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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顺乌力吉:论“鞑靼”名称的演变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05-01

 

摘要:不同历史时期,鞑靼名称所指代的范围和内涵有所不同,鞑靼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的涵义,狭义的鞑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广义的鞑靼是北方民族的泛指称谓,其广义狭义的名称变化与

其势力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宋以来的汉文书籍中鞑靼名称演变为北方民族的统称,甚至成为专指带有贬义色彩的蒙古民族的称谓。

关键词:鞑靼;名称;涵义;演变

 

在我国北疆不同历史时期出没不同的部族。如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突厥、鞑靼、回鹘、契丹、阻卜、女真、蒙古、满族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北方游牧各部族之间长期处于战争与融合,分裂与统一的交替状态。随着各部族势力的强与弱的发展变化,统治与被统治部族的地位也不断交织更替。当新兴强盛的部族建立新的政权,取代以往统治部落的地位时,这一新兴部族的名称也就逐渐演变为被统辖各部族的泛指名称。如:当匈奴人统一北方建立匈奴大帝国时,在匈奴统辖内的北方各部族都被统称为匈奴人。当匈奴大帝国走向衰败,新兴的鲜卑人和乌桓人替代了匈奴的统治地位,被鲜卑人和乌桓统治的北方各部族被称为鲜卑人,中原人也称鲜卑人为东胡人。柔然部族强盛并统一北方各部族建立柔然帝国之后,北方游牧各部族又一次改称为柔然人。突厥帝国、回鹘帝国、鞑靼国、契丹辽国、女真人的金朝都传承了这一族称的变化规律。在同一个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些部族名称,都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名称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落或部族名称;广义的角度来讲,这些名称不仅是一个部族名称,同时又是政权名称,并具有泛指北方游牧部族的特点,其势力发展的大小直接决定其泛指范围的大小。中原人也有以政权名称指代归属关系的习惯。如:秦人、汉人、唐人等。

刘迎胜先生对北方强大部落名称演变为北方各游牧部族共名的特点有这样的论述:“北亚草原历史上,曾经多次演出过强大游牧部落兼并周边诸部,并使自己的名称变为所有属部的共名,例如匈奴从虚连居提氏家族的名称变成称雄大漠南北强大游牧帝国的名字;突厥从一个阿史那族所出部落的专有名变成许多操突厥语民族的共名;鞑靼原为居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塔塔儿部的专门名称,后来变成11 世纪以后许多草原部落的泛称;蒙古从成吉思汗所出部落的专名变成大漠南北操同样语言诸部的共名等。”〔1

一、“鞑靼”名称的出处及演变

见于唐朝中叶,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后来的《毗伽可汗碑》中都记录了鞑靼名称,这是鞑靼名称的最早的记载。在汉文史料中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中《赐回鹘 没斯特勒() 等诏书》及《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白》中记为达怛,这是汉文史书中关于鞑靼的最早的记载。在不同的史书中鞑靼名称的写法有所不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3) 作“塔坦”。《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里记为达靼。《太平寰宇记》(127)《四夷总序·北狄》谓《尔雅》言八“狄”有“达靼札”。《辽史·部族表》作“达旦”《; 蒙鞑备录》作“鞑靼”。《史集》作Tatar; 秘史》《、元史》作“塔塔儿”《; 明史》中有《鞑靼传》。《蒙古源流》中蒙古本部察罕儿万户内有ˇCagan tatar (白达旦) 鄂托克;《清实录》也提到察哈尔的“察罕塔塔儿”。清朝末期国内外人士称曾格林沁的蒙古骑兵称为鞑靼兵。

鞑靼名称有达怛、塔坦、达靼、鞑靼、达旦、塔塔儿等不同的汉字写法,这是同一名称的不同汉字标记。在汉文史书中起初用中性词“达怛”“塔坦”来标记,后来,特别是宋明时期逐渐改用带有“革”字的“鞑靼”来标记。随着北方民族各部族之间势力和地位的交替,鞑靼名称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其指代范围和意义也有了狭义—广义—狭义的变化过程。这是统治北方民族的名称变化的一个特点。广义的鞑靼是国家名称,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狭义的鞑靼是指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族。

方壮猷在《鞑靼起源考》一文中对鞑靼一词指代的意义分为四种:“鞑靼一名之见于中国记载者,普通虽多指蒙古民族而言,然西方人记载之所谓( Tatar) ( Tartar) (即鞑靼之对译) ,则多有以指中国北方诸族之通称,亦有以指亚洲北方诸族之总称者。且元初蒙古民族之一部有名塔塔儿者,当亦鞑靼一语之异译。是则鞑靼一名之内容,实含有下列四义:一是最广义—亚洲北方诸民族之统称;二是较广义—中国北方诸民族之总称;三是较狭义—蒙古民族之别称;四是最狭义—蒙古民族之一部塔塔儿之专称。”〔2

方壮猷对鞑靼名称的涵义归纳的四种用法中,第一第二种广义的用法是西方人的用法;第三种较狭义的用法是中原汉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蒙古人的用法。实际上鞑靼名称的涵义可概括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鞑靼泛指北方各游牧部族,狭义的鞑靼是北方游牧民族中一个部落名称。

北方游牧民族各部落势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其统治地位的变化。随着鞑靼部族势力的强盛与衰弱,鞑靼名称指代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唐朝以来北方最强盛的部族鞑靼一度统治北方草原,其名称也成为各部族的泛称。辽契丹人统治势力的发展壮大,使鞑靼势力逐渐衰弱,鞑靼名称也逐渐失去泛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地位。辽朝“阻卜”的强盛与蒙古人的崛起,使鞑靼完全失去了统治北方草原的地位,鞑靼逐渐演变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辽金两朝的建立使两宋人与北方游牧部族相隔近三百年,两宋人不知道鞑靼名称的演变。两宋人仍按照唐朝惯例称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为鞑靼,甚至鞑靼成为蒙古的别称。总体来讲,达怛名称的内涵及其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1. 达怛是北方民族的部族名称

北方游牧民族有众多的部落,各自有不同的专有名称,唐时的达怛是北方游牧部族中的部落或部族名称。这一时期的史籍中达怛被记为部族。

《阙特勤碑》外国来参与送葬的有:“募离族、中国人、土蕃人、Apar 人、Apourum 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达怛人、契丹人、Tatabi 人。”〔3

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秋热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彼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4〕“又踏布合祖云,发日纥扌乞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5〕。《旧唐书》广明元年:“李琢、赫连铎又击败于蔚州,降文达,李克用部下皆溃,独与国昌及诸兄弟北入达靼部。”⋯⋯又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赉诏入达靼,召李克用军屯蔚州。”〔6〕《旧五代史》:“武皇为云中牙将, 又尝与达靼部人角胜,达靼指双雕于空。广明元年六月,李涿引大军攻蔚州,献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于达靼部。居数月,吐浑赫连铎密遣人赂达靼以离间献祖,既而渐生猜阻。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发五百骑赍招召武皇于达靼,武皇即率鞑靼诸部万人趋雁门。中和二年八月,献祖自达靼部率其族归代州。”〔7〕“太原奏,达靼部族于灵邱安置。”〔7〕“旋以达靼诸部入寇,从璋率麾下出讨,一鼓而破,有诏褒之。”〔7〕上引唐朝史料中的达怛都以部落或部族名称出现,很显然唐朝初期的达靼是个部族名称,这是狭义的达怛名称。

2. 广义的达靼名称是泛称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具有以最强盛的部族名称作为各部族的通用名称的习惯,鞑靼强盛时期北方草原各部族都称为鞑靼。鞑靼名称从狭义演变为广义,成为泛指北方草原各部族的名称。拉施特在《史集》中写道:由于〔他们(指鞑靼) 〕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儿〔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以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8

《史集》中这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鞑靼”与“蒙古”名称,从专指一个部族名称演变为泛指北方游牧各部族通用名称的过程,并交待了这种名称变化的原因。

在汉文史籍中,唐末宋初的达怛(鞑靼) 也从部族名称演变为国家名称。在辽宋书籍中达怛(达塔) 多以国名出现,充分反映了其势力范围的发展壮大。

《契丹国志》云:“正北至蒙古里国, ⋯⋯不与契丹争战,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又次北西至于厥国。⋯⋯甲寅岁,酋率众入契丹为盗,圣宗⋯⋯大破其国。⋯⋯又次北西至龟古里国。又次北近西达打国,各无君长, 常与契丹争战,前后契丹屡为国人所败,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兵马都统,率番部兵马十余万防讨,亦制御不下。自契丹建国已来,惟此三国为害。”〔9

史愿《亡辽录》云:“辽于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招讨府,⋯⋯镇摄鞑靼、蒙骨、迪烈诸国。”〔10

《辽史》记达旦:“辽太祖神册三年, 二月, 达旦国来聘。”〔11〕“辽统和二十三年, 六月已亥, 达旦国九部遗使来聘。”〔11〕“开泰二年,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11

以上资料记达怛(达靼) 为国而不记部族,这时的鞑靼名称已从部族名称演变为国名,从狭义演变为广义。不同历史时期鞑靼的泛指范围大小有所不同,这与鞑靼的势力发展有直接关联。

3. 汉文史籍中鞑靼与蒙古通称

辽金的建立使两宋人与北方游牧部族相隔绝,中原史官没有了解到北方游牧部族的名称变化,两宋时期的史官仍然按照惯例,用鞑靼一词来指代北方游牧民族,甚至把鞑靼名称用作蒙古名称的通称。这一用法甚至沿用到明清时期。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禾祭,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只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12〕。“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今忒没真乃黑靼也”〔12〕。上述资料反映了鞑靼名称的广义用法,是北方民族的泛称,鞑靼分为生熟两种。生者又可分为白黑不同,蒙古是其中的一部分,是黑鞑靼。其实这一时期随着蒙古汗国的成立,北方游牧民族都称为蒙古,而在北方鞑靼名称已经演变为狭义的部族名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又云:“又有蒙国者,在女真东北,唐谓之蒙兀部,金人谓之蒙兀,亦谓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自绍兴初始叛,都元帅宗弼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分兵据守要害,反厚赂之。其酋亦僭称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时, 与鞑靼并为边患, 其来久矣。. . . . . .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乃以蒙鞑称之。然二国东西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也。盖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12〕。这段文字反映了蒙古名称的广义变化过程及汉人对鞑靼和蒙古名称的通用现象。又反映了汉人浑用鞑靼与蒙古名称的现象。

黄震《古今纪要逸编》云:“鞑靼与女真同种,皆靺鞨之后。其在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阴山之北者曰鞑靼。鞑靼之近汉尚能火食者曰熟鞑靼,其远于汉惟事射猎以为食逐水草以为居,视草青为一岁者曰生鞑靼。生鞑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鞑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鞑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称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国者,在女真东北。金亮时与鞑靼并为边患,至我嘉定四年,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鞑靼于是始大,而忒没真为鞑靼始兴之主”〔13〕。此处的忒没真应该是指铁木真。这段文字也反映了鞑靼名称的广义用法,其范围包括女真和蒙古。“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反映了汉人把鞑靼与蒙古视为通称的现象。

《蒙鞑备录》云:“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14〕。《黑鞑事略》云:“黑鞑之国,号大蒙古”〔15〕。《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视蒙古为鞑靼的一部分,反映了鞑靼名称泛指北方各部族的特点。辽宋时期汉人史官将北方民族称为鞑靼,并称蒙古为黑鞑靼,主要由于辽金两朝的建立使中原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隔绝了300 年时间,汉人史官不知道北方游牧民族名称的变化。所以宋朝汉人史官按照惯例称北方游牧民族为鞑靼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4. 塔塔儿是蒙古民族的一个部落

塔塔儿“该部曾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包括蒙古部(汉籍称为“黑鞑靼”) 在内的不少其他部落也都曾经称塔塔儿。”〔16〕蒙古汗国建立后北方各部族统称为蒙古,塔塔儿名称从泛称演变为蒙古统辖的一个部落名称,从广义名称演变为狭义的名称。

12 世纪初,蒙古部势力逐渐强大,与塔塔儿部展开争夺,双方互有胜负。据《蒙古秘史》《史集》等记载,蒙古与塔塔儿部世为仇敌。

《史集》关于蒙古与塔塔儿成为仇敌的事情有这样的记载:合不勒汗的妻子弘吉剌惕部人合剌- 里忽的兄弟赛因-的斤患了病。为了治疗〔赛因- 的斤〕,请塔塔儿人〔派来〕一个名叫察儿乞勒- 讷都亦的珊蛮。他来施行了一次巫术,赛因- 的斤却死了。珊蛮被痛打了一顿,才被打发回了家。后来,赛因- 的斤的兄弟们又去杀死了这个珊蛮察儿勒。

因此,塔塔儿人同蒙古人成了仇敌,而合不勒汗的儿子们,由于〔他们〕同赛因- 的斤的义兄弟- 姻亲之谊,必须和应当来帮助他的部落。由此,他们同塔塔儿人之间发生了仇视、敌对和战争,他们一再打仗。〔8

《蒙古秘史》53 节中记述了蒙古俺巴孩合罕被塔塔儿人抓获送往金人而杀害之事:捕鱼儿湖、阔涟湖,二间,居于兀儿失温河之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等塔塔儿百姓,以俺巴孩合罕嫁女,亲送其女以往时,塔塔儿之主因百姓,擒俺巴孩合罕,送往契丹之阿勒坛罕焉。俺巴孩合罕、遣别速惕人巴剌合赤为使传语曰:言于合不勒合罕七子中之忽图剌,言于十子中之合答安太石,:为全体之合罕,国主,而亲送出嫁女,其以我为戒。我为塔塔儿百姓所擒矣。至秃尽汝五指之甲,至磨尽汝十指(之甲) ,试报我此仇也。云。〔17

《蒙古秘史》58 节反映了蒙古征战塔塔儿的事情:忽图剌既为合罕,与合答安太石二人,往征塔塔儿百姓,与塔塔儿之阔湍巴剌合、札里不花二人,战至十三合,未能报俺巴孩合罕之仇仇焉。〔17

《蒙古秘史》记载了公元1196 年金朝女真完颜相与克烈部王汗、蒙古乞颜部铁木真在浯勒札河之战灭掉塔塔儿部之事:契丹百姓之阿勒坛罕以塔塔儿之蔑古真薛兀勒图等不奉鞭命,令完颜丞相治军。遣使来告曰:完颜丞相溯浯漓札水,驱蔑古真薛兀勒图等塔塔儿及其马群,啮食而来,其勿相疑,云。成吉思合罕既悉所告,:塔塔儿百姓乃昔日毁我父祖之仇人也。今乘此机,俺其并此毁我父祖之塔塔儿乎! 脱斡邻勒父罕其速来。⋯⋯成吉思合罕,脱斡邻勒罕二人,就其寨中擒彼守寨之蔑古真薛兀勒图等,即地斩蔑古真薛兀勒图讫,成吉思合罕取其银摇车,东珠饰衾焉。〔17

12 世纪,蒙古人崛起,原本在辽朝已经衰败的北方强大的部族塔塔儿最终被成吉思汗所灭,塔塔儿部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部分。

二、“鞑靼”名称的贬义色彩

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在《社会学》中有“文化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文化中心主义也称种族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常易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作中心和标准,以次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18〕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这也是人类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中原人从商朝开始就已形成了“中土”“中国”等以中原为核心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中原人对周边异族形成了严格的排序制度。“四夷”这一称谓就是在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观念下产生的,用来指代周边异族的称谓。“夷夏之辨”思想便是这种以我为中心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思想早在商朝就已形成,“中土”、“中国”等名称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具体到史学上这一思想发展为“正统论”和“夷夏之辨”思想。

孔子从华夏礼义文明角度强调华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在《论语·八佾》里就已提到:“夷狄之有,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进一步强调“夷夏”主从关系:“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9〕《春秋公羊传》继承了孟子重“华”轻“夷”的观念,提出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辨”思想。

“四夷”这一称谓也是在华夏“中心论”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按各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记述《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方位的核心(中心) 是中原(中土) ,是“中原中心论”在史学上的表现。

“夷夏之辨”思想是以“中原中心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正统论”史学观是“夷夏之辨”思想在史学上的运用,它强调皇朝建立者的合理正当的地位和身份,坚决反对和否认异族统治。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中原人在“夷夏之辨”思想和“正统论”史观的影响下,表现出对异族的排外情绪,在标记周边异族名称时往往用一些带有“犭”、“虫”、“革”部首的字词来表记。如:犭严狁、匈奴、鲜卑、蠕蠕、猱然、鞑靼等,特别是记北方部族名称时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达达(达旦) (达怛) (达靼) (鞑靼) 名称的演变及其贬义用法就是“夷夏之辨”思想的具体表现。

德国史学家俾丘林认为:“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汉人音译成汉语,使用了两个汉字:- 凶恶,- 奴仆。但匈奴这一蒙古词是一个专名,并没有汉字的那种意思。”〔20〕反映了匈奴一词的贬义用法。

《魏书·蠕蠕传》(卷一百三) 记载: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其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指后魏) 。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21

上引文中“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反映了蠕蠕一词的贬义用意。

中原汉人和北方民族在鞑靼名称的理解与用法上有了明显的差异。达怛名称开始用无感情色彩的汉字“达怛”来标记,到唐朝晚期写作“达靼”,两宋时期写作“鞑靼”,这一名称最后演变为带有“革”字傍的“鞑靼”。鞑靼名称,同匈奴、蠕蠕等名称一样赋有贬义色彩。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鞑靼”名称的贬义问题。岑仲勉先生在《达怛问题》一文中对蒙古何以称鞑靼问题这样说:此一问题,自来论者疑信参半,忖测纷纭,今得上说,则悬案可以判;而达怛之名,何以一般人不乐接受,清室尤讳忌之,其疑团亦可涣然解矣。盖唯“达怛”之义为“蕃人”,后来或更同乎“蛮族”,清初满人必仍有深明其意者,故帝室绝不愿以恶名自居。〔22〕岑仲勉这一段话,说明了鞑靼一词具有的贬义用意以及清满族人不乐接受这一贬义名称的原因。元朝蒙古人也知道了鞑靼名称所特有的贬义色彩。

周少川在《元代史学思想研究》中有这样的论述:三史“各与正统”的思想改变了南北朝时期南书谓北为“索劣”,北书谓南为“岛夷”的弊病,史书叙述中去除了“夷狄”、“南蛮”等蔑称。〔19〕这一段话反映了元蒙古人注意到了中原编修史书中,存在对异族的蔑称的问题,也必然注意到鞑靼名称特有的贬义色彩。

法国人伯希和有这样的论述:我虽然不完全将他屏除,可是也不采用达怛读如达旦之说。这个很复杂,因为辽史写作达旦。可是要知道辽史是蒙古时代所修, 我想是修辽史的人以为这个“革”字偏旁表面不大恭敬,所以将他删了。〔22

蒙古人统治中原近一个世纪,明朝人不会不知道蒙古名称的形成,但《明史》中却有《鞑靼传》,其反映的就是蒙古的事情。明人不用蒙古名称而偏用“鞑靼”名称来指代蒙古,反映了明人刻意用“鞑靼”名称来贬称蒙古的事实。

鞑靼名称具有贬义色彩,在宋明汉文书籍中鞑靼又是蒙古的代名词,元人编修《辽史》《金史》时或将“鞑靼”更改为“达旦”“达怛”,或偶改为“阻卜”,主要与鞑靼名称的贬义色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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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岑仲勉. 达怛问题〔J. 中山大学学报,1957 , (3) :114 - 142. 114.

 

 

作者简介:那顺乌力吉(1970 - ) ,,蒙古族,内蒙古扎鲁特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蒙古史。

 

(原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3月第3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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