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结合蒙、藏、汉、俄等文献资料,详细考述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遣使进藏朝拜活动。认为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持续不断的遣使进藏活动,客观上成为了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各地(中国西藏、蒙古以及内地)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进藏使团活动,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更是一种民族亲缘关系的继续,成为后来土尔扈特蒙古选择返回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格鲁派；联系

  由于宗教信仰、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以及抵制俄国当局宗教分化进而争取民族独立等方面的需要,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并未因远离故土而中断与藏传佛教中心———西藏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双方人员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既有西藏格鲁派上层派往土尔扈特蒙古进行传教活动的高僧以及调解矛盾冲突的使者,更有次数频繁、规模庞大的蒙古进藏使团。本文就后者拟结合各种文献进行初步考述。

一、书库尔岱青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

书库尔岱青是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第二代统治者,其于1645年和鄂尔勒克死后[①]继承汗位。[1]书库尔岱青十分明白在笃信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蒙古社会中利用达赖喇嘛对他最高统治地位承认的重要作用,而他的政权也正是“在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才得以巩固的”。[2]因此,他曾不远千里,亲自奔赴西藏朝拜布施。

学术界一般根据《咱雅班智达传》的记载认为,书库尔岱青是在1646年去西藏的。[3]但根据藏、俄等文献的相关记载证明,书库尔岱青去西藏的时间要早于1646年。《五世达赖喇嘛传》载:早在1643年“以温萨活佛和土尔扈特岱青为首的大批香客来到拉萨,土尔扈特岱青给我赠送了一百匹带鞍子的马,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并于次年(1644年),因天花蔓延而避于达木,同年,五世达赖喇嘛为其传法,并赠礼送别。[4]这里的“温萨活佛”,即格鲁派活佛桑结益西的转世者———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扎木措,[5]也就是噶尔丹的前世,主要活动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各部,曾一度远赴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进行传教。[6]而“土尔扈特岱青”即书库尔岱青。这为俄文档案所印证,“维尔申宁返回后, (土尔扈特)岱青台吉在同年,即1642年,动身前往拉萨朝拜,他的旅行路线大概与维尔申宁的路线基本一致。因为经过西宁有一条通往青海湖及西藏的要道”。[7]可见,早在1642年,书库尔岱青已与温萨活佛一起启程进藏。

书库尔岱青这次进藏活动,在西藏等地滞留了多长时间,学界亦有分歧。有人认为他在西藏和青海、准噶尔蒙古等地逗留了十年之久;[8]有人认为书库尔岱青本人曾在1649年派使臣同俄国当局谈判,说明这次进藏在外的时间不到10年,而且其有生之年不止一次去过西藏。[9]根据上述《五世达赖喇嘛传》的相关记载表明:书库尔岱青的此次进藏活动往返耗时3年左右, 1642年启程进藏, 1643年到达拉萨, 1644年启程返回,并于1645年在其游牧地继承了汗位。1647年,在其营帐外参加了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子噶尔丹巴的婚礼; 1653年,参加了巴图尔珲台吉的葬礼。[10]因此,关于书库尔岱青1646年最早进藏并在西藏和青海、准噶尔蒙古等地逗留了十年之久的说法显然不成立。至于其后是否再次进藏,各种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尚需进一步研究。

无论如何,书库尔岱青此次进藏活动,达到了其预期目的,即取得了达赖喇嘛在神权上对其最高统治地位的承认。[11]但是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即担心公开称汗会引起俄国当局的敌视而暂未称汗。[②]

二、阿玉奇汗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

阿玉奇汗(1642~1724年)是书库尔岱青之孙、朋楚克之子,于1670年左右继承汗位。阿玉奇汗执政时期,“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在历史上最富有意义的一个时期”。[12]由于“他(阿玉奇汗)和珲台吉(巴图尔)一样,也是佛教徒”。因此,“和珲台吉一样保持与西藏的联系,由西藏供给他僧侣和医师”。[13]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取得达赖喇嘛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亦像祖父辈一样,积极发展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

阿玉奇汗执政初期,就派遣使团进藏朝拜。1675年3月,该使团抵达拉萨,拜见五世达赖喇嘛并布施大量财物:“连同土尔扈特首领阿玉饧(阿玉奇)捎给我的礼品,翁则曲杰向我赠送了黄金三百五十两,白银七百两,茶叶、绸缎、皮张、布匹等大批物品,并布施会供物品,在御院中举行了无量寿仪轨,为我祈寿。”[14]从此以后,在拉萨设有土尔扈特蒙古的常驻代表,协调并传递双方相关事宜。[15]之后,阿玉奇汗又先后五次派遣使团进藏,即1677~1678年以阿玉奇汗夫人及其儿子为首的使团; 1679年使团; 1681年使团;[16]1698年以阿玉奇汗侄子阿拉布珠尔和其母为首的使团;[17]1715年使团。[18]上述使团中,尤为一提的是1698年阿玉奇汗侄子及其母使团,该使团从伏尔加河途径准噶尔蒙古前往西藏,但返回时,由于“散扎布事件”,土尔扈特蒙古与准噶尔蒙古关系恶化,以致“准噶尔道埂”,“而不得回”,因此“遣使至京师,请内属”。清朝以道路不通为由,将阿拉布珠尔等软禁于北京,直至1704年才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于党色尔腾,[19]从而使其成为了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最早返回中国的一支。

另外,学术界一般认为阿玉奇的“汗”号是五世达赖喇嘛所封。但实际上,五世达赖喇嘛生前并未对阿玉奇进行册封。在1681年五世达赖喇嘛最后一次接见阿玉奇所遣使团时,仍称为“阿玉奇的信使”,并未有“汗”的称谓。对阿玉奇赐予“汗”的封号,乃是第巴桑结嘉措于1690年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所为,并“送去了这一封号的大印”[20]及其“达赖喇嘛封阿玉奇汗的赦书”。[21]但无论如何,阿玉奇汗从西藏格鲁派上层方面也获得“汗”的封号,这不仅有利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也大大增强了与俄国政府的抗衡能力。

三、土尔扈特蒙古汗国后期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

1724年阿玉奇汗去世后,由于内部纷争,加之俄国当局的政治渗透和离间分化,土尔扈特蒙古汗国逐渐走向衰落,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来往。相反,为了维护业已衰弱的汗权和抵制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阿玉奇汗之后的历代汗王,反而更加积极地发展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纷纷遣使进藏朝拜。

策凌敦多布执政时期(1724~1735年),曾于1731年派遣以南喀格隆为首的使团进藏。从相关记载来看,该使团的主要任务有:一是前往北京拜见雍正帝;二是为阿玉奇汗的去世做超度法事;三是请求达赖喇嘛对策凌敦多布进行册封。[22]

关于进京拜见雍正,《满泰等奏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载,策凌敦多布派“那本卡格隆、达尔罕格隆前往,向博格德汗请安,并呈递奏书及进献礼品”后,获准前往西藏,[23]从而成为首批途径中国内地前往西藏的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使团。

关于册封,帕里莫夫认为,该册封是1731年清朝所派遣的满泰使团携带而来,[24]但这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确立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权,就土尔扈特蒙古使团所请册封之事,七世达赖喇嘛于1731年首先上奏清朝中央政府,在次年(1732年)才获允准:“去岁就土尔扈特王爵事上奏大皇帝,此次圣旨许诺所请,旨意甚好”。[25]而且在清朝使团抵达伏尔加河时,土尔扈特使团尚未到达西藏,也就谈不上七世达赖对其册封了。因此,七世达赖对策凌敦多布进行册封最早应发生在1732年。但是一直到1735年,策凌敦多布才举行了盛大的授号仪式。帕拉斯在《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中详细记述了策凌敦多布举行受封仪式的盛大场面及达赖喇嘛令旨的内容。[26]

盛大而庄严的册封场面反映了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希望借助达赖喇嘛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以维护业已衰弱的汗权并抵制俄国当局的紧逼。但是册封并没有改变策凌敦多布的命运。此后不久,由于内讧,策凌敦多布被俄国政府软禁于彼得堡,并于同年因酗酒而死。[27]

其继承者敦多布旺布在位期间(1736~1741年),土尔扈特汗国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汗权进一步衰弱,俄国政府对其之政治控制力度明显加强。敦多布旺布继承了祖父辈的做法,于1737年派遣使团前往西藏。该使团由扎木巴扎木素为首的73人组成,其中包括俄国政府的一位译员和三位官员,但他们“行抵中国边境并向边疆蒙古王土谢图汗声明之时,该土谢图汗竟拒绝其通过国界,谓彼等为俄国臣民,且有俄国通译及随从人等同行,作为拒绝理由”,[28]后经多方交涉仍未放行。此次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清朝因俄罗斯不让卡尔梅克参加对准噶尔的战争而不允许卡尔梅克使者通过中国”。[29]

敦多布达什执政时期(1741~1762年),土尔扈特汗国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汗国内部纷争不断,俄国政府的政治控制进一步加强。对此,敦多布达什曾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汗权、抵制俄国政府分化和控制的措施,其中尤为一提的是针对土尔扈特蒙古社会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著名的《敦多布达什法规》,作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的补充。同时也继承了前辈汗王同西藏格鲁派上层联系的做法,前后两次遣使进藏。

第一次发生在1745年:“土尔扈特策楞敦多布和敦多布旺布为首的几位死者,噶丹丹增、母后法护、敦多布达什等诸首领以及其他一些上师僧侣等尊卑大众请求护佑的大批礼物因众额木齐未能成行,于地界处委曼殊室利带来,喇嘛收到后分别回礼”。[30]上述“策楞敦多布”即前文所述的策凌敦多布,去世于1735年;“敦多布旺布”为土尔扈特汗国第五任统治者,于1741年去世。[31]从给这两位已故汗王送回礼品的记载反映出,从1735年至1745年10年期间,土尔扈特蒙古由于汗位更迭频繁、内部纷争不断而一度中断了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噶丹丹增”应为阿玉奇汗的儿子噶尔丹丹津,其于1741年5月在与敦多布旺布之妻赞安争夺汗位中被杀,所以这里记载可能有误,应列入死者之中。“母后法护”应为阿玉奇汗的遗孀答儿玛八喇,在敦多布旺布死后,力主自己的儿子噶尔丹丹津为汗。[32]“曼殊殊利”即第五世东科尔呼图克图索南嘉措,曾担任第二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仲美的经师,于1745年进藏拜见七世达赖喇嘛。[33]这次进藏使团未能成行,只是委托第五世东科尔呼图克图捎带其礼品而来,从中反映出:第一,由于清朝此时未能彻底收服准噶尔蒙古,加之准噶尔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关系比较紧张,因此通过准噶尔蒙古前往西藏的传统路线受阻,因此选择了经西伯利亚、通过喀尔喀蒙古前往西藏的路线;第二,材料中只是提到此次进藏使团未能成行的原因是“因众额木齐未能成行”,但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众额木齐不能成行呢?首先,与当时喀尔喀蒙古内部接连不断的突发事件有密切关系。1743年,二世哲布尊丹巴不顾清朝的规范私自离开库伦前往额尔德尼召,其父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受到清朝谴责后不久突然暴亡;[34]次年敦多布多尔济继位,但又于1745年同样暴亡。在两年之内土谢图汗部两位汗王突然暴亡,引起了喀尔喀蒙古社会的极度不安。对此,清朝命令驻防军队严密防范,严格限制喀尔喀蒙古与外界的来往,致使此次土尔扈特蒙古使团不能进入并穿越喀尔喀蒙古前往西藏。其次,与俄国当局的威逼利诱有很大关系。自1741年敦多布达什继承汗位后,由于不甘心接受俄国政府的控制,双方发生了接连不断的矛盾冲突,更为主要的是,当时俄国政府已经发觉了“卡尔梅克领袖们制定了卡尔梅克人离开俄国的计划”,[35]因此,俄国政府在加强对土尔扈特蒙古内政控制的同时,也严密监视其所有外交活动。这次进藏活动所选择的路线不仅要途径土尔扈特蒙古同胞所住之地,并且还有可能与清朝政府发生接触。因此,俄国政府不能不对这次进藏使团所承担的任务有所顾忌,从而对土扈特蒙古各部首领进行威逼利诱,百般阻拦,以致“众额木齐未能成行”。

第二次发生在1756~1757年间。这是第二批途径中国内地的土尔扈特蒙古进藏使团,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清朝政府的鼎力相助。1756年5月,清朝政府准许敦多布达什遣使进藏的请求后,[36]该使团于同年9月,首先在热河拜见了乾隆皇帝;[37]次年(1757年)正月在清朝官员的护送下,抵达拉萨。七世达赖喇嘛带重病接见了“最后的所化———来西藏做善事的土尔扈特人”。[38]

《七世达赖喇嘛传》详细记载了该使团的主要成员及其在藏活动。[39]该使团的成员不仅有世俗首领,也有僧侣贵族;不仅有土尔扈特蒙古的首领,也包括杜尔伯特、和硕特等其他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各部首领。

这是土尔扈特蒙古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之后的首批进藏使团,也是第二批途径中国内地并得到乾隆皇帝热情款待的使团。通过耳闻目睹中国境内蒙古各部状况的变化以及中国的社会形势,加之清朝的优厚礼遇和七世达赖喇嘛的带病接见都对他们触动较深。因此,该使团从西藏返回北京后,向乾隆皇帝详尽陈述了伏尔加河流域蒙古的社会情况以及被俄国政府控制的经过,“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就弱,俄罗斯国谓为其属”,并再三强调土尔扈特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并“述所居疆域”,绘制革图以献。[40]

综上所述,土尔扈特蒙古从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到东归之前,从未中断与中国各方,尤其是与中国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现就其具体情况汇总如下:

土尔扈特蒙古遣使进藏使团

  注:表中使团类型的划分主要根据派遣者的身份,而不是使团中使者的身份。

　由于土尔扈特蒙古的社会特点以及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历时100多年的持续不断的联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大多数进藏活动为土尔扈特蒙古汗王组织进行,且受达赖喇嘛册封者皆为汗王

从上表统计可知,土尔扈特蒙古遣使进藏共13次,其中汗王所遣达11次,占总数的80%以上。究其缘由主要有,首先,从格鲁派传入到17世纪4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传播,该派已成为土尔扈特蒙古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特别是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以法律形式将格鲁派规定为蒙古社会的共同宗教信仰后,格鲁派在土尔扈特蒙古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也使达赖喇嘛在蒙古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因此,前往西藏圣地朝拜布施成为了包括世俗贵族在内的大多数蒙古民众的终身梦想。同时,在这种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中,伏尔加河流域的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深知利用达赖喇嘛对其最高统治地位承认的重要作用,因此,纷纷遣使进藏以获得达赖喇嘛的册封。其次,由于距离西藏路途遥远,道路险恶,极大地限制了许多实力较小部落首领进藏与格鲁派上层联系以及请求册封的机会,所以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进藏使团大都是汗王所为,受册封者也大都为汗王。最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虽然内部纷争不已,但始终是仅存在一个汗王并相对集权的汗国。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蒙古汗王不允许其属下各部首领利用宗教意义上的册封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从而危及汗王的权威和汗国的相对统一。所以,其属下偶有人遣使进藏,但都未获得达赖喇嘛的册封,如曾于1655、1672年两度进藏的书库尔岱青之弟———衮布伊勒登,始终未获得任何册封。[41]因此,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联系和接受册封者大多为其汗王,主要原因是两地距离遥远和土尔扈特蒙古汗国的社会特点决定的。

(二)土尔扈特蒙古汗王遣使进藏活动与俄国政府的渗透控制密切相关

从上述可知,土尔扈特蒙古两次未成行的进藏活动皆与俄国政府有关。同时,土尔扈特蒙古最高统治者,通过加强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以及获得达赖喇嘛之宗教意义上的册封,在强化自身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与抵制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密切相关。

俄国当局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除进行政治、军事等的威逼利诱外,还利用宗教手段进行分化瓦解。早在阿玉奇汗时期,俄国政府就已利用金钱、爵位诱使大量土尔扈特蒙古各阶层民众脱离藏传佛教而皈依东正教。对此沙皇也供直言不讳:“你(阿玉奇汗)管辖的那些卡尔梅克人离开你的乌芦斯,愿意接受东正教并请求受洗礼者,根据东正教义,不能不接受这些卡尔梅克人,也不能拒绝他们受洗礼……”,俄国政府对这些皈依东正教的卡尔梅克人,“登记服役,发给同他们(先皈依者)相等的薪饷”,并且由政府出面拨给他们土地,新建村庄和教堂。[42]“登记服役”意味着皈依东正教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已脱离蒙古汗王的统治,正式加入了俄国国籍。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土尔扈特蒙古统治者也纷纷皈依了东正教,这就意味着其所领的土尔扈特民众有可能整批地皈依东正教而成为俄国政府“登记服役”的公民。如策凌,阿玉奇汗堂叔杜加尔之子,于1672年在莫斯科接受洗礼,被俄国政府封为杜加尔公爵后,率部迁往俄国境内。[43]已故汗王敦多布旺布的妻子———赞安(被俄国政府封为敦杜科娃公爵夫人)皈依东正教后,在敦多布达什继位前夕,返回土尔扈特蒙古参与汗位之争,其使命正如俄国外务委员会在1763年下达的文件中所说:“成为日后引导卡尔梅克民族了解基督教的可靠人物”,以致当时全体卡尔梅克人深信,“一旦公爵夫人敦杜科娃(即赞安)成为卡尔梅克人的政府首脑之后,将强迫全体卡尔梅克人接近东正教”,[44]致使社会各阶层人心惶惶。可见,俄国政府利用宗教分化手段使土尔扈特蒙古面临着被分化瓦解而失去民族独立的严重危机。对此,土尔扈特蒙古汗王除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抗争和防范外,在宗教方面,利用法律手段,规定全体土尔扈特民众必须“以虔诚之心,尊每月之三个诵经日为圣日;违者罚羊一头或相当于30个戈比的物品,并掴耳光3记;贫者罚10戈比,掴耳光5记。———诵经日要念咒,要斋戒,要吟诵经文,违者纵使受到虔诚僧徒笞打亦不得反抗”。[45]同时,积极发展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以此来加强藏传佛教在维持土尔扈特蒙古民族凝聚和独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有效地抵制俄国政府利用宗教手段分化土尔扈特蒙古社会的图谋。

综上所述,虽然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持续不断遣使进藏的主要目的基本一致,即为了获得达赖喇嘛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和支持,进而有效地抵制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和步步紧逼的政治控制,但这种进藏活动客观上成为了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各地(中国西藏、蒙古以及内地)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进藏使团的来往,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更是一种民族亲缘关系的继续。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对于民族迁徙选择性上有着重要影响,正如葛剑雄所说:“在迁入地,宗族的因素却会起很大作用,成为吸引外来同族人口就此定居的重要原因,完全是一种拉力。”[46]因此,这些持续不断的进藏使团使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网络得以建立并持续存在。正是这种民族亲缘关系的持续存在,给后来东返中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提供了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以及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便利,从而成为其后来选择返回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