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英法俄日等从外部染指中国近邻各属国以后，开始侵渗中国内地。西南、西北、东北等边陲地区也开始遭受它们的先后染指，大片领土遭到侵吞。外部危机又加速了边陲地区内部危机的爆发。晚清清廷统治的腐败，更进一步恶化了蒙回藏等边部部众的生存环境，他们对清廷的统治也越来越不满意。内外交困、厝火积薪，使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地区也面临着“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应对各殖民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吞并，同时也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尤其是军事保护，时人积极寻求应对方略。其中“练军经武”、“固我藩篱”成为时人的重要诉求。也正如此，清末中国边疆地区的“练军经武”与此时期内地的编练新军，虽有相似之处，更有明显的不同。对内维持稳定、防范各边部分崩离析与对外防范侵略，无疑成为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直接目的。在时人与清廷内部开明官员的倡议下，以蒙藏为代表的传统藩部地区的新军编练最终被推上历史舞台，并在蒙古、西藏等部分藩部加以尝试。但终因清廷统治腐败、管理无能、经济困难，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相反，广为苛征的敛财措施却进一步恶化了边疆地区部众的生存环境，滋扰纷攘、哗众取宠、不求实效的练兵做法，更遭到蒙藏地区王公领主的抵制。当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各省纷纷独立之际，外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则在沙俄、英方的唆使与支配下，宣布脱离清廷统治。至此，很多地方仍是一兵未练。以此言之，清末边疆地区的编练新军活动，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给清末中国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谓得不偿失。清末边疆地区新军编练属清末全国新军编练的重要内容，关于清末编练新军的问题，此前研究成果颇丰，但对边疆地区却关注不足，更未注意到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活动对清末边陲地区的重要影响。①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拟对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活动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清末边疆地区新军编练的时代背景、具体尝试、实际效果、不利影响等方面，借此揭示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等重要新政为何不能成功却反遭其害的内中原因。是否有当，请教方家。
一、危机与应对：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政策的出台
(一)边陲危机的日益增强
晚清外敌频频入侵，清廷频频受挫，导致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大受侵削。蒙边各边“要塞虽在，边备不修，将校虽存，韬钤不讲”。②即如内护京师、外捍蒙古的张家口，至宣统元年(1909)前后，“绿营以及警兵全数不满二百人，可藉弹压，难资战守”。“外不足以控蒙疆，内不足以卫神京”。为此时人认为“倘不添练新军，以资扼守，恐俄以失意于东之故，必至喘息稍定规取蒙藩”。③又如西北外蒙古等处，自科布多起，东至贝加尔湖，袤长数千里，均与俄连界，旧虽设卡伦四十七处抵御俄人，但到光绪末年延祉为库伦办事大臣时各处“有卡无兵，俄人随在皆能侵入”。库伦地方也只驻有宣化马队一营，难资控制。延祉曾调拨三十名士兵赴恰克图保护商旅，亦属“破晓疏星”。④三多任库伦大臣后，中俄双方兵力差距更大。他在上奏清廷时毫不隐讳地宣称：“库伦所属东西各卡伦，兵则老弱，器则窳败。而俄边各卡伦，种植畜牧，均已蔚成村落。优胜劣败，无可讳言。”⑤再如塔尔巴哈台，旧有卡伦二十余处，皆与俄卡对峙。至清末却因饷项支绌，陆续裁撤。各处驻守官兵仅剩数人，极度单薄，不足以扼要塞。⑥
但同期诸多信息却显示俄方不仅在蒙古地区大搞军事入侵，而且极力吸引蒙民加入俄籍，成为俄方雇佣军，进行扩军备战。如宣统二年四月间《申报》的报道称：据相关人士调查，俄方在库伦驻兵人数较多，有旅团步兵四千五百名，骑兵三千名，工炮兵一千五百名，运粮兵一千名，医药兵一队，兵营八处。在葛顺驻兵五千名，乌里雅苏台驻兵达六千余名。⑦又如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间《民立报》的报道称，自宣统二年六月至十月，俄方由西伯利亚运往库恰的军队就达四五万人；⑧至宣统三年(1911)初，俄方借口马贼日多，向伊犁、库伦、绥远及各蒙边要地大肆增运军队。⑨俄方又在东北各蒙旗引诱蒙民，导致各旗蒙官商民人入俄籍者“实繁有徒”，直接导致“沿边蒙人私入俄籍者日多”。⑩同样，光绪后西藏地方也遭受到内外而来的严重危机。外部，荣赫鹏带兵侵藏，给清廷和时人以巨大震惊。更为严重的是，荣赫鹏带兵入藏迫使西藏僧俗上层代表与英方签订的单边条约，加剧了西藏危机，意欲将西藏置于英国保护的同时，又暗藏剥夺中国对藏主权野心。在英军入侵西藏同时，达赖喇嘛被迫出逃，更使藏内人心不稳，内部危机亦在增长。这些均给那些忧时忧世的时代精英们以强烈冲击，他们认为英军侵藏是英法日俄等国吞并中国周边的属国之后，对中国的西藏发起的新一轮侵渗，由此引发保护川藏的呼声，此后“练军经武”并将西藏设为行省，也就成为时人试图解决西藏危机的一种尝试。(11)
(二)针对边陲地区提出的编练新军方略
对于蒙古、西藏等地的危机，清廷和时人均认为，只有在蒙藏地区编练新军，才有可能抵抗外来侵略，保护边疆。为此，同治以后，编练新军、保护蒙藏边陲的提议不乏其人。最早者有光绪初年曾任库伦办事大臣的喜昌等。(12)但终因清廷应对无力，未能认真采取此类建议而未果。至日俄战争后，沙俄染指西北蒙古益炽，清廷地方大员和时人再度提出练军经武建议，企图通过编练新军去改变外蒙古、西藏等边陲极度空虚的状况。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间岑春煊在《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以兴本利而固边卫》等奏折中就提出如下建议：热河、察哈尔、绥远城、滇、蜀、驻藏大臣皆先练陆军一混成协；库、乌、科、阿尔泰皆先练马步各一标。暂时款如不敷，不妨酌减，或另练巡防队以缉盗贼、通邮传、卫商民。(13)宣统元年(1909)科尔沁左翼前旗棍楚克苏隆亦向清廷建议训练蒙兵以固边疆：“今拟照征兵章程，由部遴派教习，先行设立陆军小学堂，以为基础，再由各旗之及岁壮丁内挑选资质聪颖臂力强健者，依式训练成军，先行填扎外蒙古边疆一带，以备不虞。”(14)
荣赫鹏率兵侵藏以后，时人也纷纷提出练兵经武、保护西藏的建议。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荫棠向清廷建议：“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一面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15)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间，担任“接议藏约参赞”的张氏再度向清廷提出抓紧治藏的全面政策，其中又将“练军经武”作为治藏的重要方略：“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并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人，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俟大局稍定，陆续添练番兵，再行逐年递减汉兵额数，此后常年驻藏汉兵约需五千人，即足以资弹压。”(16)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赵尔丰也上奏清廷，建议抓紧时机将西藏改设为行省。而练兵亦是其中重要内容：“康藏以前之横散，实因无人经营。如令建省，连贯一致，共筹边圉，俾便国防负责有人，随时预防，以备不虞。依其俗而导其政，练兵、兴学、采矿，开垦悉为蕴富之源。数年之后，当有可观。”(17)同时期，担任驻藏大臣的联豫虽对西藏立即设立行省做法表示反对，但也强调了练兵卫藏的重要性。他称：“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以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藉防俄防英为名而渐收其权力。布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后，只须一道纶音，则诸事均可就绪。”(18)
二、探索与尝试：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具体实践
(一)各蒙旗编练新军之尝试
在此境遇下，清廷最终也开始尝试在蒙藏各边编练新军，期图抵御，终导致此际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均有练兵之举。其中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内蒙各处表现得较为积极。如热河，新军陆军第一标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成军，有步队两营，马队一营。(19)至宣统元年清廷命该处再练一标，以成一镇之数。热河为此制定了计划，拟最终练成一镇新军。察哈尔也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将旧式旗军仿照新章，改编为巡防马步两队。绥远也拟添练陆军部队一营，马队一队，炮队二队。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库伦等外蒙地区最终也开始响应清廷号召，尝试编练新军。其中尤其是库伦，其编练新军活动影响最大，亦鲜明体现出清末各蒙古编练新军的一些共同特征。
早在延祉任办事大臣时，库伦地方就开始编练巡防各队，但人数有限，效果甚微。三多任大臣后，于宣统二年三月间设巡防步队，人数100名，以助宣化营兵力之不足；又练巡警兵四十四名，弹压地面，维护地方治安；(20)同时又设立营务处，以总其成。三多欲以这些巡防兵弁作为将来编练新军的基础。(21)在此期间，驻库伦大臣三多也曾致电清廷，谓库伦危极，请求朝廷厚加兵力，以杜隐患。清廷军谘处大臣载涛遂向枢府建议，在库伦设一练兵大臣，就地招练蒙兵，以资防御，终得清廷允许。因库伦马上要编练新兵，清廷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下令，允许库伦地方将上交清廷户部的金厂矿税全部截留，作为今后该地编练新军的经费。如按宣统二年计算，该经费为金砂6186.995两，折算成银两为193034两。不足之处，再由清廷另拨。(22)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又向清廷上奏，再度强调了库伦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库伦为边疆重镇，固国防而安，反则断非原有宣化防军一营、巡防队百名足以备缓急之用。”(23)三多拟添练新军一标，但因该处无专门人才指导编练新军，三多于宣统三年间专门奏请清廷，让军谘处遴选人员，派往库伦作为兵备处总办。不久后，军谘处做出正式决定，派唐在礼赴库任总办。唐氏与随员眷属共四十八人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到达库伦。(24)库伦旧设营务处遂被裁去，所有宣化防军、巡防步队及图车两盟关于军界之事及台站卡伦各官兵，一并归兵备处节制。三多又加派车图两盟副将军各一员为会办，并与唐在礼一起对新军应如何组织、何日成立诸事做了通盘筹划。(25)
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库伦兵备处已经设立。(26)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三日，有报道又称：库伦兵备处拟按清廷军谘处计划，在库伦编练马队一标，机关炮队一营。唐在礼又致电清廷，请清廷调留学生五人、陆军学生四人前来，并称库伦兵备处军需军装已派留德学生张一爵赴德采办，听说已购定机关炮十六门，用去约十三万马克，又购买它项军用品，花费九万余金。(27)但参之宣统三年五月己丑日三多致清廷电文可知，此时库伦编练新军一事，仍处于计划筹备中。(28)而实际上直到宣统三年十月间，库伦地方编练新军才真正开始。(29)
不仅如此，此际察哈尔、绥远、塔尔巴哈台等处也在尝试编练新军。如察哈尔，光绪三十四年改编巡防马步各队，具体办法是将原设之精壮、精锐等营淘汰，就原有兵数，酌量改编，合成马队一营、步队二营。(30)至宣统三年，察哈尔旧式绿营军队虽已被裁汰，新军却未练成。边防显得比此前更为吃紧。为此，新任察哈尔都统溥良又给清廷上奏折，要求继续编练。他电商军谘府、陆军部，要求抽练察哈尔八旗兵队，由部协款，遭到陆军部反对，称无闲款可拨，应由该地方自行筹办。他只好自筹款项进行编练，打算从察哈尔八旗兵中挑选精壮，添练马队一千名，不足则从土著中挑用。(31)又如绥远，旧有陆军步队一营、巡防马队一营，其总数虽敷一协，但军械不充，财力告匮，有兵无械，一遇警扰，不足资震慑。为此该城将军拟就已有的新式步枪六百杆、马枪二百杆、过山炮六尊、陆路炮四尊，添练陆军步队一营，马队一队，炮队二队。又从旧有营队中挑出563名组成步队，270名组成马队，131人组成炮队，打算“以原兵原饷，略加津贴”，改照新章，加以训练。(32)再如塔尔巴哈台，旧有练兵1600余名，至宣统三年七月额勒浑任参赞大臣时，该处“既无利器以适用，又无军衣以壮观，腐败形势，已到极点”。清廷要求该大臣认真整顿，改练新军。但该处称，如另行招募，既无饷可筹，又无兵可选，只能就原有之兵、原有之饷，加以改编。首先从蒙古兵中进行挑选，其年轻力壮者改为巡防数营，又将各绿营加以裁汰，利用其饷作为巡防之饷。(33)
(二)西藏地方编练新军之尝试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廷正式下旨，命张荫棠为查办藏务大臣。(34)张荫棠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到达拉萨，开始尝试对藏务进行整顿。编练新军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稍后张荫棠在与商上及三大寺上层僧侣面谈时，提出了推行新政、改变西藏旧貌的十五项建议，其中第六项就涉及将来“如何练新兵、筹饷粮”问题，商上及三大寺僧侣没有反对，并称“练兵自强自应讲求”，只是枪弹筹饷，藏中无力。(35)张氏建议西藏地方应向邻近的廓尔喀学习，走强军固边之路。(36)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张荫棠返回京师后又向清廷具体奏报了西藏地方善后办法。他认为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收回治权，而收回治权应首先从练兵入手。张荫棠主张裁汰旧式军队，设立新军六千人，藏兵由汉官充当教习。(37)
张荫棠离藏后，驻藏大臣联豫继续负责西藏地方新政。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联豫向清廷奏报了拟在西藏编练新军一事：先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具体办法为：巴塘以内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负责，宁静山以西藏内由驻藏大臣负责。藏内旧有武员、粮员及所设制兵，应一律裁撤，拟照新章练兵六千。以一千驻察木多，以三千驻前藏，两千驻靖西、后藏、江孜等处。新兵员额六成由汉人充当，四成由三十九族之人充当。另外再将番兵一并归驻藏大臣训练，总兵额可达万人之数。(38)此等新政当然困难重重，尽管如此，西藏地方仍在尝试进行。自光绪三十三年后，驻藏大臣联豫先后向清廷奏报了藏内练兵情况，先从设立军事学堂开始。光绪三十四年五月间，西藏拟开办陆军小学堂一所，调四川武备将弁两堂毕业生十四人到藏任教，又从藏中“制营及工队兵弁”中选年少识字而聪敏者，“入堂肄业”。(39)
宣统后西藏地方编练新军活动仍在进行。宣统元年三月，联豫向清廷汇报称：添练新兵，因经费严重不足，只能先练达木一营，后练三十九族。(40)达赖再次逃往英属印度后，藏内练兵活动更在抓紧进行。宣统二年二月间川军正式进入西藏，人数一千余人。(41)同时藏内新军的编练再度被提上日程，有消息称，达赖出逃后，清廷拟在西藏编练陆军两镇，三年内可办妥。(42)
三、困境与不足：边疆地区编练新军存在的严重问题
清末之际蒙藏诸边编练新军之尝试虽立足于固我边圉、防范边陲土地分崩离析的崇高目标，但实际运作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一)总体效果不佳，腐败严重
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许多地方是新瓶装旧酒，做花样文章，离真正的新军相差甚远。首先如外蒙古的库伦地方，被作为编练新军的重要处所，由几任办事大臣尝试编练，投入最多。但是直到库伦宣布独立止，该处编练新军效果非常不好。不仅如此，库伦练兵一事却被闹得沸沸扬扬，报界对此亦频频报道，甚至夸大其词。如1911年7月7日《民立报》报道时就称：“库伦创练新军，本为军谘府所发起，日前荫大臣以蒙古人极强悍且富于忍耐性，与军人资格极为合宜，拟就该处仿征兵办法，招练马队二镇，以资捍卫，闻已商承寿邸转咨三大臣妥拟办法。”又称：“库伦练兵事，政府颇为注意，又恐其不能立时编练成队，以资防御，已商由禁卫军借用机关炮若干，运往库伦应用，以为移缓就急之道”。(43)但实际上库伦练兵成果非常有限，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动辄招摇，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如宣统三年六月初八日《申报》报道此事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库伦开练新军，白军谘府陆军部奏派唐在礼充该处兵备处总办后，其实所定兵额不过马队一标，附机关枪(炮)队一营而已。现驻库三大臣因经费不足，又与军谘府陆军部往复电商多次，减去马队一队。似此少数新军，岂足以备御边陲而为满蒙之保障耶？”(44)
其次如察哈尔、绥远、塔尔巴哈台等处编练新军，也多成表面文章。察哈尔其实也是就原有兵数，酌量改编，但用费却较前增加四千两。此前经费多从茶税、牲捐支出。改编后数目不敷，又拟从蒙盐加价内支出。其中如改编巡防队，所需开办费就高达10余万两，用于备置营房、服装、器械等项；又借口增设衙门卫队，新添40人，每月需400余两。(45)但直至宣统三年，察哈尔新军并未练成。不仅新军未练成，而且旧设巡防队却大大缩水，导致其“西北要卫、畿辅项背”之功能无存。至清廷统治崩溃之时，该处练军亦属画饼。绥远情况也一样，此际也是以原兵原饷，加以编练。但此等练军的开办费却高达八九千两，常年经费达二万两。不足之处，借用旧有库存银两。(46)塔尔巴哈台也一样，最终编练的军队离所谓新军，差之甚远。(47)
再者如西藏，虽然张荫棠、联豫等先后在西藏地方张罗编练新军事务，尤其是联豫，曾多次向清廷奏报藏内编练新军计划，请求清廷拨款编练。但清末危急之时西藏地方依靠的也非藏内所练新军。宣统三年初，联豫最终将藏内旧有绿营官弁、步兵一千余名一律裁撤，至此藏内旧兵一名不存，新军却一名未练。(48)至清廷统治彻底崩溃、西藏地方宣布脱离清廷统治之时，(49)西藏地方正规新军仍是一兵未成。(50)
(二)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各边陲新军的编练
腐败固然是导致清末蒙藏各边编练军队未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此际经费严重不足也成为制约各处练兵的致命因素。首先如热河，编练新军一镇，原拟开办经费20万两，常年经费28万两；清廷议决经费时，拟开办费20万、常年费8万，由度支部拨给；另外常年费20万由直隶协拨。但实际上直隶无钱协拨，热河要求度支部补拨。(51)直到宣统二年五月间度支部仍未补拨，其理由为：因禁烟，原烟税无着，部支见绌，仍要求直隶设法拨给。(52)但直隶回文也称，该省旧亦为协饷省份，近因他省协饷未拨，该省又认海军经费，无钱可拨。最终导致热河原拟四年内练成新军一镇的计划，成为泡影。(53)
其次如阿尔泰，接到光绪三十三年清廷筹备西北各边务的命令后，该处奏报练兵情况就称“目下募兵为难，款尤拮据”。该处多方努力，至光绪三十三年底才成汉民马队一营、蒙民马队二营。(54)但经费更成问题，即“至议增练一标，尤须先有的饷，此款绌之难也”。(55)
再如库伦，经费更成问题，库伦此前编练的巡防步队应需饷项，是暂由印务处外销存款项下挪借的，(56)不足之处，又通过敛取捐银等手段加以弥补。为此，宣统二年七月间库伦印务处蒙古六品官员二等台吉布鲁瓦齐尔就捐银千两，作为添练库属巡防步队军械之用。(57)同年九月帮办商务委员顾保恒等会同甲首经理荀香等又捐银万两，作为巡防步队工资。(58)仅编练105人的巡防步队，即有如此扰攘之举，而要编练一标新军，罗置更多经费，更成问题。至宣统二年库伦拟练新军后，清廷虽答应将库伦金矿金砂归部税收部分拨留库伦编练新军，但此费毕竟有限，缺口部分应由清廷再拨，清廷能否办到，当然成大问题。而参之他处练兵，不足之费，清廷多命他省协款，但他省多未兑现，最终清廷只能让练兵当地设法筹办。如库伦练兵经费最终也只能如此解决，这等同于画饼充饥。而实际上三多等在库伦地方编练新军计划经费时，也不对清廷抱太大希望，主要仍期望依靠库伦金矿矿税收入进行弥补。即照宣统二年库伦金矿税收达四十八万两良好势头计，宣统三年编练一协之军，问题不大。但宣统三年后，从一月份至七月份，该金矿税收却突然大大缩减，仅有十万余两。三多无法，致电度支部、军谘府，要求拨款求助，遭到拒绝。终因经费无着，库伦本拟编练一协之军未能实现。至宣统三年七月，该处仍处于一兵未练的状况。(59)
最后如西藏，张荫棠建议清廷通过编练新军去整顿藏务，这固然抓住了清末西藏问题所在。但要真正实现，确非易事。如按张氏计划，仅编练新军一项，西藏地方就需常年经费120万两，约占西藏常年所需总经费300万两的1/3。如此巨款，如何筹集，当然成问题。其后藏内编练新军诸活动就遭遇到经费严重不足的限制。而西藏地方实际上又需要抓紧编练新军，以资震慑，这迫使驻藏大臣设法进行通融，通过裁撤旧日武员、粮员等职，节省经费十余万两；又将此前西藏商界报官陋规商价三四千两划归公家。但拟练新军六千人用费非常巨大，每年所需经费远远超过已经筹备到的十余万两之数。为此驻藏大臣联豫特奏请清廷，每年另拨数十万两。但清廷度支部在审核联豫奏折时却予以驳斥，认为每年“数十万两”数目不详，且该部也非常紧张，最终答应先给20万两，另拨铸造银钱机器一部，抵20万两，再加上藏内自筹10余万两，合计50万两。如果还不足，应由该大臣“就地筹补，以期共体时艰”。(60)
因经费不足而严重影响清末编练新军的现象不仅仅限于此时期的蒙古、西藏等藩部地区，此际整个清廷均为编练新军等军事开支而焦头烂额。据清廷度支部宣统三年预算，全国仅军费一项就达83498111余两，占全年预算总岁出99207852余两的90％。但该年全国岁入仅77338570两余，军费开支与该年度全国岁入预算相较，不敷银达6159541两。(61)
除了以上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不利因素也制约了此时期蒙藏边陲最终的练兵效果。如远处边陲的地理位置，环境艰苦，许多人视为畏途，也导致边陲地区招兵不易、兵源不足，尤其是在物色编练新军的人才方面较内地也要困难得多。再加上蒙藏各地方上层王公领主、僧俗势力的内部抵制和沙俄、英方等外部势力的干预，也给此时期编练新军带来不少阻力。
四、驱逐与独立：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不利后果
库伦、西藏为代表的蒙藏各边练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也滋生出诸多不安因素，甚至引发当地王公部众的反对、外国的干预，终导致骚乱事件发生。尤其是练兵等新政遭受内外抵制最为激烈。如库伦等处编练新军就遭到蒙古王公贵族的反对，他们于宣统三年夏间举行丹书克，汇聚库伦，与活佛密议，反对在库伦编练新军，又派杭达多尔济亲王和二达喇嘛执持佛印公文赴俄方“通款”，同谋者十三人。(62)杭达多尔济亲王等随后赴俄求援。(63)七月十八日，各盟旗又会衔给三多呈递印文，反对练兵。十月间，外蒙图车二盟与库伦喇嘛等三处又呈文清廷称：“兵备处亦关新政之列，该处枉费巨款，妄生议论，以致骇动人心，并未办出有益事件。若将该处大小官员仍留库伦，与地方颇滋窒碍，蒙众实深疑惧。且库伦地方向有驻防蒙汉兵丁，额设管带管束，若能将唐在礼以下各员即行调回，并将该处留用金沙税仍留库伦公用，于贫苦蒙众甚为有益。”(64)外蒙王公等此等立场给俄方乘机干涉蒙古边陲提供了机会，俄方驻京公使遂于该年七月初五日、二十四日(65)先后照会清廷，进行诘责。初五日照会称：中国“近在蒙古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事，蒙人深滋疑虑，喀尔喀一带蒙古王公并库伦喇嘛均屡次专员赴俄外部诉苦”。“俄蒙连界，休戚相关，俄断不能漠视，势必至在交界等处，筹对付方法，深恐蒙民因之骚扰，从此多事”。(66)七月二十五日节略又称：“奉政府训条称，现库伦大臣以兵力截止呼图克图交通，致蒙古王多半他去；其未去者，系迫于库伦大臣势力不敢声言反对新政，此等举动，将来结果，中政府应独负责任，本政府因鉴于喀尔喀现状，已决意援照前案，在库伦钦署增设卫队。”(67)同年七八月间驻京俄使又迭次文称：中国布置常备军于蒙古，既以破坏边境之均势，且于两国交谊，生极大之恶感，新政既已酌量缓办，编练新军及他军事是否亦在此列？(68)公开干预中方练兵。虽然清廷外务部多次回复驻京俄使，强调中国蒙古练兵等新政在于保存治安，乃属内政，仍愿与俄解释，而俄方在库伦增置卫队，无前案可稽，又不利安定人心。但在蒙部王公和俄方一内一外夹击下，清廷及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最终不得不屈从形势，放弃在库伦地方编练新军。为此，三多于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电告清廷外务部时就称：“多等上年议练新军，曾宣布宗旨，蒙人均无异言，忽至今秋，顿生障碍，时事所迫。练兵一事，只能暂作缄图。”几乎同时，库伦兵备处总办唐在礼又告知三多，已奉袁宫保电招回京，拟于十月初五日酌带官弁兵丁离开库伦，所留一缺让蒲鉴代理。三多又告知清廷：蒲鉴业已出差，请另派员代理处务；“钧府”此前“派来各员”，虽“颇多可造”，但因库伦“无用武地”，要求他们一同离去。并称“现在时移世易，应先注重外交，拟即将兵备处裁撤，以释群疑。”(69)清廷无法，只得允许撤去兵备处。库伦练兵最终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清末库伦练兵也给当地治安带来很大问题。如宣统三年三月初七日《申报》在报道时就称：“库伦地面向属平静，去春虽有马匪扰境，然距库尚有一千余里。惟自去冬库伦添设兵备处以来，四外游民均欲应募，纷纷来库，数月之间兵备毫无布置，以致闲散无事之人甚多”，劫案时有发生。(70)
西藏地方也一样，一方面西藏地方僧侣阶层对清末西藏新政也持怀疑态度，不予配合。尤其是清廷乘新政之机欲收回治理西藏治权的做法，更遭到西藏达赖喇嘛等特权阶层抵制。(71)达赖对清廷欲派川军入藏和在藏内编练新军，均加反对，这也是导致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严重的财力不足又使西藏新政雪上加霜，中央无力为西藏练兵等新政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西藏练兵等活动却加剧了普通百姓负担，最终导致汉藏人民均反对此类新政。至宣统三年六月间，藏内出现百货昂贵局面，火纸每束值银八钱，酱油每斤值银八九钱，大麦酒每斤值银一两二钱，其他如绸缎布匹针线以及制成之衣服鞋袜靴帽等常用之物，均较内地价高数倍。(72)外部，英俄等对清廷的西藏新政更持敌视态度，英国方面为此多次照会清廷，明确反对清廷在西藏施行新政，并借端向西藏派驻军队。其后川乱的爆发更对藏边局势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73)川乱爆发后，藏内川军也跟着发生政变，“番民乘隙蠢动，鈩关以外，扰攘不可终日。钟颖所带全军，同时溃乱掳掠，联豫强拥钟为首领，自己逃至喇嘛寺，被军人拿获，拘禁巴安寺等处。讹言沸腾，各界纷纷迁徙。里塘黄土岗、火烧坡一带夷人，出全力扰害汉人。西军情涣势散，无御之者。于是聚众数千，分驻各隘，抢掠劫杀，日甚一日。”(74)稍后，联豫的拘禁虽被解除，(75)但终被逐出。新军推举钟颖为统帅后，返回藏地的达赖开始走上亲英道路。不久后，他利用川乱爆发、外蒙独立、(76)国内各地革命蜂起的机会，驱逐了钟颖，撤除了驻藏大臣行辕，囚禁了清廷官吏，(77)至此，西藏编练新军也以彻底失败告终。
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是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为应对特殊的危机而采取的特殊应对。为此在编练新军的方式及经费筹措诸方面，都与同时期的内地编练新军有着诸多不同。首先，体现为人员构成上的不同，此阶段内地新军候选人员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其教官与各级长官不乏留洋者。而蒙藏诸边新军主要来源却是旧式绿营或蒙旗中的人员，甚至不乏在边疆地区谋生的内地游惰之民，两者差距甚大。有款可发时他们是新军，无钱时即鸟兽散。借此类新军固我边疆，无异缘木求鱼；其次，经费来源及影响亦不同。此阶段内地虽也经费拮据，但与各处边疆相比，已属充裕。它们不仅可以通过内地的地租、商税等各种税赋征收到诸多经费，而且在资源的供给方面也较边疆地区充裕。相反边疆地区却不能如此，它们本指望清廷从国库内提拨经费帮助它们编练新军，但此时的清廷也“一贫如洗”；它们又要求清廷命令各省“协款”，各省却又称频年灾荒需款甚急，不能筹拨；最后边疆地区只能从当地的商民或蒙藏等旗族中设法筹款，却又导致边疆危机更甚，民不聊生，各旗各族几至破产，纷纷反对。再者，体现为编练新军最终结果的不同。此际内地编练的新军最终为推翻清廷的统治乃至为五族共和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之不同，边疆地区编练新军却成为边疆地区各民族反对清廷统治甚至要求脱离出中国的重要口实。如此结果，虽不能将其原因完全归咎于新军之编练，但它却是其中的主要导火索。
清末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本为抵御外敌侵吞、强化国家对边陲地区统治、防止其分崩离析而做出的重要尝试，但这一新政始终面临着诸多制约。清廷统治腐败、财政空虚使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活动多无果而终，借编练新军的滥税做法却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他们的极力抵制。而且清末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活动又改变了此前清廷中央与边疆部落王公领主对边疆地区军队掌控的旧有模式。此前清廷虽对蒙藏诸边的军队享有最高指挥权，让它们作为朝廷“活的长城”守护边陲，但实际上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称，由朝廷直接掌控，(78)而是由王公领主、僧俗上层势力代为控制。编练新军后，清廷要将这些地方的军权收归中央，由朝廷直接派人进行编练、控制，无疑“剥夺”了王公领主等旧有的特权，且更包含有清廷控制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防其分裂之用心。以上这些政策客观上导致了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为代表的王公领主和西藏达赖喇嘛为代表的上层僧俗的抵抗，他们的抵制行为又与同时期俄英日等欲乘机染指蒙藏诸边的用心相契合，双方均反对清廷的编练新军活动。以编练新军为代表的晚清边疆新政，原本寄予了清廷巩固边疆、抵制侵略、加强边疆地区治理的用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因地方主政者施政不善以及其他方面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此类新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相反，客观上却恶化了边疆环境，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外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王公领主纷起反对的主要诱因。在此意义上讲，与清末“兴边利”活动一样，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国家缺乏安全环境下进行的一次失败的新政尝试，因此它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达到对外抵御外敌侵渗、对内巩固领土完整、预防边陲地区分崩离析的目标，相反却加速了外蒙古的脱离，可谓得不偿失。
收稿日期：2016-02-27
注释：
①检索中国知网显示：1915-2015年中国知网共收录关于清末编练新军方面的核心类(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论文61篇，主要围绕清末内地各地编练新军、新军与辛亥革命、新军最终为何“叛离”清廷、新军军制教育等方面内容展开研究。涉及此时期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文章不多，主要有张华腾等的《新军编练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李玉伟的《贻谷在绥远城将军任内的编练新军》(《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等，但均属“取点式”研究，未对清末蒙藏等传统藩部边陲进行整体研究，更未揭示清末蒙藏边陲地区编练新军与此时期内地编练新军的明显区别。
②李廷玉：《游蒙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03页。
③李廷玉：《游蒙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603页。
④李廷玉：《游蒙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637页。
⑤《议复库伦办事大臣奏调查卡伦密陈边情录旨印奏咨行钦遵》(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9。
⑥《额勒浑拟具塔城边务办法奉批著该大臣筹办》(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7。
⑦《蒙边之千钧一发》，《申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张第一版[106]521。
⑧《蒙古之俄兵日多》，《民立报》，1910年12月7日，“新闻”，第0371页。
⑨《俄人野心之传闻》，《民立报》，1911年2月9日，“新闻”，第0779页。
⑩《理藩部预防蒙古交涉》，《申报》，宣统二年七月初七日，第一张第三版[107]678。
(11)《筹藏论》，《南方报》，乙巳年(1905)八月二十日。
(12)《奏为筹办库伦屯田等事》(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554-002，缩微号：681-3057。
(13)《两广总督岑春煊奏为酌拟变通固边办法统筹西北全局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619-010，缩微号：423-2738。
(14)《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为代奏科尔沁左翼前旗棍楚克苏隆仅就蒙旗情势缓急办理请饬下政务处等分条核议事》(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110-004，缩微号：04-01-30-009-0033。
(15)吴丰培编：《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卷一，长沙：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发行1938年，第11-12页。
(16)《饬商上派人来印商办赔款事并陈整顿西藏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6-002-01-010。
(17)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1页。
(18)《奏为遵旨议奏治理西藏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085-008，缩微号：04-01-30-007-1821。
(19)《热河都统廷杰奏校阅热河常备军第一标情形并恳恩奖励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十五日第750号，第296页。
(20)《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268页。
(21)《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309页。
(22)《库伦练兵大臣带营出发》，《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十八日，第一张第三版[109]230。
(23)《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第一张第五版[111]69-70。
(24)《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第一张第五版[111]69-70。
(25)《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375-376页。
(26)《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第一张第五版[111]69。
(27)《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张第三版[111]821。
(28)《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442-443页。
(29)《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368页。
(30)《察哈尔都统诚勋等奏旗军改编巡防队办理完竣情形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四月十七日，第574号，第319-321页。
(31)《察哈尔都统溥良等奏拟请抽练蒙兵兼筹饷项折》，《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第65号，第37页。
(32)《绥远城将军堃岫等奏拟就绥远现有新式枪炮添练陆军营队折》，《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初六日，第6号，第233-234页。
(33)《额勒浑拟具塔城边防办法奉批著该大臣筹办》(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7。
(34)《谕张荫棠查办西藏事件文》(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73-029，缩微号：423-3152。
(35)《张荫棠为抄送查办西藏事件及与商上噶伦三大寺僧俗问答词致军机处咨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来文》，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5-1527页。
(36)《张荫棠为抄送查办西藏事件及与商上噶伦三大寺僧俗问答词致军机处咨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来文》，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525-1527页。
(37)《张荫棠奏陈西藏内外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555-1557页。
(38)《联豫奏藏中情形新政以练兵筹饷为急务，其他拟办事宜另单开呈请旨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96-006，缩微号：667-2396。
(39)《联豫奏开设书局及开办陆军小学堂等事片》(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566页；另参阅中国第一档案馆藏：《西藏档》，缩微号：710-002-5-1-(9)-17-2-hf2。
(40)《联豫等为筹办西藏一切事宜密陈详情折》(宣统元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570-1572页。
(41)《藏事》(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6-010-01-013。
(42)《译电·蒙藏练军谈》，《民立报》，1910年10月20号，第0059页。
(43)《蒙边近讯》，《民立报》，。1911年8月25日，第2052页。
(44)《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六月初八日，第一张第一版[113]39。
(45)《察哈尔都统诚勋等奏旗军改编巡防队办理完竣情形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四月十七日，第574号，第319-321页。
(46)《绥远城将军堃岫等奏拟就绥远现有新式枪炮添练陆军营队折》，《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初六日，第6号，第233-234页。
(47)《额勒浑拟具塔城边防办法奉批著该大臣筹办》(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7。
(48)《联豫奏裁驻藏制兵改设员缺，添练新军折》(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578-1580页。
(49)《清史稿》卷五二五《西藏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68页。
(50)《为现在驻藏大臣在拉萨拘禁全藏情形极为危险事》(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2-02-13-003-0176。
(51)《热河都统廷杰奏添练新军常年协款无著恳饬部筹拨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第739号，第99页。
(52)《热河都统诚勋奏热河新军协饷无著就部款先行添练并请饬部续筹的款折》，《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955号，第351页。
(53)《热河都统诚勋奏热河新军协饷无著就部款先行添练并请饬部续筹的款折》，《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955号，第351页。
(54)《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55)《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56)《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绷楚克车林奏为委令直隶候补知县顾保恒兼管新募巡防步队所需官兵薪饷暂由印务处存项挪借事》(宣统二年三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4-01-30-0230-042，缩微号：04-01-30-014-2474；另参阅《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269页。
(57)参阅《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306页。
(58)参阅《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308页。
(59)《库伦添练新军之为难》，《申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张第一版[114]273。
(60)《会奏驻藏办事大臣详陈藏中情形——折录旨抄奏知照由》(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6-004-02-012。
(61)《度支部宣统三年预算案撮要》，《申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张第一版[110]369。
(62)《三多呈报俄人笼络活佛情形》(宣统三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28。
(63)《亲王杭达多尔济蛊惑活佛力主联俄》(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5。
(64)《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电告请裁撤兵备处调回官员并请另简贤能以维边局》(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36。
(65)《外务部抄送库伦练兵与俄使往来节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32。
(66)《举行新政务先开导冀得蒙心》(宣统三年七月十一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01。
(67)《外务部驳复俄使节略希注意蒙情随时电部》(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21。
(68)《关于外蒙练兵行政与俄使交涉情形》(宣统三年十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38。
(69)《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电外务部请裁撤兵备处调回官员并请另简贤能以维边局》(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馆藏号：03-32-134-01-036。
(70)《库伦通信》，《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七日，第一张后幅第一版[111]565。
(71)《藏事》(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6-010-01-013。
(72)《西藏紧要通信》，《民立报》，“新闻一”，1911年6月5日，第1491页。
(73)《英谋廓尔喀布坦二部情形由》(宣统三年六月十九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6-010-02-044。
(74)《川藏番乱之隐忧》，《申报》，民国元年三月五日，第六版[116]540。
(75)《为现在驻藏大臣在拉萨拘禁全藏情形极为危险事》(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2-02-13-003-0581。
(76)《俄外部关于蒙古问题之宣言》，《申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三版[116]261。
(77)《宜昌电报》，《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第2958页。
(78)冯智：《驻藏大臣统辖西藏驻军研究》，《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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