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臣：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

摘要：本文以清末新政为背景,主要从吉林旗务处档案入手,围绕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的开设、满文教育依然颇受重视的原因、以满文为主的课程设置、满文教育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四个方面,探讨清朝末年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清朝末年；吉林；新式旗人学堂；满文教育

有清一代,满文又称“清文”,满语被视为“国语”,满文教育在以“国语骑射”(或称“清文骑射”)为基本内容的整个八旗官学与义学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清朝前期,[1]而对清朝末年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的情况涉及甚少,笔者管见仅有:屈六生以《满蒙汉三合教科书》为视角,分析了清末满语文发展的时代背景,探讨了清末满语新词语的构词特点,并将满语与锡伯语进行比较研究。[2]麻秀荣、那晓波探讨了清末民初新式教育兴起的原因、发展历程、阶段与特点,认为在鄂温克地区兴起的以汉语文教学为主、以普及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新式教育,打破了以“国语骑射”为核心内容的旗学教育一统鄂温克族教育的格局,顺利地完成了鄂温克族教育同旗学教育的分离过程。[3]上述研究成果均未能对清末新式旗人学堂及其满文教育状况做系统探讨,为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余地。

一、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的开设

1900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迫于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实行所谓的“新政”,并把“兴学育才”提到显著位置。慈禧一回到北京,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的教学。[4]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清政府应翰林院侍读宝熙的奏请,将皇族的宗学、觉罗学及八旗官学,改设小学堂、中学堂,归入京师大学堂办理。同时,通令各省驻防旗人官学、书院,一律改为小学堂。[5]由此,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在省提学司与旗务处的共同协调下,逐步开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清政府改学务处为提学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提学使曹广桢在吉林省城内设立吉林府劝学所,并把它作为其他地方的模范。同时,拟定通行吉林的《劝学所章程》,督促各地仿照吉林府劝学所积极筹建、改良劝学所。[6]于是,吉林新式学堂渐有起色。以省城吉林为例,已设有五关、昌邑、白山各小学,还有师范、法政、实业、巡警、陆军、外国语等中级学校。但旗人教育却较为落后,“独于各旗公立学校尚属缺如”。[7]

光绪三十三年(1907),吉林行省裁兵司创建旗务处。旗务处作为吉林行省办理旗人事务的重要职能部门,“普及旗人教育”、“兴学育才”是其主要职责,“职处自创办之始,即设立宣讲所,按期演说,仰承谕旨,以教育普及为宗旨。数月以来,风气渐开,各旗人等,亦颇以兴学育才为急务”。[8]在各级地方旗务承办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吉林各地掀起了兴办旗人教育的热潮,吉林、伊通、拉林、阿拉楚喀、宁古塔、三姓、双城、伯都讷等地,都纷纷开办了新式旗人学堂。其中,教授满文的新式旗人学堂主要有:

1、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

满蒙文中学堂,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从省城外国语学堂独立出来,有教习9名,其中满文监学1名、满文教习2名;学生120名,分为三班,其中满文学生定额40名,分为一班。其办学宗旨:“在造成能通满蒙文人才,可以研究高深满蒙语文,以为升入满蒙文高等学堂之预备。”[9]

十旗公立两等小学堂,系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开办,由省城十旗两营子弟100人,外城旗人以及汉人60人,共160人组成。全校分四班。办学宗旨:“造就吉省其人子弟,为致身治生之基础。”[10]

满蒙两等小学堂,系由省城清文官学及蒙文官学合并后成立,宣统元年(1909)六月正式开班,共有学生40人。其办学宗旨:“造就满蒙小学生之资格,立中学之基础,养成异才,以裨要政。”[11]

2、双城(今黑龙江省双城市)

双城满蒙文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双城旗务承办处“拟于双城设立满蒙文小学堂一处,延用普通满蒙汉文教员,挑选年龄合格者入堂肄业。所有堂中规则课程,悉遵照省城满蒙小学堂章程,用期完善”。[12]

3、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清汉蒙养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姓副都统将关帝庙院内西庑厢房,辟为满译官学堂,“专诲旗民官庄人等子弟清文国语,并体操笔算,教习依旧教读”;将关帝庙院东边正房屋五间,辟为汉文官蒙学堂,“特请品学兼优满汉人教习二员,照以新式教诲旗民官庄人等子弟汉书及体操笔算”,合称“清汉蒙养学堂”,定额为四十名学生。[13]

4、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

伯都讷官立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伯都讷副都统奉旨“特设国语清文为专科学堂”,将原设汉官学改为官立小学堂,“派八品印务笔贴式富克精阿,八品驿站笔贴式翰章阿,蓝翎印务笔贴式文祥等以董其事”,暂以学生六十名为定额。[14]

二、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依然重视满文教育的原因

清朝中叶以前,满语文的教育颇受重视,甚至把对满文的掌握与否视为区分满、汉的标志。乾隆帝就曾将不谙满语的广西按察使虔礼宝逐出满洲,虔礼宝系“乾隆己卯举人,由山西高平县知县累官兵部侍郎,先世本隶满洲正黄旗,因由广西按察使入觐,召见,不能用满语奏对,敕改隶汉军”。[15]于是,国外的学者认为,这是清廷为了解决“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而把注重“国语骑射”作为“满洲之旧道”加以鼓励,是满洲人保存自身与其他集团“差异”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战略。[16]国内学者透过乾隆帝对“国语骑射”的维护,也发现乾隆帝并非要恢复“国语骑射”的实际功用,而是在动用国家政权力量,以“国语骑射”来凝聚满洲人,其结果使得“国语骑射”成为实际生活中区别满、汉的标尺,并最终发展成为“满洲共同体”的象征。[17]当然,一直到清末“新政”之前,对于旗人来说,认真接受满语文教育,仍是其特有的进身之阶。[18]然而,时值清末,满文教育却面临着“平满汉畛域”的挑战。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就提出了“满汉一体”、“平满汉之界”的主张。尽管戊戌运动不久即被慈禧太后镇压,但在1901年新政逐步推广以后,谈论“平满汉畛域”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二折中,提出筹八旗生计的建议,他们主张鼓励旗人自谋生路,“凡京城及驻防旗人,有愿至各省随宦游幕、投亲访友以及农、工、商贾各业,悉听其便”,凡愿意“寄籍者,即归地方官与民人一体约束看待”,并停止国家发给的钱粮。他们还建议多设八旗学堂,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19]与此同时,一部分满族贵族官僚也意识到了“平满汉畛域”的重要性。1906年,在满族统治集团内部享有特殊地位的端方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后,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20]1907年5月,以恒钧、乌泽声为主的一批八旗学生先后在日本、北京分别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呼吁满汉平等,五族大同。[21]1907年8月10日,鉴于革命蓬勃兴起,“平满汉畛域”呼声逐日浪高的紧迫形势,慈禧太后发布上谕:“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22]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实行了“准许满汉通婚”、“任官不分满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以及“司法同一”等措施,满汉畛域渐平。[23]

面临“平满汉畛域”局势,对于旗人已是日渐生疏的满语文再也不可能成为区分满、汉的标志。从清末吉林旗人档案来看,乌拉城乡小学堂、宁古塔旗署公立两等学堂等已经不再开设满文课程。[24]而“满蒙文中学堂”、“满蒙高等小学堂”和“十旗两等小学”等新式旗人学堂仍然继续教授满文的原因不仅在于“清文为国粹所关”,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满文为时局所需:一是绥抚蒙务,二是对俄外交。

清朝末年满蒙文教育是绥抚蒙务的时局所需。光绪三十四年(1908),吉林全省旗务处为归并满文、蒙文官学筹设满蒙高等小学堂向吉林行省的呈文中强调:“清文为国粹所关,吉省咨部公文,间有满语旗员入觐,亦时以满语对扬。蒙臣服二百余年,久为国家屏省蔽,近复边事日亟,绥抚多艰,文牍往还均需传译,则是满蒙两学均为目前切要之图。”[25]宣统元年(1909),吉林全省旗务处为拟定满蒙小学堂章程及开办经费递交吉林行省的呈文中再一次强调了满文教育在当时的形势下绥抚蒙务的重要性:“窃思满蒙文等为时局所最宜注重”。[26]

清朝末年满文在对俄外交的文牍传译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吉林十旗协参领等为将两翼满官学仍旧办理而给省旗务处的“移文”中指出:“窃查本省满文官学,自设立以来,教授通旗子弟,其历年办法条序,颇为分明。归户司,则有月考,将军则随时临考,助教则常川查考,诚以国语所重,岂容稍涉忽略致有废弛……今满文亦国粹也,又乌可不一加保护而任其腐败者。况国家昭告巨典永慎于此,臣下表进亦重在此。而外交,如俄人之文牍,胥用乎此。翻译一有不当,即使外人有满文将绝之诮。本年纪元特科,更有考试翻译之条,是朝廷之注重者尤在于此。于此观之,似宜亟事培养,庶将来不至有满文缺材之虑。”[27]宣统二年(1910)三月,双城旗务承办处为筹拟牧荒拨归学田经费给省旗务处的呈文中亦从外交传译的视角强调了满文教育的重要性:“近者边事繁难,文牍往还均需传译,则满蒙两学实为目前切要之图”。[28]

三、新式旗人学堂中以满文为主的课程设置:以满蒙文中学堂为例

1902年,清政府颁布张百熙主持的“壬寅学制”,但并未实施。次年,在张之洞的实际主持下,清政府修改颁布了另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在这部学制中规定中学学堂的学制为五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十二门。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了加强满蒙文教育,吉林满蒙文中学堂从外国语学堂独立出来,该学堂的授课表中将学部所规定的中等学堂中的“外国语”、“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等三门课程替换为“满蒙语文”。从该学堂的五年制“每星期授课表”看,“满蒙语文”每星期的课时除第四年为十外,其余四年每星期的课时均为十一,而其他九门课程每星期的课时共为二十五,满蒙语文每星期的课时占全部课时(三十六)的近三分之一;就“满蒙语文”的教学内容而言,从第一年的“字头、外联字、单语、虚字解”开始,循序渐进,到第五年应达到“四书缀语浅近翻译”的程度。见表一、表二:

表一　满蒙文中学堂第一年每星期授课表

资料来源:《官立满蒙文中学堂酌拟学堂章程及授课表》。

表二　满蒙文中学堂五年制学生满蒙语文应达到程度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官立满蒙文中学堂酌拟学堂章程及授课表》整理。

从以上两表可知,官立满蒙文中学堂的课程设置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的规定虽有出入,但基本相符,而满蒙语文所占课时比例最高正是体现出该学堂创设的目的在于“造成能通满蒙文人才,可以研究高深满蒙语文,以为升入满蒙文高等学堂之预备”的宗旨;从其他各科科目教授内容来看,“读经讲经”的课时在整个课时中所占比例亦比较高,例如第一年讲解《春秋》、《左传》每日约读200字;“修身”则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等。这样的课程设置,通过对传统经史之学的重视,体现了“癸卯学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以及“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另外,新式旗人学堂的满文课程设置以及学生们对满文的掌握情况,不仅需要呈报吉林行省提学司,省旗务处对其亦负有监督和检查的职责。《阿勒楚喀旗务承办处为报送满官学满汉课程表册给省旗务处的呈文》就表明了这一点:“阿勒楚喀前经奉文设立满官学,额设教习,委教习训迪八旗满洲子弟清文、国语,以育人才……兹据署教习五品顶戴仓务笔帖式乌朋阿禀称,现届散学之期,将学生满文汇订一本……呈送前来。”[29]可见,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在教育制度、教育措施上,虽基本与全国的新式教育体制相同,但在教育行政、课程设置等方面,仍保持了一定的满族特色。

四、清末满文教育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清朝末年,吉林各地创办的新式旗人学堂中的满文教育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有聘请教习与审定教科书两个方面。

1、聘请教习

吉林地区满文教习匮乏的问题由来已久。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双城堡协领就向吉林将军呈报:满教习“仅能教读字句,未悉翻译研教,旗童未见成效。如再敷衍不为整顿,恐日久益形废弛”,并请求“于省内派人来堡教读,以期振兴清文而维根本”。[30]而担任吉林将军衙门户司的镶黄旗六品军功庆衡则认为,导致清朝末年满文教习匮乏的原因在于与“笔帖式升迁” 相关的考选满文教习制度上的缺失,[31] “最惜近年,一遇满教习缺出,署中并不关念清文兴废,但系实缺笔帖式,不问能否通识清字,即以应验之缺,率行请放。得缺者旋署雇人代教,祗图借缺升迁,不顾清语废弛,致今娴于清文者,因无笔帖式实缺,终身不能展其所长”。对此,庆衡疾呼改革,“当此倭奴作乱,邦畿有险,正宜振兴清本,恢复国运之时者也。……嗣后一遇满教习缺出,务期仍循前奏,拣其清文娴熟者,方准报请军宪,出条考放。倘署中实缺,笔帖式内实乏通晓清文者,不妨请由各旗童生外□兰帖书或委笔帖式内传署考验,如果素学有实,娴于清文者,概准列选,造册送司复考请放,得缺后但能教导有方,实有成效,准在教习任内补授笔帖式实缺,以符原例。任满照章保送引见,如蒙俞允,则此满教习一官,自今不致有名无实,而八旗子弟,亦可得授实学”。[32]然而,这份以变通“笔帖式”的考选方式来解决满文教习匮乏问题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政者的足够重视而付诸实施。直到清末,庆衡欲变更“考选满文教习制度”以“使清文因以兴盛,则国祚自然隆固”的理想亦未实现。

办学经费紧张是导致聘请教习之难的另一个原因。“吉省僻处偏陲,苦无及格师范,若向内地聘请,又以脯糈淡薄,银价折扣,兼之省城百物昂贵,费用浩繁,均不愿来。”[33]为解决满文教习与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满蒙高等小学堂的校长亦需要兼职,“校长一员,拟以十旗学堂教员、京师八旗高等毕业生普福试充,不支薪水,月给车马费十五两”。[34]为鼓励捐资兴教,针对候选府经历孙起凤捐助十旗公立两等小学堂开办经费库平银一千两的善举,东三省总督锡良特行咨文,准其自行建坊,以示嘉许:“该职商籍隶山东,不分畛域,慨捐巨资,洵为急公好义,殊堪嘉许。应准照章奏请,赏给。乐善好施字样,并准自行建坊,以昭激劝。”[35]

2、审定教科书

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创办之际,学部的汉文教科书已经出版,却并没有少数民族的专用教科书。“两等小学教科,学部本有定章,惟吉省情形较诸内地不可不略予变通者。”[36]于是,部分旗人小学堂仍然沿用旧式的满文课本如《清文启蒙》、《初学必读》等,而满蒙文中学堂的满文科目最初所列的“书目”则仍然是满汉合璧的《圣谕广训》和《论语》等。[37]

为解决东北等地旗人学堂对新式教材之急需,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奉天巡抚程德全聘请蒙务局蒙文编译前协领荣德编纂教科书。荣德精通满、蒙文,他认为以往的旧译本教材早已落后于时代,决定翻译由蒋维介等编的《国文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并与李懋春共同研究审定各种名词术语等。经过2年编撰成《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该书正文前冠宣统元年撰满蒙汉文三体合璧序文四篇:第一篇为东三省总督锡良撰;第二篇为奉天巡抚程德全撰;第三篇为荣德撰;第四篇为“国文教科书原叙”。第一册最后有李懋春撰“跋文”。整套《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分为10册,每册为一学期课程。这部教材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军事、道德、教育、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生理化学、动植物、矿产、工业、农业、商业、经济、书信、帐簿、契约、钱币、游戏、歌曲等内容。该书观点新颖、编排科学,深受各地欢迎,短短数年,多次再版,有宣统元年(1909)刻本和石印本、李纯如书店印本、民国元年(1912)铅印本等,不仅在东北三省,在北京、内蒙古等地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介绍近代科学新知识,宣传新道德新风尚,使本书不仅在新词术语,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前进了一大步”,由此屈六生先生认为“本书主译审荣德先生为满语文在清末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精神可嘉,功不可没”。[38]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出版后,吉林满蒙文中学堂立即要求采用该教材。荣德就配送所翻译教科书的状况向东三省总督锡良做的汇报中称:“……又有吉林省满蒙文中学堂监督曾经来函,求此教科书,拟请可否分发吉林、黑龙江两省满蒙文中学堂每种各一百册,各共四百册,劝学文各一百册……”[39]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正值日、俄两国图谋蒙古以及东三省之际,此时强调满、蒙、汉三文合璧的教学,不仅对于巩固满族与蒙古族之间传统的文化认同,而且对于消除满汉畛域以及蒙汉畛域,对于抵制日、俄两国的侵略,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0]

综上,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通过吉林行省提学司与旗务处的共同协调,开设的新式旗人学堂中仍有部分学堂继续教授满文的主要原因在于“绥抚蒙务”与“对俄外交的文牍传译”等时局所需;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在教育制度、教育措施上,虽基本与全国的新式教育体制相同,但部分学堂以满文为主的课程设置,仍保持了一定的满族特色;吉林新式旗人学堂中的满文教育虽然面临着诸如聘请教习与审定教科书等困难,但在时人的努力下,清末满语文教育的开展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