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兰台世界》2016年第9期，第130—132页。

作者简介：王川，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长春 130024

摘要: 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记“张儒绅赍太祖七大恨夷文至北京”一事于时间、人物、人数、事件、身份等处有错误，略兹考证。同时此条所记明政府官员“逞威逼胁”女真一恨，不同于其他“ 七大恨”版本。 通过与其他版本的比较，发现七大恨版本并不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的“ 唯一真本”，而是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了明政府内部的矛盾，对明政府、明百姓和后金军民分别发出有针对性的版本，以达到其拉拢下层平民，麻痹明政府的军事目的。

关键词：国榷  勘误 七大恨真本问题

一、《国榷》及其史料来源

《国榷》是明史学和先清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编年史。作者谈迁（ 1594—1657），初名以训，号射父。 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明亡后常署名“ 江左遗民”，浙江海宁县人。《 国榷》全书近五百万字，现本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 本文所用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是海宁张宗祥先生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抄本相互校补而成[1]3。

《国榷》史料来源主要为列朝实录、崇祯邸报、诸家著述百余种[1]3，经过谈迁前后三十年不断订正而来。 另外，谈迁写作《 国榷》的过程中除了早期在家乡余杭及江南、南京地区搜求史料外，还在第一次手稿被盗后，于 1653—1656受雇于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赴京收集史料，并著有《 北游录》。 这段经历也是《 国榷》史料的重要来源[2]74。

吴晗先生曾评论：“ 建州史料，万历以后最关要紧，《 国榷》于万历后尤详。”[1]4然而作者发现《 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张儒绅赍夷太祖七大恨夷文至北京一事有所错误，兹略考证。

二、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勘误

《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1618） 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 初东厂太监庐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 ”[1]5116

其一，张儒绅赍夷文至明于四月“ 甲寅”误。 相关史事，《 满文老档》 载“ （ 天命三年闰四月，1616 年） 二十二日，以七大恨之书付明帝鲁太监之商贾二人及开原一人、 抚顺一人，遣还明帝耶”[3]6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 天命三年） 闺四月二十二日，遣鲁太监下商人二名，开原人一名，书七大恨付之，令回国。 ”[4]342《 明神宗实录》 ：“ （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前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名，进关声言求和。 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叆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西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 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言。 ”[5]10690以《 明神宗实录》比较《 满文老档》和《 太祖武皇帝实录》，不难发现《 明神宗实录》所记努尔哈赤致书至北京时间早于《 满文老档》和《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努尔哈赤发书之日。

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黄彰健在《 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中认为“ 纂修《 神宗实录》史臣系此事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也一定有他的根据。 实录这条记事并未说皇帝对张儒绅赍来申奏下有旨意，则甲寅二字可能是指赍来申奏一纸这件事开始发生的日期”，其又考之《 筹辽硕画》得出结论“ 在四月二十五日甲寅这天可能明张儒绅等四人住酋寨居住，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方遣张儒绅等动身回国”[6]520。

借鉴黄彰健的观点看《 国榷》：“ 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 ”谈迁在撰写《 国榷》时，不明《 明神宗实录》系事在事发时间的原委而直抄实录将甲寅日作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时间。

其二，努尔哈赤遣人人数、身份有误。 关于努尔哈赤遣人人数， 黄彰健先生也在前引同文中根据 《 满文老档》与《 日译满文老档》 对《 武皇帝实录》 对校，“ 《 武皇帝实录》‘ 开原人一名’下脱‘ 抚顺人一名’五字。 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遣鲁太监下商人两名，开原人一名，抚顺人一名，书七大恨付之，令回国，此四人当即《 明神宗实录》 记之‘ 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而鲁太监即《 三朝辽事实录实录》 所记之庐受”[6]520。 这一观点中鲁太监即是庐受一点与《 国榷》相合。 而《 满文老档》与《 明神宗实录》只记汉人四人，《 国榷》记“ 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显然有误。

关于遣人身份，《 国榷》记为进士亦有误。“ 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张栋和杨希舜暂不可考，但张儒绅之身份定不是进士。 首先，《 武皇帝实录》载：“ 努尔哈赤遣鲁太监下商人两名”， 在明代尤其是彪炳功名的晚明社会不可能以进士及第之身份委身替太监到辽东采办。 其次，《 三朝辽事实录》 ：“ 张儒绅等系东厂差役”[7]42；《 筹辽硕画》 ：“ 奴酋审知张儒绅等系东厂所差”[8]211；《 东夷考略》 ：“ 盖张儒绅等系东厂差役。 ”[9]70由此观之，张儒绅确系东厂差役，而非进士。 另一名鲁太监下商人也不可能是进士，至于开原、抚顺各一人的身份不得考。

其三，“ 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事有误。《 明神宗实录》“（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己未） 张儒绅以买皮张行，因在掳中，其带来夷书则奴所威胁”[5]10758。 可见张儒绅到辽东为东厂采买被努尔哈赤所俘虏， 不可能“ 逞威逼胁”。 又《 满文老档》与《 武皇帝实录》中仅天命三年（ 万历四十六年）闺四月二十二日记一次。 能成为后金政权一大恨的“ 逞威逼胁”事不能不记于后金史料中；又张儒绅被掳在太祖起兵之后， 而七大恨首次被提出在太祖起兵前的天命三年二月，从时间上看“ 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服胁”，亦有误。

而后金史料中关于“ 逞威逼胁”记为一大恨者另有其人。 以他本理校之《, 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口之间，毒不堪受。 所谓恼恨者七也。 ”[10]20可见萧伯芝才是“ 逞威逼胁”为努尔哈赤所恨之人。 事见《 太祖武皇帝实录》：“ 甲寅（ 1614）年四月，万历皇帝遣守备萧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 太祖曰：‘ 吓我之书，何为下拜，善言善对，恶言恶对，竟不览其书，令之回。 ’”[4]331孟森先生又据《 四夷考》考证萧伯芝即萧子玉，其记事更详[11]246。 这样看来“ 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是一条半真半假的史料，张儒绅不是“ 逞威逼胁”至努尔哈赤怨恨之人，而萧伯芝“ 逞威逼胁”确为后金政权七恨不同版本之一， 也体现了太祖起兵原因之一为真实史料。

其四，“ 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一句应属补文。《 国榷》史料中“ 初东厂太监卢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一条仍有问题，上句已经记述张儒绅赍书和七大恨中至少四恨，语意完整，此条似乎是谈迁修订《 国榷》时的一条补文。

文首已经概述《 国榷》的成书经过和主要史料来源，从史源学上看整条史料的前半条应该引自《 明神宗实录》；本节所论后半条，萧伯芝“ 逞威逼胁”一事不见于《 明神宗实录》，应是间采其他史料补充所得，此事见于《 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也是后金政府发出，也代表官方意志，应具有一定真实性。

至于补文出现的原因，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第一，是谈迁间采苏杭地区史料，对比明神宗实录增补而出。《 满文老档》 天命三年四月十六日条“： 时有自明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省来抚顺城贸易之人，选出十六人，厚给路费，即以七大恨之书付之释还耳。 ”[3]59太祖遣人与八省送书之地， 就有谈迁家乡余杭所属的苏杭地区，而萧伯芝逞威逼胁一恨也见于后金用于安民的七大恨版本中，代表后金意志。 可能谈迁比较《 明神宗实录》发现此条不在其中于是在后以补文形式增补。 第二，可能是谈迁进入北京后收集史料后发现了与实录不同的七大恨内容并经行增补。

至此经过一番考证，《 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在史源学上的形成脉路似就清晰很多。 一言以概之，此条的主体部分来源于 《 明神宗实录》， 其中关于明政府官员“ 逞威逼胁”一事实录不载，于是谈迁经过比较其他史料，对其进行了订正。 正是这次订正，将《 国榷》所记七大恨的内容与其他所有版本区别开来，为重新认识七大恨“ 真本”问题提供可能。

三、无所谓“ 真本”的七大恨

学术界对于七大恨的研究将近百年，民国初年孟森先生就发表《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并与今西春秋先生依据不同史料进行论战[12][13]。 20 世纪 60 年代，黄彰健先生《 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也略有涉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诸家多因所选“ 真本”不同，在对七大恨的认识上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 例如，李洵、薛虹先生《 清代全史》第一卷，比较《 旧满洲档》、《 满文老档》、《 武皇帝实录》、《 高皇帝实录》和蒋氏《 东华录》 后认为天聪《 木刻揭榜》本为真本[14]116；周远廉《 清朝兴起史》以《 武皇帝实录》所记七大恨为“ 真本”，提出“ 七大恨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完全合理的”[15]189；台湾学者陈致平的《 中华通史》 ，完全否定地认为“ 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16]276；朱诚如《 清朝通史》以《 高皇帝实录》为“ 真本”提出七大恨既有合理成分又是借口的双重性评价[17]300。 学界过分强调“ 唯一真本”，即非真即假，而忽略了不同版本的语境[18]5484。

无论以《 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 为真本，还是以《 满文老档》 等为真本，从史源学上看大多出自《 明神宗实录》和《 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而判定“唯一真本”的症结又在对“ 萧伯芝事件”的考证上。 这一研究思维上的惯性，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真本问题数十年的争论，进而影响了对七大恨乃至努尔哈赤起兵的评价。 跳出真本问题，通过《 国榷》这条史料再看七大恨，可能大家一直忽略这些版本都代表后金政权、 代表同一个意志———对明宣传，《国榷》万历四十六年甲寅条所反映的正是明末清初时代史家在发现这两种七大恨异说后，经过再三取舍，将《 明神宗实录》所记七大恨内容作为正文，将记有“ 萧伯芝事件”的史料作补充。 其实“ 兵者诡道也”，七大恨是一个战争宣传品，努尔哈赤、皇太极可能出于宣传的目的将七大恨的两个版本分别发给了明朝皇帝和百姓。

综上，通过对《 国榷》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的考证、勘误，比较《 明神宗实录》、《 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和《 满文老档》中关于七大恨的内容，发现发往明政权民间和后金政权内部的版本，内容都涉及“ 萧伯芝事件”等明政府欺压女真百姓、女真不得不反的内容；发往明朝政府的各个版本，大多不记“ 萧伯芝事件”，而多言建州与叶赫之间的矛盾，承认纠纷，请求明政府秉公办理，并请遣官求和。 由此不难发现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 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并成功地利用一份文件，完成了对明政府、明百姓和后金军民三个语境下的一场宣传战， 即通过不同版本的七大恨，拉拢受到明政府苛政压迫的下层人民，同时以“ 请和等语”麻痹明政府，拖延时间，以缓和起兵后的军事压力，最终达到战胜明军、割据辽东目的。

参考文献

[1]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罗仲辉.谈迁及其国榷[J].中国史学史研究，1983(3).

[3]满文老档[G].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太祖武皇帝实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5]明神宗实录卷 568[M].台北“： 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82.

[6]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M].台北：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程开祜.筹辽硕画[M].台北：新文丰出版集团，1986.

[9]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东夷考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0]清代文书档案图鉴[M].湖南：岳麓书社,2004.

[11]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今西春秋.孟森氏に答ふ[J].东洋史研究，1935.

[13]孟森.关于“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真本研究”答日本今西春秋氏[M]// 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

[14]李洵，薛虹.清代通史[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5]周远廉.清朝兴起史[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6]陈致平.中华通史[M].花城出版社，2003.

[17]朱诚如.清朝通史：太祖朝分卷[M].紫禁城出版社，2003.

[18]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