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从伏尔加河东归故土,给故乡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清朝统治也从此影响着他们的史学传统。通过对几篇18~19世纪“土尔扈特系谱”的研究,可以取得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卫拉特史学从对清朝“输出”历史知识开始向“接受”清朝官方史学知识转变:使用了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朝分封后的冠名;系谱更多表现的是贵族阶层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历史;编纂体例受到清朝表传体例的影响。这些转变说明,土尔扈特蒙古人被纳入清朝藩部体系后,其史学意识无形中已被打上清朝官方史学的烙印。

关键词：土尔扈特;卫拉特蒙古史学;世系谱

  自1648年托忒文创制后,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史籍流传至今的有十余篇。在这些托忒文历史文献中,卫拉特蒙古各部诺颜系谱是一个重要内容。撰写于土尔扈特东归前的相关历史文献,在系谱撰写方面各具特点。例如,比较成书于1737年的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1]与成书于其后的巴图尔乌巴什图门的《四卫拉特》[2],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系谱是整个历史的记载。

1771年,随着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故土,卫拉特蒙古史学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土尔扈特中出现了以系谱撰写为目的的“世系谱”。对此,有学者从文献学角度进行过研究[3]。本文试从卫拉特蒙古史学发展史角度进行探讨。

1771年,渥巴锡汗率部从伏尔加河东返阿尔泰故土,清朝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安置,称渥巴锡汗所率和鄂尔勒克的后裔为旧土尔扈特,封为乌纳恩苏哲克图盟,分东、西、南、北四路。南路为阿玉奇汗之子沙克都尔扎布后裔;北路为阿玉奇汗之子衮扎布后裔;东路为书库尔岱青之子纳木策凌后裔;西路为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布藏后裔。

另有贝果鄂尔勒克之子和鄂尔勒克的叔父卫昆察卜察齐一支,一直与准噶尔一起游牧在伊犁一带。他的六世孙舍楞,在乾隆进军伊犁时,杀死清军副都统唐喀禄以后,逃亡伏尔加河, 1771年随渥巴锡返回。清政府称舍楞这一支为新土尔扈特,封为青色特启勒图盟。以下几篇关于土尔扈特汗、诺颜的世袭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一、《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世系》

(一)作者及这一“系谱”的完成年代

《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世系》[4]的作者名格列楚勒特木(toyin dageslong daglegsmcog ldan),别号额杰(ējie),出身于土尔扈特诺颜家族,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喇嘛。

蒙古国学者认为,这一文献的完成年代应该是19~20世纪间的清朝统治时期。丹麦人亨宁·哈士纶(HaslundH. )在《蒙古的人和神》中谈到:“编年纪事显然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写下来的。序言的书写已经褪色,难以辨认,但是仍然可以得出结论,从序言词句的语气可以看出作者是位喇嘛。我们接连坐了好几天,集中精力拼命阅读这些传说和历史文献。这些都是由勤劳的喇嘛常年不懈地记载下来的,它像土尔扈特人的一部《伊达诗集》,把朦胧而遥远的历史信息带给后世子孙。我们读到土尔扈特汗王朝很早的祖先,他是基督之前从印度北方移居而来的,读到了他的后代流浪而盛衰无常、波折连绵的生活,读到了部族名字的起源:土尔扈特(雄伟的人们)。《土尔扈特源流》的序言中记述了从‘格埒多罗王(GerilDare)’到其子‘书库尔岱青’的统治朝代……”[5]

哈士纶读到的这本史籍,应该就是我们在此介绍的这部“系谱”。哈士纶透露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一系谱是由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编纂完成的。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不过,这一系谱最初的撰写者应该是额杰,即下文将要介绍的这篇文献的三个部分应该是由他奠定完成的。以后的编纂者只是加入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物名单。

(二)编纂学的特点及主要内容

学界趋向于把这类文献划归“系谱类”史籍,由此造成对这类文献史学特点分析的不足。本文献的题名可以理解为“汗王们的根源史”。从题名看,作者并没有把他的作品看成是单纯的系谱,而是从史学范畴来编纂的。因为这一文献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土尔扈特部的来源及成为四卫拉特部之一的历史;土尔扈特汗、诺颜的世系;跋文。不难看出,这一文献有完善的史学叙事特点即由部落的起源谈到汗王的世袭,最后在跋文中交代了作者之所以编纂这一系谱的原因。

在第一部分,作者写到:

吉祥如意!

顶礼膜拜喇嘛诺门汗、至尊宗喀巴之宗教及僧众的三界之众生,至诚的信仰者、宗教的大施主、杜尔本卫拉特之一新、旧土尔扈特的汗、诺颜的全部的早期世系如下。

最初有位被称为格尔勒达热(gerel dara)的汗从印度来到了哈喇契丹(qar-a kitad),在契丹[汉地]一个大城市新安府(xinān puu)执掌着一个如意手柄的金印,成为整个契丹[汉地]执掌大权的转轮法王。

从格尔勒达热汗开始汗统就没有断。历尽数代,纳仁汗(naran qān)诞生。他三十个孩子中的长子是塔格蒙汗(taqmang qān),他的几个孩子中的一位是翁太师(on tayisi)。他由于几件事而导致心情不畅,从阿勒巴图中率领九位同伴投奔了在克敏( kimi)的舅舅密让达宾汗( miran diba )的努图格。到那儿以后, [他的]舅舅[这位]汗给了他不少阿勒巴图,几年后率领阿勒巴图到了蒙古地方,成为无量转轮主宰成吉思汗的辅佐,成吉思汗欣赏[他]把女儿赐予他为哈敦[夫人],由于随主人[哈敦]来了很多引者( inja,陪嫁者———笔者注)户,所以得以定居在了博克木仁( bükümorin)之地。在这里历经四代诺颜,到了第五代诺颜奇旺( küibang )时代,派出以脱希胡尔( Tosixuur )为首的六个人,让他到卫拉特去看看其地及汗诺颜的情况,然后回来。他们去了卫拉特之地,拜见了卫拉特汗脱欢太师。[脱欢太师]询问了他们来此地的缘由, [他们]回禀了来此地的目的。由于看到他们容貌俊俏、体魄健壮,说到,你们是多么高大(turaq)、俊美的人们啊! [脱欢汗]的这一夸奖,由于讹传,高大的就成了土尔扈特,并以此名流传后世。他们返回[向汗]详细地禀报了卫拉特汗诺颜之地情况后,诺颜及属民全体共同商议后迁移到了卫拉特之地。脱欢太师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地女儿嫁给[奇旺]为哈敦,二百五十户为引者,由此发展壮大成为杜尔本卫拉特中的一支。因此,从最初来自印度的格尔勒达热汗开始到翁太师,在契丹[汉人]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翁太师的儿子王罕(wang xān)开始的世系要在下文中写到[6]。

在额杰之前,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关土尔扈特起源及系谱的文献史籍有土尔扈特厄姆齐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噶班沙拉勃写到:“称之为‘强大’的是土尔扈特……达赖汗说:王罕与成吉思汗是同一个族系[yasuta,i牙孙]。清朝[契丹]军官对多尔济阿拉布坦说你是王罕的后裔,我把你送回你的兄弟那里去吧。[土尔扈特人]来自王罕一事[的记载]在蒙古文文献中有记载,而[手头]资料缺乏所以没有写。最早投靠卫拉特的土尔扈特人是奇旺,翻译成蒙古语是‘贤能’的意思。其子苏绥,翻译成蒙古语是‘福隆’的意思。苏绥之子巴雅尔,其子蒙克。”[7]可见,额杰和噶班沙拉勃文中的有些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土尔扈特”为“强大”之意,王罕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加入卫拉特的时间等。但是,额杰的叙述更为完整,写入了一定的情节。这可能是额杰在汲取文本史料的同时还吸纳了民间传说的成份。另外,他关于土尔扈特祖先来源于印度一说,应该是受到了藏文及东蒙古文献“印藏蒙一统说”的影响。成书于18世纪末的托忒文历史文献《圣成吉思汗的根源、四卫拉特的根源、和硕特的根源史》也有较为相似的记载。如“当宇宙之人能够活八万岁长八十尺高时,出现了众敬王,过了五万年以后,佛祖圆寂。太阳汗(naran xān)的一个儿子被父亲驱逐来到了吐蕃特,成为米尼格唐古特的汗。后来又到了契丹(kitad)称汗。成为契丹的岱青汗,并从安多(anduu)娶了唐古特夫人,生下了王罕。后来母亲去世,在岱青汗娶了契丹妻后,继母对王罕的父亲讲了他的坏话,并给了五个契丹人,让他去舅舅唐古特地方。去了那儿后, [唐古特人说]你们契丹与唐古特双方关系不错,以后听说会结仇的。所以给了王罕五个唐古特让他去东方之地蒙古。王罕到了喀尔喀,喀尔喀汗也同样说,与你们契丹之间关系不错之类的话。并说就这样往日落的方向走去到了和屯安集延地方,会看到有我们蒙古卫拉特努图格,给了他五位喀尔喀人打发了他。王罕率领十五位同伴投靠了卫拉特的脱欢太师。脱欢太师把女儿嫁给了他,为此有这样的说法,离开故乡的诺颜,失去了窝的鸟。女婿是诺颜出身,下诏,脱欢太师把女儿嫁给他,他成为了[脱欢太师的]女婿。并把像图如格猎物一样的面貌俊美的二百五十名男子和二百五十名女子作为阿勒巴图封赐给了他。由此有了土尔扈特。”[8]虽然传说内容有所变化,但仍认为土尔扈特诺颜的祖先是王罕。可见,这一传说在卫拉特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系谱为《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世系》的中心内容,但作者在叙述系谱时并不是枯燥地罗列名单。作者在后记中也强调说:“过去记载诺颜们世系的著述,只记掌印的札萨克诺颜的世系,他们的分支和闲散台吉们都没有记载,而且有些世系是过去写的,没有续编。所以,根据《表传》、《黄册》[9]以及在伏尔加河时写的几部史书,互相参照,尽可能详尽地编写了这个系谱。”可见,作者作为一位有学识的喇嘛,显然很熟悉卫拉特蒙古的史学传统,并且还掌握有不少文本资料,包括过去的世系材料、《表传》和《黄册》及在伏尔加河时写的史书。我们知道,伏尔加河时的卫拉特蒙古史学著述流传至今的有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作者应该利用了这一材料。作者在文中强调了自己是诺颜的后代。他的这篇世系谱实际上就是一部诺颜世系谱,属于当时土尔扈特社会最上层的世系,也就是王罕和鄂尔勒克至渥巴锡的世系。

在作者额杰所处时代,“卫拉特”已经渐渐被“土尔扈特”所取代,准噶尔政权已经瓦解,以土尔扈特为主的东归卫拉特人已成为清朝藩部体系中的一员。这些都决定了史学主体由“四卫拉特”向“土尔扈特”的转变。

作为土尔扈特诺颜谱系的撰写者,在收笔前再次强调了记住家族系谱的重要性,并且详细交代了系谱亲疏的划分方法。他写到:“早期汗诺颜们开始计算世上善人的亲属世系的方法是这样的。从起源的一位父亲开始的七代是起始阶段。中间七代是中间阶段。此后的七代是末尾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亲属]被称为近亲。在这三个七代以外的是远亲。能够知道亲属的亲疏远近,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好习俗。”这从社会学及民族学角度看也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土尔扈特的起源》

《土尔扈特的起源》这一文献篇幅很小,作者不详。额尔德尼等整理转写为回鹘式蒙古文,收录在《卫拉特史迹》一书中[10]。从结构上看,只有序及世系谱两部分。序言与上文谈到的额杰编纂的世系谱第一部分基本一致。不过,这部分几乎占了该文献篇幅的一半。在叙述完土尔扈特如何成为四卫拉特一部分的历史之后,著者直接叙述自王罕以来土尔扈特的世系。不过,与其他世系谱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自王罕子阿尔斯楞以后各代汗王哈敦的名称,如表所示(见文后)。

在以往的卫拉特蒙古史籍中,如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和巴图尔乌巴什图门的《四卫拉特史》,都辟有专门的章节赞颂杰出的哈敦,批评那些不符合当时伦理道德规范的哈敦。但女性在世系谱中能够登堂入室则是作者的首创,这表明作者的史学意识与以往的史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女性以其在世系传承中的特有角色被纳入到系谱中。

三、《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

《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11]为布彦绰克图汗的系谱,包括自王罕以来的布彦绰克图汗的家族传承、渥巴锡汗至布彦绰克图汗的汗位传承、跋文三部分。开始部分不同于前两篇文献。其开篇便开门见山地写到:“布彦绰克图汗是土尔扈特氏。”随后则从王罕开始一代代写下去,直到布彦绰克图汗。

从内容上看,这一文献不仅仅是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也是自土尔扈特东归以后,土尔扈特汗位的一个传承谱。在第二部分,作者详细记述了自渥巴锡以来至布彦绰克图汗每位汗王继承汗位的年代,对每位汗王的过世年代也都有记载。尤其强调了汗位是清朝皇帝赐予的这一点。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迁故土,归附清朝后,乾隆皇帝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土尔扈特被分为新旧两部分,1775年(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又以原有的系统分为5个盟,和硕特部被编为一盟。任命正、副盟长,编设札萨克、旗分、佐领,铸造印信[12]。因此,土尔扈特各盟被划分到天山南北各地,而且清政府规定各旗不得越界游牧,或擅自往来,否则受罚[13]。这样,旗就成为互不相属、互不往来的小块领地,以限制其辖境,巩固其统治。所以,就渥巴锡这一传承的汗位而言,已无实际意义,即他已无法统辖整个土尔扈特。不过,即使如此,此世系谱的作者依然在世系谱中维系着伟大而又神圣的汗权。

这一文献跋文中所交待的文献完成的年代为“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即1887年。

四、《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世系》

《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世系》也被收入《卫拉特史迹》一书中[14]。由于文献最后记述的事情发生在道光三年(1877年),所以,推测这一文献应该完成于此后不久。

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即策伯克多尔济亲王的一支,与南部一样都是阿玉奇汗的后裔。文献的文风与上面所介绍的《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相似。

这一文献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表明“我们是土尔扈特氏。我们的祖先是王罕”。第二部分,一直到1877年为止,集中写了阿玉奇之子沙克杜尔扎布和衮扎布的后代及和鄂尔勒克之子伊勒簦后代传承及其官职传承情况。第三部分为跋文。结束语是:“为了祈求圣博格达的金色基业万年永固,叩拜!我等卑微的奴仆策仁拉布簦,从此以往我们大众将共同虔诚地珍惜圣博格达的赐福,尽心尽力,永远对您叩拜!”可见,到了这个时代,土尔扈特已完全被纳入了清朝统治体系。额杰的时代希望“无论何时亲属朋友、兄弟诺颜们团结,使宗教、政权巩固,吉祥如意”。而这一系谱的时代则是对清朝皇权顶礼膜拜的时代。

土尔扈特部除了用托忒文撰写谱系外,也曾用藏文撰写过谱系。这篇藏文系谱为《汗王系谱》[15],作者佚名。系谱分为序、印蒙一统说、自王罕至和鄂尔勒克家族、王罕第六代翁贵之后代的世系三部分。就体例而言,与上述系谱无大的区别。作者在第一部分用简练的语言说明了王罕来源于格尔勒达热汗,表明了他“印藏蒙一统说”的观点。此外,在最后一部分还特别写了王罕第六代翁贵之后代的世系,并道明他们的后代在青海。

总之,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卫拉特蒙古史家开始日益关注自己部落的起源,他们不仅用托忒文而且开始用藏文等其他文字记述并传播自己起源的历史。从上述几篇土尔扈特系谱看, 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故土,阿尔泰这块神圣的故土并没有给予具有成熟史学创造传统的土尔扈特人以特殊的灵感。此时,他们付诸于笔端的是用追忆土尔扈特的系谱传说来证明诺颜、汗王后代的神圣。

18~19世纪,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蒙古史学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笔者对准噶尔汗国灭亡后的卫拉特蒙古史学作过评述和研究,认为卫拉特史家的几篇史学作品,反映了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四卫拉特”依然是史学编撰的主体[16],期间“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及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影响”[17]。19世纪,土尔扈特部在东归后的100年,已经纳入清朝体系百年余。作为清朝的臣民,在这几篇“系谱”的时代,卫拉特史学从对清朝“输出”历史知识开始向“接受”清朝官方史学知识转变。对此,可以概括为:首先,从这几篇文献的题名看,主要使用了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朝分封后的冠名;其次,从其内容看,虽然也谈到了未分封世袭贵族的系谱及一些哈敦的名号,但这些都是以清朝册封的王公贵族为系谱主干的。他们的系谱更多表现的是贵族阶层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历史,这一特点成为这一时期系谱的共同特点;最后,从编纂体例上看,显然受到清朝表传体例的影响。这些转变说明,土尔扈特蒙古人被纳入清朝藩部体系后,其史学意识无形中已被打上清朝官方史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