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游牧记》是清代学者张穆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述，也是清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填补了蒙古地志的空白。这部在近代很有影响的著作，其确切撰述年代却经久未定。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之考订，可以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蒙古游牧记》之撰述年代的确定对研究张穆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蒙古游牧记》；张穆；著述年代

西北史地学是晚清显学之一。嘉、道以降，王朝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对西北史地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时之著述大多由单纯考据转向经世致用，张穆及其《蒙古游牧记》亦未能置身于时代变化之外。张穆(1805—1849)，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之一，山西平定人，本名瀛暹，字石州、硕州、石舟，别署季翘等，晚号靖阳亭长;道光辛卯(1831)优贡，充汉白旗教习;道光十九年(1839)应顺天乡试，误犯场规遭斥，从此绝意仕进，专心著述;主要著作有《蒙古游牧记》、《(殷)斋文集》、《顾亭林年谱》、《阎若璩年谱》等。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著述。关于这部著作，祁寯藻在为其所撰《序》中曾言：“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1]张穆撰述《蒙古游牧记》的重要原因也确实在于“稽史籍，明边防”，补“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2]之缺憾。因此，《蒙古游牧记》可以说是张穆人生最后十年欲报效国家、嘉惠后学的经世之作。它的问世，填补了蒙古地志的空白，迄今仍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参考文献。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对于其确切著作年代，学界一直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

众所周知，《蒙古游牧记》共16卷，直至张穆去世，尚未定稿;最后4卷，仅成初稿，由何秋涛补辑而成，咸丰九年(1859)祁寯藻筹资刊行。《蒙古游牧记》的确切著述年代始于何时，一般介绍《蒙古游牧记》者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张穆之族侄张继文所撰《石州年谱》，将《蒙古游牧记》的始著之年定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3]主要根据在于张穆所撰之《蒙古游牧记自序》作于此年。但是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因为《自序》实际上并非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笔者在对涉及张穆本人及当时其他学者之著作、文集、年谱、日记等史料进行慎重考订后，基本上确定《蒙古游牧记》始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而不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更不可能是道光十九年(1839)。[4]具体考释如下。

一

《蒙古游牧记》始撰之年不会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这可从《蒙古游牧记》的撰述起因得以确定。张穆著述《蒙古游牧记》缘于为祁寯藻校补其父祁韵士之《藩部要略》。张穆在给好友许瀚的信中曾言：“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5]又在《蒙古游牧记自序》中言：“昔吾乡祁鹤皋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书，穆曾豫雠校之役，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兹篇或可相辅而行。”[6]祁寯藻亦言：“余校先大夫《藩部要略》，延石州复加校核。石州因言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表里。昔司马子长作纪传，而班孟坚轫修地理志，补龙门之阕而相得益彰。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发明之。余亟怂恿，俾就其事杀青未竟，而石州疾卒。”[7]与《蒙古游牧记》和《藩部要略》关系极大的两个当事人都明确指出，张穆是因为复校《藩部要略》才产生出著述《蒙古游牧记》的想法。张穆复校《藩部要略》事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当年完成校补，证据来源于祁寯藻和李兆洛的叙述。

祁寯藻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的《皇朝藩部要略·跋》曾说明其于当年请张穆复校《藩部要略》：“寯藻奉命视学江苏，驻节江阴，武进李申耆前辈见而好之(指《藩部要略》———引者注)。因属宝山毛生甫先生为参考编辑，江阴宋勉之补表，成书二十三卷，题曰《藩部要略》。……又越七年，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伪脱。”[8]据祁寯藻之《祁文端公自订年谱》，祁寯藻于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到任江苏学政，十八年(1838)、十九年(1839)均在江苏学政任内，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奉旨驰赴福州查办事件。[9]又据李兆洛所作《皇朝藩部要略·序》落款时间为道光十九年(1839)冬，[10]可知李氏推荐自己的学生毛生甫、宋勉之编辑《藩部要略》当完成于此年，据此而推，从道光十九年(1839)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好是“又越七年”。而《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四十一岁条下，亦载张穆“覆审祁鹤皋太史《藩部要略》十八卷，覆校《藩部世系表》四卷”。[11]据此，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

二

张穆遗留后世的文字资料，除了《蒙古游牧记自序》外，还有四封书信提到《蒙古游牧记》，这是目前能够得到的关于《蒙古游牧记》撰述年代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四封书信的内容及写作年代的考证，可以确定《蒙古游牧记》始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不会迟于此年。

张穆的这四封书信，除一封写给徐继畬[12]外，其余三封均是写给许瀚。将此四封书信之具体内容和写作时间相结合，逐一对其与《蒙古游牧记》之关系进行探讨，非但可以就此最终确定《蒙古游牧记》之始撰年代，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张穆撰述《蒙古游牧记》时之自信心态与写作进度。

写给徐继畬的书信收入《(殷)斋文集》卷3，题名为《复徐松龛中丞书》。此信开头言：“松龛先生阁下，腊杪得手书，深戢注存，感谢感谢。示读大著《瀛环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近数十年来，惟徐星翁《西域水记》有此赡博，拙著《蒙古游牧记》非其伦也。”[13]《瀛环志略》初稿曾名《瀛环考略》，始撰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据《清史稿》徐继畬传，此年徐氏迁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徐继畬被授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兼署总督。张穆信中说他收到《瀛环志略》已刻三卷，说明《瀛环志略》此时已开始刻印，已不是初稿。该信抬头称徐继畬为中丞，表明此信不会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为此年徐继畬始抚福建。此信也不可能晚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因有二：其一，徐继畬在《瀛环志略·附识》中言：“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消遣，未尝一日辍也。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之删定其舛误，分为十卷。同人索观者，怂恿付梓，乃名之曰《瀛环志略》。而记其缘起如此。道光戊申(引者：道光二十八年)秋八月，五台徐继畬识。”[14]由此可知，《瀛环志略》刊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寄给张穆的前三卷应在全书刻成之前。其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张穆祁寯藻等书札》一册，稿本，不分卷。

其中有一封为徐继畬写给祁宿藻[15]之信，信中也提到已刻《瀛环志略》前三卷：“弟□(此信为草书，难以辨认，———引者注)年因……留心海外地理，著有《瀛环志略》一书，五阅寒暑，稿草数十易，刻成此三卷……顷以样本寄……竣工约须岁杪，明年夏初贡差晋京当寄。”[16]落款为戊申正月初四日。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信中所提《瀛环志略》已刻前三卷与张穆所提相同。而张穆在给徐继畬信中提到“腊杪得手书”，可知张穆收到徐氏之书信应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末。因此，张穆写给徐氏之回信，不会晚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应以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可能性最大。

从信中张穆提到《蒙古游牧记》时的口气判断，似乎此时《蒙古游牧记》已接近成书，而不是刚刚开始写作，且徐继畬在此之前也已知道《蒙古游牧记》的存在。因此，此信与《蒙古游牧记》的初撰时间关系不大，可以排除在外。

许瀚[17]是张穆的至交之一。道光二十年(1840)俞正燮、沈垚相继去世后，两人往来愈密。许瀚于道光十九年(1839)冬离京返日照，此后直到张穆去世，除参加会试外，绝少停留京师。

因此，在此后十年中，张穆与许瀚之间主要通过书信互通音问。张穆写给许瀚的书信有一部分保存在《(殷)斋书札诗稿》中，其中有三封透露了《蒙古游牧记》的撰写情况，对考证《蒙古游牧记》的始撰年代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18]然而，这三封书信虽然提及《蒙古游牧记》的写作进度，但信尾所留日期仅有日月，而未著何年，不过根据信中所涉及其他人物之行踪及一些事件发生之时间，还是可以考证出其写作之确切年代，然后结合书信所谈《蒙古游牧记》之撰写信息，不难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具体撰写年月。

书信1。此信落款时间为“六月廿七日”。张穆写这封信时许瀚不在山东，而是在江苏清江浦，此据张穆信中所言可以得知：“月初穆舅弟回南，草具数行，嘱于过浦时面交。”[19]《许瀚年谱》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条载：“在浦上。应南河总督潘锡恩之邀，增订《史籍考》，负主要编纂之责。”[20]又据《许瀚日记》，许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始赴清江。[21]潘锡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告病回籍，《史籍考》之编纂停办。张穆在信中几次提到“浦上”，又云：“现在《史籍考》如何办法……吾兄如何动手，诸友如何相助……深望详示也。”[22]由此可初步推知此信大概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十七年(1847)之间。

张穆在信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颂翁的行踪，这给我们确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信中言：“今乘颂翁之便，寄去《藩部要略》一部……伯山在浦，颂翁过县邀与之相见。”[23]按颂翁指陈庆镛，伯山为刘毓崧的字，时刘氏正在清江浦编辑《史籍考》，故张穆希望陈庆镛南下经过清江浦时，许瀚能邀刘氏与之相见。陈庆镛离京南下事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据《清史稿·陈庆镛传》，其“二十五年，迁给事中，巡视东城。以事诖吏议，左迁光禄寺署正。二十六年，乞归”。陈庆镛之《籀经堂类稿》收集了一首题为《丙午六月廿九日出都口占》的古体诗，此外，还有其南下路经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诗作多首，这些诗作说明陈氏确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底离京南还。张穆正是乘陈庆镛路经清江浦之便，托其捎信给许瀚。因此，书信1的具体写作时间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二十七日。

书信2。[24]张穆为校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事，特去信同许瀚商量聘请人事问题，落款为五月十五日亥刻。此信写作年代可由张穆信中顺笔所提当时两事之发生时间确定。其一曰： “三月中，移寓门楼胡同，与子贞居相距止百步，时时相见，是一快事。”其二曰：“京师时气至今未平，子毅之杏官及次女五日中相继而亡。”[25]张穆移寓门楼胡同之时间从其所撰《使黔草序》可以得知。《使黔草》为何绍基道光二十四年(1844)典试贵州所撰，子贞是何绍基的字，子毅为子贞之弟。张穆在《使黔草序》末尾处言：“时道光二十八年四月立夏节后一日，甫由上斜街移寓门楼胡同，与子贞西砖老屋相距仅百步，可时相见，为穆潦倒中一快意事。因并识之。”[26]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北京曾发生瘟疫，子毅之子女感染时疫而亡。张穆人生之最不幸事亦因此疫而起，其在《祭三兄文》中言：“惟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壬寅朔日，季弟穆仅以清酌庶羞，遥祭三兄叔正府君之灵……今年二月，京师疲气流行，穆九日之间，妻亡，子女亦相继亡。”[27]张穆族侄张继文在《石州年谱》道光二十八年(1848)条下对此事亦有记录：“二月二十六日，继伯母赵孺人卒，年四十有二，先兄兰殇。”[28]正是因为张穆九日之内妻儿俱亡，所以移居门楼胡同。

据此可知，信中所提这两件事都应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如此，则书信2之写作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十五日亦明白无疑。

书信3。[29]此信年月最难判断，其末尾仅有“十六日弟穆”落款。张穆在书信3中主要谈及三事，一是《蒙古游牧记》;二是因张穆与王筠[30]之间发生抵牾，张穆就王氏对其不公正之事向许瀚诉苦，要求后者作书规劝前者;三是关于其所撰《顾亭林年谱》之改订本，托“刘老”捎给许瀚。虽然在书信3中，张穆落款时间年、月并无，但根据信中所涉及事件与其他资料相印证，仍可推断出此信写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论证如下：

首先，张穆在信末顺笔提到陈庆镛升擢给事中一事：“颂南升给事中，巡东城，稍稍有起色矣。”[31]查《清史稿·陈庆镛传》，其“升给事中，巡东城”事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十五年，迁给事中，巡视东城。以事诖吏议，左迁光禄寺署正。”张穆写这封信时，陈庆镛正在给事中任上，尚未降为光禄寺署正。

其次，张穆在此之前，曾撰《顾亭林先生年谱》，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刻，之后又进行了修订。张穆在此信中就提到了《亭林年谱》之改订本，并托人将此改订本捎给许瀚，他在信中说：“《亭林年谱》弟又有改订之本……刘老归，便书此数行……又带去改正顾谱一本。”[32]另外，张穆此时对王筠颇有微词，在信中特请许瀚作书调解：“菉友作官之后，气衰而骄，颇于进德有乖……弟因菉友以叔液匜拓本相寄，喜其中‘也’字足徵许君之误，意必与器形相当，作书询之，并问器主人，而菉友斥弟为名士……斥器主人为俗不可耐……多年至交，一旦见其德衰如此，不能不念且自愧也，尚望吾兄作书规之。”[33]

对于张穆此信许瀚在日记中曾经提起。《许瀚日记》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十六日记载，许瀚这一天收到张穆一封信及改订《顾亭林先生年谱》一本，根据日记内容，可以断定这封信即为书信3。许瀚在日记中说：“刘翁自京回，捎来石州信及校改《顾谱》一本，书中极言菉翁近日□之气，极不可解，嘱寄书规之，意良厚矣，然而难言之也矣，如何，如何。”[34]日记中所言“刘翁”即书信3中的“刘老”，“菉友”是王筠的号。《许瀚日记》中的这一段记载和书信3的内容正复相合，由此可知，许瀚在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所收之信正是书信3，也就是说，书信3的写作时间应与日记所记同年。

至此，书信1、2、3之撰写年代已考证确切，分别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五年(1845)。然而它们与《蒙古游牧记》的撰写年代关系如何?这三封信均提及《蒙古游牧记》的撰写情况。书信1言：“弟《游牧记》草稿当缺二卷未具，拟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检点也。”[35]书信2言：“《游牧记》已完三卷，今年未必能卒业，与星翁《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敝帚自珍亦可嗤也。”[36]书信3言：“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现尚未卒业，今年必了。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卒业后更商量耳。”[37]对张穆信中所谈《蒙古游牧记》内容及书信撰写之年代相对照进行分析，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蒙古游牧记》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已开始撰写，且由于复校《藩部要略》而起。其二，撰写之始速度较快，所以祁寯藻才有将《蒙古游牧记》附同《藩部要略》一起刊刻的打算。

小　结

《蒙古游牧记》的著述是因张穆复校《藩部要略》而起。根据前文考证，张穆复校《藩部要略》事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也就是说，《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不会早于此年;通过对张穆涉及《蒙古游牧记》的仅存四封书信的具体考证可知，张穆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就已着手撰写《蒙古游牧记》。因此，综合这两方面的考订结果可以得出确切结论，《蒙古游牧记》始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直至张穆去世，最后四卷仍仅具草稿，未曾定稿。

《蒙古游牧记》寄寓着张穆的济世忧国之思，不但是清代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研究崛起的一部代表著作，也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的重要著述，对后人研究西北舆地和治理边疆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祁寯藻所言：“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38]因此，确定其确切著述年代，无论是从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的角度，抑或是从研究张穆的学术思想的角度来说，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