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满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23—27页

作者简介：聂晓灵，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要：蒙古林丹汗是成吉斯汗黄金家族政权的末代大汗。他是满蒙初期政治关系中具有鲜明特征的政治人，是代表民族政治利益的领袖人物。林丹汗为了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奋斗一生，可是错综复杂的民族政治关系导致他的败亡命运。这对蒙古族政治历史，乃至对整个地区政治局势产生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林丹汗；满族；蒙古族；政治关系

满蒙初期政治关系是满族与蒙古族政治关系史的重要阶段。其中，明代（1368年—1634年）林丹汗政权（1604年—1634年）与后金（1616年—1636年，清朝前身）之间发生的政治关系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林丹汗是成吉斯汗、忽必烈汗和达延汗黄金家族嫡系大汗。他在明代末期蒙古民族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林丹汗作为蒙古大汗，拥有本民族最高权力的领袖人物，是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可是林丹汗时期，蒙古汗权衰弱，各部为政，割据一方。由此，林丹汗要重新树立汗威，统一蒙古各部是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恰逢东部女真人（满族前身）兴起，以及其新建立的后金政权发生政治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林丹汗统一蒙古各部和抵御后金扩张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地变动而更加复杂。政治局势的发展使林丹汗不由自主地卷入时代变革的巨浪中。

一、林丹汗政权与后金政治关系的发生

明代末期，林丹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解决蒙古内部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处理和应对后金的政治关系和军事进攻。

林丹汗是蒙古汗国第三十五位大汗［1］，也是黄金家族末代大汗。他于甲辰年十三岁时继祖父之位［2］，少有大志。他手握元朝传国玉玺，拥有忽必烈时用千两黄金铸成的嘛哈噶喇佛像。这两种宝物象征北元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而，林丹汗应掌握蒙古政教大权。他以宗主大汗的资格，完全能够驾驭全体蒙古的权力。然而，蒙古政治已经进入衰退阶段。全体蒙古以戈壁大沙漠为界，按其游牧区域逐渐形成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统治集团，而且各部封建领主的自主性愈来愈强。虽说“今诸酋皆虎墩兔憨（林丹汗）约束之”［3］，但由于“幼汗嗣立，濡弱未威”［4］，大汗只是名誉上的“共主”而已。各部彼此之间经常出现争夺牧场、生蓄或贡市。他们虽然认可宗主大汗的权威，但实际上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几乎各自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蒙古政治格局已经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严重地阻碍蒙古社会的正常发展。

林丹汗面对日趋严峻的蒙古政治局势，着手采取一些措施。为了强化汗权治理国家，首先加强大汗宗本部，既察哈尔部的统治。察哈尔部是蒙古各部政治中心，将把“八鄂托克（行政单位）察哈尔土门（万户）分左右翼三万户”［5］，“右翼三万户由却热斯？塔布囊管理，左翼三万户由锡尔呼纳克都仍（汉文史料中的炒花）管理”［6］。当藏传佛教影响蒙古地区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林丹汗于“迈达哩法王桌尼？绰尔只等人接受了精深密乘之灌顶等等，扶宠佛法”，以“‘忽秃图合汗’之称杨名明各方”［7］，并兴建寺院，组织人力物力翻译著名的《甘珠尔经》。自称为“林丹·胡图克图汗福荫成吉思睿智，所向无敌的刺瓦尔迪太宗之天神，宇宙之上帝，持金轮之诺门汗”［8］。这些充分说明林丹汗的雄心壮志和大展宏图的愿望。可是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未能显现成效。“各部傲然不理虎（林丹汗）”［9］，争权夺利，各自与明朝贡市、领赏，仍以各行其是。以至，林丹汗尚不能统众，渐渐的“诸部各自称雄，献贡遂绝”［10］，那些部族首领称林丹汗为“察哈尔汗”。这足以说明林丹汗对蒙古各部不能控制，使其有必要采取新的方略。

1615年，林丹汗连续三次南下抄掠明朝边界。其目的与明朝贡市，满足自己经济要求，以致富国强兵。可明朝来自东北后金的威胁却与此不同，而是致命的。由此，明朝大臣争论的结果，采取“以蛮夷攻蛮夷”的政治措施［11］。于是，明朝“复虎墩兔（林丹汗）市赏”，以“市赏”为条件与林丹汗联合，抵御后金的军事进攻。这当然也符合林丹汗的愿望，不仅满足其经济来源，而且能够控制“贡市”权力。因此，林丹汗此举无疑向蒙古各部示以兵威，突出其“共主”地位，应起到一定的慑服作用。可见，林丹汗的南下取得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效果。

当林丹汗致力于统一蒙古各部的政治行动开始之际，东部女真人以新兴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从此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与林丹汗和明朝发生政治关系。这便打破了林丹汗与明朝相对峙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局面。新兴的后金则处于封建社会刚刚发展上升阶段，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经营下，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政治扩张与日俱增，而且最大目标是明朝，同时也威胁到蒙古林丹汗政权。可当初后金与明朝和林丹汗相比势力悬殊较大，俗称“八十万汉人，四十万蒙古，水滨之三万诸申（女真）”［12］。于是位于后金与明朝之间的蒙古的政治地位却举足轻重。明朝与林丹汗联合抗金之下，面对强敌后金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主动分化、拉拢、打击、威胁等各种手段，联合近邻的蒙古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于是，位于林丹汗直属察哈尔部与后金之间的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将成为双方政治关系的焦点。谁控制这两大部族谁就掌握满蒙初期政治关系的主动权，于是，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政治冲突。

如何应对部族的背离和抵御后金的威胁是林丹汗面临的重大问题。此时对于蒙古来说，民族领袖或民族英雄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特定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对民族政治角色形成了明确的角色要求，从而形成了对民族政治角色的角色期待，这就构成了民族政治角色的基本行为模式”［13］。在这种角色期待中林丹汗扮演了重要的政治人物角色，即蒙古察哈尔部的政治领袖。而且时代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人物。

二、林丹汗的抗金斗争及其败亡

林丹汗却以当时民族政治角色需要扮演统一蒙古各部政治领袖的重要角色。他领导蒙古各部战争，驰骋于民族政治舞台。面对蒙古内外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林丹汗曾这样说过的统一：“南朝止有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14］。这是林丹汗对当时内外政治局势所坚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针政策。

1617年，也就是后金建立的第二年，林丹汗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在“阿巴嘎·哈喇山阳建察罕浩特”（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和“金顶白寺”［15］。将以新建的察罕浩特作为当时蒙古诸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此基础上，着重武力讨伐背离的部族和抵御后金的渗透与扩张。

新兴的后金国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一方面攻打明朝，另一方面争取相邻的蒙古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这都会影响到林丹汗政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甚至威胁到生存问题。“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其根本利益所在”［16］，于是，林丹汗争取蒙古部落生存的斗争就开始了。1619年7月，后金攻克铁岭并击溃前来的蒙古援兵，即宰赛为首的内喀尔喀联军。联军战败，宰赛等人被擒为人质。当内喀尔喀五部与后金交涉之际，是年十月，林丹汗便遣使于后金公开抗议，信中宣称：“闻自午年来，汝数苦明国。今年夏，我已亲往明之广宁（今辽宁北镇），招抚其城，收其贡赋。倘汝兵往广宁，吾将牵制汝。吾二人非素有衅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从吾言，则吾二人是非，天必鉴之”［17］。的确，这次林丹汗的遣使不同与“先时二国使者常相往来”［18］。于是，后金扣留林丹汗使臣的同时，与内喀尔喀五部以“明国为仇”［19］，建立了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同盟关系。不过，这时的后金还没有强大，在林丹汗的抗议之下，努尔哈赤谨慎行事，没有继续军事进攻，而且做好充分的准备。大约一年半之后，努尔哈赤向明朝发起新的更加猛烈的进攻。结果后金军占领了辽河以东大部地区，攻克了辽阳、沈阳，兵临广宁。广宁是战略要地，是明朝重要防线。后金要占领此地，那便巩固其战果。至于蒙古，与明朝重要的互市通道，关系到林丹汗政权的经济来源。于是，林丹汗政权与明朝走到一起共同抗金的道路。但是由于明朝作战计划意见的分歧和林丹汗调遣的蒙古兵未能及时赶到而失守广宁。林丹汗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且战略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后金坐稳辽东，更不危惧林丹汗，从而满蒙政治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林丹汗政权开始直接面对后金，甚至成为后金攻打的直接目标。

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与林丹汗不和，他们徘徊于林丹汗政权与后金之间，而且后金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察哈尔部的兀鲁特、敖汉、奈曼等鄂托克。这使林丹汗不得不采取行动。1624年2月，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在林丹汗的威胁下遣使后金时说：“察哈尔及喀尔喀知我等与他国合，必侵我，何以为计”［20］。努尔哈赤便“遣巴克什库尔缠、希福”［21］二人到科尔沁部，双方以“愤察哈尔侮慢”［22］初建联盟关系。于是林丹汗认为，这是科尔沁部的公开判离，严重损坏自己蒙古“共主”的威严，同时也更加感受到来自后金的压力。于是，为了征服科尔沁部，并教训离心的蒙古诸部，更是为了抵御后金国的渗透，以1625年11月，林丹汗亲自率兵征讨科尔沁部。科尔沁部早已得到消息，便立即求助后金。当林丹汗围攻奥巴住城格勒珠尔根城（今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多日难于攻克之下，又晓得后金“援兵至农安塔”［23］。林丹汗惟恐背腹受敌，以自解围而退。这意味着林丹汗没有达到征讨科尔沁部的目的，而且把科尔沁部推向后金怀抱。从此，科尔沁部完全脱离林丹汗政权，逐渐归附后金。这无疑增强后金的力量，便削弱了林丹汗势力，更严重的是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实体真正走向解体，林丹汗政权危在旦夕。

科尔沁部归附后金之后，后金组建强大的满蒙骑兵，势力大增之际，便更加大胆举兵，攻打徘徊不定的内喀尔喀五部，与林丹汗公开争夺其部族和领地。1626年4月，后金以“五部落贝勒背盟”［24］为由，征服五部的巴林部。“巴林部落囊奴克贝勒中矢坠马死，击散囊奴克从者。后大兵续至，取环近屯寨，收其畜产”［25］。接着后金军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抢掠五部的乌齐叶特部，“获畜产无数，驱之不尽，乃还”［26］。是年，后金军又进入扎鲁特部大获全胜。该部“贝勒巴克与二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格噶尔寨等十四贝勒，俱已擒获。杀其贝勒鄂尔寨图，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蓄尔还”［27］。内喀尔喀五部遇到后金攻打之后，其残部有“察哈尔兴兵”［28］，被林丹汗兼并。内喀尔喀的遭遇使其他部族的封建领主疑惧丛生，林丹汗所属部乌珠穆沁、苏尼特、阿巴嘎二部、浩奇特等纷纷逃到漠北喀尔喀。在此，林丹汗的处境非常艰难，已经失控左翼蒙古各部。

1626年8月，皇太极继位后，对蒙古诸部仍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措施，进而加快征服林丹汗察哈尔部的步伐。当林丹汗部族离去，同时明朝失去广宁之后，在山海关收缩防守，也使其无外援。由此，林丹汗“实以建州强，惧为所并”［29］，避免与后金正面争锋，也“知卜石兔弱，移牧于西”［30］。林丹汗只好离开察罕浩特，西征右翼蒙古诸部，积蓄力量继续抗金。不过此举给后金创造了更好的机会。1628年，后金主动进攻察哈尔部，“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为户口”［31］。在林丹汗西征期间所遗余部被后金收拾殆尽。1631年，林丹汗返回故地，并再次东征讨伐刚刚归附于后金的阿禄科尔沁部。后金以支援阿禄部为借口，组织强大的满蒙联军，于1632年4月，皇太极亲自率兵对林丹汗发起大规模进攻。林丹汗闻讯本欲抵抗，但内部意见分歧和准备不足之缘故，“弃六万户和尊严的察罕浩特”［32］，撤退向西，一路艰辛。《圣武记》叙述，“林丹汗谋拒战，而所部解体。遂徙其人蓄使余万众由归化诚渡河西奔，沿途离散十之七八”［33］。后金军追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后，闻讯林丹汗已率所部进入青海，便“收其部落数万而还”［34］。林丹汗经此次沉重打击后，1634年病逝于青海。

林丹汗抗金斗争的失败，使蒙古抗金阵营失去自己的旗帜。这意味着蒙古将没有政治核心，甚至名誉上的大汗也不复存在。1635年2月，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等率兵西行，收林丹汗残部，获元朝传国玉玺。嘛哈噶喇佛像早有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与后金双方十年的战争，以林丹汗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是林丹汗政权的败亡，也意味着从这一时期起，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长达42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1636年4月，在盛京（今沈阳）集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位首领参加，共认皇太极为蒙古大汗，清朝是建立了满蒙联合政权，从此，蒙古诸部的历史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林丹汗败亡的自身角色因素及后果

林丹汗在统一蒙古和抗金的斗争中，并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因此，就没有“把政治体系推向新方向，彻底改变基本的决定规则或各种资源的联盟的潜力”［35］。从而，他所采取的政治措施和行为，未能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更没能有效的开展全民抗金的斗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林丹汗的败亡自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不排除其自身角色因素。首先，林丹汗在蒙古诸部中没能树立崇高的威望。林丹汗作为蒙古诸部政治领袖，积极致力于统一蒙古各部，重振蒙古“共主”之威而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最优秀的人格形象。因此，也就没有得到蒙古各部的广泛认同和拥戴，更没有成为众望所归的大汗。的确，林丹汗时期却不像达延汗时期那样，只是蒙古内部政治统一那么单纯。在后金威胁严峻之际，单靠武力臣服蒙古各部，再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可是林丹汗仍以武力征讨背离的部族，与各部封建领主发生直接冲突。然而，各部领主决不愿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和世袭领地，因此他们竭力抵制已衰落的汗权，反对林丹汗的统一大业。于是，林丹汗更加失去权威。由此，林丹汗愈要统一而战就愈分离，对其不满的部族纷纷投靠另主。继科尔沁之后，内喀尔喀五部，乃至奈曼、敖汉等部相继归附于后金。

其次，林丹汗缺乏高超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技巧。当时“处里处外”的事情并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甚多。因此，时代需要善于运用计谋和权术的政治领袖。可是，林丹汗恰恰缺少灵活运用已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智慧和勇气。因而就没有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的政治形势作出准确地判断，仍以传统的方式约束自己。其实“政治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可以预测的、因果关系的过程”［36］。当后金威胁加重之际，林丹汗必须要联合蒙古各部，共同抵抗后金的扩张。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全体蒙古未来命运的重大事情。如果林丹汗善于发现、挖掘和动员蒙古社会中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争取各部的支持，凝聚民族力量，抵御后金的扩张，才有可能维护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才能够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达到蒙古民族的政治目标。可是林丹汗对于后金的威胁没有足够重视和有效的抵抗，因此，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灵活机智的措施，最终蒙古的政治分裂割据将会更加严重的趋势。这当然给后金提供了良机。

再次，林丹汗没有处理好与明朝和后金的政治关系。林丹汗在联明抗金的具体政治行为中失误较多。如前所述，在广宁之战，林丹汗的援兵没有及时赶到而失信于明朝。这将会对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当然对于后金来说是可喜的事情。至于后金的政治关系，林丹汗最初还是以老眼光看待，用传统的方式应对后金的威胁。自为“四十万蒙古”大汗，看不起努尔哈赤“水滨三万人满洲国”［37］。认为武力讨伐蒙古部族的背离，就能够制止后金的渗透。然而结果正相反，而且林丹汗失去了满蒙政治关系的主动权。当林丹汗成为后金征服明朝的障碍时，便成为后金首先要征服的对象。于是，林丹汗统一蒙古的大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外来压力严峻之时，应采取“先处外”，“后处里”，也许会有好的迹象。可是林丹汗仍坚持“先处里，后处外”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显现“政治的经常性和‘规律’是约束选择和限制创造性的与革新的趋势和倾向”［38］。最终错综复杂的民族政治关系导致林丹汗的败亡命运。

林丹汗的败亡，对蒙古族政治历史和满族政治历史，乃至对中国历史产生非常重大而深远影响。

林丹汗败亡后，漠南蒙古一一归附后金，对于漠北和漠西蒙古来说名誉上的大汗也已不复存在，而且直接面对清朝。在清朝与俄罗斯之间，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此下漠北喀尔喀蒙古与卫拉特蒙古，为了保障共同的安全走到一起。1640年的集会上，他们制定“喀尔喀卫拉特大法”。在此基础上他们共事半个多世纪。之后漠西卫拉特兴起，建立准噶尔汗国（1679年—1755年），蒙古政治中心转向漠西蒙古。但是漠西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之间的矛盾激化之后，就一一被清朝政府所征服。至此，在长城以北的蒙古部落基上全部进入清朝统治之下。

林丹汗的败亡，影响了当时地区政治局势的发展。明朝的联蒙抗金，“以夷制夷”的政策彻底失败。清朝强大的满蒙联军所向无敌，并肩负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明朝不仅受到清朝的猛烈攻击，而且还受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所灭亡，是年清军占领北京，不久清廷入住。在此，清朝逐渐统一全国，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由此可见，林丹汗的败亡不仅是北元政权的败亡，也加快了明朝的败亡。

林丹汗的败亡，与满族的兴起是同一进程。这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清朝的统一，结束了元朝之后几个世纪的分裂状况。为此，满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同样蒙古族的历史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没有满蒙初期政治关系的发展就没有清朝的统一。最终满族和蒙古族都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元。

领袖人物作为特定的政治角色，在政治生活中应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当然不同历史时代，领袖人物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至林丹汗败亡，黄金家族政权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领袖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强盛的蒙古崛起，没有忽必烈就没有元朝的大一统，没有达延汗就没有明代蒙古的延续。他们的贡献是巨大而名垂千古，并广为传颂。可是林丹汗在抵抗后金的斗争中未能维护民族利益，最终败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从而渐渐被人们淡忘。纵观历史，每个民族都有其兴衰的历史，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类型的领袖人物。在满蒙初期政治关系的演变中，虽然林丹汗大业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在明末清初的满蒙政治关系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注：

［1］罗米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乔吉审订：《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2］［清］答里麻著，乔吉校注：《金轮干幅》（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二版）。

［3］张鼐撰:《辽夷略》，载于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二版）。

［4］《明神宗实录》，万历35年7月壬辰。

［5］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1月。

［6］大黄册（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载于乌云毕力格等：《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7］《明实录·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3，插汉寇边，中华书局。

［9］《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3月。

［10］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二版）。

［1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

［12］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13］《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二月已亥；天命十一年二月甲子、丙寅。

［14］［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88，天启七年三月丙申，中华书局，1958年12月。

［15］［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外藩》卷三，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