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0日至22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主要围绕两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清代的满蒙联姻问题,二是边疆治理诸问题。

一、关于清代的满蒙联姻问题

此次会议有关清代满蒙联姻的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1、对清代满蒙联姻的评价

杜家骥《满蒙联姻的评价问题》认为,满蒙联姻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因在于其内容的复杂性及诸多特殊性。它既有由皇帝指婚的政治性联姻,又有非指婚的满蒙王公家族之间的自行结姻。此外,还有蒙古王公贵族与满族皇族之外八旗异姓家族的自行通婚。在联姻之作用、影响的评价方面,还应区别不同情况:指婚者的主观政治目的与结果,非指婚的自行结姻的主观目的与作用,以及联姻的客观结果与影响。这几种不同情况在评价上应有所区别。满族为主体统治的清朝,与漠南、漠北、漠西几大部分蒙古,以及每部分蒙古中的不同部旗,在关系上不尽相同,在实施联姻政策、措施上也不相同。双方关系又具发展变化的阶段性。

不同阶段清廷的联姻政策、不同部旗蒙古领主对结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会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应做具体分析。赵之恒《满蒙联姻》认为,作为清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联姻蒙古在清建立全国统治和巩固统治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前,满蒙联姻用血缘纽带使蒙古王公成为清进取中原的牢固同盟军。入关后,满蒙联姻虽然成为君臣间的联姻,但这种血亲关系把双方结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一致的整体。包文汉《满蒙联姻在清朝对蒙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提要)认为,满蒙联姻具有时间长、地域广、世缔国姻、涉及多民族、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等特点,并认为满蒙联姻是清廷对蒙政策的一环,其目的是治国安边,巩固统治。联姻服从并服务于清朝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军事、政治任务,以及经济利益之需求,文化传播、交流的需要。孙宏年《清朝前期政治联姻的多种形态及其影响浅析———从“满汉联姻”、“蒙蒙联姻”看“满蒙联姻”的持久性》一文,梳理了清代“满蒙联姻”、“满汉联姻”、“蒙蒙联姻”、“汉汉联姻”的发展脉络,认为在清前期,无论是清朝统治集团和边疆地方上层的“满汉联姻”、“汉汉联姻”,还是“蒙蒙联姻”、“满蒙联姻”,都在一定时期内为清朝统一全国、稳固边疆产生过各自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顺治至雍正时期“满汉联姻”多以“联姻—反目”方式出现,清朝统治者又对“汉汉联姻”和“蒙蒙联姻”颇为警觉,因此在清王朝为了稳固皇权、巩固边陲,在运用联姻方式时越来越重视“满蒙联姻”,并健全其制度、强化其效能,从而使其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这也就使“满汉联姻”在雍正朝之后一度淡出历史舞台,“汉汉联姻”和“蒙蒙联姻”处于不受信任、变相抑制的地位。陈欣新《清代“满蒙联姻”的宪制功能》认为清代的“满蒙联姻”制度,是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满族统治为入主中原进而巩固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实现多民族团结稳定,而实行的宪法性制度。陈根发《满蒙联姻的“功”与“过”———文化法制视角》认为,满蒙联姻确实对清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具有强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正因为其过分强调了婚姻的政治机能,因此给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思想注射了毒液,影响了我国善良婚姻习俗和法律的形成,造成了“满蒙联姻下的许多婚姻具有压抑人性和破坏人伦的局面”。冯建勇《晚清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满蒙联姻”地位研究》认为,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在构建满蒙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清朝统治者发现,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相颉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开始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铸造近代国民、构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道路。可以说,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吕文利《满蒙联姻与清代边疆———满蒙联姻研究综述》一文,对与满蒙联姻研究有关的档案进行了介绍,并梳理了满蒙联姻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对学术界这些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综述,最后展望了未来满蒙联姻研究的热点问题。

2、满蒙联姻个案及相关研究

在恪靖公主及公主府方面,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根据大量满文档案,解决了恪靖公主远嫁漠北蒙古,因何府邸却选在漠南蒙古归化城附近以及府邸修建、公主入住的具体时间等问题。李岭《康熙恪靖公主若干问题发微》讨论了恪靖公主的下嫁及其漠南府邸变迁的政治经济背景,公主封号变迁与清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的关系,以及清水河地区现存与四公主有关的碑刻所反映的土地开垦历史。孙利中《清公主与公主府》对公主府邸的历史沿革、建筑规模,恪靖公主下嫁后的活动情况,以及对当地民间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定宜庄《“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从清代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的诗作谈起》一文,从社会史的角度,以那逊兰保的婚姻为满蒙联姻的个案,对其独特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吴美凤《满蒙联姻之嚆矢———从台北故宫所藏写本清太祖后妃传稿谈起》一文,根据台北故宫所藏写本清太祖后妃传稿等资料,考证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妃人数及名讳,并考察了清太祖时期蒙古后妃的地位。关于清代“备指额驸”的产生年代,学术界向有争议。乔吉《从一份蒙文档案看清代“备指额驸”产生年代》一文根据藏于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的一份蒙文档案,考证出清代“备指额驸”的产生年代为乾隆二年,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祁美琴《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一文,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中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的随行人员的性质和“陪嫁人户”总体规模进行了估算,认为:“有清一代,随同皇家格格下嫁蒙古的陪嫁人口,多则5000人,少则3000人左右。这些人忽略前后期不计,统以每人五代计算,则仅人口的增长应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白拉都格其《出任“公职”的清室蒙古甥婿》认为,清代外藩王公虽然位高爵崇,除了实际统治所在蒙旗,只有少部分人常年驻京充任宫廷近侍,兼任个别京营八旗职官以及出任外蒙古驻防将军大臣的蒙古辅臣。而出任这些本藩以外“公职”者,绝大部分都是清室额驸及其裔孙。该文并对相关出任“公职”的清室蒙古甥婿进行了考察。乌兰其木格《浅析乾隆年间满蒙联姻中出现的问题———以土默特和硕额驸纳逊特古斯谋害格格一案为中心》一文,以土默特和硕额驸纳逊特古斯谋害格格一案为中心,通过分析乾隆帝谕旨内容,浅析该事件发生的情形、审理过程及处理方法与结果等问题,探讨了其对清朝满蒙联姻政策和北部边疆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李大龙《平城之役与和亲政策的奠定》认为,汉朝建立伊始,匈奴也完成了对我国北部草原地区的统一,汉、匈之间关系的发展因此成为了汉代边疆的主要问题,而在平城之役中西汉的惨败以及汉、匈国力的对比,导致了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匈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一直到清朝还在沿用。他认为,和亲政策施用于边疆民族是自汉以后历代各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单纯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全面的。和亲政策出现在西汉初期是当时西汉的国力和我国古代传统夷夏观双重作用的结果。和亲政策实施最显著的效果是密切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和亲使中原传统的礼仪制度开始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政治制度的发展,使双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满足了双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使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为汉、匈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基础。

二、关于边疆治理诸问题

于逢春《从“汉匈和亲”到“满蒙联姻”———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认为,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冒顿单于首次统一大漠游牧区、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首次统一农耕区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可大体粗分为五种类型的“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即万里长城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从大兴安岭经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蒙古高原、天山山脉以北至锡尔河流域以西一线;“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及“海上文明板块”。并详细论述了“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陈维新《清代中俄蒙古段边界及边防探讨———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舆图为例》一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外蒙恰克图东中俄交界二八卡伦图》、《库伦东五卡伦全图》、《外蒙恰克图西中俄定界十九卡伦图》及《外蒙库伦所管中俄交界鄂博卡伦图》等舆图,对中、俄两国在蒙古地区边界形成及边防问题进行了探讨。华立《从日本的风说史料看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及其影响》一文,依据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汇编而成的《华夷变态》一书,考察了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谈及乌兰布通之战的唐船风说书共51件,内容主要是乌兰布通之战的经过与胜负、对交战缘起的分析、乌兰布通战后的形势趋向等。这为乌兰布通之战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赖惠敏《清代归化城的藏传佛寺与经济》一文,首先探讨了归化城的寺庙与喇嘛,尔后讨论了喇嘛的经济活动,包括寺庙的牧场、屯垦以及喇嘛的商业活动等,并比较了归化和多伦诺尔寺庙的经费,最后从牧场、屯垦来看清代治理蒙古的政策。邱仲麟《交易、狩猎与垦荒———明代军民在北边境外的经济活动》认为,明代长城与蒙古本部之间存在着宽约百里的缓冲地带,当地人每每越过长城到草原上打猎,以及从事农业开发。作者以此为研究对象,首先讨论了明代的边界设施及军士越界贸易情况,之后考察明代军民境外的采集与狩猎活动,最后探析军民在边外的垦殖与嘉靖以后丰州川板升以及万历以后的兀良哈三卫板升的发展。陈旺城《论清季中国西北回民事件的宗教民族因素》认为清季中国西北回民起事,固有其边疆纷乱之普遍因素,但西北伊斯兰教问题处理失当及民族政策僵化,乃是其重要原因。李典蓉《“满蒙一体”的考验:从京控案件看清朝蒙汉封禁政策的困境》以咸丰年间土默特蒙古女子九花儿及长春厅民人刘?赴京呈控为视角,探讨了清朝蒙汉封禁政策的困境,认为:“作为一个统治多民族的领导者,要让农牧民族在有限的土地上两造相安,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清末解除封禁政策,只是对既有事实的一个承认,极度理想化的蒙地封禁政策对内地汉民的移民起不了根本性作用。整个清代,州、县、厅在蒙地的陆续设置,就意味着蒙古贵族在司法审判方面自身能够干预的空间越来越少。”宁侠《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一文,对康熙帝所说的“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进行了辨析。作者从长城沿线驻兵、对蒙古的基本政策仍是“顺则服之,逆则讨之”这两点来说明清朝仍对蒙古有防范之心,认为:“事实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宁侠的这个观点也成为会上讨论最为激烈的观点之一。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认为,前秦苻坚灭前凉后开始自称“中国”,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秦、汉、三国、西晋称“中国”者皆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自称“中国”乃后赵石氏首开其例,但其内涵不如前秦。氐族是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苻坚采取优待各民族的政策,施行仁德之政,实质是全力推行汉化,实现中国“六合一统”的目标。前秦崩溃的原因很多,但与苻坚的认识误区密切相关,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民族融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就冒然发动灭晋战争,最后只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吴楚克、王倩《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一文,从地缘安全角度重新诠释中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跨界民族和地缘安全关系的理论尝试。文章对民族、跨界民族和族群等以往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力图在确立新的范畴中构建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理论体系。贾建飞《嘉庆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人口流动、犯罪行为和文化认同———以汉人为中心》一文主要聚焦于乾嘉时期内地汉人向新疆的流动,对如下问题予以分析探讨:清政府针对内地汉人的人口流动政策、流动人口中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犯奸行为)、内地汉人与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内地汉人对新疆的文化认同等。最后对清政府的这种政策和内地汉人的流入对新疆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侍建宇《从军事结盟到帝国管理———清代满蒙联姻对现代中国结构形成的启迪》一文,藉由描述满蒙联姻发展在历史中的策略意义,并联系19世纪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的婚姻状况与策略,辨析“民族”、“同化与涵化(assimilationand acculturation)”、“混血(hybridity)”等相关概念,并厘清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途径可能对“大清‘帝国’”的一些论理想像,同时再度省思现代中国结构内的民族关系与相关议题。白玉双《清代喀喇沁蒙古人的北迁及其影响》认为清朝建立后,开始给各蒙旗划定界限,严禁属下蒙古人随意越旗流动。但在整个清代,蒙古人的越旗流动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的北迁(北上)活动更为活跃,甚至被称为“清代东蒙古移民流动的第二波浪潮”。这些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对整个东部内蒙古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吕文利： “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0日至22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主要围绕两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清代的满蒙联姻问题,二是边疆治理诸问题。

一、关于清代的满蒙联姻问题

此次会议有关清代满蒙联姻的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1、对清代满蒙联姻的评价

杜家骥《满蒙联姻的评价问题》认为,满蒙联姻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因在于其内容的复杂性及诸多特殊性。它既有由皇帝指婚的政治性联姻,又有非指婚的满蒙王公家族之间的自行结姻。此外,还有蒙古王公贵族与满族皇族之外八旗异姓家族的自行通婚。在联姻之作用、影响的评价方面,还应区别不同情况:指婚者的主观政治目的与结果,非指婚的自行结姻的主观目的与作用,以及联姻的客观结果与影响。这几种不同情况在评价上应有所区别。满族为主体统治的清朝,与漠南、漠北、漠西几大部分蒙古,以及每部分蒙古中的不同部旗,在关系上不尽相同,在实施联姻政策、措施上也不相同。双方关系又具发展变化的阶段性。

不同阶段清廷的联姻政策、不同部旗蒙古领主对结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会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应做具体分析。赵之恒《满蒙联姻》认为,作为清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联姻蒙古在清建立全国统治和巩固统治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前,满蒙联姻用血缘纽带使蒙古王公成为清进取中原的牢固同盟军。入关后,满蒙联姻虽然成为君臣间的联姻,但这种血亲关系把双方结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一致的整体。包文汉《满蒙联姻在清朝对蒙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提要)认为,满蒙联姻具有时间长、地域广、世缔国姻、涉及多民族、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等特点,并认为满蒙联姻是清廷对蒙政策的一环,其目的是治国安边,巩固统治。联姻服从并服务于清朝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军事、政治任务,以及经济利益之需求,文化传播、交流的需要。孙宏年《清朝前期政治联姻的多种形态及其影响浅析———从“满汉联姻”、“蒙蒙联姻”看“满蒙联姻”的持久性》一文,梳理了清代“满蒙联姻”、“满汉联姻”、“蒙蒙联姻”、“汉汉联姻”的发展脉络,认为在清前期,无论是清朝统治集团和边疆地方上层的“满汉联姻”、“汉汉联姻”,还是“蒙蒙联姻”、“满蒙联姻”,都在一定时期内为清朝统一全国、稳固边疆产生过各自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顺治至雍正时期“满汉联姻”多以“联姻—反目”方式出现,清朝统治者又对“汉汉联姻”和“蒙蒙联姻”颇为警觉,因此在清王朝为了稳固皇权、巩固边陲,在运用联姻方式时越来越重视“满蒙联姻”,并健全其制度、强化其效能,从而使其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这也就使“满汉联姻”在雍正朝之后一度淡出历史舞台,“汉汉联姻”和“蒙蒙联姻”处于不受信任、变相抑制的地位。陈欣新《清代“满蒙联姻”的宪制功能》认为清代的“满蒙联姻”制度,是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满族统治为入主中原进而巩固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实现多民族团结稳定,而实行的宪法性制度。陈根发《满蒙联姻的“功”与“过”———文化法制视角》认为,满蒙联姻确实对清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具有强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正因为其过分强调了婚姻的政治机能,因此给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思想注射了毒液,影响了我国善良婚姻习俗和法律的形成,造成了“满蒙联姻下的许多婚姻具有压抑人性和破坏人伦的局面”。冯建勇《晚清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满蒙联姻”地位研究》认为,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在构建满蒙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清朝统治者发现,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相颉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开始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铸造近代国民、构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道路。可以说,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吕文利《满蒙联姻与清代边疆———满蒙联姻研究综述》一文,对与满蒙联姻研究有关的档案进行了介绍,并梳理了满蒙联姻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对学术界这些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综述,最后展望了未来满蒙联姻研究的热点问题。

2、满蒙联姻个案及相关研究

在恪靖公主及公主府方面,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根据大量满文档案,解决了恪靖公主远嫁漠北蒙古,因何府邸却选在漠南蒙古归化城附近以及府邸修建、公主入住的具体时间等问题。李岭《康熙恪靖公主若干问题发微》讨论了恪靖公主的下嫁及其漠南府邸变迁的政治经济背景,公主封号变迁与清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的关系,以及清水河地区现存与四公主有关的碑刻所反映的土地开垦历史。孙利中《清公主与公主府》对公主府邸的历史沿革、建筑规模,恪靖公主下嫁后的活动情况,以及对当地民间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定宜庄《“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从清代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的诗作谈起》一文,从社会史的角度,以那逊兰保的婚姻为满蒙联姻的个案,对其独特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吴美凤《满蒙联姻之嚆矢———从台北故宫所藏写本清太祖后妃传稿谈起》一文,根据台北故宫所藏写本清太祖后妃传稿等资料,考证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妃人数及名讳,并考察了清太祖时期蒙古后妃的地位。关于清代“备指额驸”的产生年代,学术界向有争议。乔吉《从一份蒙文档案看清代“备指额驸”产生年代》一文根据藏于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的一份蒙文档案,考证出清代“备指额驸”的产生年代为乾隆二年,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祁美琴《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一文,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中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的随行人员的性质和“陪嫁人户”总体规模进行了估算,认为:“有清一代,随同皇家格格下嫁蒙古的陪嫁人口,多则5000人,少则3000人左右。这些人忽略前后期不计,统以每人五代计算,则仅人口的增长应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白拉都格其《出任“公职”的清室蒙古甥婿》认为,清代外藩王公虽然位高爵崇,除了实际统治所在蒙旗,只有少部分人常年驻京充任宫廷近侍,兼任个别京营八旗职官以及出任外蒙古驻防将军大臣的蒙古辅臣。而出任这些本藩以外“公职”者,绝大部分都是清室额驸及其裔孙。该文并对相关出任“公职”的清室蒙古甥婿进行了考察。乌兰其木格《浅析乾隆年间满蒙联姻中出现的问题———以土默特和硕额驸纳逊特古斯谋害格格一案为中心》一文,以土默特和硕额驸纳逊特古斯谋害格格一案为中心,通过分析乾隆帝谕旨内容,浅析该事件发生的情形、审理过程及处理方法与结果等问题,探讨了其对清朝满蒙联姻政策和北部边疆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李大龙《平城之役与和亲政策的奠定》认为,汉朝建立伊始,匈奴也完成了对我国北部草原地区的统一,汉、匈之间关系的发展因此成为了汉代边疆的主要问题,而在平城之役中西汉的惨败以及汉、匈国力的对比,导致了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匈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一直到清朝还在沿用。他认为,和亲政策施用于边疆民族是自汉以后历代各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单纯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全面的。和亲政策出现在西汉初期是当时西汉的国力和我国古代传统夷夏观双重作用的结果。和亲政策实施最显著的效果是密切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和亲使中原传统的礼仪制度开始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政治制度的发展,使双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满足了双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使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为汉、匈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基础。

二、关于边疆治理诸问题

于逢春《从“汉匈和亲”到“满蒙联姻”———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认为,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冒顿单于首次统一大漠游牧区、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首次统一农耕区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可大体粗分为五种类型的“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即万里长城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从大兴安岭经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蒙古高原、天山山脉以北至锡尔河流域以西一线;“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及“海上文明板块”。并详细论述了“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陈维新《清代中俄蒙古段边界及边防探讨———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舆图为例》一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外蒙恰克图东中俄交界二八卡伦图》、《库伦东五卡伦全图》、《外蒙恰克图西中俄定界十九卡伦图》及《外蒙库伦所管中俄交界鄂博卡伦图》等舆图,对中、俄两国在蒙古地区边界形成及边防问题进行了探讨。华立《从日本的风说史料看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及其影响》一文,依据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汇编而成的《华夷变态》一书,考察了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谈及乌兰布通之战的唐船风说书共51件,内容主要是乌兰布通之战的经过与胜负、对交战缘起的分析、乌兰布通战后的形势趋向等。这为乌兰布通之战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赖惠敏《清代归化城的藏传佛寺与经济》一文,首先探讨了归化城的寺庙与喇嘛,尔后讨论了喇嘛的经济活动,包括寺庙的牧场、屯垦以及喇嘛的商业活动等,并比较了归化和多伦诺尔寺庙的经费,最后从牧场、屯垦来看清代治理蒙古的政策。邱仲麟《交易、狩猎与垦荒———明代军民在北边境外的经济活动》认为,明代长城与蒙古本部之间存在着宽约百里的缓冲地带,当地人每每越过长城到草原上打猎,以及从事农业开发。作者以此为研究对象,首先讨论了明代的边界设施及军士越界贸易情况,之后考察明代军民境外的采集与狩猎活动,最后探析军民在边外的垦殖与嘉靖以后丰州川板升以及万历以后的兀良哈三卫板升的发展。陈旺城《论清季中国西北回民事件的宗教民族因素》认为清季中国西北回民起事,固有其边疆纷乱之普遍因素,但西北伊斯兰教问题处理失当及民族政策僵化,乃是其重要原因。李典蓉《“满蒙一体”的考验:从京控案件看清朝蒙汉封禁政策的困境》以咸丰年间土默特蒙古女子九花儿及长春厅民人刘?赴京呈控为视角,探讨了清朝蒙汉封禁政策的困境,认为:“作为一个统治多民族的领导者,要让农牧民族在有限的土地上两造相安,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清末解除封禁政策,只是对既有事实的一个承认,极度理想化的蒙地封禁政策对内地汉民的移民起不了根本性作用。整个清代,州、县、厅在蒙地的陆续设置,就意味着蒙古贵族在司法审判方面自身能够干预的空间越来越少。”宁侠《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一文,对康熙帝所说的“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进行了辨析。作者从长城沿线驻兵、对蒙古的基本政策仍是“顺则服之,逆则讨之”这两点来说明清朝仍对蒙古有防范之心,认为:“事实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宁侠的这个观点也成为会上讨论最为激烈的观点之一。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认为,前秦苻坚灭前凉后开始自称“中国”,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秦、汉、三国、西晋称“中国”者皆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自称“中国”乃后赵石氏首开其例,但其内涵不如前秦。氐族是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苻坚采取优待各民族的政策,施行仁德之政,实质是全力推行汉化,实现中国“六合一统”的目标。前秦崩溃的原因很多,但与苻坚的认识误区密切相关,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民族融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就冒然发动灭晋战争,最后只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吴楚克、王倩《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一文,从地缘安全角度重新诠释中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跨界民族和地缘安全关系的理论尝试。文章对民族、跨界民族和族群等以往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力图在确立新的范畴中构建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理论体系。贾建飞《嘉庆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人口流动、犯罪行为和文化认同———以汉人为中心》一文主要聚焦于乾嘉时期内地汉人向新疆的流动,对如下问题予以分析探讨:清政府针对内地汉人的人口流动政策、流动人口中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犯奸行为)、内地汉人与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内地汉人对新疆的文化认同等。最后对清政府的这种政策和内地汉人的流入对新疆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侍建宇《从军事结盟到帝国管理———清代满蒙联姻对现代中国结构形成的启迪》一文,藉由描述满蒙联姻发展在历史中的策略意义,并联系19世纪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的婚姻状况与策略,辨析“民族”、“同化与涵化(assimilationand acculturation)”、“混血(hybridity)”等相关概念,并厘清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途径可能对“大清‘帝国’”的一些论理想像,同时再度省思现代中国结构内的民族关系与相关议题。白玉双《清代喀喇沁蒙古人的北迁及其影响》认为清朝建立后,开始给各蒙旗划定界限,严禁属下蒙古人随意越旗流动。但在整个清代,蒙古人的越旗流动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的北迁(北上)活动更为活跃,甚至被称为“清代东蒙古移民流动的第二波浪潮”。这些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对整个东部内蒙古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吕文利，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吕文利，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