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与变革——兼评 《重塑天下: 中国边疆与 20 世纪的革命、战争、外交》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2—87页

作者简介：章毅君 ( 1965-) ，女，天津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赛 ( 1987-) ，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近现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转型始于 19 世纪中叶，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的政策、观念和治理模式的演变，使近代以来中国疆界的 “地缘形体”和国家主权逐步明确，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构成。这个转型过程，并不仅仅是直观上疆域的盈缩或边疆事务的处理，也不仅仅牵涉国家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宏观举措，而是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央政府对民事和国土资源的管理与运作方式的变化。

关键词：领土; 领土属性转型; 现代国家

经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以欧洲为首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 “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过程，而后转变过程又波及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亚洲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历史浪潮之外。转型的结果，“不但在近代意义上确定了中国作为国家的 地 缘 形 体，而 且 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构成”。［1］( P． 1 －23)本文在介绍梅尔及国内外对 “领土属性”这一概念的研究的同时，重点评述刘晓原先生和他的著作 《重塑天下》一书中关于中国领土属性转型的相关理论。

一、梅尔与领土属性的概念

对 “领土属性”( Territoriality) 问题的研究最初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 Charles S． Maier) 提出来的。梅尔在他的论文《历史上的 20 世纪: 现代纪元的另类叙事》(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一文中认为，如果将 20 世纪放在世界现代史中进行划分，不能从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战争等因素简单地将 1914 年到 1989 年划分为一段，或者是 1900 年到 2000 年划分为一段，而是应该从最基本和最具包容性的因素———领土属性这一角度来划分。［2］梅尔认为， “领土属性仅指由控制边界内政治空间而形成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直到最近，这些特质至少为民族的和常常是族群的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虽然我们总是认为这种特性是与生俱来的，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属性。它的构成方式和政治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都有开端和终结。可它没有按照时间遵循世纪的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2］

虽然领土属性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并未遵循世纪更迭的轨迹，但其发展变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根据领土属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角色，梅尔将 1860 年到 1970 年划分为一个 20 世纪时间段。在他看来，虽然这与传统的 “结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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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晓原: 《重塑天下: 中国边疆与 20 世纪的革命、战争、外交》(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War，Diplomacy，and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连续国际出版发行集团 ( continuum) ，2010 年。正文中简称 《重塑天下》。

不符，但这更加符合 “道德叙事”的准则。因为在 1860 年之前，浩瀚无边的领土只是脆弱性的来源 ( 领土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的资源，用来敬献给新的王朝或者更强大的政权) ，而不是控制力的来源。在 19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到 20 世纪的前二三十年，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领土属性慢慢改变了原来的角色，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因为此时的领土已经是 “资源、生计、或者能源的源泉”，是实现 “实力和统治的一种手段”。直到 20 世纪末这种属性才慢慢解体，此时近( 现) 代领土属性的显著特征便是国家、社会实体与在法律意义上明确界定的领土的结合。梅尔认为，“领土属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危机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一。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及其国家结构、功能演变的思考和探讨，成为边疆史、民族史、冷战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二、刘晓原的 《重塑天下》

在梅尔明确提出近代领土属性及其转型之前，国内在此方面已经有相对模糊的论述。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领土最大的变化，就是外国列强对疆域的瓜分与割占， “自 19 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割占中国领土，是本时期最重要的大事”。［3］相应的就是 “中国领土属性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封建国家完整的领土、领海主权被列强破坏的过程”。［4］虽然这种观点认识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领土在版图上的改变，但是它仅仅看到了 20 世纪中国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一种消极后果。钱凤莲、李伯军的 《论领土属性之转型与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一文则是在梅尔的理论基础上，从东方国家的角度定义了 “领土属性之转型”。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后发的东方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有关领土疆界的确定及在此基础上国家结构、功能和观念的重新转换过程……”［5］其实该文旨在分析东西方国家转型的不同境遇。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东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就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东方国家领土边界就是“在摈弃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 ‘治外法权’( Extraterritoriality) 以及谋求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最终得以逐步划定和确立起来的”。其实 “治外法权”在中国的产生和消除的过程，也是中国领土属性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负面的现象。上述的两种观点恰恰忽略了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延续至今的积极影响。

在相关的著述当中，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紫江讲座教授刘晓原先生的 《重塑天下》一书，明确提出了中国领土属性近 ( 现) 代转型的命题，主张把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边疆问题放到一个跨越 19、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国际背景中来理解，很好地诠释了梅尔的领土属性转型理论，无疑给人以启迪。

《重塑天下》一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经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从大战到冷战。作者在对比中外领土属性的概念之后，认为梅尔所定义的领土属性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以主权①为例，界定了中国领土转型的时间，认为在中国，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内的主权观和源于欧美的近代主权论在经历了两次碰撞后 ( 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 16 － 18 世纪，第二次是鸦片战争) ，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被迫由此开始，因为 “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的领土属性转型，已开始以 ‘民族国家’的风貌重新构建中国”。［6］( P． 7)作者引用了 20 世纪与中国疆域领土、主权、国家整合相关的革命、战争、外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以此来阐述和论证中国疆域及其有关制度向现代形态的近代转型与变革，宏观系统地展示了中国领土属性的近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和艰难历程，勾画出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轨迹。在结束语中，作者再次回到了 “边疆”这个主题。作者强调我国是一个边疆政权的同时提醒我们，应该寻找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边疆”。［6］( P． 237)

三、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与变革

根据刘晓原先生的论述，中国领土属性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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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主权的定义和行使是领土属性的中心问题之一

代转型与变革经历了两条不同的主线。第一条线索是近现代中国领土属性艰难转型的过程。作者认为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领土属性包括领土范围的界定和管理方式，进入从“帝国”国家向 “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的政策、观念和治理模式，明确了近代以来中国疆界的 “地缘形体”和国家主权，并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构成。

近代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国家领土疆域的认识是模糊的，基于 “天下一家”的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变得广袤无垠。《春秋》古训 “内诸夏而外夷狄”，可谓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经世之道。“直到清朝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开疆拓土，设理藩院，比前明更加注重经营周边和治理边地”。［6］( P． 10 －15)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此时“内诸夏”的 “华夏”内涵空前扩大，几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称。不分内外、夷夏一家的民族观在此阶段已上升至支配地位。到了 “乾隆盛世，清廷将荷兰、法兰西、美国等与朝鲜、日本、琉球同列为 ‘东夷’”。［6］( P． 10 －15)这说明传统的 “夷”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仅指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笼统地指中国周边的附属国和一些西方大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这种 “‘统御寰宇’、 ‘天下一家’的观念和政策在对付欧美的‘不速之客’时全盘失灵”。［6］( P． 10 －15)西方列强对古老的中国虎视眈眈，使包括夷夏各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受到了威胁，中华各族为一家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空前强化。因此 “不仅西洋诸国变成了与清朝平起平坐的外国，越南、缅甸、朝鲜、琉球也因沦于他国之手，开始从天朝的外藩变为对中国而言的外国，天朝无邻的旧景已经一去不复返”。［6］( P． 10 －15)之前 “夷”的概念进而成为清末对西方入侵者的代称。传统夷夏观中所体现的狭隘的民族观，也演变扩展为 “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政府被迫在1861 年设立总理衙门，将内外职权划分开来。“在中国同前 ‘外藩’的关系被迫 ‘外交化’以后，中央政府便积极致力于使原 ‘内藩’边地在近代意义上 ‘内政化’的过程”。［6］( P． 10 －15)中国的领土从确立国际疆界、区分内外事务、扩展国内主权、确立国际主权这四个方面由传统的封建帝国母体，脱胎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6］( P． 10 －15)作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领土属性转型，其实质就是在一种地域范围内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和在另一种地域范围内确立近代绝对主权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国家主权职能各方面及相应机构和国家行为的变化。［1］( P． 17)清末的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晚清，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而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层面都与领土属性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 P． 22)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继承了清帝国时的统治区域为新的中华民国的地缘主体，将统治内的民族重新划分为汉民族和非汉民族，而统一的身份是 “中华民族”。孙中山制定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从最初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革命排满”到 “废灭鞑虏清朝”至 “五族共和”。［7］民国先后公布了多部宪法和立法政策，提到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各地方实行自治。如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到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1928 年 2 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在 “改组国民政府案”的议案中提出设立蒙藏委员会等。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在继承清代版图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1928 年民国政府宣布统一中国，“不仅仅要恢复东部中国的 ‘失地’，更要收回和控制北部和西部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的边疆政府”。“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治更接近于原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6］( P． 22)然而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他们只对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行使有效的管理，而对于东北和西部的部分地区的统治仅仅是形式上的，无法实行有效的制度性治理。二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使此前有名无实的边疆治理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领土稳固的新方向发展，并且形成了今天我们众所周知的地缘主体形态。［6］( P． 39)国民党政府极力平衡了满洲、台湾问题，也考虑了原来的附属藩国如朝鲜、越南和琉球问题，甚至没有忽略对亚洲内陆的边疆领土如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的主权统治。［6］( P． 40)到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仍努力将这些领土和边疆问题放在内政和外交的政策中考虑，但是他们更重视与国外争夺对边疆的控制，而忽略了从内政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掌控。“民国政府在前后 38 年时间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民族政策，涉及边疆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但这些政策因受政策环境的局限，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落实”。［8］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对于这些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只是外交上有名无实的主权统治，第二忽略了为这些边疆地区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从而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外蒙古等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族政策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在创始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因此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 ‘民族问题’的立场基 本 上 只 是 在 表 面 上 模 仿 了 ‘列 宁 主义’”。［6］( P． 112)信奉列宁主义关于 “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 “民族自决”。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同少数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加深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6］( P． 117 －120)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努力把民族问题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切体会到民族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为虽然 “非汉民族”被叫做 “少数民族”( minority nationali-ties) ，他们的居住区域被称为边疆地区，但是他们构成了我国广大的内腹地域，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在数量上占少数的问题。［6］( P． 125)因而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各民族平等，初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到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再到 1949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确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抛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理论和政策，而且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确立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9］的关键步骤。

第二条线索是对所谓 “灰色地带”的处理，即解决 “内政”与 “外交”处于交错状态的少数民族边疆问题。具体涉及我国的东北、西北、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解决。作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强、俄国 ( 苏联) 、中国中央政权以及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政治力量，因各自对中国民族国家的 “地缘形体”的不同立场，处于一种合作与争斗交织的复杂关系之中。［10］

东北问题主要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尤为突出，焦点是满洲和朝鲜半岛的问题。作者在第二部分中着重介绍了国民党政府在二战时期极力维护我国东北的利益以及对朝鲜问题的策略。二战中，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使得中国政府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但是如何定义中国在世界扮演的新角色，特别是在亚洲的角色，重庆政府非常矛盾。蒋介石一方面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一方面又要不露声色地反对殖民主义，保证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独立自由。蒋介石选择了朝鲜问题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为朝鲜问题既涉及东北，又关系到中国原附属国的独立问题。如果中国失去满洲，那么对于西藏、新疆、外蒙古这些有英日俄国外势力渗透的地区将是一个不良的开端。对朝鲜本身来讲，朝鲜国家的民族独立问题得以解决，表明中国附属国独立问题能够圆满处理，也能树立二战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形象。［6］( P． 41)1943 年 11 月，蒋介石参加了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的开罗会议，在蒋介石政府的努力下，会议最后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布: “日本攫取的中国的领土，如满洲 ( 中国东北) 、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11］应该说从 1931 年东北沦陷到 1945 年光复，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与朝鲜边境民族的关系，联合抵御日本侵略，就没有现在东北边疆的稳固。

对于北部的蒙古问题，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既谈到了国民政府的态度，又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内外蒙古的政策，以及美国、苏联这些大国对待这一问题的外交手段。作者认为在 “中国的领土转型的过程”中，蒙古问题是一个独特的案例。现代政治严格区分内蒙古问题与朝鲜问题的性质，前者是内政，后者是外交，但是在二战 期 间，蒙 古 问 题 却 没 有 如 此 严 格 的 划分。［6］( P． 85)这表明该问题在中国疆域政治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 1921 年到 1945 年中国北部边疆外蒙古演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如果就此认为 1945 年的 《中苏条约》和 10 月份的投票解决了蒙古问题，则将问题看得太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些从法律上确定外蒙地位的事件恰恰加剧了中国境内蒙古问题的复杂化。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运动的鼓励，利用苏蒙联军占领华北、东北一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自治。由此而起的斗争牵涉到党派、民族、国际关系诸多因素。即便当时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共两党对内蒙民族的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但在维护中国对内蒙主权这一点上，国共并无二致”。［12］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乃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13］内蒙古问题最终获得了解决，并且重申了它 “最初的疆域” ( original territory)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力主实行 “自治”政策，既巩固了与东蒙的关系，也保证了西部满洲和热河的大部分基本区域。［6］( P． 98)

在处理众多的民族问题时，西南部的西藏问题成为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最大挑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历史遗留问题、对立流亡政府的存在、该地区的国际利益及当时达赖喇嘛的巨大权力。［14］西藏不像蒙古和新疆，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远在当时共产党的影响范围之外。［6］( P． 153)所以各种历史文献中都明确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西藏问题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包括众所周知的阿沛·阿旺晋美赴京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班禅大师主持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对达赖分裂势力的铲除。西藏和平解放并建立自治区的进程同样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逐渐升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的主宰，印度发展成为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古老体系的传承，美国作为一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焦点都汇聚到了西藏。甚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利用西藏的暴动并且在该地区发动一场秘密的战争来逐渐削弱北京政府”。［6］( P． 209)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却保持着一再的忍让，对待达赖的政策也以和平容忍的态度为主。1954 年 9 月到1955 年 3 月，达赖与班禅一起被邀请到内地各省参观，并在北京出席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十四世达赖与毛泽东甚至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但是这样的关系却因为 1956 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和1957 年达赖印度之行而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共 产 党 的 政 策 底 线 还 是———可 行 即行。［6］( P． 158 －161)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央政府承认了包括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一律加以保护”。［15］而且在后来改革西藏社会的实践中，渐渐充分地认识到佛教这一与西藏社会文化交往的纽带，加以保护和传承。

四、启示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主线虽然总体上都朝着各自的方向在发展，但是他们的交错与上升促进了历史前进性地运动。中国的领土属性在经历与边疆相关的革命、战争、外交进程中发生了转型与变革。

第一，从鸦片战争至今，是国家的疆界与领土主权密切结合的过程。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主权的权威和控制力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被迫开始。应该认识到，在这一个转型过程中，并不只是直观上的疆域盈缩的改变或边疆事务的处理，也不是“仅仅牵涉到有关国家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宏观举措，而是更加深层次地影响到了中央政府对民 事 和 国 土 资 源 的 管 理 与 运 作 方 式 的 变化”。［6］( P． 7)清朝末期区分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和中国领土以外的外藩问题，使得民族问题变成内政问题。民国时期虽然在各民族内部之间团结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领土范围和主权，并在二战后，极力保持了我国领土属性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民族危亡时刻，成熟完善了 “民族平等”理论，并将其纳入了我国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中。

第二、中国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时，始终遵循着对中国的领土边疆保持中央政府的绝对主权的原则。在针对具体问题上，区域的自有特色与国家的统一管理有效结合在一起。从东北到西北到西南，这些典型的民族事务问题，穿插着国外势力的干扰和各种政府的不同解决方式，具体表现了我国边疆问题的复杂与棘手。新时期，我国的领土属性还会出现不同的新问题，中央政府需要不断地调整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与治理，因此这个过程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但是无论形式如何改变，中央政府对领土边疆行使绝对主权的本质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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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刘晓原． 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及其领土性质的近代转型 ［A］． 李小兵，田宪生． 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 1987 －2007) ［C］．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3．

〔2 〕Charles S． Maier，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5，No． 3，( June 2000) ，pp 807—831．

〔3 〕马大正． 中国边疆研究论稿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74．

〔4 〕马大正，刘狄． 20 世纪中国边疆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4—155，177。马大正． 中国边疆经略史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349—250．

〔5 〕钱凤莲，李伯军． 论领土属性之转型与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J］． 学术论坛，2007 ( 7) : 39—42．

〔6 〕刘晓原． 重塑天下 ［M］． 连续国际出版发行集团，2010．

〔7 〕赵学先等． 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105．

〔8 〕严昌洪，李安辉，吴守彬． 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J］． 兰州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2 ( 1) ．

〔9 〕费孝通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10〕刘晓原． 重塑中国形状: 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思维与中国少数民族边疆 ［J］． 历史教学问题，2010 ( 5) ．

〔11〕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M］． 下卷第 2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02．

〔12〕刘晓原: “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J］． 历史研究，2003 ( 3) ．

〔13〕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 1921． 7 －1949． 9) ［Z］．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95．

〔14〕DNSA-CH00977: China's Minority Nationality Problems［Includes Map and Statistics］，Confidential，Intelligence Report，August 29，1988，14 pp．

〔15〕吴忠才． 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628．