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边疆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现代的中国边疆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中与邻国相接壤的一片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北部边疆的研究对象即为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当然,这只是泛泛的划分,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本文的主旨并非在于如何界定“北部边疆”的研究范畴,而是大体根据这一范围,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构建一个北部边疆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对今后北部边疆研究的学术走向进行展望。

本文拟以时间为经,以各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为纬,对60年来北部边疆研究做简要评述,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一、1949年至1965年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其基本要义是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发展层递的基本脉络,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概念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则成为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据。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多不出此窠臼,北部边疆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重点探讨了在北部边疆生存和繁衍过的民族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民族之间的战争性质、部族史、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少数民族史成为史学界的重要任务。1950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增订本),[1]这是在他1948年由光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基础上增改而成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撰写的民族通史著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民族史研究的入门读物。1951年,李有义发表了《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写少数民族史》,[2]白寿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宣传及学习》,[3]这些都有力推动了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研究。1956年,《史学译丛》发表了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的《论游牧民族的宗法封建关系》(讨论总结)[4]一文,引发了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同年,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5]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1961年,赵华富发表了《论十三世纪初蒙古社会性质》,[6]重学在1962年发表了《十三世纪前蒙古族的社会过渡问题》,[7]亦邻真(林沉)亦在同年发表了其成名作《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8]周清澍发表了《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9]贾敬颜发表了《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的本质是什么》,[10]陈永龄发表了《试论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封建游牧部落的几个特点》,[11]杨建新发表了《关于十二世纪蒙古族社会的性质》,[12]周清澍随后发表了《对〈关于十二世纪蒙古族社会的性质〉一文的几点商榷》,[13]等等。这些讨论不但深化了对游牧民族社会性质及社会形态的认识,对游牧民族的族源、社会制度也多有探讨,大大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这一时期,民族战争的性质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焦点。1956年,黄元起出版了《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的评判问题》[14]一书,特别阐述此问题。在内蒙古史学界,关于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问题[15]以及昭君出塞的性质问题[16]展开了长达几年的大讨论, 1963年2月12日《内蒙古日报》的编辑还就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关于王昭君问题和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讨论小结》。这两次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讨论,深化了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并推动了匈奴史的研究。

关于清末的移民实边问题,在内蒙古史学界也引起过争论。具体说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清末移民实边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蒙、汉等各族人民要求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情绪。[17]另一种意见认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给蒙古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从而产生蒙汉摩擦,日、俄帝国主义利用蒙汉纠纷,加强了对内蒙古的侵略。所以,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侵略。[18]这次讨论没有结果,但是却促使更多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

1957年,马长寿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19]出版。随后,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二册)[20]出版。这两部著作是两位作者积铢累之功完成的力作,填补了我国关于突厥史研究的空白。1962年,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21]《乌桓与鲜卑》[22]出版,同样是填补空白之作。1963年,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23]出版,这是作者继1948年出版《契丹史论证稿》之后,关于契丹史的又一力作。这些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热衷于撰写中国通史,地方史与族别史不显。但在这一时期,在北部边疆地区,出版了两部地方史著作,一是陶克涛的《内蒙古发展概述(上)》,[24]一是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25]这两部著作都是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内蒙古历史概要》,影响深远。此书以时间为序,分为蒙古帝国形成以前时期,蒙古帝国的形成、发展及其崩溃, 14至17世纪的蒙古,清朝统治下的内蒙古,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等五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作者独特的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具有开创之功,用作者的话说,该书主要意图是把内蒙古历史的架子搭起来,为以后写出一部比较完备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打下基础。[26]

1958年,林伯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内蒙古随笔》[27]一文。1961年,老舍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内蒙风光》[28]和《内蒙古东部纪游》。[29]同年12月13日,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内蒙访古》一文,并在1963年出版《内蒙访古》[30]一书,这是一部文字优美的散文体访古游记。这些著述对调查研究内蒙古的风俗、历史遗迹以及考古等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6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下,一面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在这个背景下,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并撰写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 1959年底,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 1963年由民族研究所将书稿付印,广泛征求意见。《蒙古族简史》是第一部蒙古族通史,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和形成、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蒙古族、明代的蒙古族、清代的蒙古族、民国时期的蒙古族,这对于蒙古族历史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1954年,成吉思汗的灵柩由青海迁回内蒙古,由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成吉思汗的研究。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内蒙古大学召开了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不但促进了研究北部边疆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发现了一批有潜力的学术新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参加了会议。这一年发表了一批关于成吉思汗研究的高水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生年问题》、[31]韩儒林《论成吉思汗》、[32]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33]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34]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35]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36]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37]等等。这些文章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这一阶段还形成了研究忽必烈、明安图等人物的热潮。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北部边疆研究虽然存在着教条化以及以论代史的倾向,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学术争论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出现了很多填补空白的著作,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1966年至1976年

“文革”开始后,学术刊物大部分停刊,一些学者苦心研究的论文无法发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但这一时期在北部边疆研究领域仍有很多方面有所进展。

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军队进行了正面冲突。以后在中苏长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多起**件。我国学术界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一股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高潮,出版了多种沙俄侵华史的著作。

中苏边界主要是在我国的东北、北部及西北地区,合称三北地区。三北地区学术界也积极行动起来,研究沙俄侵华史。内蒙古成立了《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成员有特布信、郝维民、张植华、包文汉、荣丽贞、涛海、张若达、陈国干、白拉都格其、辛廉等。从1975年9月到1977年5月,初稿撰写完成, 1977年8月印发内部书稿。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经过修改,于197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了大量的中、俄文资料,力求用史实说话,是当时学术水准比较高的一部著作。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发表的《谎言改变不了历史———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耻谰言》,[38]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相关文章还有杨若薇的《论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斥苏修对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污蔑》[39]等。

这一时期除了和现实政治有关的文章之外,还有几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如侯仁之、俞伟超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40]通过对乌兰布和沙漠的古城废墟和古墓群进行研究,揭示了该地区古今河湖水道的变迁以及流沙的形成过程,对汉代的烽燧遗迹也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了鸡鹿塞。

校点二十四史,是“文革”后期开始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与北方边疆研究有关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等,都是由当时国内的一流专家进行校点工作,如参加校点《元史》的专家就有翁独健、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都是极一时之选的学者。这个不需要发表议论的工程,不但保护了一批专家,而且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这批点校本校点极精,这是一项嘉惠后学的工程,为以后的边疆史地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文革”期间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北部边疆研究陷于停滞状态,幸好,还有很多学者在这期间仍潜心于学术,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井喷式地发表论著的一大原因。

三、1977年至2009年

1977年,学术期刊纷纷复刊,同时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先后成立,又创办了很多学术刊物,北部边疆研究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下简称“边疆中心”)的成立,成为边疆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很多学者才真正有意识地从边疆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成为发表边疆史地研究文章的重要平台。1988年,边疆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研讨会, 1999年在浙江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大大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目前,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成立了以边疆史地为研究内容的研究机构。边疆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五套丛书和丛刊,分别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这些丛书里都涵盖了北部边疆研究的内容,推进了北部边疆的研究。尤其是资料丛书和丛刊,方便了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资料是可永传后世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北部边疆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笔者拟分为几类进行分析:

1.北疆通史

边疆中心成立后,即着手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相关专题的研究。其中,撰写边疆通史被纳入研究日程,而北部边疆由于在历史上和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且资料较多,北疆通史就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一书,虽是以普及读物《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出版的,但在事实上,是真正以北部边疆命名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从全书内容以及详细的脚注来看,与其说是一本普及读物,不如说是一本研究专著。此书明确了北部边疆的所指,即从广义上说,是指东北、北方、西北三大块;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北方地区,范围“应根据历代封建王朝实际管辖和古代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活动地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历史考察”。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显然不能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简单划等号,而是至少应该包括大漠南北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广大地域”。[41]这一定义所指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此后的学术著作很少再把北部边疆泛指为三北地区,而是“大体上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和河套南部,北至外兴安岭以西,循漠北向西伸延至阿尔泰山一带”。现代意义上的北疆,指的是“北方靠近国界的内蒙古地区”。[42]循此思路,边疆中心也设立了北部边疆研究方向,研究的大体区域即为内、外蒙古地区。

1995年,刘宏煊的《中国疆域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疆域史专著,对北部疆域也多有探讨。

此后,马大正总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2002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赵云田主编了《北疆通史》。该书以王朝为序,共分八编,每一编又分为各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治理、北部边疆的经济和文化等内容,详细地勾勒了历朝历代北部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情况,这是迄今为止从边疆研究的角度切入的最为翔实的北疆通史著作。

2007年,由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三卷本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多位专家历十几年而成的专著,主要是以王朝为序,叙述历代疆域格局的沿革,历代王朝(或政权)对其辖区的治理,以及边疆经略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因为历史上北部边疆的匈奴和蒙古等强势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故对北部边疆的治理及边疆政策亦是此书论述的重点。

另外,从地方史的角度来撰写的北部边疆的通史类著作,还有曹永年主编的《内蒙古通史》。[43]这部书是在17位作者的努力下,历十几年之功撰写而成的,是第一部翔实的内蒙古地方的通史。该书的特点是以今天的内蒙古区域为准上溯至古代,历朝历代有关内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部涉及,这是地方史编纂体例的特点,但历史上的内蒙古并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单元,这样容易割裂史实,当然,这也是所有地方通史类著作的普遍性缺点。

2.北疆民族史研究

这一时期,北疆民族史研究逐渐活跃起来,林W先后出版了《匈奴史》[44]和《东胡史》[45]等著作,张正明的《契丹史略》[46]、薛宗正的《突厥史》[47]等,都是相关族别史领域中的力作。

关于蒙古族族源问题,亦邻真发表了《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48]一文,这是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作者除了利用历史文献之外,还利用了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进行研究。历史上的蒙古族由于在欧亚大陆上的广泛影响,其族源问题曾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很多中外史家感兴趣的课题。P·帕拉斯、比丘林、白鸟库吉、伊什札姆茨、王国维、方壮猷、马长寿等都有过研究。针对中外学者对蒙古族族源的各种说法,亦邻真在这篇文章中都一一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尤其对蒙古族来源于匈奴这一说法,作者以其深厚的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知识,有理有据地瓦解了这一观点。在语言学上,作者反对“用信手拈来的现代语言和方言同匈奴语作跨语系跨语族的比附”,由此驳斥了白鸟库吉、伊什札姆茨等人用这种方法建构起来的匈奴—蒙古说;在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上,作者主张审慎地对待,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对于有学者根据在匈奴时期墓葬中骨殖的发掘以及匈牙利境内匈人的发掘而得出蒙古人来源于匈奴人一说,作者一一剖析,最后得出结论:“对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尤其不好说同蒙古族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通过前人利用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得出的蒙古族来源于匈奴一说,亦邻真亦利用这些方法予以一一瓦解,有理有据,这是一种高明的方法,非有各学科坚实的基本功不能掌握。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亦通过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法,说明了蒙古族来源于东胡,并最后得出结论:“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而成的。就地域而言,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各民族结合,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蒙古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各种外族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非蒙古人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游牧经济一直到晚近,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自从亦邻真发表这篇文章后,中外学者鲜有再发表不同意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文是对百多年来聚讼纷纭的蒙古族族源问题的定论之作,影响深远。

关于蒙古族历史研究,重点提及的应是义都合西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49]这部著作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述蒙古民族从形成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的历史。第一卷记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及其先世的历史,第二卷记述元王朝统治时期蒙古族的历史,第三卷是明代蒙古史,第四卷是清代蒙古史,第五卷是近代蒙古史。《蒙古民族通史》各卷的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吸收和利用了最新成果。如蒙古族族源持东胡说以及很多史实的叙述来源于日本学者和田清的考证等,这种尊重和利用前人研究的科学治学态度贯穿《蒙古民族通史》五卷本的始终,决定了该书是目前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

3.北部边疆政策及边疆管理研究

这一时期,对北部边疆政策的研究不乏其文。其中,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50]是国内系统论述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的开山之作,对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传统治边思想、古代边疆管理机构以及具体的和亲政策、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等都有专门的研究。在历朝历代中,因清代奠定了今天中国边疆的基础,故学者们对清代的边疆政策关注较多。由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51]一书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不仅有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与历史评估、理藩院、近代北部边疆危机与边疆政策的变化等综论性研究,也有北部边疆的盟旗制度、满蒙联姻等具体制度的研究,这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满蒙联姻方面,应特别提及的是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52]一书,该书是作者积近20年之功而撰写的著作。作者按所收集到的资料统计得出满蒙联姻共有595人次,其中出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这些统计数字现在成为满蒙联姻研究中比较权威的数据。该书分为三编,上编为“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中编为“满蒙联姻诸制度及相关史事”,下编为“满蒙联姻的作用和影响”,对清代制度性的满蒙联姻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在边疆管理机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是赵云田的《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53]一书。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包括理藩院、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等机构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4.北疆开发和社会发展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北部边疆开发的论著较多,对历朝历代的北部边疆开发都有专文探讨。从秦汉对北部边郡的开发,[54]到对辽、夏、金各朝经济发展状况的探讨,[55]元朝时期岭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56]再到清代的边疆开发,[57]最后到近代的西部开发,[58]等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边疆开发通史问世,而且由于经济历史资料的匮乏,很多论题很难深入,比如历朝历代蒙古族的人口数量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

5.北部边疆专题研究

北部边疆幅员辽阔,需要研究的专题有很多。在历史地理方面,《内蒙古历史地理》[59]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该书30余万字,时间断限是从石器时代一直到1992年12月,对近百万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进行了全面探讨。该书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考古及调查资料,充分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作。在政教制度方面,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60]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

另外,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61]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62]都是一定时期内的代表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边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边界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禁区,尤其是北部边界,因为涉及到我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只能望而却步。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冲破禁区,发表了很多著作。

在唐努乌梁海的研究中,吕一燃发其端,[63]樊明方接其续。[64]尤其是樊明方的《唐努乌梁海》[65]一书是首部全面研究该地区的专门性著作,探讨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族源、社会生活,就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俄国对此地区的种种侵略活动、中俄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俄国以“保护”的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正式宣布兼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史事,做了系统研究和论述,对俄国侵略者歪曲历史的谬论予以有力驳斥,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空白。此后,樊明方又编写了《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66]方便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北部边疆边界问题比较权威的著作是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中的“中国与俄国的边界”、“唐努乌梁海问题”及“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等部分。“唐努乌梁海问题”由樊明方所写,基本观点与其上述著作一致;“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的主要内容是从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实行的“新政”讲起,按照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中俄交涉与外蒙古自治地位的确定、外蒙古取消自治、外蒙古第二次宣告“独立”和中苏为外蒙古问题进行的交涉等历史线索进行叙述,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与蒙古国边界的划定,文后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边界条约》节略本。这部分内容是由吕一燃执笔的,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中蒙边界的历史做了细致梳理,这是到目前为止比较详尽的中蒙边界研究论著。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反对用来组织历史的“元叙事”,主张历史的偶然性和地方化的遭遇,强调人们要从关注宏大叙事转到关注历史细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解释之外,事实是无法接近的,因为文本(如历史文献)是由一个个具有主体思想的人写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文本同文学文本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由于文本本身所传递的含义不是清晰的,这就意味着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读。这些思想在西方学界风靡一时,在我国则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一些老学者为代表,不屑于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观点,或者根本不关注这些观点;一种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对后现代主义学说趋之若鹜,在大学的历史读书课上,很多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被要求重点学习。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最近几年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医疗史、妇女史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在内蒙古学界,最近几年,很多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一旗之社会史研究,地方性的研究取向明显。在北部边疆研究方面,张世明利用一些西方理论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尝试。[67]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北部边疆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文革”前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到“文革”后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从理论和方法单一到现在各种理论和方法纷至沓来,都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北部边疆研究。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要厘清北部边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何谓北部边疆?以何时的北部边疆为准上溯及下延进行研究?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认识上要尽量取得大体的统一。北部边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这片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第二,要下大力气发掘新史料。由于内蒙古地区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留下了很多遗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内蒙古历史及民族的认识有很多突破。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发掘新史料,包括历代的遗迹、出土的文物,以及档案、书报等。

第三,如何有效地吸纳国外的理论,如何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现在有的学者随便炒作从国外传进来的理论、概念,其结果是以中国的历史为国外的理论做了鲜活的注脚,以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这种倾向要不得,但是我们又要大胆借鉴吸收国外的史学理论为我所用,大胆创新。尤其是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多年的政治性习惯,致使很多研究方向仍然被视为禁区,不敢突破,这就造成了理论创新的困难。笔者认为,现在很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外语水平很高,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与外国同行广泛地交流,在很多理论问题上要参与进去,勇于回应,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如美国学界最近几年讨论热闹的“新清史”,中国学者鲜有回应者。“新清史”的大讨论主要由何柄棣和罗斯基(Evelyn Sakakida Rawski)两位学者关于清朝是否汉化的讨论而发端的。[68]事实上,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跳脱“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寻找非汉他者。“新清史”的基本要义就是强调要重视清朝的“满洲”因素,要重视满文档案。其基本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满洲人”何以以那么少的人口统治了这么多年?二是清朝的统治又对现代中国有何影响?从这两个问题引申出来的问题有很多,如我们如何看待民族认同问题?如何看待满蒙联盟?甚至还有西方学者提出清朝是否是殖民帝国的问题,这些都是与我们边疆研究有莫大关联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勇于回应。

在边疆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我们要兼收并蓄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蒙古法制史研究,要结合法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如要确立历史上藩部的法律性地位,则要仔细研究国际法当中的时际法原则,等等。

第四,一些重大问题还有待突破。如跨界民族问题,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和蒙古国,如何共同利用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再如外蒙古问题,除了叙述事实之外,从理论上探讨其原因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很多文章是用民族国家的理论来阐释的,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内蒙古就能够统合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内。笔者认为,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研究,即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来观察蒙古民族的认同,以及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共性与差异,或许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

第五,从边疆的角度对北部边疆进行研究还有待深化。边疆研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研究,但又包括这些民族、地区的研究。如何从边疆的治理、边疆的统治政策、边疆社会等角度对北部边疆进行研究,还有待于深化。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涌现,对北部边疆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也会和原来不同,很多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需要修正甚至重写原来书写的历史,北部边疆研究将会大有可为。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