轻刑罚。

　　第三，对相关地方官严格赏罚。地方官如对秘密教门案犯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都会受到惩治。道光二十四年，传习“邪教”案内军犯海康之女在配潜逃，黑龙江将军衮楚克特楞有失察之责，部议降三级调用，宣宗对其从宽处理，改为革职留任。还有一些官员因为处理秘密教门案犯举措失当，抑或意图推诿，也受到皇帝严厉斥责。例如，黑龙江将军赛冲阿深感秘密教门案犯难于管束，曾奏请改发新疆，使其“到彼均匀安插，庶杜故智复萌之弊”。仁宗斥责赛冲阿“所奏非是，意存推诿”。处理秘密教门案犯有功的官员，则会受到嘉奖。嘉庆二十年，黑龙江将军特依顺保奏：“查明安（徽）省邪教余党，潜赴黑龙江寄送银两，讯明分别定拟”。仁宗传旨嘉奖，下部议叙。

　　维护东北地区安定

　　有清一代，清廷和东北地方官员对发遣东北的秘密教门案犯进行了严格监管，取得一定成效，维护了东北地区的安定。从对东北流人秘密教门案犯的严格监管，可以看出清代对秘密教门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惩治政策。

　　秘密教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并多次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和暴动，对清朝的统治予以沉重打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这是秘密教门的积极意义所在。

　　然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秘密教门也存在诸多落后和消极的方面，对社会构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其危害有时甚至非常严重。因此，清朝对秘密教门案犯的严格管理，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但客观上对维护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