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57-74页。

作者简介：赖惠敏，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29

基金项目：本文为科技部计划(MOST 104-2410-H-001-044-MY2)研究成果。

摘要: 清代政府称从张家口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为“北商”；从归化城携带茶叶售与新疆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贸易的商人为“西商”。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俄国学者开始研究中俄茶叶贸易，中国学者因缺乏贸易资料，主要征引俄文《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如今从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找到的恰克图商贸档案，统计1816年至1871年从事中俄贸易字号约有161家，重要的字号约50家，大多来自山西著名的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他们都同时拥有数个字号。1854年时连咸丰皇帝都知道他们以贸易致富，家产成百上千万两。 俄人阿·科尔萨克研究茶叶的名称有商号茶、山西白毫茶、普通白毫茶。在恰克图的档案记载，十九世纪上半叶商人卖的多数是福建的君眉茶，以榆次常氏、祁县郭氏的商号茶质量最好。祁县乔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贩卖的茶大多是两湖的白毫茶和青茶，质量较普通。大家熟知的大盛魁茶庄巨盛川、三玉川；渠氏的长盛川、长裕川等，都是较晚出现的字号。 清朝考虑统治蒙古的政策因素，张家口的关税未能像粤海关遽增，但在张家口官员摊派给茶商各种兵粮、捐输、生息银两，他们对地方财政有重要贡献。

关键词：北商；恰克图；君眉茶；白毫茶；青茶

一、前言 清代政府称从张家口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为“北商”；从归化城携带茶叶售与新疆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贸易的商人为“西商”①。过去，中俄茶叶贸易的研究，首见于俄人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的记载，他到恰克图看到中俄商人买卖城方式，并纪录1838年的字号和茶叶的箱数。他说茶叶各种花茶、各种字号的茶、普通茶和砖茶。花茶的价目表中有许多茶叶的字号和稀奇古怪的茶叶名称。福建出产的茶叶最好，该省所产的各种茶叶在包装上都有一个“制”。王宋乔、王宋周、王盛隆三家字号开设在同一个铺子里商铺，又说字号的由来是：“通常以三个店主的姓连接起来作为字号，如王—宋—乔或梅—龙—康，这类字号就包含着三个店主的姓。”该书引俄国的史料采音译，无法了解字号名称②。几年前我阅读蒙古国国家档案局的《恰克图各铺户请领部票随带货物价值银两并买俄罗斯货物价值银两数目清册(以下简称《清册》)自1816年至1871年，得知与俄罗斯贸易的字号161家③。王宋乔应是万顺昌、梅龙康应为美玉公，两者分属祁县乔家和榆次常家。不过瓦西里·帕尔申说三家字号来自同一商铺，也让我们了解同一个铺子可以同时拥有几个字号。 俄人阿·科尔萨克(A.Korsake)于1857年出版《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一书记载茶叶的名称有商号茶、山西白毫茶、普通白毫茶。商号茶由其本人或者用其仆人在茶园里收购来的茶称为商号茶。大部分是在福建省的茶园，随后就直接运往恰克图，通常在箱子或者专门的茶箱外面标出自己铺子的字号，这说法和瓦西里·帕尔申一样。并且，山西白毫茶也是在福建省收购而来的，但是收购的人既不是在恰克图经营茶的商人本人，也不是他们在恰克图经营茶的忠实代理；这里商人把自己收购来的茶叶在张家口卖给有特权在恰克图和俄国商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们。山西白毫茶是否产于福建的问题，本文将进行讨论④。黄鉴晖将茶商分为“外茶商”、“内茶商”。“内茶商”主要特点是经营茶业的收购、加工制作和运销，销售对象以东西两口的“外茶商”为主，不与蒙民和俄商从事物物交换。贩茶至边疆各城如恰克图和俄国的茶商，属于国际贸易范畴称为外茶商⑤。档案上则称他们为“外字号”。附录1是从《清册》整理1816-1871年仅有的30年细茶资料。161余家字号中的茶叶贸易超过二百万两的大兴玉记，一百万以上至二百万以下的字号有15家、五十万以上至一百万以下的字号有13家、二十万以上至五十万以下的字号有21家、十万以上至二十万以下有27家，十万以下共84家，买卖在二十万两以上约五十家，在清代的档案也常提到北商约四、五十家。就时间的断限上，1855年以前大约在50家以内，1858增至83家、1862有98家。1863又降至37家，1866年以后都只上十余家。虽然外字号茶商数量减少，张家口的商铺却仍领茶票数百张，可见商人由外字号茶商转为旅蒙商。 The Chinese Repository记载，茶叶分为家族茶(Family tea)和花茶(Flower tea)，据说两者主要都是白毫茶(Pekoe)，略加入少量其他茶叶。1843年从中国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有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方箱三级花茶120卢布，一长方箱家茶为80卢布(比方箱大1/2)。三箱花茶要配销一箱家茶⑥。核对《清册》1843年的数据，就数量和价格来说，外国人所谓的“花茶”在恰克图章京登录为福建产的“君眉茶”，至于“家族茶”是指两湖产的白毫茶。1830年有人向英国议院东印度事务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根据从圣彼得堡运去的茶叶样品，列举圣彼得堡的零售价格和伦敦茶商对它们的估价⑦。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阿·科尔萨克将君眉茶误解为莲心茶，实际上莲心茶是一种茶的名称，但数量很少。他也认为白毫茶是福建产的茶叶，《清册》档案白毫茶的价格应来自两湖地区。另有旗鎗茶、箬皮茶为浙江茶，应数量很少，暂且不讨论⑧。以前我对湖南、湖北茶叶产区了解不多，阅读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的茶业调查报告，了解青茶的种植和运销。如王恩浩根据1934年的调查，湖南51县植茶面积共693790亩，安化一县，即有200000亩，几占三分之一，产红茶27000担，青茶109000担⑨。陈启华在《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讨论晋商在120余年前即在羊楼峒栽制青茶，并设庄采办，运销新疆、张家口、内外蒙古等处⑩。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一书主要论述1840年间应英国商人需要，广东茶商赴安化教导红茶的栽培、制作，促进红茶的兴盛。他也提到蒲圻茶庄羊楼司有七家山西商人，羊楼峒有五家山西商人，安化有十二家山西人开的茶庄。民国时期的茶叶调查资料，有助于理解茶叶产区。 M.Sanjdorj认为清代的商人领照票到恰克图贸易，实际上却在蒙古各旗贸易，不到恰克图就卖光了货物(11)。这说法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皇帝下令恰克图章京管理商人，首先，将商人的货品分成八项：紬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菓、瓷器。商人携带最多物品，且人又老成者充当行头(12)。然而，在《清册》的数据中绸缎、布、细青茶叶的数量较多，砖茶、烟、砂糖干菓、瓷器数量极少。原因之一如M.Sanjdorj有些商人在蒙古各旗贩卖货物，这类档案藏在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我还没有进行完整的搜集。总而言之，清朝管理商人的清册应该是两套系统，一者是恰克图章京登录的珍贵茶叶、绸缎等；另一者是库伦办事大臣登录的粗布、砖茶等货物，本文仅讨论字号卖的细青茶叶。 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藏的档案，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外交部》等档案。本文第一节拟讨论清朝政府对于福建茶叶产区税收单位调整、治安问题；第二节讨论两湖地区羊楼峒、安化产茶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字号；第三节讨论张家口地区的茶商组织，即所谓的票行、保正行。2014年我到张家口参观上堡、下堡、关帝庙等，之后耆老刘振瑛先生惠赠张家口碑刻数据，又参考许檀辑《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了解茶商在碑刻中出现约78家(13)。今堀诚二曾在朝阳村做调查，讨论义合德的执事人担任保正行、保正行值年总经理等。万盛成于咸丰六年担任朝阳村值年社首等(14)。这些张家口碑刻上记载“保正行”、“票行”、“经理人”等，有助于理解茶商的组织，以及地方政府摊派各种陋规等。 二、福建的君眉茶 闽浙总督王懿德的奏折提及福建产茶除了武夷山一带外，其他县分还有建宁府属之建安、建阳、瓯宁、浦城等四县，邵武府属之邵武县，延平府属之沙县(15)。刘埥《片刻余闲集》提到：“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名为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16)”外地茶叶风闻星村卖茶价高，蜂拥而至。另有人认为外地茶转运崇安是因此地烘焙法较佳之故，如梁章巨《归田琐记》载：“盖浦城本与武夷接壤，即浦产亦未尝不佳，而武夷焙法，实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转运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较胜，其价亦顿增。(17)”武夷茶自元朝大德年间即列为贡茶，由蒸制茶改制散茶，其质量优异愈显。清朝以来，武夷茶为西方人之日常饮料，商贾有利可图，竞相贩卖，产制方法逐渐改良，愈臻完善。因此，焙茶技术超过其他地方。 根据档案记载，“崇安县属武彝山，茶市盛旺之际，各省巨商挟赀而来，纷纷群集”(18)。乾隆二十七年(1762)，福建巡抚定长奏称：“崇安界连江西行旅商贾往来络绎，而县属星村地方，每届茶市商贩云集五方杂处，弹压抚绥均须得宜。且平日事务亦繁，必得明白熟悉之员，方足以资治理。(19)”三十一年(1766)，闽浙总督署福建巡抚苏昌奏请，将松溪县遂应场巡检裁汰，改设建阳县南槎村。崇安县分水关巡检移驻五夫村，崇安县县丞移驻星村以收设官实效(20)。星村靠近九曲溪，为各省贩茶码头。福建巡抚苏昌奏称星村遇有茶市，客贩商民聚集不下数万，各处奸匪随之而集，作奸犯科者甚多。是以每年届期委令县丞到地稽查防范，至冬间回任。查该地店房街道栉比，星连山严溪口，处处搭有棚厂，实非委员往来期间所能查察。将该县丞移住星村，该地所有附近之黄村、周村、六里、仙店、黄土等七庄，一切斗殴、赌博、私宰、逃盗等就近归并该县丞管理。南槎村、五夫村两个巡检和县丞衙署各给二百两建造。根据贻石的研究，崇安产茶分为四路，一、东路包括上梅、下梅及五夫，以下梅为集散地。二、西路包括洋庄、小浆、大安、分水关一带。三、南路包括赤石、公馆、黄土一带，以赤石为集散地。四、小南路为星村、曹墩、皮坑、桐木关一带，以星村为集散地(21)。五夫和星村产茶，成为崇安县巡检司和县丞衙署所在，可见其经济上之重要。 上述星村一地聚集数万商人，作奸犯科的奸匪随之而至。《明清档案》有若干盗匪案件，在嘉庆十三年(1808)，福建提督张师诚题本，禀报广东客人僧宁隐等，由原籍至永安小桃地方，雇刘昌林船只装载行李、银两，往崇安星村买茶，船泊建安长坪村河边被盗行劫一案(22)。可见广东商人到崇安县星村买茶，在永安雇船经建安到崇安县。更有闽南龙岩州连城县商人将茶转卖到崇安。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提督张师诚题禀，连城县监生李涵宗来崇卖茶，行至镜台岩地方，被贼抢夺纹银一百七十六两四钱，擦伤雇伙魏观应手指(23)。 张家口商铺与茶行立“召揽票”，由茶行至福建购买武彝茶后装箱，赴崇安县请领执照，每一字号不拘张数，均注明茶箱数目、贸易地方，并将定例“武夷山茶照例输税，不科引课”字样于执照内声明，在崇安县报税。经江西、江苏、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关口随行查验箱，皆照例输税放行。运赴张家口由察哈尔都统派员赴理藩院领票，照旧办理。沿途经过各税关应纳税银以及雇船脚费用，都在启程时算清，名为“包载包税”(24)。俄国叶·科瓦列夫斯基(Egor Petrovich )于1849年到北京，他对中俄茶叶贸易路线详述如下：运往俄国的茶叶几乎出自福建省，并且专门购自武夷山。从武夷山到崇安，走水路大约17俄里，陆路是11俄里(每俄里等于1.06公里)。由崇安走山路经玉山到浙江的江山城要走150俄里，在江山换多桅大帆船运至钱塘江，然后再换别的船到上海。上海透过海船运到天津，由天津乘帆船到通州。通州用骡背驮茶叶到张家口，再由张家口雇骆驼或牛将茶叶运到恰克图。从福建到恰克图大约5000俄里，每箱茶路费大约10个卢布，再将上税捐等约13.5卢布(25)。 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明订章程，嗣后商贩赴崇安县收买武彝茶完竣，即由崇安县请领执照，以便稽查。咸丰二年(1852)闽浙总督王懿德《商茶给照征税由》，提到福建产茶日盛，本地民人及他处茶商贩运销售，不免从中偷漏。议请各该县就地征收起运茶税，每百觔按照闽海关粗茶税则，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听其贩运他处。咸丰三年(1853)为始福建开办厘金，商人到地买贩茶叶，均令就县先输起运茶税，由县验税给照。领照起运后，经由各关口，无论本省、外省，凡系从前旧有应行征税之关，应令照例输税(26)。王懿德的奏折说明，福建产茶的县分课茶税，按照闽海关则例每百斤粗茶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运输茶叶所经税关另依各关税则例课税。 闽浙总督王懿德奏折提到，建宁府属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五县出产茶叶，而建阳、崇安为多。每届春令，浙江、广东、江西等处民人聚集建阳、崇安二县，听受山主搭厂采茶、做茶，以备各省客商来县采买，运往各处售卖。此等采茶、做茶、制箱、编笼之匠作，以及挑运脚夫等人五方杂处，合计不下数万余人(27)。崇安县茶厂制造岩茶者多设于赤石，制造红茶者多设于星村。岩茶茶庄最盛的时期达六十余家，包括兼办白毫莲心者。如集泉茶庄在民国初年间已有一百年历史(28)。 王懿德之《拟征运销茶税章程》提到闽省负山滨海，水陆分歧。各处运茶来省惟古田县属之水口、侯官县属之北岭为西北扼要必由之路。余如崇安、浦成、光泽、上杭、福鼎或壤接江西；或界连浙粤，均多茶贩运茶出省。虽崇、浦、光三县向设税关，兼征茶税。而上杭、福鼎、水口、北岭等数则仅征收杂税。拟在水口、北岭二处分设收税正关印给循环红簿，则成福州府就近督征。另于水口以上南平县辖之延福门；北岭以上侯官县辖之汤岭，分设巡卡，填给茶照。并于闽县管辖之南台，侯官县辖之竹崎分设验卡，截收验单，覆验放行。茶课方面，拟于水口、北岭二关无论茶之粗细，每百觔征收税银六钱(29)。 《清代贡茶研究》一书提到福建贡茶有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功夫花香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等(30)。福建茶分为岩茶和洲茶，刘埥《片刻余闲集》提到：“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种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者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者紫毫，次者芽茶。(31)”在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国茶叶名目有小种、工夫、武夷、白毫的名称。恰克图档案的福建茶只有君眉茶、自毫茶、莲心茶。君眉茶属于岩茶，白毫茶为洲茶。不过，恰克图的茶商把福建茶都称君眉茶，自毫茶则是指湖南的茶。 阿·科尔萨克所谓的莲心茶，实际应该是《清册》记载的君眉茶。证据之一是字号所卖的莲心茶数量总共才银四十几万两，而贩卖君眉茶数额则超过银一千万两。其次，他所谓卖莲心茶的字号如美玉公、世德全、美玉德、德生世、裕成源、合盛全、祥发永、广发成等都是卖君眉茶的字号。此外，兴玉中、长发成、恒顺成、裕顺昌、兴玉和兴玉厚等销售君眉茶的数量最多，参见附录1。其中，常家的字号卖茶的排行如下：独慎玉记(5)、大泉玉(6)、兴玉中(7)、美玉公(12)、美玉德(14)、兴玉和(15)、永兴玉(22)、兴玉厚(26)、美玉兴(52)、永兴泉(70)、泰兴玉(86)、兴玉锡(114)。山西榆次常家的字号如大泉玉、兴玉中、美玉公、美玉德都是重要的字号。过去我写过常氏的论文，不过对于他们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没有讨论很清楚，在此补充(32)。 合盛永创始人为郭嵘，山西祁县人。这字号以票号著称，道光十七年(1837)合盛元由茶庄改成票号，股东为祁县郭源逢、张廷将，票号设于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日本东京、大阪、神户、朝鲜仁川等共十四处，是著名的山西票号之一(33)。阿·科尔萨克提到合盛全(17)，另有合盛兴(33)、合盛洤(54)、合盛和(130)等。根据库伦档案合盛永在1797年已参与俄罗斯贸易活动。合盛全以布行起家，与俄罗斯贸易的1816年、1820年布疋的贸易金额还超过茶叶。其茶叶贸易的数量自1816年迄1867年共882875两。合盛兴商号1816年迄1836年卖出茶叶共378400两，两家共1261275两。两家商号卖福建的君眉茶、白毫茶共905875两，约为72％。阿·科尔萨克称他们是商号茶。合盛洤与合盛和两家在1860年代开始转卖青茶，共203100两。他们和乔家大量卖青茶的情况不同。 阿·科尔萨克对美玉公、美玉德等字号的茶叶赞不绝口，他说特别好的茶是美玉公，就呈色而言，中国人将它比作玉石，就茶色而言，堪比寿星之眉(34)。俄国贵族有喝茶的习惯，瓦西里·帕尔申说俄国商人不接受中国人的劣等茶。所以中国商人贩卖君眉茶每箱价格在三十至四十多两，每市斤达银0.5两，俄国人也完全接受，这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担100斤约银24两的价格贵两倍以上。 三、湖南的白毫与青茶 汉口是华中地区的茶叶集散中心之外，在湖北有三个当地的茶叶产销中心。湖北的东部，广济(今武穴)是来自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边界的茶叶产销中心，其茶叶就是所谓的东路茶。宜昌是西部茶叶的产销中心，其茶叶来自四川和湖北西部如鹤峰、秭归、远安、兴都、五峯、建始、利川、竹溪，这就是西路茶。蒲圻是南方茶叶产销中心，其茶叶来自临湘、湖南、湖北边境如蒲圻、咸宁、通山、通城、阳新，这也形成了羊楼峒茶。蒲圻在民国初年仍有茶庄是山西人来独资经营的，这些茶庄资本雄厚，人事精简，总部都是在山西省，在其他各地区设有分号。在羊楼司的分号设在聂家市和北屯；在羊楼峒则设在江南市及其他村庄。还有很多是沿着平汉铁路设点。事实上，这些茶庄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享有盛誉超过一世纪(35)。羊楼司、羊楼峒茶茶叶种植区分布如下： 1.枫树岭、中心坪、茶案岭、红山、大港、道门、半尺山、枫树澳、锦旗山、芙蓉铺。 2.骑盆、白花乡、浮岭、土茂镇、谭湾、浮澳、赵家湾、宋封山。 3.山上湾、大村、孔家门、文昌乡、下林乡、赵李乡。 以上这些地区一共有12000亩，产量有50000担，邻近的区域崇阳、通山、通城、临湘也产茶，这些茶也是聚集到蒲圻分销。1935年这五区茶叶的总产量超过19300000斤，其中四分之一是蒲圻出产的(36)。 叶·科瓦列夫斯基提到专营恰克图生意的晋商，除了在福建省内采购茶叶外，还要去其他地方买一些(37)。恰克图贸易的白毫茶来自两湖，因为质量较差，被称为普通白毫茶。阿·科尔萨克描述说白毫茶的叶子更大，不过不是刚长出来的，手感不细腻和叶子卷得不太紧。茶叶一般是瓦灰色、黑色、浅红和略带黄色，茶中常可以见到茶树的细枝杈。更好一点的叶子呈瓦灰色和黑色；一般说来被略微清理过的叶子多叶子多红茶的口味佳(38)。 青茶是绿茶亦属两湖茶。老青茶简称“老茶”，土名“黑茶”，每年秋季采制，故又称“秋茶”，为制造绿茶砖的材料。两湖老青茶集中于羊楼峒，茶叶质量亦以羊楼峒芙蓉山所产者为最佳，所称“洞茶”。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调查所示：当地采制的茶分青茶、红茶及老茶三种。以采制时期而言，大概青茶采于谷雨(阳历四月中旬)，红茶采于小满(五月中旬)，小满一过即开始采制老茶。山西茶商每年谷雨前后由晋来羊楼峒，收茶制造。先制青茶及红茶，随后制造茶砖。陈启华在《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一文说羊楼峒的茶号，远在一百二十余年前，当时晋商赴湘经商，见茶树生长甚佳，遂教以栽制之法，并设庄采办，制造老茶，运销新疆、张家口、内外蒙古等处(39)。黄鉴晖认为蒲圻在康熙初已经是山中采茶肩担，乾隆年间产茶区分布县东南以西崇山峻岭中，嘉道年间也有了西商监制的砖茶。蒲圻种茶的起始绝不是咸丰年间，羊楼峒之始有砖茶也不是始自光绪初年(40)。恰克图《清册》于1819年各字号销售之青茶已达银839680两，可见晋商在羊楼峒设茶庄有一百多年历史。著名的字号大兴玉、万顺昌、祥发永、广和兴、独慎玉、大泉玉、慎德玉贩卖青茶皆超过百万两。独慎玉和慎德玉分别代表常家和乔家的字号，他们都是较晚卖茶的字号，约1850年左右。《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相继到莫斯科经营茶业。 研究清末民初晋商在羊楼峒的茶庄有：长裕川、大德生、兴隆茂、宝聚川、天顺昌、天聚和、义兴、大涌钰、瑞兴、大昌玉、德巨生、巨贞和、巨盛川及复太谦等家(41)。这些商号比较像黄鉴晖说的内茶商，就是将茶叶转卖给张家口领照票的铺号。不过，德巨生、巨贞和两家曾出现在《清册》中。德巨生在1854至1862年间贩卖青茶共银100500两。巨贞和只出现于1862年贩卖青茶共银8560两，两者都是中俄贸易里头小规模的字号，可能他们卖茶给张家口的字号时，也曾领部票到恰克图贸易。 除了羊楼峒外，湖南产茶最多的地方就是安化、湘乡、宁乡、浏阳、湘阴、长沙等处。各地的茶集中在安化、湘乡两县，成为制造红茶和砖茶的中心，销于西北各省及内外蒙古。王恩浩认为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占领福建武夷茶区，广州商人在安化制造红茶，红茶主要销售至俄国，销于英德法诸国甚少(42)。实际上，1816年《清册》中已有销售砖茶的记录。根据《安化县署茶业调查报告》载，安化有红黑茶两种，而两种之分在于制造之异，其茶叶原质毫无区别。红茶每箱重50斤、黑茶以卷数计算，每卷重64斤(43)。1930年代安化茶叶调查，红茶黑茶产地与销售地区，列于表1。表1之茶市依次为东坪、黄沙坪、硒州、江南、边江、小淹等，根据松浦章，《1917年安化茶叶报告》，咸丰年间小淹设立厘金局，每年通过的茶叶数量达一千二、三百万担(44)。

安化茶号的营业资本，晋商、陕西、甘肃诸帮为独资经营。黑茶茶号皆属陕甘晋商，其组织分为大庄和仔庄两部，大庄制茶间收买毛茶，每庄少则六人，多则十二人。仔庄系临时组织，专收购毛茶，毛茶买妥即结束，每庄大概为四人(45)。 表1所列工人来源是安化附近的县份，新化、宁乡、湘乡、桃源、邵阳、江西等。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称，湖南安化县地方素产红茶，每年春夏间茶市最为繁盛，聚集不下数万人。向来均派防营届期前往弹压，沿途水师亦饬严密稽查。二十四日夜间在安化水路直达之益阳县沙头地方，突有匪徒焚毁炮船，溺毙哨弁，谋抢茶行。当由该地方文武拏获魏老一等十五名匪徒。该犯等供称，每年在安化茶行受雇拣茶，见茶行生意富足，商允同往抢劫(46)。这案子说明安化位于资水中游，利用水运直达益阳至洞庭湖、洪湖，经嘉鱼县附近的岛口至汉口。张家口的税关监督成孚禀称，茶商自湖广安化县办红茶至恰克图各处厘捐杂税，因各地设置厘卡，路线较为明确(47)。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折说，湖北征收茶叶税向在羊楼峝设立专局，各产茶县设立分局，由官帖牙行居间经理，代为收缴。红茶以广庄、口庄为大宗(48)。羊楼峝与湖南羊楼洞或羊楼司不同地方。光绪二十九年(1903)陕甘总督松蕃奏称，新疆伊犁、塔城一带，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晋商私茶充斥，官运滞销。现南商另请新票，赴湖北羊楼峝采办茶砖，运至关外各处营销。所谓南商即甘肃商人，他们是领茶引至新疆贸易的商人。清末茶引每票征银222两，加上厘金共343.6两，以致晋商营销偷漏税之私茶(49)。 瓦西里·帕尔申提到王宋乔、王宋周、王盛隆三家字号开设在同一个铺子里商铺。这提供线索是山西大家族参与了茶叶贸易。三家字号属祁县乔家的万和成、万顺昌、万盛隆。此外，还有广隆光、慎德玉等也都是乔家字号。过去对祁县乔氏的研究都注意他们在包头的发展，“复”字号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史若民发现的《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大德诚商号称：“予旧号三和，齐嘉庆末年来安采办黑茶。”(50)齐为山西土话，意思为“自”。清嘉庆十年张家口《重修市台关帝大宇碑记》有三和同字号。《山西票号史料》辑日升昌书信，道光三十年(1850)“又报会去河口四月初十日交三和同河宝足纹银三千两，刻未立会票，俟立再报”。咸丰十一年(1861)“又定会汉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交三和公足宝银六千两，在祁春标收镜宝银，得期外，每千两得费银二十五两”(51)。乾隆年间至库伦贸易的商号有三和正记、三和魁记，《清册》有三和恒、三和兴，或许是乔家字号(52)。 从《清册》找到字号共同的执事人，与乔家有关的字号卖茶的排行如下：大兴玉(1)、万顺昌(2)、广和兴(4)、广发成(9)、裕顺昌(13)、慎德玉(16)、三余公(24)、广隆光(25)、义合德(31)、聚义公(41)、三和兴(51)、聚成泰(55)、广发隆(63)、通顺永(64)、裕生和(75)、源盛东(80)、谦德生(90)、复盛裕(96)、聚隆昌(99)、三和恒(103)、兴盛昌(108)、亿中泰(120)、源发干(143)。 过去我以为大兴玉属于常家，但渠仁甫的回忆录却说这是乔家的字号(53)。从大兴玉卖青茶的数量来看似乎较接近乔家的字号。乔家卖的君眉茶和白毫茶或许是阿·科尔萨克说的“山西白毫茶”，即商人把自己收购来的茶叶在张家口，卖给有特权在恰克图和俄国商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他们用木箱装运茶叶，箱子里面铺上黄色的中国造的纸，而不像商号茶那样用锡纸。而青茶则是乔家在两湖设的茶庄收购之茶叶，它们以自己东家铺子的字号而闻名。说明乔家在祁县与汉口的汇兑。万顺昌以销售青茶著名，共银1130120两，占总额度1740345两的65％。其次，慎德玉只卖青茶自1858-1871年共1032900两。 协和公的号东侯氏，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位于芦草园地方，建有先翁庙、颜料会馆。咸丰四年(1854)皇帝上谕提到：“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54)张正明提到康熙时万瞻出外经商，专贩苏杭一带的绸缎。侯万瞻之孙侯兴域生于乾隆年间，卒于嘉庆年间。侯氏在恰克图贩卖杂货、绸布、茶叶和钱铺。1816至1871年恰克图贸易的字号中有顺义诚(10)、恒义承(19)、协和公(50)、巨泰永(62)、顺义公(65)、顺义永(87)、蔚长厚(127)、顺义成(139)、顺义和(145)、顺义魁(160)，这些字号与协和公有相同的执事人，应与侯氏有关。协和公与俄罗斯的贸易自1816年迄1829年共201500两。又，以顺义诚为主的字号1816年迄1871年卖出茶叶共1,182,639两。其中青茶占882420两，约为75％。 兴域字号蔚观，其子侯庆来将平遥的字号都改带有「蔚」字，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蔚长厚，据说是纪念侯兴域。1866年的恰克图贸易字号有蔚长厚。1871年以后，协和公记不再领部票贸易，转为放款借贷的票号。在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载协和公的股东放蒙款兼货庄，其股东侯庆哉，资本额20000两，借款给蒙古人二、三十万两(55)。又分有西协和公、南协和公两分号。蔚长厚也曾领部票贸易，但只有一年的资料，贩卖茶叶不多。 《晋游日记》载，祥发永设在张家口的账局，为汾阳商人王庭荣投资白银四万两创办，经营工商业存款和放款业务在京师的账局，并兼营候选官吏放款(56)。祥发永(3)为恰克图重要商号，其他相关字号有：祥发承(47)、祥永发(49)、祥发成(68)、祥发昌(118)，这五个字号售君眉茶602246两、白毫茶309840两、青茶1300200两，共2212286两，其中青茶占了58.8％左右。光绪年间仍领青茶部票贸易。清末祥发永记的分号祥发源记为张家口茶叶的商总(57)。 裕成源(21)的号东霍梅是万全县的大商人，该字号主要卖青茶。这家族的事迹在下文的陈学源案中会再提及。根据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载，裕盛和于库伦经营汇兑兼货庄，据民国三年调查，资料额20000两，每三年分红36000两，在莫斯科有代理店。裕源永号东也是霍梅，经营钱庄兼货庄，民国三年(1914)调查，资料额40000两，每三年分红50000余两(58)。 公合盛(124)只卖青茶，数量不多。但其号东张疑林，于库伦经营汇兑兼货庄，据民国三年调查，资料额40000两，每三年分红40000两，在莫斯科有分庄。另一处公合源号东亦为张疑林，经营钱庄兼货庄，数据额15000两，每三年分红20000余两。天和庆(91)也是卖青茶，量不多。其号东苏定国，于库伦经营茶庄兼洋货业，数据额20000两，于俄国乌近斯克有分庄(59)。 四、张家口的茶商 中国出口茶叶，北商垄断了中俄贸易，从归化的商人只能到新疆和中亚贸易。但是，同治十年归化城的字号顺成泰却卖白毫茶，引发了一场争议。这争议中张家口市圈的字号、恰克图的甲首等都提到他们七十几年的中俄贸易，未有别处的商人参与贸易。这案件提到“票行”、“保正行”，让我们对茶叶的贸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票行与保正行 张家口至今存留的《嘉庆十年重修市台关帝大宇碑记》记载当地商民有两种：保正行与票行(60)。乙丑年(嘉庆十年)保正行：万盛德、四合全、协泰盛、恒通升施银五十五两。庚申年(嘉庆五年)票行：天元德、合盛永、丰玉成、广隆泰施银□十七两。这碑刻背面列有布施的字号，合盛兴、美玉德布施银在二百两以上，广隆光、公合成、祥发成、长发成、合盛永、广发成、义合德、丰玉成、美玉公、四合全、兴玉中、永兴泉等布施银超过一百两。 票行是领部票到蒙古贸易的字号，而保正行则是替票行作保。票行领部票属于官商，其贩卖货物，“亦须令其报官，取具口内铺保，或本铺作保方准售卖，每月呈报一次以备考察”(61)。铺保具结每月呈报官府，票行与保行两者关系应该很密切，库伦办事大臣档案中有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保正郝廷琈、朱士枚具结书如下： 具结张家口市圈保正郝廷琈、朱士枚等切缘大人关文传讯，圈内万聚魁记任宏在枯棆(库伦)保民人李大柱一案。正等查万聚魁记买卖，于今岁首春已经分散不做，铺面已着他人居住。寻其去向根由，说往苏州另寻生意去了，并无人在口。正等亦不敢代他隐匿等情。所具甘结是寔(62)。 保正行除了管理市圈铺户之外，对前往库伦的商号亦需掌握其行踪、活动。 今堀诚二在内蒙古朝阳村做关帝庙碑刻调查，讨论道光二十四年(1844)义合德的执事人王如兰担任保正行、三十年(1850)担任朝阳村经理。修缮众铺户共同分担，经理主导经费运用负责咸丰年间经理或保正行改以字号为名，义合德在咸丰五年(1855)担任朝阳村经理，六年(1856)担任保正行总经理、八年(1858)至同治三年(1864)保正行、保正行经理。光绪三年(1877)担任保正行值年总经理(63)。近史所档案载，王儒(如)兰为朝阳村乡保，由此可知王如兰显然是地方领导。 义合德系茶商字号担任保正行，在咸丰五年《市台庙香火地碑记》也有茶商裕成源、裕顺昌两字号担任保正行。这碑刻载：“市台庙香火地碑记闻之有庙而未有香火地者，惟我市台施檀较他庙云盛，独惜于香火地一节犹缺。咸丰甲寅(四年)仲冬，禀命先师长，购置白龙洞山下旱田地八十亩，计六十亩一段。东至大圪陇，南至小道，西至李姓地，北至龙洞山庙。善地二十亩一段，南北畛东至刘姓，南至路，西至印地，北至沟契。其尚存庙中是举也何为刻石以著之乎厥我有三：一则彰施檀之善迹；一则明祖德之俭勤；一则永后人之遵守。凡庙之食息用动，俱仰给于众善。何一为己时有也。然非由勤俭能慎之者，何以积□余饶以遗后嗣？如吾高曾以来，诸凡节俭积金百两，存市圈保正行历有年。所以此购地不敷者，行中足之价值，数目载契中。保正行元顺义、裕成源、裕顺昌、兴隆光施制钱一百千文。地坐姚家庄堡北东三甲万年里属，每年缴宣化县官粮一石零八升，代征银四钱二分五厘，历年红串存庙中。咸丰五年。”保正行攒积数百两银购置市台庙香火地八十亩，可见他们担任保正兼茶商，财力雄厚。义合德的执事人王如兰出现在1842年的《清册》中，说明义合德既是票行也是保正行。 张家口的票行领部票属于官商，其贩卖货物，须报官缴税。张家口市圈的铺户说，该处商民等与恰克图俄罗斯交易以来，至今七十余年，从未有别处商民前往贸易(64)。商民向察哈尔都统衙门领部票时，政府对“查恰克图商民入行立栈及更换字号等事，向不呈报，均由该甲首等经理”。西商顺成泰商民李步堂呈验张家口天字五十七号部票一张，都统衙门粘单内，系北商义合德商人姓名，随带青茶三百箱，于十年二月十六日出口。恰克图管理买卖民人事务理藩院员外郎恒龄呈称，该商结称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到恰入行，至七年(1868)十二月先后共验过张家口部票六张，均系借用义合德之票，应交厘税均照北商一体交纳。该商在同治六、七年入行验票，在恰克图八甲甲首等入行底册及验票账簿呈验。与李步堂所呈日期相符。据商民等亦未能指明佥称由张家口保正行办理(65)。问题的症结可能如今堀诚二曾所说义合德的执事人长期担任保正行、保正行值年总经理等(66)。义合德字号在监守自盗情况下，在张家口领了部票，到恰克图却以顺成泰字号入行。因此，察哈尔都统衙门清查市圈朝阳村商民请领部票、呈递花名册内并无顺成泰字号。传谕市圈朝阳村票行等遵照查明有无顺成泰字号曾否领票？抑或代领运茶赴恰贸易？ 按照清政府规定西商由绥远城将军处请领四联执照，贩运茶叶。但同治十年(1871)库伦大臣张廷岳奏称，西商顺泰行利用义合德字号之照票交厘金。据称：“具该商结称前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到恰入行，至七年十二月先后共验过张家口部票六张，均系借用义合德之票。交厘税均照北商一体交纳。”(67)恰克图八甲首众商民等呈报，恰邑自立茶行以来向办福建武彝茶，及两湖等处白毫、大小砖茶。由张家口到恰与俄国贸易由来已久。同治七年(1868)西商因西路不通，假道于恰贩运珠兰、建旗、千两等茶赴缠头地方贸易，与恰商无碍。今西商陈请易办杂色茶觔，由恰假道赴俄国及缠头地方销售。惟思杂色二字诸茶皆统显藏含糊之意，倘装湖茶、建茶则与恰行所办之茶无异，而票规厘金与恰行多寡不同。且西商由归化城贩茶出关，与恰商由张家口出关省费极多，发往俄地必有贱售紊乱等情，寔于恰商有碍滞销。若西商希欲易办杂色茶觔，请照张家口茶行陈规，请领部票出口，到恰入行与恰商一律，庶可上俾国课，下使商民等亦无轻重之分，皆相安于生理矣(68)。 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奏称，北商在恰向设八行所贩白毫武彝各色茶觔统名青茶、红茶，到恰归于细茶行。白毫、武彝茶所作之觔米砖茶，及安化所作之大小砖茶为粗茶归于粗茶行。西商顺成泰商民已入恰行，由张家口领部票贩运白毫等茶来恰，与北商一体贸易，北商并无异辞(69)。所谓“北商无异辞”是有玄机的，据张家口票行宋必发等禀称：商等遵谕逐铺详查，义合德铺民郭继成报称，本铺向贩白毫等茶呈领部票赴恰贸易已有年，所惟西商顺成泰系本铺分号向在归化城开设行栈，贩运千两、珠兰与西洋缠头交易。乃因西路变乱，假道绕赴该处销售，无如近来生意萧条，又在张口下堡隆顺茶店内设栈欲贩白毫等茶，领票赴恰贸易。惟西口归化城尚有顺成泰字号，贩运千两、珠兰二色茶叶，由绥远城将军处领执照绕道前往西洋交易。若东口顺成泰贩运白毫等茶，由都统衙门领部票到恰，诚恐混淆不分，且稽察难周。是以本铺与分号本口设栈之顺成泰字号代领部票一张，票内填写商民系王本明，各分各路交易，两无窒碍。随于本年二月十六日赴司领票，由司粘连清字票尾填注随带白毫茶三百箱(70)。郭继成所称顺成泰是义合德铺子的分号，所以用义合德领照票，由顺成泰在恰克图入行卖茶，钻营法律漏洞。经这案件之后，恰克图对西商所贩卖的茶叶的检查更为严格、仔细，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二)茶商的转型 过去研究恰克图贸易学者都提到俄国在汉口等处设茶场之后，致使山西茶商的生意跌至谷底，从《清册》上的记载确实如此。不过，再由《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看到同光年间张家口税关监督呈报的茶票张数和厘金额数，仍有数百张的茶票，可见领票到蒙古贸易的人数仍不少。本节主要讨论茶商由中俄贸易茶商，转变成旅蒙茶商。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于1892年的观察：“(张家口)中国税务司只向汉人征税，蒙古人输入物货是根本不缴纳任何关税。这一规定造成许多舞弊和欺骗行为，因为汉人往往把自己买下的货物叫蒙古人冒充他的货物来运输。”(71)这说法与咸丰六年(1856)的档案颇为相似。据张家口税关监督宗室庆文奏，外藩蒙古、台吉、喇嘛人等不时进口，或称前往京城旃檀寺拈香或称赴京公务。其骑马仅有三、四匹或五、六匹，而随带骟马或二、三十匹，或五、六十匹，甚至一、二百匹不等。其赴旃檀寺拈香者名曰香资马。此二项马匹进口时均不到关报税。并有年例进京，蒙古人等驼载皮张货物亦不到关报税。伏查户部例载外藩蒙古王公台吉人等来京所带进贡物件、干粮、茶叶、骑驮马驼、口食羊只，及自京带回恩赏俸禄、缎布均照例查验放行，免其纳课，余物悉合按则输税。“其有隐漏税银，或带商民偷运物件，强行过关者，将该蒙古籍漏税商民一并治罪”。但蒙古人既不将货物呈报纳税；又不听候查验，似于定例不符。近年来每年竟携马竟至累千或以万计。而商贩马匹以及管驿官马例应纳税者日见稀少，其中显有代商民夹带情弊。实于税务大有关碍(72)。蒙古人以朝觐免税；或以拈香名义进口大量香资马，实则帮商人携带货物，以至于张家口税关无大幅成长。 咸丰十年(1860)，张家口开始征收厘金，规定细茶300箱为一票抽厘2钱，每票银60两。砖茶150箱为一票抽厘4钱，每票亦缴银60两。如同治四年(1865)细茶抽厘金18960两、砖茶7451.8两，该年细茶共94800箱、砖茶18629.5箱。同治五年(1866)细茶抽厘24780两、砖茶15849.2两。细茶共123900箱、砖茶39623箱(73)。由《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可以找到张家口在同光年间抽厘金的额数，可惜没有统计青茶和砖茶的数量。参见表2。

从张家口同光年间茶票的额数来看，茶商领茶票仍有六、七百张，说明茶商由对俄罗斯转向蒙古。光绪三十年(1904)，马匹的牲畜税另外奏报，茶叶厘金还有三万至五万两，可见茶商到蒙古的茶叶贸易依旧兴盛。 (三)茶商与地方陋规 清代地方衙门收取陋规为全国普遍现象，但各地以不同名目、类型和数额来征收。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衙门，八旗兵丁的钱粮亦从陋规中获得。其次，张家口知县因地方财用不足，向商人勒借银两，且“借之项并无利息，亦未立有借约”，若无人举发，如沉石大海。又，因地方经费之需，政府实施发商生息，外字号商人也必须负担生息银。 道光十七年(1837)，有人密奏直隶宣化府万全县知县陈学源贪酷，道光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直隶宣化府万全县知县陈学源，赋性贪酷、惟利是营。去年春间，向各铺户勒借银二千两，冬季又以添买兵米为名，勒派银五百两。并将民捐钱文，托言修理工程，复格外派借肥己。其门丁周四胆敢演戏庆寿，被人赴省控告等语。着赛尚阿即将所指各款，密加察访，据实具奏。”(74)赛尚阿于十一月初八日由京起程，率同随带司员吏部郎中觉罗荣庆、刑部郎中林绂于十二日驰赴县属张家口地方札。据宣化府将该县门丁周四即周执恭，并各卷宗解送前来，当即督同司员等查照原奏各情逐一研鞫。所参该县直隶宣化府万全县知县陈学源第一款：“于去年春间曾向各铺户无故勒借银二千两一款。”查原奏所称铺户并未指出字号姓名，若纷纷传讯未免拖累，当向该处乡约张肇明、李得元严加追究始。据供明本县门丁周四曾令伊等传谕向钱当各铺户借贷属实，随令其将各铺户字号开列清单，按名传案。据当行之张启德等供称，上年正月间门丁周四，曾邀伊等至马号请酒。告知陈知县欲行借贷情由。许俟将来归还伊供借给银300两。并据外字号商人程天佐供借银585两、碱行杨济等供借银300两、钱行石忠平等供借银800两。上堡铺民任述槐等供借银210两、杨大典等供借钱400千文。俱系先后由门丁周四经手转交。

又据同供伊等因陈知县系地方官长所借之项并无利息，亦未立有借约，陈知县因闻钦差前来将伊等传讯，于本月十三日将前项借款均已照数归还。因办公乏用曾向众铺户挪借现已质当设措全数给还，此外并无短欠。该县辄向部民借贷，虽已偿清，究属违例。 第二款“又参该县以添买兵米为名，勒派银五百余两藉端累民”。缘万全县每年派买张家口驻防兵米2900石，每石由藩库领价1.25两，向因例价不敷，资藉铺户众力协济。在张家口当行派买兵米460石、小皮行派买150石、上堡派买300石、洗马林四行派买270石，其余杂货行、当行、钱行等十六行派买10余石至100石不等，共派买730石，一共各铺户采买兵米1910石。每石止发官价银七钱。尚有应买兵米990石向由地方官将下剩银两自行购买。如有不敷仍由地方官垫办，官民彼此相安，历有年所。道光十六年冬季该县陈学源奉派采买兵米于各铺户向来采买，并自行购买，之外复令户书李彬、乡约张肇明、李得元谕令向不派买之外字号茶布各商人，并染行令其帮同采买，并未发给例价。经该商人程天佐等赴县呈允协济一年交纳折色银555两，抵买兵米20石，均交该县收纳买米。提讯向来采买兵米之各铺户常时中等二十七名，佥供伊等历年采买兵米共1910石，每石领银七钱。闻自乾隆年间起相沿已久，并非始自近年。至外字号商人程天佐、罗峻德，染行白克谟、刘士铭等则供称，伊等向不派买兵米，实因陈知县派令协同购买。是以凑齐银两钱文交官抵作买米170石之数，再三吁恳以后免其再派等。供臣以此项兵米藉资民力，既有旧规该县何以于向不派买之铺户令其帮买，显系藉端浮派，意图肥己，当向该县严诘，据该县陈学源供称，上年米价昂贵，伊恐各铺户采买不及，致误兵糈经。门丁周四告知外字号商人并染行可以谕令协同购买，旋经该商人等交出折价银550两、制钱80千文，当即按照市价购买米170石存仓。嗣因采买各铺户陆续交齐，并伊自行购买米石转运张理厅交纳已足2900石之数。所余170石之米仍贮仓廒，有收支印册可凭、有仓书可问。

根据清代粮价显示，1810年直隶京米的价格约为2.7至2.9两(75)。陈学源发给铺户每石0.7两，铺户每石米贴银2两以上。而道光十六年(1836)米贵，知县谕令外字号与染行商人捐约635两，买米170石，每石约3.7两，显然藉端浮派。 第三款“参该县下堡边路街等处，向来乞丐滋扰民人捐钱赈济，将所捐钱文交县发放该令将盈余钱2400余千，托言修整八蜡庙等三处工程，复向圈中各铺户格外派借，侵吞肥己一款”。张家口地方为商贾辐辏之区，向有贫民乞丐向铺民索讨钱文。该处下堡边路街，并上堡各铺户公议每月散放贫民钱文两次，系该铺户轮流放给。每次散钱十余千至三十余千不等。道光十六年七月间，因有无赖匪徒混冒贫民强索滋扰，该铺户等赴县呈递公呈。经该县查明，实系贫苦废疾之名，发给火烙腰牌一面，每月仍由各铺户出钱放给，并无将盈余钱文交县发放之事。至修整护城坝、八蜡庙、龙王庙各工程，因该县城外石坝现在坍塌，必须兴修方资保护，并河神庙，八蜡庙亦应一律修整。经该县与绅士霍如洵等劝捐并通禀各上司衙门在案，共计本城绅民捐制钱6400余千文、上下堡七路众铺户捐制钱4620千文，共捐制钱11000余串，俱系交承修之绅士霍如洵等公同存贮。当将霍如洵、刘奕瀚、逯大用、李溶、霍桢、李廷莲等传案。据供此项工程实系民捐民修，官吏并不经手，现在工程尚未完竣，其用数有账簿可凭。上七路之众捐户赵文元等十四人亦供称，伊等捐输工程与散放贫民系属两事，并不相涉。 此外，根据《万全县志》之《重修万全县学碑记》记载，霍如洵与逯大用、霍桢捐助重修县学经费，其中霍如洵捐2000两。《创建万全书院碑记》载，捐助者名单有罗本位、霍如洵、李溶、霍桢、李廷俊、马润莲等，其中罗本位捐2000两、马润莲捐720两(76)。由陈学源的案件看到上堡商民借给衙门超过千两、摊派买米555两，又捐修石坝、庙宇等捐制钱4620千文等。 第四款“参该县门丁周四本年秋间胆敢自行庆寿，勒派民人各出贺分捉拏官戏至家筵宴，经戏班人赴省控告等情一款”。讯据周四供认：他在张家口经管马号，与各铺户均相认识。起意藉做生日为名，向各铺户敛钱使用。六月间曾雇太平戏班在马号演戏请酒，共得过各铺户贺分银27两、制钱71千文属实。此案万全县知县陈学源听信门丁周四向各铺户借贷银钱，虽已清还，例准免罪，已属不知闲检。复因购买兵米，辄向不应派买之铺户，滥行浮派至银555两、制钱80千文之多，虽讯非侵蚀入已，实属擅自科敛。自应按律问拟陈学源除失察门丁演戏敛钱轻罪不议外，应请革职合依官吏因公擅自科敛坐赃论坐赃致罪折半科算300两、杖八十、徒二年律，拟杖八十徒二年，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77)。由这案件可知，乾隆年间即苛派铺户采买万全县兵米，且相安日久，形成陋规。过去我研究茶商到张家口缴税后，至库伦和恰克图，必须缴交陋规银。从嘉庆、咸丰朝的官员贪污案件，可见库伦办事大臣和恰克图章京的陋规收入远高于养廉银。譬如库伦办事大臣一年的养廉银720两，其陋规收入竟可达上万两银(78)。 此外，道光二十七年(1847)察哈尔都统奏称，张家口市圈商民每年咨行理藩院请领部票前往恰克图地方贸易，系属官商。现在共有四十余家，均属殷实可靠商户。请发给张家口市圈商民，按月每两一分生息，每年所得息银2400两，遇闰加息银200两。拟请作为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各项差役盘费，及修理总管印房、庙宇、监狱、刑官等之用(79)。清代各地发商生息的案例比比皆是，也成为政府对商人的苛派。 五、结论 清代政府称从张家口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为“北商”；从归化城携带茶叶售与新疆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贸易的商人为“西商”。从19世纪上半叶就有俄国学者开始研究中俄茶叶贸易，中国学者因缺乏贸易资料，主要征引俄文《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本文利用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的恰克图商贸档案，统计1816年至1871年从事中俄贸易字号约有161家，重要的字号约50家，大多来自山西著名的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他们都同时拥有数个字号。连咸丰皇帝都知道他们以贸易致富，家产成百上千万两。从《清册》看来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都同时拥有数个字号。这些字号长程的运输茶叶过程，遗留在各地的碑刻也值得注意。许檀教授近年出版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一书，其中《张家口碑记》涵盖数十家茶商字号(80)。清嘉庆十年(1805)《重修市台关帝大宇碑记》等也有茶商字号捐款名单。因此，茶商的数据不单藏在蒙古共和国档案局，从碑刻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 俄人阿·科尔萨克研究茶叶的名称有商号茶、山西白毫茶、普通白毫茶。在恰克图的档案记载，19世纪上半叶商人卖的多数是福建的君眉茶，以榆次常氏、祁县郭氏的商号茶质量最好。祁县乔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贩卖的茶大多是两湖的白毫茶和青茶，质量较普通。大家熟知的大盛魁茶庄巨盛川、三玉川；渠氏的长盛川、长裕川等，都是较晚出现的字号(81)。 再者，从恰克图茶商领青茶部票的数量自1872年为189张，至1898年剩100张，看起来中俄贸易一蹶不振。但从张家口同光年间茶商抽厘金的额数来看，领茶票仍有六、七百张，这说明茶商由对俄罗斯转向蒙古，茶叶贸易仍持续进行。张家口的关税未能像广州粤海关一样显现对外贸易的重要收入，但在张家口官员摊派兵粮、捐输、生息银两，对地方财政亦有贡献。

注释：

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2-034，同治十年七月。西商所贩茶为珠兰、建旗、千百两、封子茶，与北商贩卖的白毫茶、青茶不同。另有东商和南商，东商指甘新茶政，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略同盐法。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岁饬湖南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参见(清)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转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页616-617。

②(俄)瓦西里·帕尔申著，《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47-49。

③参见拙作，《十九世纪晋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陈熙远编，《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12月，页587-640。

④(俄)阿·科尔萨克着、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203-204。

⑤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页112-113。

⑥The Chinese Repository(Boston,Mass.:Elibron Classics,c2005),Vol.ⅩⅣ,pp.280-287pp.

⑦数据源同上。

⑧雨前茶，产杭之龙井者佳。莲心第一。旗鎗次之。土人于谷雨前采撮成茗。故名。参见(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转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页374。

⑨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2卷1期(1940)，页74-93。

⑩陈启华，《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中国实业》，2卷1期(1936)，页2471-2482。

(11)M.Sanjdorj; translated from the Mongolian and annotated by UrgungeOnon; pref.by Owen Lattimore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0),p.61.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编号03-2281-019，微卷83卷，页1661-1678。

(13)刘振瑛先生惠赠张家口碑刻资料：清嘉庆十年《重修市台关帝大宇碑记》、道光三年《重修山神庙起盖乐楼增建灶 君殿碑记》、清咸丰三年张家口堡《重修关帝庙碑记》。许檀着，《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页531-532。謹此向兩位先生致謝!

(14)(日)今堀誠二，《清代のギルドトナマ—チャントの—研究——內蒙古朝陽村の調查——》，收入成城大學經濟學會編，《內田直作名譽教授古稀紀念號》(東京：成城大學經濟學會，1976)，頁26。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编号03-4395-012，微卷304，页678-681，咸丰三年五月十四日。

(16)(清)刘埥，《片刻余闲集》，转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页367。

(17)(清)梁章巨，《归田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7，页145。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编号04-01-01-526-26，微卷67，页1084，嘉庆十六年闰三月。

(1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077862-001，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2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246830-001，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登录号083559-001，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21)贻石，《崇安各产茶区概况》，《茶讯》，第一卷19期(1939)，页3-4。

(2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122919-001，嘉庆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2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124059-001，嘉庆十七年十月十六日。文职疏防职名专管捕官系崇安县星村县丞，应严缉赃贼务获究报，登录号124059-001，嘉庆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编号03-2854-074，微卷201，页3473-3476，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馥泉的研究岩茶箱亦称二五装青茶箱。箱系枫榉或酸枣之薄板制成，高44公分、宽41公分、长48公分。外裱纸二层，底层为普通粗纸，外层用印有花纹及茶庄字号等之棉纸裱褙。纸色通常为淡黄色。每只箱重约4公斤。内箱胎为金属制成，计有三种：一为铅锡混合铸之铅锡桶，每桶重二公斤。一为锌板桶，即普通锌铁制成，每个约重四公斤。一为纯铅之薄铅桶，每个重一公斤半至两公斤。以第一种较为合算。每箱可装四方包茶叶120包，分六层装入，每层四行，每行五包。装后加盖，并用锡浆焊口。木盖用骑钉钉边，钉后加裱棉纸，上注茶种及毛重、茶庄名称、封箱日期等。沿边仍裱以花纹棉纸，然后涂料，候干后，于箱外加边竹篾包一层，以防茶箱破损。篾包后，外用锌板刻字、刷印岩名、庄号等字样，复于箱其他面标明件数。参见林馥泉，《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台北，大同书局，1956)，页205-206。

(25)(俄)叶·科瓦列夫斯基(Egor Petrovich )，E.P.Kovalevsky's Travels in China，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页217-219。1俄里等于1.06公里

(26)“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86651，咸丰十年十月初五日。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编号03-4395-012，微卷304，页678-681，咸丰三年五月十四日。

(28)《两年来崇安之茶业》，《闽茶》，第一卷4、5期(1946)，页51-57。根据林馥泉教授说法在武夷山茶市集中下梅，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经营茶叶有山西茶商称为西客，每家资本约三、四百万。光绪茶市由下梅而移赤石。参见氏着，《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农业》，第三卷，7、8、9期，页127。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编号03-4395-060，微卷304，页846-850，咸丰三年五月。

(30)万秀锋、刘宝建、王慧、付超著，《清代贡茶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页27-29。

(31)(清)刘埥，《片刻余闲集》，收入陈祖规、朱自振编，《中国 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页367。

(32)参见拙作，《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页33-47。

(33)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页656-657。

(34)(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页206-207。

(35)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Shanghai:Published for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y Kelly & Walsh,1936).pp.67-78.

(36)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Shanghai:Published for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Relations by Kelly & Waish,1936).pp68-69.

(37)(俄)叶·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页216。

(38)(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页207。

(39)孙文郁，等，《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十一号：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页1-43；陈启华，《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中国实业》，2卷1期(1936)，页2471-2482。

(40)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页133-134。

(41)陈启华，《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中国实业》，2卷1期(1936)，页2471-2482。

(42)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2卷1期(1940)，页74-93。

(43)《安化县署茶业调查报告》，长沙《大公报》，763号，1917年10月11日。

(44)(日)松浦章，《1917年安化茶叶报告》，参见网络网址：http://www.kansai-u.ac.jp/Tozaiken/pdf/kiyo44/04matsuura.pdf，查阅日期2012年11月8日。

(45)参见拙作，《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年6期，页20-34。

(46)“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11742，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4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1-032，同治七年元月。

(48)“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66064，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49)“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朱批奏折》，编号408009481，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50)史若民、牛白琳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页481。

(51)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页32-33。

(52)史若民、牛白琳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页483-488。

(53)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渠仁甫备忘録》(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页32。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编号4264-003，微卷293，页0198-0201，咸丰四年七月初二日。

(55)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讯簿》，11期(1915)，页18。

(56)(清)李燧等，《晋游日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页79。

(5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文件号01-20-005-05-004，光绪四年八月。

(58)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讯簿》，11期(1915)，页17-18。

(59)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讯簿》，11期(1915)，页17-18。

(60)该碑圆形碑额，加底榫通高209公分，碑面高193公分，宽73.4公分，厚19.5公分。碑额刻有“万古流芳”四字。该碑记载，家口上下两堡……宣德四年、成化十六年至万历四十四年，立市台以为华□□□之所，其上建庙台□□为镇阴之威灵，又为一方之保障，其形势之高早山川之险峻，边城之十固，商贾之纷纷。市台建庙供神，其初祗祀汉前将军关帝，后虽修塑玉皇、三官配□公所屡经添饰。今年深日久，殿宇坍塌，神座凋零，兼房基损坏。此□市圈商民王守礼等愀然心笃，肃然起者矣。因禀十公捐助，协力同修。曰嘉庆辛酉(六)年三月起至乙丑(十年)告竣功成之。

(61)“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咸丰朝》，档案编号406012774，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62)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19-015，页0102。

(63)(日)今堀誠二，《清代のギルドトナマ—チャントの一研究——內蒙古朝陽村の調查——》，頁26。

(6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2-031，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6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2-044，同治十年九月十三日。西商现运洽珠兰茶中有名建德、建旗者，千两即系安化。内又有名百两、封子者，到恰抽查虽则茶冒类同，而名色包裹箱捆不一。

(66)(日)今堀誠二，《清代のギルドトナマ—チャントの—研究——內蒙古朝陽村の調查——》，頁26。

(6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2-044，同治十年九月十三日。

(6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1-034，同治十年八月初九日。

(6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1-034，同治十年八月初九日。

(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号01-20-026-02-041，同治十年八月十五日。

(71)(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卷一，页705。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微卷，1987)，编号 0382-063，咸丰六年二月十一日。

(7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文件号01-20-026-01-012，同治七年元月初三日。

(74)(清)文庆等纂，《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303，页711-1，道光十七年十月。

(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清代粮价数据库，网址：http://140.109.152.48:8080/foodprice/(查阅日期2015年11月3日)。

(76)(清)左承业，道光《万全县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卷7，页23-24；卷8，页1-4。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编号04-01-01-786-004，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其他人的处分：周四即周执恭身充门丁辄敢怂令伊铺户借贷，并滥行浮派兵米，复自行演戏敛钱计赃在九十两以上实属不法。周四应比照长随求索吓诈得赃舞弊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例，发近边充军照例刺字到配折责安置，所得之赃照追入官。户书李彬于本官浮派兵米并不禀阻，应与传谕向铺户借贷之乡约张肇明、李得元均革役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仓书张继勋讯无不合应毋庸议，无干省释。

(78)参见拙作，《清代库伦的规费、杂赋与商人》，《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4期(2015)，页1-45。

(7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179311-001，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此次由北商呈领生息银是从嘉庆道光年来，其他商人已领十六万两生息银。据直隶总督奏称，以口北道属各州县当商承领生息本银共有十六万余两，每年交纳息银，已属勉强。所有此项银两，拟应免其发交生息等情。

(80)许檀著，《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卷30期3(2007)，页227-232；同作者，《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页531-532。

(81)因民国九年、十年俄国革命，在恰克图或库伦的字号遭受损失，寻求外交途径向俄人讨回欠债，至今留下中国商民被害损失的档案，包括这些茶商字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397-02-001，民国十二年。大裕川在恰克图损失二万余元。长裕川在恰克图损失14,307.3元、长盛川在恰克图损失6,653.4元、库伦损失5,746.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