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穆/蒙古游牧记/自注

进入近代，西方列强侵扰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边疆危机，如何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历史编纂方法的优势，扩展历史研究领域，解决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引起史学家的思考。唐景升说，清朝道光、咸丰以降，“士大夫目击世患，既愤外人之侵侮，又痛清政府之无能，于是相率而为域外地理之研究，讲求中俄边界交涉沿革，冀有以挽时艰。魏默深(源)之著《海国图志》、《圣武记》，徐星伯(松)之著《新疆识略》，张石洲(穆)之著《蒙古游牧记》，何愿船(秋涛)之著《朔方备乘》，其动机悉于此”①。所列著作既有对域外地理的系统介绍，又有对边疆史地知识的全面调查和阐发，对于了解域情，更好地经营边疆，具有重要价值。白寿彝认为，这些研究工作，“都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的脉搏”②。张穆《蒙古游牧记》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其贡献不仅在于其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爱国思想，还在于其娴熟地运用传统史书自注的方式，使正文与注文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张穆(1808年-1849年)，初名瀛暹，字石舟，亦字石州，号殷斋，山西平定人，近代爱国思想家、历史地理学家，通五经六艺，精训沽、天算、舆地之学，特别留意于边疆史地和民族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列强觊觎中国边疆，张穆充满了忧虑，曾抱着爱国热情，上书言事，奔走呼号，希望能引起人们的警觉。本着张扬国威，抵御沙俄侵略的目的，潜心致力于北方边疆史地的研究，“洎乎嘉、道以后，中国多故，外患日深，远识之士，引以为虑，于是第三期又移其考治前代之的，转而治边疆史，如徐宋、张穆、何秋涛、丁谦、曹廷杰、洪钧、屠寄皆其著者”③。道光二十五年(1836年)，张穆受祁隽藻之邀，校核祁韵士的遗著《藩部要略》，遂引发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想法，并得到祁隽藻的热情支持。为了“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开始撰写，屡次修改书稿，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堪称十年磨一剑。其中前十四卷已经定稿，而后四卷还未来得及雕琢完善就辞世了。何秋涛以十年之功补辑后四卷，于咸丰九年(1859年)刊刻传播。

《蒙古游牧记》依传统地志的体例写成，以方域为骨架，以丰富的史实为血肉，全面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朝道光年间的重大变革和重要历史事件。书中以各盟旗为单位，分别叙述其地理特征、范围、形貌和位置，再以各部落所在地来考察其社会沿革及历代北方各民族间的交往关系，有内蒙古二十四部六卷，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四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三卷。史料丰富，考证精密，对新疆、内外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蒙古各部落的历史、山川城堡等都予以详细的记载，既陈古义，又论时事，将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两个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研究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满蒙关系史，以及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历史地理，以及分析近代史学研究旨趣的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蒙古游牧记》又可补正史之缺，是研究蒙古史的权威性著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首肯，被翻译成俄、英等多种文字。

《蒙古游牧记》自注的内容

自注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对作者的帮助非常大，以自注来补充原文，可以减轻正文的叙述压力，使材料得到合理的安排，观点得到全面的论述，“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由来”④，产生出事半功倍的表述效果，因此章学诚认为运用自注可使“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⑤。同时，史书自注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历史文献、丰富历史知识、改善学术风气的作用。

《蒙古游牧记》各部类均有总叙，又作详赡的自注。张穆以翔实的资料，精确的考订，补充、匡正了辽、金、元三史之缺，“面对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采用了自撰自注的办法。其正文用笔精炼，主要记载内外蒙古各部地理建置沿革；注文则征引大量史料，叙述其山川水道、地形险夷、古今史迹文物、风土人情等。这样，既突出了某一专题，又兼顾到了其他方面，记述广博而条理分明，这是对地志编纂方法的创新和发展。”⑥由于前十二卷文稿已经完成，所以自注直接随文双行细字出现，而十三至十六卷的正文和自注尚未完稿，需要补苴。在自注文字之前，何秋涛标记为“原注”，何氏自己所作的注释则标记为“补注”，以示区分。如卷十五记载“东至精河屯田”之后，有张穆原注和何秋涛补注，“[原注]：接精河城界。《西域水道记》安阜城，管户四十二，屯兵六十人，户屯、兵屯各种四千二百六十亩。又有园户，种田千二百四十三亩。[补注]：乾隆二十七年，初置精河屯田四千五十亩，递年或增或减，四十年，额屯三千三百六十亩，其管屯田都司千总、把总，由陕西省调拨。土宜小麦、青稞、粟穀”⑦。原注(张穆自注)主要介绍了精河屯田的人口和田地数额，何秋涛补注则对乾隆年间屯田制度的变化情况、管理机构设置和隶属、农作物的品种作补充说明。

张穆《蒙古游牧记》的自注，具有独特的内容和风格。

(1)考察民族源流

在长期的游移生活中，北方各民族不断发生变化，或分化或融合，或此去或彼来，其分布和去从情况相当复杂，只有搞清动向，才能更好地溯源寻踪。《蒙古游牧记》对蒙古各部落所在内外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各部落起源等考订，在分析历代和清代大量官私著作中的种种记载和考证时，往往是广发搜集，择善而从。在阐述各个民族、部族、部落的源流时，作者引用《诗经》《史记》《汉书》《通典》《蒙古源流》《明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龚之钥《后出塞录》等数十种具有权威性的史料，对正文中所及人物、民族、史事、地理形势、古迹等，逐项加以考释、疏证，辨其同异，别其真伪。在记述“匈奴”时，自注：“杜佑曰：《山海经》已有匈奴。《周书》又曰：正北匈奴，以聚驼为献，当时犹微也。”⑧柔然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迅速勃兴，有很快衰落，并且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在提及“蠕蠕”时，自注：“本名柔然，魏太武改名。其境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主社仑始号可汗，犹言皇帝。”⑨这条自注将柔然族的名称、活动范围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有助于人们对柔然兴盛时的控制范围和内部情况的了解。在论及准噶尔的渊源时，自注：“《朔漠方略》曰：雍正七年正月，上论准噶尔一部落，原系元之臣仆，其始祖曰额森。额森之子托珲，渐至大员，因扰乱元之宗室，离间蒙古，恐获重罪。遂背负元朝之恩，逃匿于西北边远之处。元末又扇诱匪类，结成党与。遂自称准噶尔。穆谨按：此于乾隆间钦定《蒙古王公表传》及龚之钥、方观承诸人所纪不同。盖其时准夷未平，传闻异辞，不能尽合也”⑩。

(2)考辨历史时间

林国赞说：“盖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11)。时间的准确，是揭示历史发展线索的首要条件。由于依据材料的局限，史书中经常出现时间概念不准确的现象，给人们的历史认识造成误区。在“蒙古太宗七年，建都和林”条下自注：“沈君垚曰：《元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华城。夏五月，克寻思千城，驻跸也石的石河。秋，克斡脱罗儿城，驾未中回，安得有建都城之事。”(12)接着又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欲待驾回朝谒”。根据这段记载，“则自前年征西域后，驾实未尝中回也。且太祖所居之见于纪者，六年春，帝居怯绿连河；十一年春，居庐朐河行宫。十九年，由西域班师。二十年春正月，还行宫，秋七月，崩于萨里川哈老图之行宫”。又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的相关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以说明“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说之不可信，“和林建都实始于太宗，非由太祖也”(13)。自注材料翔实，论证充分，很有说服力。类似上述的自注，在这段八百余字的记述中，作者一共撰作了21条，将近一万字，不但使所述事实更加明析，而且使读者对诸书的记载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一方面参考了方略一类的文献资料，另外对于“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这条自注很突出地反映出作者从多种渠道发掘资料。

(3)疏证地理

有位法国学者说过，地理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历史的母亲。这句话的涵义是：社会的发展既依赖生态环境，又影响生态环境。首先，历史是从地理给它提供的各种“可能”中逐步做出选择的。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一般也是人类几个世纪的活动和原有地理条件作用的结果。(14)研究历史变迁和民族分布，必须对特定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张穆本人“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及地理之学”(15)，其有关地理方面的疏证一般都很详尽，对于建制沿革、生态环境、城堡关隘、山川形胜、物产开发情况等均能条分缕析。

追述地名沿革。卷二记载，土默特部处于古代孤竹国的区域，“汉置柳城县，属辽西郡。晋咸康中，慕容皝建都于此，改为龙城县”，正文的叙述很简约，只是讲出了主要线索，在自注则展开叙述：“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为福地，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都焉。永和六年，慕容俊请迁于蓟，八年，建留台于龙都，即龙城也。隆安初，慕容宝复都于此，义熙五年，冯跋自立为天王，仍都龙城。慕容熙墓在城西。《十六国春秋·后燕》录：慕容熙墓、苻后墓锢三泉，周输数里，内则图画尚书之像，号曰徽平陵。及将葬熙，为冯跋等所杀，高云僭立，与苻后共葬于徽平陵。《元一统志》：徽平陵在兴中州西三十里，慕容熙与苻后墓葬处，即八角墓”(16)。从这段自注材料中，不仅记述了龙城地名的变迁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

记载山麓形胜。关于漠北和漠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阐述得尤为具体。有关“汗山”条，和“阿尔台山”(即阿尔泰山)的注疏，每条释文均长达2800余字，征引史料近10种，凡涉及地理环境、山脉走向、隘险、形胜、历史掌故、通路、植被、屯田等方面的内容，在自注中都分别进行探索(17)。在叙及“龙头山”时，张穆指出：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浅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久”(18)。在对“贺兰山”的自注中说：“贺兰山，在灵州保静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如驭马，北人呼驻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通逃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县西，又北经怀远县西，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真边城之拒防。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19)。在“南至凉州、甘州二府边外界”条下，征引《水经注》《寰宇记》《地形志》《一统志》《通志》《元和郡县志》《都司志》等文献。来说明其附近形胜古迹。

描绘河流走势。在“牧地跨色楞格河”条下，详细介绍了色楞格河的流向和支流，“色楞格河，自赛音诺颜部东北流入界。有厄赫河。自西北大山东南流，合翁佳河诸水来会，水势始盛。稍东，有布呼图河，自南合三水来注之。又东北，受北来一水。又东北，有一河自西南沙昆沙拉之北，东北流，合东南一水，北来注之。又东受西南一小水，又东经布龙山北麓，山脉西南自巴颜济鲁克山、赛堪山，绵亘而东北，为厄鲁墨得衣山。又东为西拉克山，为布昆沙拉山。又东北为此山，蜿蜒至两河合处，为色楞格鄂尔坤界。色楞格河自山北麓，又东北数百里，而鄂尔坤河自南合土喇河诸河之水，东北流来会，水势愈盛。”(20)这条自注将色楞格河的流经地，以及沿途注入的支流，做了仔细的交代，强调了水势始盛和水势愈盛的过程和关节点，表述方式颇有郦道元《水经注》的流风余韵，祁隽藻称赞其书当与《水经注》并驾齐驱(21)，是有根据的。

(4)纠正文字错讹

蒙语人名、地名在转译过程中出现许多歧异写法，时间一久，传写更乱。张穆对正文中涉及的文字做了说明，“洪熙间，蒙古臣阿鲁台为瓦剌所破”，自注“瓦剌即卫拉，或以乌拉特为瓦剌之讹者，非也。阿鲁台乃人名，非部名。或以厄鲁特为阿鲁台之转者，亦非也”(22)。姓氏在转译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的讹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逐渐失真，张穆引经据典对其进行追索，指出正确的读音和字形。“其酋奎蒙克塔斯哈喇，姓博尔济吉特”，自注：“《蒙古源流提要》曰：‘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得姓所自，必史臣传讹，询之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因以此书进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蒙古博明《西斋偶得》云：‘《元史》称帝姓奇渥温，《秘史》，戴孛敦察尔自为孛尔只止歹氏，此亦如中国姓氏之别，盖蒙古之类凡十数，皆出自奇渥温姓，帝自为孛尔只止歹氏以别之。孛尔只止歹其先世之名也，蒙古不讳名，其来久矣。今蒙古元裔皆博孛尔济只吉上特歹氏，而姓确特。确特北音作平声，即奇渥亦平声，二字合温，其余音当曰译言之讹耳。’穆案：孛敦察尔，《秘史》作孛端察儿；孛尔只止歹，《秘史》作孛儿只斤。《西斋》语有误。钱大昕《元史考异》：‘太祖姓奇渥温氏，按《元秘史》作孛儿只吉歹氏。明杨子器《宫词》注亦云世祖姓孛儿只斤。只斤即只吉歹，译音有轻重耳，今译为博尔济吉额。’穆案：《考异》所据《秘史》本，即余刻入杨氏连筠丛书之本，而引用亦误何也？龚之钥《后出塞录》：‘喀喇沁尔蒙古，皆以王为姓，其先乃山东胶州人，至今尚通往来，谱系亦略可考。’穆案：此无征之言，不足据也”(23)。姓氏译音的声调及字形歧异较大，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张穆广征博引，对产生讹误的根源和主要表现进行溯源式考察，而对一些无稽之谈如《后出塞录》中的说法虽然列出，却明确表示不足为据，予以摈弃。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24)。张穆的做法与裴松之相似。

(5)补充事实

《蒙古游牧记》以记地位主线，其中涉及的人事则相对简略。历史是人的活动，人事过简，不利于对全书的把握。张穆在自注中将这部分内容列入，以增益正文，帮助读者对正文的理解。卷九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多尔济达什之子成衮札布“以严守汛地功，奖赐公品级”，却没有记载获此殊荣的原因。在自注中则将其缘由交代得十分清楚：“和托辉特逆贼青衮咱卜叛，造伪符彻汛兵，成衮札布与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台吉逊笃布，察其诈，督兵严守各汛，誓死拒。奖明大义，有此赐”(25)。卷七记载，雍正元年，丹津多尔济“晋郡王”，自注：“谕曰：自西北两路出师以来，贝勒丹津多尔济，扬历戎行，奋勉效力，圣祖仁皇帝深爱其才，著加恩晋封多罗郡王，以示奖励”。到了雍正十一年，“以罪降郡王”，正文没有说明所犯何罪，而是在自注中予以补充交代：“初，额驸策凌，遇贼克尔森齐老，丹津多尔济奉檄往援，行未十里，驻兵不前。及额尔德尼昭之役，贼由杭爱山阴败遁，丹津多尔济不追，迁延杭爱山阳。已从冒功妄奏，以大败贼告，赐智勇号及黄带，又特封长子贝子多尔济色布腾为世子。至是，追论顺承郡王防御不力罪，事连丹津多尔济，并行撤黜”(26)。前一条自注，张穆征引圣谕来说明丹津多尔济获得封赏的原因(在战场上奋勉效力)和封号(多罗郡王)，后一条自注，则阐明了他被降职的原因(不积极出兵阻敌，冒功妄奏，骗取荣誉)。如果没有这两条自注，对丹津多尔济的奖惩原因就无从得知。

《蒙古游牧记》自注的价值

刘知几认为，“叙事之功者，以简要为主”(27)，言简意赅代表了古代史学家的一种追求。由于史书体例的限制，史学家不能把所有的材料都置于正文中。但过分强调简约，又会出现言简而文意不全面的弊端。这就需要以自注来解决两难，张穆就是以自注解决了两难。清代学者祁隽藻在为《蒙古游牧记》所作的序言中说，“欲知古事，不外斯编矣”(28)。据研究者统计，《蒙古游牧记》参考的资料前后约有150余部(29)，这些材料大多出现在自注中。祁隽藻盛赞“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赡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又据也。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郦道元)之笺《水经》，赞皇(李吉甫)之志郡县，并驾齐驱，乐史、祝穆以下无论已”(30)。以自注与正文配合，使正文文气畅通，注文丰赡充实，全书结构详而有体。祁隽藻特别强调其自注内容的确凿翔实(征引则赡而不秽)和方法的得当(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又据)。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作注，是优良学风的体现。对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每征引时注明出处是十分应当的，一示尊重，二则可避免掠人之美的嫌疑。对所引材料做出合理的评断，可以显示史家功底之深厚，见识之卓荦。金毓黻对张穆的这种编纂方法给予较高的评价，“以蒙古各盟之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之沿革，悉能殚见洽闻，究明本末，与祁韵士《要略》(指《藩部要略》)用编年体者，可以相埒”(31)。瞿林东先生认为，“作为地理书来看，作者借鉴了《洛阳伽蓝记》的写法；作为记事之书来看，作者借鉴了《通典》自注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全书的注文要多出正文的分量，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识和考证的精良”(32)。张岂之等在分析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时说：“这一时期的史学向正统史学回归和正统史学精神的复兴，对于全面认识古代史学的精神风貌有一定作用。它也使史家的学术研究有纯粹考据更广泛地引向史学著述，为后来超越古代史学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阶梯”(33)。《蒙古游牧记》是近代历史地理著作中成功运用自注的典范，说明这种传统的史书体例在近代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①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期。

②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刚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③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3页。

⑤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4页。

⑥陈亚洲：《张穆及其〈蒙古游牧记〉刍议》，《塔里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4页。

⑦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五《西路旧土尔扈特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⑧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三《杜尔伯特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⑩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11)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二十四史订补》第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页。

(1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28页。

(1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28页。

(14)[法]莫里斯·迪尔韦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5)《清史稿》卷四八五《张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00页。

(1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二《土默特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17)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35-137页

(18)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阿拉善额鲁特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238页。

(19)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阿拉善额鲁特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238页。

(20)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21)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隽藻序》，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24)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71页。

(25)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九《车臣汗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

(2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部》，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41页。

(27)刘知几：《史通》，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60页。

(28)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隽藻序》，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9)蔡家艺：《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页。

(30)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隽藻序》，南天书局1981年版，第1页。

(3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

(3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52页。

(33)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