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3—65页

作者简介：王立（1979—），女，吉林市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满文历史文献是以满族特有文字———满语文书写的本民族历史文献，它不但记录了满族发展的轨迹，成为我们研究满族的重要参考；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弥为珍贵的文化财富。本文以满文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其形成发展、分类及特征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提高对这一重要民族历史文献认识与开发利用。

关键词：满文历史文献；形成与发展；分类；特点

一、满文历史文献的形成与发展

任何历史文献都是以文字为媒介形现于人们眼前，没有文字的出现就谈不上文献的产生，故而把握满文历史文献的形成必须谈及满文的创制，满族文字的出现是满文文献形成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

满文亦称满语文，属拼音类型的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指出汉族、蒙古族都有属于本民族独有的文字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满族却没有用来记录本族语言的专属文字，这不利于国家颁布政令的施行，阻碍了满人间彼此的沟通，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不学者亦皆知，若以我国之言译成蒙古语念之，则我国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1]253于是，努尔哈赤命大臣额尔德尼、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族文字，史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初创的满文并不完善，有的字母兼代着2个或2个以上的语音，不便使用，所以通行的时间并不长，只有30余年。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令达海对旧有的老满文进行改良，以便更为广泛的使用。达海通过在字母右边或加圈加点，改变了某些字母的形体，并新增一些字母，确立了字母与语音一一对应的关系，令满族文字日臻完善，达海改良后的满文，就是我们现在提及的“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伴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崛起与满族文字的日臻完善，满文的使用范围和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使满文文献的形成水到渠成。老满文创制后的三十年间，满文文献就已出现，但由于老满文自身的缺陷不足，这一阶段产生的满文历史文献数量十分有限，且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以官方记录的档案文书文献为主，《满文老档》是该时期满文文献的典型代表。《满文老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满文历史文献，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上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九年（1607年），下至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近30年的历史，是研究清史，尤其是清入关前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自新满文出现后，满文历史文献的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类别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上更是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农业、天文、地理、医药等各方面。纵观满文历史文献的发展，入关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满文文献数目众多，质量精良，体裁丰富，版本多样，对后世满文文献乃至汉文文献产生了重要影响。嘉庆、道光朝之后，特别是咸丰、同治时期，驻防各地的满族人多受汉族文化影响，基本上不再习用满文，专门用满文书写的文献数量减少，满汉合璧类型文献剧增。光绪、宣统时期，满文的使用更是仅限于官方文书中，且多为汉满合璧，满文实际上只是点缀门面罢了，满文文献走向没落。

二、满文历史文献的分类

满文历史文献纷繁浩杂，种类多样，按照依据角度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如从文字的使用上看，可分为老满文文献、新满文文献、新老满文合用、满、汉、蒙语合璧几类；从书写手段入手，又可分为镌刻满文历史文献、写本满文历史文献、印刷满文历史文献三类；本文分类抛开了满文历史文献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从文献自身的性质和作用加以区分，将满文历史文献分为档案文书类、著译类、碑铭类、谱牒类、地理舆图类五大部分，兹逐类进行介绍。

档案文书类满文历史文献：满语中的档案写作“dangse”，可译为“档子”或“档册”。这类满文历史文献是清王朝国家机关、上层统治者及官员行政活动的官方记录，表现出文体的类型十分丰富，其中既包括制、诏、敕、旨、御等皇帝发布的诏命，也含有题、表、笺、启、奏折、揭帖等臣下上奏的文书，各地府衙间往来的咨文、移会、札付、呈文、关文及修书档馆的圣训、起居注、实录等也在其中。内容上档案文书类满文历史文献包罗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外交、民族、农业、医药等多方信息，是进行清史、满族史、家族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档案文书类满文文献几逢厄变。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列强把圆明园内收藏的公文档案全部被烧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各院档案文书遭遇大劫等等，此不赘述。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存有数目巨大的满文档案文书文献，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此类满文历史文献160万件（册）。此外，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西藏档案馆、新疆档案馆等很多地方单位也存有相当数量的各类档案文书类满文历史文献，需要我们开展进一步地整理研究。

著译类满文历史文献：主要指满文著述文献和满文翻译文献两类。从所占比例上看，用满文创作的原著数量较少，但亦不乏研究价值较高的作品，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修成的《御制清文鉴》，是清代最早的钦定满文词典，具有百科性质，其词语的选择、分类、释义和整部词典的编纂，极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对满语乃至满族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康熙年间曾寿的满文日记《随军纪行》，乾隆八年（1743年）的《御制盛京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松筠所写的《百二老人语录》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满文翻译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阶段性特征显著，入关前主要以翻译汉文史志类文献居多，如《国语》、《三国志》、《通鉴》、《辽史》、《金史》、《元史》的翻译；入关后则拓展到经学、军事、哲学、文学、医学等多方领域，如《大学》、《中庸》、《孙子兵法》、《黄石公素书》等等。清朝末年满文翻译文献出现了新内容，即在此时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翻译西方文献的满文翻译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等。目前我国著译类满文历史文献保存在一千种以上，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也有收藏。

碑铭类满文历史文献：碑铭主要指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记载。满族入主中原后，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许多地方树立了为数众多的石碑，绝大多数都有满文的记录，逐渐形成颇具研究价值的碑铭类满文历史文献。从类别上看，既有墓碑碑铭、封诰碑碑铭、谕祭碑碑铭、进士题名碑碑铭，还包括祠堂碑碑铭、寺庙碑碑铭、宫殿碑碑铭、桥道碑碑铭等等，这其中以墓碑碑铭和封诰碑碑铭数目最多。内容上上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大事，下至个人一生经历及他人评价，均有所体现，碑铭类满文历史文献成为补正史志、校对文字的重要依据。就存量而言目前仅《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就收藏有碑铭类满文历史文献640余种，若算上其他地区的碑刻数量会更为巨大。

谱牒类满文历史文献：谱牒亦称家谱、宗谱、家乘、世系录，满族谱牒是用来记录满族家族宗派支族繁衍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它延承了汉族家谱“明世系，别支派，定尊卑，正人伦”的功用，另一方面成为本民族八旗制度下官员兵丁世袭官职的重要凭证，极具满族特色。谱牒类满文历史文献一般情况下可分为清代皇家玉牒和旗民家谱两类。入关以后，为进一步稳定和巩固宗族内部的团结，明晰皇家封爵秩级，维护各支派的袭封第序，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开始修纂皇室家谱———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到1921年，皇家玉牒共纂修了28次，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清代各种玉牒2600多册。这些皇室家谱除了自身珍贵的文物价值外，对当今清史、尤其是清代皇族史的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旗民的满文家谱也是谱牒类满文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这类家谱文献数量很多，多数散落于民间，它们虽没有皇家玉牒的华美考究，但其所内含的满族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民俗、语言方面的信息研究价值也是不容小觑的。

地理舆图类满文历史文献：就是指含有满文的地理图谱文献，从内容上可分为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胜、寺庙、山陵十三个类别，区域上既有全国性地图、各地方省区图，也包括边疆地图、少数民族分布图，是我们研究清代民族分布、地理特别边疆地理的重要参考。其中的代表作清圣祖康熙帝亲自下令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这是一份全国范围的地理舆图，全览图绘制历时9年，测绘人员的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中、西南等全国各地，绘制过程中采用了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实地测量绘制的地图，被誉为“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2]此外，还有《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盛京舆图标注》、《口外五路总图》等。

三、满文历史文献的特征

基于上述满文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与分类研究，可得知，其地域性、民族性、专门性的特征，成为中国民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特征而言，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一）地域性优势突出

满文历史文献的地域性特征是由其生成的环境决定的，上文已提到，满文生成之后，首先是作为记载工具而存在，一旦满文成为工具，满文文献就产生了。而满文的生成环境是当时的我国东北地区，满文献记载的大多是满族起源时的一些事，如《满文老档》“记录了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在东北广大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兵制和后金政权等一系列活动。”[3]以太祖朝为例，其中一处就记载了在凤城、岫岩等处人们反抗后金统治的史料。相类文献还有《旧满洲档》等。这些事大多发生于我国东北地区。所以就满文献的生成来讲，它的原生环境使其对研究东北历史具有原始性及权威性。清入关之后，满文受到汉文的冲击，渐渐成为汉文的融合对象，一些历史记载开始采用汉文式或满汉文合璧式。另外，大批满人入关，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局面较之后金时多有萧条。但随着清廷“国语骑射”的提出，以及东北为“龙兴之地”的强调。满文的作用依然很突出，尤其是陪都盛京依然保持着完备的建制，承担着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任务。此时，有大批记载东北历史的满文文献问世。清中期以后，满文更日益消退，许多文书都改为汉文，包括东北地区。针对此种情形，盛京将军衙门不得不作出规定：“嗣后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写清字；其他部院咨报之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者，须译成清字。”[4]所以，尽管满文渐趋消退，但此时记载东北问题的满文文献依然很多，这些文献是今天人们研究东北地方史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二）民族性特征鲜明

满文文献的民族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满族历史的记载和传承，如《满文老档》、《满洲源流考》、《满洲实录》等文献，都详细记载了满族的族源、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等问题。而《八旗通志》、《钦定旗务则例》、《钦定八旗则例》、《上谕八旗》、《八旗文经》等文献则详细记载了八旗各项事务。满文献的民族特征不仅仅表现在对满族历史的记载，而且还有许多记载特殊少数民族历史的史料，如蒙古、维吾尔、锡伯等少数民族。这些史料中较重要的包括《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理藩院则例》、《满汉回疆传》、《钦定回疆则例》、《奉天诰命》、《钦定蒙古源流》、《额敏和卓列传》、《蒙古王公谱》、《西招图略》、《西域闻见录》、《异域录》、《西域各国情况录》、《西域回族风俗志》等文献。这些满文文献对当时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翔实记载成为我们研究一些特殊少数民族的重要参考。

（三）国书权威性明显

在清代，满语被称为“国语”，因此，往来的外交文书很多都有满文的痕迹。在某种情况下，当时外交文书上的满文可以代表该文书的正式与权威。如我们所熟知的《尼布楚条约》、《俄清关系杂档》、《安南使务纪要》、《平定罗刹方略》、《出使交趾纪事》等档案文书多有满文的痕迹，这些用满文书写的外事交往记录，相较于汉文记录，更能代表“满族”这一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突显出文书的正式与权威。其它诸如《各国表文》、《满文奏报》、《满文公函》、《咨文》、《满文信件》、《兵部奏折》、《咸丰三年俄罗斯书译稿本》、《满文公函集》、《信件》、《满文行文》等，也有此表现。

满文文献特征除了上述三点，还极具记载近代东北边疆变迁等重要内容的权威性特征，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等文献中都有所体现，此不累述。

综上所述，满文历史文献作为中国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史料研究价值弥为珍贵，我们应进一步提高对此种文献认识，加大满文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抢救力度，尽快对尚未挖掘的满文历史文献开发利用，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潘喆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53．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235．

［3］关孝廉．论满文老档[J]．满族研究,1988(1)：52-57．

［4］盛京内务府档[M]．辽宁省档案馆藏：第128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